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
方毅同志生平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对外经济战线和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方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５时７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１岁。
方毅同志，又名方清吉、方静吉。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６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时期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信仰共产主义。１９３０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在闽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期间，多次作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深入安溪、南安、永春一带，传达中央指示，组织和发动安南永边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和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游击战争，为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南方游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３４年底，方毅同志去上海接受党的工作任务时被捕。他在国民党狱中受尽酷刑，始终没有暴露党的地下组织，最后被判重刑，打入死牢。在这期间，他一直带着沉重的脚镣，但坚贞不屈，多次和难友参加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毅同志于１９３７年８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奉命赴湖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在黄安县七里坪，以新四军四支队后方留守处为掩护，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培训抗日骨干，着手建立与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１９３８年６月，日寇即将进犯鄂东，他赴黄冈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组织农民收缴大批国民党溃兵的武器，成立了千余人的鄂东游击大队，活跃在黄冈、麻城一带，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第一枪。１９３９年２月，方毅同志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从鄂东进入安徽，参加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４月，任中共苏皖省委委员；５月，任津浦路东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率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纵队和战地服务团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地区，参加开辟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７月，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１９４０年３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这期间，方毅同志参与领导淮南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参与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领导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和地方干部的培训，为淮南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以后，方毅同志历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方毅同志主要负责华东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在后勤人力、财力、物资供应上，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华东地区共动员民工１０７万人、随军民工２２．５万人、担架１．５万多副、小推车８万辆、供应粮食１．１亿斤，从而保证了我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
１９４９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２月，方毅同志历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第二副书记，主要负责财政经济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加强税收，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迅速打开全省财政经济工作局面。他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和公路建设，倡导和亲自参加了古田水电站的建设并培养了一批水电干部，筹建了若干地方企业，进行工商业调整，为建国初期福建生产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５２年３月，方毅同志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书记，兼任市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书记、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市的财政经济和综合计划等工作。他善于把党的政策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处理各种问题，对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３年９月，方毅同志调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财经政策和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六条财政方针，对加强新中国的财政管理工作做出了贡献，并为建立企业财务制度和创立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１９５４年８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方毅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到越南帮助工作，１９５６年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同志出使越南，先后长达７年之久，为帮助越南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决定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方毅同志从越南奉调回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党组书记。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先后担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党组书记。方毅同志在领导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他从援外政策和援助方式的制定到援外项目的组织实施，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方毅同志参与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制定，并在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认真贯彻执行。方毅同志曾多次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许多国家，探索因地制宜、切实有效的援助方式，并深入细致地组织实施各项重大的援外项目。他在长期主持对外援助工作中，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为支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帮助新独立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加强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毅同志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了诬陷和残酷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期间，为了完成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确定的援外任务，维护国家信誉，履行我国政府对外签订的协议，方毅同志虽身处逆境，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支持下，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十分繁重的对外援助任务，使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方毅同志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国家科委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方毅同志１９７７年１月到中国科学院后，团结党组一班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科技界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整顿科研秩序、组织科技队伍，为受到残酷迫害的数百位著名科学家、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平反昭雪。
１９７７年８月，方毅同志协助邓小平同志筹备、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认真听取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彻底否定了对“文化大革命”前１７年全国教育战线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错误评价，并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方毅同志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科技和教育界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推动教育部门在当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从１９７７年９月到１９７８年３月，方毅同志又全力投入筹备和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亲自领导会议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正是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振奋人心，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毅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经党中央批准，在他领导下，恢复和重新组建了国家科委，制定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新方针，强调科学技术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实验室成果向生产转移、军用成果向民用转移、先进地区成果向后进地区转移、国外成果向国内转移。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我国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部署了一批大的科学工程和一大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机构在全国率先取消“革命委员会”，实行所长负责制，科研工作很快获得新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活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新焕发生机。他还积极推动学位和学术职称制度的重新建立，并担任我国第一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主张尽早恢复科学技术奖励制度；重视基础教育，提出对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授予特级教师称号；提倡加快高等教育建设，发展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鼓励多种形式办学，广开培养人才之路。
方毅同志坚持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商讨双边科技合作。１９７９年１月，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了有关高能物理、航天、基础研究等多项合作协定。他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和进修人员，并且改革了留学管理制度。８０年代初，他多次邀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共同研讨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对打破封闭的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走出国门，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方毅同志一贯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发展基础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亲自过问和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十分关注高技术在我国的发展，领导和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研究开发。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他从１９７８年起连续９年，每年率领上百位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方毅同志特别重视技术政策的研究，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在他的支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开展了我国能源、交通、通讯等十几个重要产业领域的技术政策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１９８８年以后，方毅同志担任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２年，任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主持政协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贡献。
方毅同志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方毅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方毅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尽力为广大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帮助科技人员解决实际困难。他以诚待人，虚心求教，并与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结成知交。
方毅同志一生勤奋好学，从３０年代起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坚持学习外语，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了解国际最新科技发展，虚心向各界专家学者请教，是一位学识渊博、深谙管理、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喜好绘画、围棋，并出版了书法集。
方毅同志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一贯坚持党性原则，敢于坚持真理，为党和国家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工作作风踏实，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遵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深受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崇敬。
方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在６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使我国对外经济战线和科学技术战线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贯彻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而努力奋斗。
方毅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
（附图片）
①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方毅同志陪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见非洲客人。
②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方毅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在美国访问期间观看休斯敦马术竞技表演。
③１９９３年２月，方毅同志及夫人殷森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一起。
④1956年7月，方毅同志与越南胡志明主席在河内主席府。
⑤1941年冬，方毅同志（左三）与陈毅（中后）、罗炳辉（右四）、张云逸（左五）、张爱萍（左四）、刘顺文（左二）、周骏鸣（右一）等新四军二师部分领导人在一起。
⑥1977年8月，方毅同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接见青少年科技爱好者。右一为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同志。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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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会见美国客人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杨国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今天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金·克拉克。
李岚清对克拉克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哈佛大学是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同中国有关部门和院校在人才培训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这一领域的交往与合作。
他指出，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加强在贸易、教育、人才培训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对两国有利，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克拉克在会见中表示愿意加强与中方的合作。
国家教委副主任陈至立、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孙维炎等参加了会见。
近年来，哈佛商学院已为中国有关部门开办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主题为全球商业、政府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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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镕基会见轻工集体企业职工（社员）代表时说
轻工集体企业要面向市场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魏赤娅、新华社记者张锦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今天在会见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社员）代表大会代表时说，轻工集体企业要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以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朱镕基说，轻工集体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在今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市场需求在不断地变化，而轻工集体企业还难以完全适应这种变化，当前轻工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对于小型企业，要继续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下可以搞得更活一点。小型企业的亏损问题也会解决得好一些。对于这个问题，既要看到难度，更要看到很有希望。
朱镕基强调：搞好轻工集体企业，一是要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要致力于减轻企业的负担；二是要把轻工集体企业真正办成职工和社员自己的企业；三是要进一步在生产经营管理上下功夫，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切实把轻工产品的质量、品种搞上去。他表示相信，轻工集体企业只要扎扎实实地按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抓下去，一定能在三年内摆脱亏损困境，实现全行业振兴。
国务委员宋健，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崔占福和中国轻工总会会长于珍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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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多家报纸发表评论认为
江泽民主席访美意义重大
本报香港１０月２７日电此间多家报纸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发表社论、社评，认为这是一次世纪之行，意义重大，并祝愿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历史机遇，开创中美关系新的局面。
《文汇报》在题为“江泽民访美意义重大”的社论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２１世纪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格局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社论认为，“阻遏中国”，不是美国的主流，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总统克林顿日前再次明确阐述了以“全面交往”作为美国对华政策主轴，同时也“表明歧见和尊重对方”。这是务实的明智的政策。
《香港商报》在题为“世纪之行，世界瞩目”的社评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是当今世界的重要事件，不仅两国人民期待已久，也为世界瞩目。在此世纪交替之际，两国领导人表明将以积极态度开创未来，将给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带来福祉。
《大公报》在社评中认为，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问题，中美两国关系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因此，美国不但要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及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
《明报》在社评中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江泽民主席访美可稳定台湾海峡局势。
今天就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评论的还有《东方日报》及《成报》等中文报纸。此外，不少报纸还辟专版、专栏刊发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消息和有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文字资料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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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浩田会见陈庆炎一行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６日电（记者刘云非）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一行。
迟浩田说，中国和新加坡是友好邻邦。两国建交以来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很好。发展中新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东南亚的稳定和发展。他说，陈庆炎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此次访华将促进两国在军事领域友好合作的发展。我们愿意为建立面向２１世纪的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作出努力。迟浩田说，中新两国、两军领导人互访不断，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对新加坡人民怀有友好感情，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视发展与新加坡军队的友好合作关系。他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共十五大、香港顺利回归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０周年的情况。
陈庆炎说，新加坡同中国有着很好的政治、经济关系，两国人民有着特殊感情。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促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新加坡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稳定，愿同中方加强在防卫领域的合作。双方还就其它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将等会见时在座。会见前，迟浩田主持仪式欢迎陈庆炎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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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年会见新加坡客人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７日电（记者张荣典）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今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一行。
张万年说，中新两国是友好国家，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顺利发展。他说，陈庆炎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这次访华是新加坡军方高层领导人首次访华，这是中新两军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将推动两国、两军友好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新两国、两军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益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张万年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情况。
陈庆炎说，新中两国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观点，两国都需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从事国家建设。他表示相信，他这次访华将有利于两国在防务领域开展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将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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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出访法国以色列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６日电应法国和以色列两国政府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今日离京前往上述两国进行友好访问。
温家宝的主要随行人员有：中共中央委员、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成仁，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