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编者的话
国庆前夕，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在北京为４５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海外华人专家和国外专家组织的代表举行了隆重的“友谊奖”颁奖仪式。
这些获奖的专家们分别来自日本、挪威、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１８个国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７４岁，最年轻的３５岁，其中有的已经在中国工作了１２年。可以说，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汗水挥洒在我国的各行各业。
改革开放１８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其中也凝聚了在华工作的各位外国专家的心血和汗水。
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６年，我国共聘请各类国（境）外专家５７万人次，今年来华工作的专家人数将超过８万人次。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中国建设的史册，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友谊奖”的颁发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他们在中国工作业绩的肯定，也是友谊与合作的象征。
由于版面所限，本报今天选登其中６位获奖专家的专访，介绍他们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以期广大读者对这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专家有所了解，并从中得到启迪。
播种爱心在神州
本报记者施晓慧
在１９９７年荣获国家外国专家局“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中，卫笑心女士可能是唯一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她１９９４年在沈阳创办了辽宁省第一家国外民间慈善机构——美国亚洲医疗服务交流中心沈阳办事处。３年来，中心组织外国专家到偏远地区义诊６次，就诊病人达５４００多人；为孤残唇、腭裂患儿免费手术百余例；邀请１００多位专家举办护理、保健培训和医学讲座２０次，受训人员２０００多人；组织向吉林、辽宁、内蒙古基层、灾区和福利院捐赠药品、医疗器械、衣物等价值人民币２００多万元。
卫笑心，原名珀罗，美国俄克拉何马人氏。１９８６年她来到中国，在吉林空军医学院和师范学院教英语。１９８７年，一次她与学生们到乡村去玩，不慎摔断了小腿骨。在治伤的过程中，空军医学院的师生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了她孤独的心，使她切身体会到高尚人格的力量。因此，当她学习了几年中文，面临人生的两种选择时，她在做生意赚钱或做慈善事业之间，选择了后者。她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卫笑心，取意善良的爱心。她说，爱心能给不幸的人以力量。１９９２年开始，她拿出自己以前做生意时的积蓄，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服务交流中心的筹备工作中。１９９４年，中心正式成立，虽然总部设在美国，但她却有８５％的时间常驻中国。她带领着国外医生上山下乡，送医送药，乐此不疲。她到过辽宁省贫困的康平县山东屯村、台安县黄沙镇和洪水乡、辽中县老大房乡和水灾区肖寨门镇，也去过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和科左中旗等等，一下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她说，贫困地区的人们完全不同于城里人，他们非常纯朴，但也非常需要帮助，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她随身带来了一个大夹子，保存着许多接受过唇、腭裂手术的孩子的照片。我指着其中一张，问她抱在怀里的孩子的姓名，她显得兴奋起来：他叫张京，来自辽宁法库县，是个机灵鬼，人人都喜欢他。看着她那表情，我猜想，那些照片上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都记在了她的心里。
孩子令人想到家庭，我试探着问到她的家庭生活。没想到又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她说她没有结婚。恋爱、结婚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她现在忙得已没有这种精力了。但是，她却把一个身患严重脊椎疾病的弃儿从福利院领回了家。她把这个叫沈腊的孩子当亲女儿一样照顾，孩子也叫她妈妈，她准备明年送她去美国做手术。
卫笑心说，福利院中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多数患有严重疾病。因此她已在筹划与辽宁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一起建一个辽宁儿童手术中心，专门为孤残儿童和家庭非常困难的儿童免费做手术。
我问她，慈善工作非常辛苦，还使她失去了赚钱的机会，不会遗憾吗？她回答得很平静：我觉得只要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够了，没有必要开５辆车、住３套房子。助人为乐可以使人生变得有意义，这是令人激动的。
一个外国人，把中国贫困地区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做，这让人想到了白求恩。我说，受到过你帮助的中国人会像记住白求恩一样记住你的。她说，“记住我并不重要，我希望能通过我使人记住要关心别人，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只要能做就非常重要。”（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挪威的山西专家”
本报记者顾玉清
“山西污染严重，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受聘于我国山西省环保局的斯蒂恩先生，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话说得非常干脆和直截了当。
斯蒂恩先生由于在华工作出色，获得了本年度国家外国专家局代表中国政府为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友谊奖”。当我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兴奋地说：“非常惊喜，没有想到！”他认为，这不仅是对他在华工作成绩的肯定，而且对加深挪威与中国山西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斯蒂恩先生是挪威ＳＩＮＴＥＴ集团工业管理部的一名环保专家。１９９５年３月，他访问中国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接触到山西的环保问题，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为在挪威和山西之间架起一座友好合作的桥梁而奔波、筹划。几个月后，一个由他组织、带队的挪威代表团首访山西。经过对城市和厂矿企业的参观考察，双方都希望在环保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商定的合作第一步是，通过向挪威有关方面寻求赠款，为山西环保局编制“山西省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的可研报告，目的在于申请亚洲开发银行项目贷款。
编制一份能得到亚行认可的报告，是一项比较繁杂的工作。斯蒂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于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１０月，三到山西收集资料，核实数据，讨论编写计划。在山西期间，他没有游览过任何风景名胜，也不愿参加什么娱乐活动，而是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工作上。据介绍，他常常工作到很晚，一般每天只睡５个—６个小时。由于劳累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斯蒂恩经常感到胃不舒服，但他仍坚持工作。然而，当他对记者谈及工作时，却只是说，条件艰苦，工作难度大，这是事实，但只要扎扎实实，一点一点地去做，困难总是能克服的。
对于山西的污染问题，斯蒂恩先生认为，这是目前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好的治理效果，其关键在于要制订总体污染控制规划，以指导和协调方方面面的工作，对环境污染实行综合治理。他相信，只要政府重视，措施有力，山西的水一定会变得更清，天一定会变得更蓝。
今年６月，斯蒂恩先生用挪方提供的赠款，已编制完成了亚行项目可研报告，从而为争取亚行贷款打下基础，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在谈到他的下一步计划时，斯蒂恩略加思索后说，他准备与山西环保专家共同编制“山西省大气污染控制规划”和“汾河污染控制规划”。此外，斯蒂恩还计划向挪威海外发展署申请赠款，用来帮助山西省建立能源环境中心。
斯蒂恩先生为了国际合作的需要，已５次来到山西访问、考察，且每次都是自付食宿费。他对山西环保工作的关心和了解，可以说已超过一般的山西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挪威的山西专家”了。（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人走茶还热
本报记者刘华新
德国专家于尔根·博德先生在中国“友谊奖”颁奖大会上的一段发言博得了满堂喝彩：“我希望外国专家的努力给中国带来的是持续性的效益，而不是在他或她离开中国的时刻而终止。我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人走茶凉’，但我希望在邀请外国专家方面，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人走茶还热’。”
博德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说起来，博德来中国工作，最早还是他学汉语的妻子的功劳。“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的女友到武汉学习汉学，从此我对中国也产生了浓厚兴趣。１９９３年初我在德国科隆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即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申请来中国工作，正好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便如愿以偿来到了中国。”女友离开了中国，却送来了做专家的博德，可以说是“人走茶还热”吧！
现年３５岁的博德在清华自动化系一干就是３年半。他参加了我国两项８６３重大课题的研究。清华大学认为，“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为两个课题的研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文章２５篇，１９９６年荣获清华“科研友谊奖”。
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之余，博德先生还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开设了七门课程。他知道中国学生理论基础较好，但实践能力比较欠缺。因此，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工作难题的能力，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特别需要的革新能力。他向学生介绍说，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大约有一半产品是革新产品，没有革新能力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课堂上，他让学生们模拟进行“革新式管理”。清华大学对他这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非常重视，并向全校发了简报，加以肯定。今年８月，当博德再次来清华工作时，亲眼看到他使用的教学方法得以提倡，非常兴奋。
博德还为中德学术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看到清华软件系统比较落后，便通过他在德国学术界的关系，向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德国技术合作协会申请，赠送给清华一套ＣＡＳＥ软件，并请他的朋友皮奇先生来华讲解该软件的使用方法。他说，这套软件可以说是“软件的软件”，是一个“生产软件的机器”，如果说以前的软件只能编简单的程序的话，那么这套软件使中方的软件开发水平提高了５年至７年。
博德对授予他“友谊奖”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计划今后每年来清华做一次短期学术交流。看来，他对中国、对清华的心还会长期“热”下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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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苦不图报
本报记者史克栋
欣闻今年荣获“友谊奖”的名单中有一名意大利专家，因笔者在意工作多年，故倍感亲切。９月２９日上午，在友谊宾馆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上，记者见到了这位来自水城威尼斯的专家。他就是新疆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二化肥工程外方现场总代表费朗科·博托鲁西先生。
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二化肥工程是国家“九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它的建成投产将使新疆成为全国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对于促进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化肥工程的全套设备全部从意大利最大的化工集团泰克尼蒙特公司引进。为此，博托鲁西先生作为外方现场总代表，于１９９５年９月告别了故乡，来到生活习惯、语言、环境等俱不相同的中国大西北走马上任。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二化肥工程于１９９６年８月机械竣工，比原合同规定提前了８个月，１９９７年３月起开始试车，于５月２３日获得合格的合成氨和尿素产品，创造了国内同类装置开车的先进水平。
在二化肥工程现场，博托鲁西先生忘我的工作精神被大家传为佳话。按照合同规定，在此期间，他可享受三次休假，但他只回国休过一次假，其余两次均因工作忙而放弃。不仅如此，在近两年的工作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自愿加班，每天要工作１０个至１５个小时。周末也不例外，从早上９时３０分一直工作到下午５时，中间也不回去休息，吃在工作现场，每周日几乎都是如此。
一天深夜两点多钟，泰克尼蒙特总部从意大利给他打来电话，他在睡梦中接电话时头部撞到了门框上，鲜血直流，医生给他缝了十几针。但第二天他不顾中方人员的劝阻照常上班。现场的人看他头上缠着纱布、脸色蜡黄却仍坚持工作，无不为之感动。
１９９６年８月，担任教师工作的博托鲁西的夫人从意大利赶到现场来看望他，希望能多陪陪他，但他仍然像往日一样，星期天照样加班，连他的夫人去吐鲁番观光，他都没有抽出时间去陪她。特别是１９９７年３月到５月间，二化投料试车进入关键时刻，冰机因振动问题需要加紧解决，他带领外方专家每天晚上都干到１２时左右，从不计报酬。
博托鲁西先生是荣膺中国“友谊奖”的第一个意大利人。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中国人民的友情他终身难忘。这次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将来如有机会，他将非常高兴重返中国工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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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造中日友好之桥
本报记者孙勇军
９月２９日，北京友谊宾馆多功能厅内座无虚席。’９７年度“友谊奖”颁奖仪式正在这里隆重举行。一位获奖的外国专家代表走上讲台发言：“作为一名桥梁专家，１３年来我得以与优秀的中国人民开展学术交流，这是我人生财富的积累，而这种财富与日俱增，必将成为日中友好的稳定因素。值此获奖之际，我宣誓，倾注毕生精力构筑日中友好的大桥。”场内掌声骤然响起。
讲这番话的就是日本会津工建社社长、日本日中建设技术友好协会创建人梅木信秋先生。
５４岁的梅木先生温文尔雅，但讲起话来却像青年人一样富有朝气和活力。２６年前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即组织四五个人艰苦创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这家原本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拥有４个专业公司的企业，专门从事道路、桥梁建设。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在采访梅木先生和整个颁奖过程中，梅木先生本人只字未提他所付出的努力，倒是邂逅的全国青联副秘书长邓亚军为记者提供了一些资料。
据全国青联统计，１９８４年，梅木先生发起成立了日本日中友好促进会并于当年开始接受我赴日研修生；１９９４年，他又发动日本建筑界友好人士成立了日中建设技术友好协会，翌年３月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关系和接受研修生的协议。
实践证明，选派研修生出国深造是周期短、见效快、培养人才的一个好形式。梅木先生为这项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十几年来，梅木先生先后接受了我研修生１５批共７４人。他们中间有２人晋升为教授，３０余人晋升了高级技术职称，其中不少人现正主持着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和建设项目，涌现出了广东虎门大桥基础结构总工程师陈德荣教授、交通部９５科研新星牛开民等一批为我国相关行业所熟知的著名专家。此外，梅木先生还３０余次率团来华访问，广交朋友。可贵的是，梅木先生多次婉拒了有利可图的经济合作项目，反而投入大量资金，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为接受我研修生和接待访问团组，梅木先生先后共出资近３亿日元。
为了表彰梅木信秋先生长期以来为中日两国青年友好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团中央分别授予他个人及他所在的企业和协会“青年友谊奖”。今年，国家外专局又把最高荣誉奖——“友谊奖”授予了梅木先生。
告别梅木信秋先生，我面前浮现出一座飞架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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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谦逊质朴的克力夫·布朗
本报记者罗春华
６３岁的加拿大专家克力夫·布朗先生，银白头发，瘦长身材，脸上的神情笃定安详，一望即知是个一丝不苟、恪尽职守的人。
１９９６年４月，受加拿大加华电力咨询公司的派遣和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管理局的聘用，布朗先生只身一人来到中国的山西，在万家寨引黄工程中担任项目经理，与天津设计院等单位一起参与了万家寨引水工程第一个土建国标的整个标书准备及评估。在评标过程中，他毫不保留地将自己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传授给中方人员，推动了评标工作的顺利进行。布朗先生在选择施工设计方案过程中，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以水泥代替钢材的建议，在保证安全性能前提下，优化了设计，减少了工程量和工程造价，使主体工程的投资减少了１１２０万元。
布朗先生说，这次获得外国专家“友谊奖”，他感到十分荣幸，并由衷地感谢那些和他友好合作的各国同行。他说，在他来山西省万家寨以前，从未直接同中国人合作过。当时心里是又好奇，又感到忐忑不安。“我最担心的是如何同这些中国同事合作，因为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行为方式。”但是，通过几次讨论会以后，顾虑完全打消了，他发现他的中国同事非常易于相处和合作。“我们通过磋商和讨论来解决问题和缩小差异，渐渐地，我们成了一个整体，工作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乐趣。”布朗先生在山西工作了一年半时间，总共去过中国的３个城市：太原、天津和北京，且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因为出差。问他在假日和业余时间都怎么消遣，他微笑着说：“ｊｕｓｔｗｏｒｋｉｎｇ（只是工作而已）。”他太太在一旁打趣道：他每天工作超过１８小时。布朗先生认真地纠正她：没有那么多，但绝对超过８个小时。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方在国际招标中经验不足的问题时，布朗先生极其诚恳地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全能，我的中国同行在工程设计方面有很高的技术水准，我们是在平等的层次上进行交流合作。我所得到的和我所给予的同样多。”在布朗先生的表述中，记者注意到，“合作”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单词。他说，他取得的荣誉和引水工程的顺利进展都离不开同行们的高度合作。
今年１０月，布朗先生的聘用期满，将返回加拿大。他说很希望能有机会再来中国工作。山西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他喜欢太原胜过了喜欢北京，因为布朗先生是从加拿大小城来的，北京对他来说太大了。另外，山西各种美味的面条也增加了他对这个省份的好感。
即使是在闲聊，布朗先生也一直不改平缓柔和的声调。这种语调没有跌宕起伏，甚至缺乏生动，但却透着真诚和实在。（附图片）
五年来我国聘请外国专家人数
1996年我国聘请外国专家类别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外国专家局
电脑制图：张新姜华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向外国专家颁发“友谊奖”大会于9月2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获奖外国专家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本版照片均由国家外专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