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书评)
专栏：
展示伟人人生，再现历史风云
——读《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南山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经八年余，集体编撰的《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以下简称《年谱》），最近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这位自１９２７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世纪伟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风雨历史进程中，参与和影响了其中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每一重大历史决策，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深深地嵌入了周恩来的名字。《年谱》正是依循周恩来二十六年的总理生涯，紧扣党史、国史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和思考，以全书上、中、下三卷一百六十四万字的宏大规模，揭示了周恩来二十六年多总理生涯的不平凡人生历程，展示了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周恩来精神”。同时，也再现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及其中许多重大历史决策的来龙去脉。
与过去的领袖人物年谱比，这部《年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色。
一是史实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年谱》的撰写依据是建国后保存下来的成万件谈话记录、会议记录、文件、电报、信函等第一手档案材料及周恩来的工作台历、工作日志、几百位与周恩来有过长期接触的当事人的访谈回忆。其中大量的珍贵的文献史料是首次公布。内容既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民族、侨务、科技、文教、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各个方面，也包容了体现伟人情怀的喜怒哀乐、人格个性、情趣风采；既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思想业绩，也勾勒出了一代伟人的精神风貌。
二是秉笔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周恩来是党的领袖、世纪伟人。但任何历史伟人都有局限，就像周恩来自己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完人”。《年谱》在充分反映周恩来的伟大与超凡的基础上，没有把他写成一个一贯正确、事事正确的“完人”，也没有回避他的某些历史局限。尤其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年谱》如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反映了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心境。
三是政治上的严肃性与内容上的可读性。由于年谱这种文体本身的限制，一般读者往往不甚感兴趣。《年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一方面，它不仅仅停留于概括地说明谱主做什么事，而是力求较具体地叙述谱主为何做、怎样做，他是怎样想的，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在内容的选择与安排上，既有重大历史事件和谱主重要思想业绩的大笔勾勒，同时也没有舍弃历史间隙中某些生动的细节写真，人物与历史在大笔勾勒与细节写真的交叙中显得有血有肉、生动完整。这样，《年谱》翻阅起来就不是显得那么干巴、枯燥，而是有相当的可读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党史和国史。目前，反映建国后历史的领导人年谱和传记及党史、国史著作还很鲜见。因此，无论对想了解周恩来、了解党史、国史许多重大决策内幕的一般读者，还是对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学者，《年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集文献史料的丰富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案头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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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传记评介
群雕耸立垂范风流
——为著名民主人士立传
方殿陈新
一套为我国民主人士立传的书《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最近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九本，出版发行后产生强烈反响。
顾名思义，这套丛书的传主，都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事业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爱国的民主党派领袖或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对于这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祖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实事求是地把他们的经历和业绩记录下来，出版面世、发扬光大，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广大读者是很有意义的。
这套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主持，王维玲、缪俊杰担任主编的传记丛书，是一个系列工程。经过有关方面商议，确定了一批传主名单，并邀请有经验的传记作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搜集资料，撰写书稿。根据书稿撰写的情况，第一批出版了九部共约三百万字。其中有杰出的民主战士、著名政治活动家、开国时期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的传记《黄炎培》（王华斌、王燕子著），有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提出过“人口论”的马寅初先生的传记《马寅初》（杨建业著），有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尔后又在民主党派工作而成了民革中央主席的王昆仑先生的传记《王昆仑》（王朝柱著），有著名爱国将领、威震中外的抗日民族英雄蔡廷锴的传记《蔡廷锴》（贺朗著），有追求革命、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殚精竭虑被称为“和平老人”邵力子的传记《邵力子》（朱顺佐著），有中国重工业界举足轻重、在抗战时期立过功勋的石油管理专家孙越崎先生的传记《孙越崎》（宋红岗著），有著名政治活动家、为李宗仁先生回归和两岸统一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程思远先生的传记《程思远》（薛建华著），有著名教育家、早年担任过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民进领袖吴贻芳的传记《吴贻芳》（王澈著），有蒙古族的卓越爱国者、著名政治活动家萨空了的传记《萨空了》（萨沄著）。
这些传记有个共同的特点是资料翔实、文字质朴，真实地记录了传主们或波澜壮阔，或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具有一定的史料文献价值。有些作品比较平实，有的则富于激情，能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与激励。
这套丛书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王光英、程思远、孙起孟、叶选平等十七位领导同志担任顾问，吴学谦为丛书撰写了总序。河北省领导特别是出版局给这套丛书以多方面，包括财力方面很大支持。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第二批书稿正在运作，不久将有另一批民主人士的传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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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苑笔谈
多读好书
袁晞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年出书已多达十万余种，其中初版书有六万种。这些书中有多少到了人们手中，又有多少被读者所读，则不得而知。如今虽然电子出版物等新的知识载体越来越多，读书仍不失为吸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的主要手段。我们国家还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读书是应该大大提倡的事情。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读书就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民的生活内容，只是不同的人多少和深浅有所不同。
我觉得，读书不是为一时所需，今天要考试就看“应试辅导”，明天要“下海”，就买“经商入门”，本本都要学了就用、立竿见影；而是要有大一点、远一点的目标。也不是旧文人“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那种远离尘世地读闲书；而是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总的来说是要提高自己本职工作的业务水平，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综合的文化修养。
读书要养成习惯，成为一日三餐那样不可缺少的事情。所谓没时间读书、找不到书读都是不值一驳的说法，有读书习惯、想读书的人总是有时间、有书读的。当然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多读好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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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录
百年文学理论的足迹
——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
王岳川
一般而言，学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大多抱持一种重往轻来或贵古贱今的态度。如何重新总结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如何把握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这个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繁衍、变化和其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清理一个世纪文学理论的遗产和展望下世纪新的文学理论的风貌，对世纪末的中国文论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如今学界却有一种重学术轻思想、重学术史轻思想史、重作家作品流派研究轻理论整理的倾向，使得当代文论研究变得分外艰难。
可喜的是，黄曼君教授主编的近百万言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写于九十年代，它集中考察了１８９５年至１９９０年近百年的文论史，即在中国现代化总体历程背景下，以中西文化思潮大冲撞、大会合为其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古代向现当代的转型，进行了历史和逻辑的叙述和阐释，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阐释对象。时间纵向上，它由本世纪初的“古代文论”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文论”再到近几十年的“当代文论”三部分组成，而空间横向上，近百年文论又受到了欧美和日苏文论的多重影响。因此，如何把握二十世纪文论的精神，如何弄清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的内在逻辑，如何扬弃那些表面上的泡沫而抓住其内在发展的依据和动力，是非常关键的。我注意到，本书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认识使这部书具有了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本书并没有像一般教科书似的僵硬地将文学理论的发展变成概念逻辑的演绎，相反，他认为，文学理论批评是一种在特定文学观下的“文学活动”，是一种需要体验、总结和对现象加以审美评价的活动，以审美体验为其基础。同时，文学理论又是构筑成理论体系的，即通过一种体系性的阐释，舍弃那些偶然的、局部的东西而将它们整合在一个统一模式中的理论活动。它具有抽象性的超越性，因而与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相联系。在此，主编强调了理论的逻辑活动和文学的体验活动在文学理论史的写作中互相关联的作用。
其次，本书还打破了过去那种将文艺学硬性地分为三大块，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做法。史中有论，论中有评，评中有史，使三者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第三，本书舍弃了那种“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理论发展史的看法，将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分成兴起、创建、发展、展开和繁荣几个阶段，紧扣审美的社会价值观念，注重主体选择的理论形态和批评类型，把握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范畴体系特征，揭示其成就和问题、经验和教训，概括总结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化的形态，从而总结出一套中国新文学理论发展的模式。
这部书具有一个参与并共享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快乐和痛苦、困境和超越的视角，因此，它写出了二十世纪的文学知识分子在理论思维方面的心路历程。书中对传统、现代、当代文学理论演进和裂变的论述，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方面重大问题的分梳和研讨，以及文学创作和批评观念的拓展和碰撞，如比较文学研究，文艺本体论探讨，文学主体性争鸣，文学方法论的引进等，都作了有深度的阐释，进而从总体上推进了文学理论学科的自我反省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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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咬文嚼字》１９９６年合订本出版
深受教师、学生和文字工作者欢迎的《咬文嚼字》杂志不久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１９９６年合订本，最近在各地书店书摊出售。读者从这本新书中，可一口气读到杂志去年的全部内容，能比较有系统地学习语言文字知识，也从中得到“咬文嚼字”的乐趣。（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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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序跋录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汪曾祺
我本来不赞成用“当代才子书”作为这一套书的总名，觉得这有点大言不惭、自我吹嘘的味道。编者的主意已定，不想更改，只好由他摆布，即使引起某些人侧目，也只好不说什么。
“才子”之名甚古，《左传·文公十八年》云“昔高阳有才子八人”。这里的“才子”指德才兼备之士。称有才的文士为“才子”盖始于唐朝。《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名相埒，……宫中呼为‘元才子’。”宋人称为“才子”者不多。元、明始盛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伯虎。“才子”往往与“风流”相连，多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喜欢女人，亦为女人所喜欢，“才子”与“佳人”是“天生的好一对儿”，“才子佳人信有之”。唐伯虎可称才子魁首，他不是点过秋香么？“才子书”大概是金圣叹兴出来的。他把他评点的书称为“才子书”，从第一才子书直至第九才子书。他的选择是有具眼的。现在的这一套书称得起是“才子书”么？别人不知道，我是愧不敢当的。
这套书的编法有点特别，是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收入作者的字画，而作者又大都无官职。“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从这一点说，叫做“当代才子书”，亦无不可。
我的字应该说还是有点功力的。我写过裴休的“圭峰禅师碑”、颜真卿的《多宝塔》，写过相当长时期《张猛龙》、褚河南的《圣教序》。后来读了一些晋唐人法帖及宋四家的影印真迹。我有一个时期爱看米芾的字，觉得他的用笔虽是“臣书刷字”，而结体善于“侵让”，欹侧取势，姿媚横生。后来发现米字不宜多看，多看则易受影响，以至不能自拔。然而没有办法。到现在我的字还有米字的霸气。我不喜欢黄山谷的字，而近年作字每多长撇大捺，近乎做作。我没有临过瘦金体，偶尔写对联，舒张处忽有瘦金书味道。一个人写过多种碑帖，下笔乃成大杂烩。中年书体较丰腴，晚年渐归枯硬，这说明我确实是老了。
我学画无师承。我父亲是画家，但因为在高邮这么个小地方，见过的名家真迹较少，仅为“一方之士”，很难说是大家。他中年以前画吴昌硕，也画过工笔菊花。他作画时我总是站在一边看，受其熏陶，略知用笔间架。小时我倒是“以画名”的，高中以后，因为数理化功课紧，除了壁报上的刊头，就很少拈画笔了。大学，和以后教中学，极少画画，因无纸笔。再以后当编辑，没有人知道我会画几笔画。当右派以后我倒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画了两套册页，《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我立了专案，让我交待和江青的关系，整天写检查，写了好些“车轱辘话”。长日无聊，我就买了一刀元书纸，作画消遣。不想被一位搞舞美的同志要去裱了，于是画名复振，一发不可收。我很同意齐白石所说：作画太似则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因此所画花卉多半工半写。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近年画用笔渐趋酣畅，布色时或鲜浓，说明我还没有老透，精力还饱满，是可欣喜也。我的画也正如我的小说散文一样，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此文是汪曾祺先生生前为《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写的自序。该丛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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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构东方文化
——关于《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
孙晶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展示东方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一至四卷，近日正式与读者见面。这套丛书由学养深厚的东方学专家黄心川、巫白慧、金宜久、楼宇烈、尹丝淳、徐远和等担纲执笔，充分展示了我国学者对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现代重构问题的深层思考。丛书第一卷《月亮国的智慧》是印度文化专辑，第二卷《风流与和魂》为韩国与日本文化专辑，第三卷《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专门探讨如何重构东方文化的问题，第四卷《信仰与理性》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专辑。
在古老的世界文化中，东方占据了三大文化，即印度文化（包括梵字文化圈的南亚与东南亚文化）、阿拉伯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圈的中亚、西亚和北非文化）和中国文化（包括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文化），学者们把这三者统称为东方文化。古往今来，东方文化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蕴涵、恒久的价值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学人和广大民众，而且在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今天，以往看上去不相关的各文化圈（主要是指东方与西方）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日渐活跃，使我们已置身于各种不同文化氛围之中。于是，在这种难分伯仲的文化大交汇中，如何正确地领会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各种不同文化作出比较选择，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丛书的作者们普遍认为，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东方文化在东方反而被看作了阻碍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消极的、具有负面效应的“国民性”。仿效西方，以至于“西化”，成为自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近一百五十年间东方文化思想的浩浩潮流。然至今日，东方各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纷纷探索东方文化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存体的可能性问题，本民族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
东方文化现代重构的意义重大，它不仅影响着东方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将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于是，对东方文化的特殊性问题，以及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关连性问题的研究，是东方文化专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特别是把东西方文化加以比较研究，跳出西方的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更为重要。东方文化到底能不能在新时期抓住复苏的机遇，关键在于它能不能立足于其本身的深厚根基，找出其生长点，并适时地进行现代重构。同时，能否重构也是一个需要共识的问题，只有取得了东方各国思想家、理论家们的共识，这种重构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效用。学者们在丛书中还对东方文化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能起什么作用，以及在世纪之交思想家们如何展现其哲学睿智、阐释传世宏论提出了不少见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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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色纷呈的“求索文丛”
以精心组织、内容厚重、装帧精美见长的学术文化随笔丛书“求索文丛”，日前已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该丛书首次推出《翻了一半的书》、《学人今昔》、《心理的单间》、《和友人对话》、《故园风雨》等五种。
李洁非著《翻了一半的书》，导引读者以理性的目光“穿过古老星空”，不光对人们熟知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韩非等先哲重新解读，而且对文坛现状予以扫描，誉美挑刺、独具只眼。谢泳著《学人今昔》与其《旧人旧事》一脉相承，作者一如既往关注旧文人在新时代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细品可以加深读者对中国读书人品格、际遇的进一步了解。智效民著《心理的单间》，除了探索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道路缘何“短路”外，留心挖掘乡邦先贤的高风亮节，有益于启心智广见闻。丁东著《和友人对话》，同样以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为轴心展开，所以钟情对话体，一是希望将阅读的愉悦还给读者，二是看重对话不但可以记录思维的最终结果，还可以展示思维过程本身。
（陈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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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拘一格的《巴山鬼话》
巴山鬼才魏明伦，写戏不拘一格，著文又何尝有定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巴山鬼话》将魏明伦前些年编剧之余“剩墨”泼洒的各类文字——杂文、散文，文言、白话，长短各异、体例不一的文章辑成一册，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魏明伦诡异多变的文章思路和语言风格。与其剧作一样，这些文章也都浸透着巴蜀秀才特有的川菜风味——麻辣与清淡兼容，浓烈而不乏余蕴。书中收入作者杂文、散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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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新篇
应时而生的实用学科
——《国际商业谈判学》述评
未迟
丁建忠的《国际商业谈判学》一书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立足于当前我国国际商业贸易发展状况，结合国际通行的商业谈判规范及其法律、文化背景，是一部开创性的理论专著。作者有二十六年涉外经贸谈判经验，他从１９７９年就已着手搜集、整理国内外有关资料，在侧重实用性、操作性的同时，更将国际商业谈判这一新兴实用学科放在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作者从四个环节上构筑这门学科的理论框架：一、国际商业谈判学概论，它包括历史溯源与现状概括；二、基础研究，包括谈判分类、谈判构成要素的界定、谈判的基本程序与组织法则以及谈判具体交易条件的构成；三、系统研究，包括谈判人的综合素质、谈判的思维与策略、谈判的语言等；四、固件研究，这也是作者基于自己的实践体会提出的最有独创性的内容。他将自己多年国际商业谈判经验中得出的最生动、具体而又深刻的感受归纳提炼成操作性、技巧性很强的内容，使本书不仅有高屋建瓴的视角，也有伸手可及的实例，而这正是一部实用学科的基础理论著作应有的风貌。
在遵循国际通行的商贸谈判规则的同时，《国际商业谈判学》作为一部中国人写、为中国人看的实用理论著作，也着意营造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理念。譬如，在某些国家或民族的商业文化价值观中，商业谈判过于强调竞争，双方利益的分配全凭规则支配下双方实力的硬性较量来达成。而丁建忠则强调适当妥协的艺术，即如何通过巧妙的迂回、让步来实现双方最终的目标；既要以我为主，又要顾及对方，辩证地把握谈判过程中的主客关系；既要遵循国际通行的商贸谈判法则，又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条件采取灵活策略……这些观点、方法其实正是脱胎于千百年来中国政治、商业、军事、外交等领域丰富的文化传统。书中对当今世界商贸领域十来个重要国家及民族的谈判风格及其文化背景均有具体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商贸体系的日益交融，中国的工商企业及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涉外商业谈判将越来越频繁。外贸体制改革后，特别是一些企业在外贸经营权下放后，许多没有相关经验且未经培训的人员仓促上阵，不仅许多商业谈判的形式欠规范，谈判中的失误和事故也很多。在这种形势下，这本《国际商业谈判学》，不仅在建立学科基础理论上填补了空白，同时在满足现实需求上也是适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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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市掠影
●刚刚闭幕的第四届北京图书节，不像以往书市有几本众人瞩目的热门书大出风头。虽然那几本正走俏四方的“明星自述”也在本届图书节露面，且有明星作者前来签名售书，以推声势，然而最终销量也就那么回事，未见有哪本书堪称本届图书节的火爆节目。人们购书取向的多元化，应视为读者的需求日趋成熟、理性的结果。
●图书节期间，正值中共“十五大”召开。大会的重要议题也立即反映到图书市场的变化上来，明显的征候就是，关于资本运营、企业购并和股份制的书籍销量那几天里迅速上升。这或许已经给了出版界一个信号。但愿日后不会被一窝蜂地炒选题以致市场上迅即冒出无数大同小异、良莠不齐的同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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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又添新篇
《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名牌图书，自１９６１年问世以来，累计印数上亿册。现在，它的姐妹篇《社会科学十万个为什么》又出版了。这套书由罗竹风主编，共有六册，分别介绍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法律、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常识。
文学方面讲了古今中外名人个性、爱好和对名著的分析、评价；艺术方面讲了世界名画、名雕塑、名曲，以及我国的书法、园林名作；历史方面讲了中华民族的由来以及世界五千年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哲学方面有《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基本要点，逻辑推理和判断的方法等；法律方面讲了美、英、法、日等国一些法律常识、判案依据以及各种刑事犯罪的定性和常用法学概念；民俗文化包括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称谓、礼节等。这套书虽然是为少年儿童编写的，但对其他年龄的读者也有裨益。（朱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