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追赶型经济的思考
冯昭奎
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在亚洲、拉美等地区，出现了一批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而进入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本文拟对处于追赶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以下简称“追赶型经济”）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挑战与机遇
追赶型经济既面临着挑战，又面临着机遇，而且两者往往很难截然分开，在许多场合挑战与机遇甚至可看作一块硬币的两个侧面。外国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为追赶型经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带进了资金，带来了企业管理、市场开拓的经验和“诀窍”。但是，外国企业进入追赶型国家，往往成为当地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而使当地的“民族工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当外资有选择地进入追赶型国家的一部分产业领域时，在当地往往得不到相关的外围产业或基础产业的全面支持，或者需要从外国增加进口有关的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或者需要在相关的外围、基础产业领域进一步扩大引入外资，这又会引起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导致出现外贸赤字）。
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对于追赶型国家也具有机遇兼挑战的双重意义。由于信息化技术具有较易转移、扩散的特点，在世界信息化潮流的带动下，追赶型国家有可能提前（相对于工业化而言）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来推动和改造工业化，甚至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同时，信息化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范围的资源重新配置，从而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这也为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条件。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信息通信革命的迅速进展及全球信息网络的日趋形成，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差距，在信息领域面临“受制于人”的危险。同时，为了在信息等高技术方面学习先进，追赶型国家既需要改善对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关系，又需要坚持对某些大国的“霸权心态”作斗争，防止陷入对某些技术最先进的大国的“依附”状态。这就需要处理好外交战略的自主性与追赶战略的现实需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捍卫国家主权的关系，同时也需注意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一方面，在机遇中蕴含着挑战，另一方面，在挑战中蕴含着机遇。发达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以“无限的资源”、“无限的环境”作为其发展的“初始条件”的，然而，当今追赶型国家推进工业化却遇到了“资源有限”、“环境有限”的挑战。这促使越来越多的追赶型国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追赶过程作为一种创造与革新的过程。从长远看，这也是一种机遇，即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更加健康、合理的，体现人与自然协调的新文明的机遇。
挑战与机遇也来自内部。由于历史原因，多数追赶型国家往往背负着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包袱。这种传统关系的包袱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不认真对待这类来自内部的挑战，就难以接受来自外部的挑战，难以抓住来自外部的机遇。
制度与政策
为了迎接挑战，抓住机遇，追赶型国家往往十分重视吸取、借鉴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然而，事实表明，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有些在外国行之有效的政策拿到本国来并不适用或难以仿效。战后日本的技术引进政策被认为是十分成功的，但是，一些追赶型国家虽想仿效却很难学到手，长期陷于盲目、重复、偏重硬件的低水平的技术引进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有着与日本不同的具体制度和机制的条件。这说明在具体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勉强引进外国的特定政策是很难奏效的，甚至还可能产生副作用。
因此，在借鉴、仿效外国的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之际，需要认真考虑本国的具体制度、系统是否具有实施、贯彻这种政策的能力。同时，积极、主动地推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在政府决策方面，需要通过建立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培养熟悉乃至精通经济、法律并具有较高的文化、道德素养的官员队伍。在科技发展方面，要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积极追求技术进步的科技发展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通过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尽量避免不同社会阶层间、不同地区间乃至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利于动员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加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来，并相应减少破坏性因素；对构成社会基层的农业、中小企业（包括经营困难的大企业）等部门的广大劳动者，要加强关心、扶植和支持，防止他们产生一种“被排挤”在发展过程之外的心态；还应该促使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成员能够接受、理解的国家统一目标，能够为实现长远、根本的发展目标而牺牲局部的或个人的短期利益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稳定方面，需要形成防止社会矛盾扩大，并对由此产生的紧张对立乃至社会混乱进行控制的能力和机制。
政府与市场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要政府还是要市场”，因为政府与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因此，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现实是在不完全的政府和不完全的市场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形成的各种组合中进行选择。而对于追赶型经济来说，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廉洁的政府。
在追赶型经济中，往往存在着市场欠发达，市场体系不完善问题，或者仅仅存在地方性的分散市场而未能确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同世界市场的接轨和结合也远未完成。因此，追赶型国家政府的作用除去经济教科书中所指出的诸如弥补市场的缺陷、促进分配的公正、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之外，还需要加上“培育市场”这一条。为了实现培育市场的目的，追赶型国家政府需要狠抓三个系统：（１）生产系统；（２）金融系统；（３）教育、公共设施等社会基础工程系统。
在生产系统方面，重视制定和实施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有效的产业政策以引导追赶过程，是追赶型经济的共同特征。然而，在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仅仅限于本国范围的产业政策，而需要研究、制定促进国际产业分工（特别是水平分工）的政策。从追赶型经济方面来说，在积极谋求导入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的同时，需要努力增强外来的先进的生产能力与本国原有的生产能力之间的衔接与平衡，防止出现“先进的外来生产系统”与“落后的本地生产系统”并存的“二重结构”，并突破由于导入外来的先进生产能力而导致整个生产系统出现“瓶颈”，进而带动本国的整个生产系统的“进化”。此外，推动发展本国的大型的企业集团，使之与外资企业抗衡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发展大企业集团还可以通过使一部分市场联系“内部化”来弥补市场欠发达所带来的信息不足等问题。
在金融系统方面，既要在金融领域缓和管制，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积极导入竞争机制，又要大力加强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能力；既要大力提高国内的储蓄率，又要积极利用国外的资金，特别是发展长期资金市场；对流动性强的国外短期资金也要视本国金融系统的能力加以适度利用，同时高度注意保持外汇行情与金融资本市场的稳定。
推进教育等社会基础工程的建设，并通过科学的管理促使社会性资本公平地向全体国民提供服务，被认为是各国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对于追赶型经济来说，发展教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各国在现代经济增长方面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有关新生产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传播，而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则取决于一国人口中适龄人口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同时，教育的普及本身就是一个极重要的现代化成就，因为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人们的生活质量。
总之，推进生产系统的发展以增强市场的供给力，推进金融系统的发展以增强对生产系统的资金供给力，推进教育等社会基础工程系统的建设以增强对整个经济的人才供给力并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这是追赶型国家的政府与市场的最关键的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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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探索
构建经济发展道德及其意义
朱有志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道德体系，不仅是道德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经济实践运作的急切呼唤。新的道德之花需要植根于新型经济的沃壤之中，新的道德大厦必须矗立在现实经济的坚实大地上。为此，本文在提出经济发展道德、经济运行道德和经济交往道德三个概念的基础上，着重论述经济发展道德。
经济发展道德、经济运行道德和经济交往道德分别为经济道德系统的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次。所谓经济发展道德，是指经济发展活动中所应有的道德规范。
在经济发展的活动系列中，不论是发展战略的抉择，还是发展战略的实施；不论是发展活动的谋划，还是发展规划的践行；不论是发展的环境营造，还是发展的机制构建，凡此等等，都会触及人们的利益神经，因而，对经济发展活动的道德评价就是客观的必然。
目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相应的经济道德理论系统尚不完善，原有的道德规范在新的经济行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而道德目光的“无孔不入”的特性又“迫使”人们对新的经济行为进行道德的评判，这样，观念的陈旧、标准的紊乱、结论的矛盾也就是势之所然。如一方面为发展市场经济，我们鼓励兴办三资企业，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样，经济学界公认的“剥削”现象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我们又鼓励利他思想和奉献精神。对这种不同的“鼓励”到底应作何道德解析和道德评价？可谓人云亦云，莫衷一是。经济道德评价标准的模糊性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坚定性，因此，对不同的经济行为作出不同的道德要求，有助于人们在经济行为中寻求不同的道德依据而“心”安“理”得。
经济发展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利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集体主义原则，在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利群”。那么，经济发展道德应有哪些规范要求呢？
其一，效益结合速度。一讲经济发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速度。因为发展总是有一定速度的发展。但从“利群”这一原则出发，一味地、片面地追求速度本身就不利于发展，因而也无益于群体利益，所以，经济发展的道德要求从战略上讲，应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核心，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例和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其具体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为此，必须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必须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这些，都是“利群”原则的具体要求。
其二，效率兼顾公平。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发展活动中无法回避而又必须贯彻的经济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以提高效益为核心，而要提高效益就必须讲求效率，因此，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也就需要我们重建公平观。效率不可能只是单方面利益的无限追求，效率的实现过程同样蕴含着公平点的确定。我们追求的是力量竞争和妥协过程的公平，通过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弱化力量竞争的摩擦和内耗，强化力量竞争的协作和利益的共享。这种公平观就是当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从根本上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公平观。
其三，局部协从全局。在经济发展活动中，对局部利益的最有效谋求，有“利”于局部之“群”，在不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甚至有利于全局利益时，这无疑是合乎经济发展道德的。但是，一旦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必须使局部服从全局。正确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是经济发展道德的基础。显然，在一定条件下局部利益是有“利”于局部之“群”的，但利益是动态的，群众是整体的。全局利益的缺损，最终有损于局部利益的实现。这样，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从根本上看，从长远上讲，就不但有“利”于全局之“群”，同时亦有“利”于局部之“群”。这就是“局部协从全局”的道德依据。
其四，目前虑及长远。人们从事经济发展活动，其直接原因乃是出于眼前的现实需要。因此，经济发展活动对目前利益的考虑，不但是情之所致亦是理之所然。但是，正如经济发展活动本身是发展的一样，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也是发展的。这样，在经济发展的恒长序列中就要求人们理性地考虑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当目前利益不影响长远利益的实现时，谋求有利于群体的目前利益是道德的，一旦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生“摩擦”，就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牺牲”目前以利长远。目前利益虑及长远利益的道德要求，是人类经济道德理性的智慧闪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人类的经济发展现实有贪图眼前利益的“嗜好”：一是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上，表现为短期经济行为，只图“潇洒走一回”的近期效应；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破坏生态平衡和人类环境。经济发展道德要求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目前的“群”体，也有“利”于未来的“群”体。
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对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改革开放措施没能引起一部分人的道德认同。有的认为，引进外资，让外国资产阶级在我国发财，是对资产阶级的“积德”，是对本国劳动人民的“缺德”；有的认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对少数强者的“积德”，是对多数弱者的“缺德”。对此，我们若机械地、孤立地、片面地作道德逻辑审视，也就无疑要做这种道德逻辑的精神俘虏。然而，既成的道德范式框住了人们道德思维的视界，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道德理论的生长点和开辟新的放射道德智慧光芒的窗口，以便对新的道德行为做出新的道德阐释、给予新的道德规范，对非道德行为以新的道德鞭挞。
由于“利益”的诱惑，由于“利益”的多层性、多样化等原因，高层的宏观经济决策的“利群”原则，在具体运作进程中，未必能保证在各个层次的有效实施。放眼现实，种种不符合经济发展道德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当正确的经济发展行为规范提升到道德高度来规范时，我们就不仅能从单纯的行政上或经济上予以“他律”，还能从道德角度以“自律”。同时，从舆论监督角度看，也增加了群体的道德舆论监督“窗口”。这样，对各级有关经济发展的行为主体的自我道德规范和对非规范性行为的道德鞭挞，就有利于总体决策的“利群”原则的实施，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沿着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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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政治发展研究的新视点
志民
近年政治发展研究所关注的是如下一些新视点。
一、关于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政治学学者所关心的主要是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政治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从而也显现出全球化趋向。政治的全球化要求各国的决策者要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在谋求政治发展时制定出开放的对外战略。有的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它们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企图把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向全世界扩张，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大同或一体化。这种西方沙文主义的全球化理念烙有不平等与强权政治的印痕。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具有与“西化”、“全球一体化”不同的一般性涵义，它意味着开放性与多元性取代封闭型、均衡性。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必须是多元共存，每个民族国家、社会的政治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有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表现出来。其根源是西方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进行文化扩张，向全球推广其政治体系模式。因此，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必然是在对普遍价值的吸收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抗争中进行的。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人认为，全球化影响、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关系，两者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中国政治发展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二是我们的现代化政策可能受到西方对华政策的制约；三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及主权也可能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四是我们的政治发展实践受到了西方发展理论的影响。
二、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讨论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标准及政治文化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政治人主体意识确立和增强的过程，它表现为公民对自我地位、政治能力及政治生活的认识发生变化，政治文化日渐世俗化等。他们认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对政治参与有深刻影响。个体独立意识及政治能力感的增强，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本质的认识的改变等，都会直接影响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世俗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标准并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世俗化的现实主义取向导致或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合法性危机；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取向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政策实施上的困难；世俗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完全否定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在世俗化的无情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整合遭到破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自我疏离感日益加剧，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冲突接踵而至，社会和政局动乱时有发生。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从本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实际出发，开辟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民情的独特政治发展道路，创造出一种新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融合传统和现代的合理因素，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决不能教条地根据西方政治文化标准来确定所谓的政治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
三、关于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关注的焦点是我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特点。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变革是全面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或政治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政治发展的主题应是调整政治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强化中央权威、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保持政治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其中政治稳定、政府能力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政治发展的“度”。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目前特别需要加强政治整合的能力，牢牢抓住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打击社会犯罪的力度，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应有的权利。他们认为，把握政治发展的“度”与过程，要同全面把握政治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相协调。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成为政治发展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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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学术研讨会”探讨
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
杨园
儒释道三教由碰撞、冲突走向融合与合一，是中、韩、日三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最近出席“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对这一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强调应该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融合精神。中、韩、日三国６０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研讨会，并发表了３６篇论文。
与会学者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然经历的整体系统化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交融，强化了中国古代社会所必须的人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从一个角度说，是一个辟佛与融佛，看似对立，而实为统一的历程。这个历程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融合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融合精神中，又以“和而不同”为根本特色，即这种融合精神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宗旨，而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因此，自东晋以后开始形成的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始终共存并进。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冲突交涉中，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但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各自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还是儒，佛还是佛，道还是道。面对今天世界文化发展全球化和多元化并进的格局，中华文化的这一“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当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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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柔性管理》
叶忠海
郑其绪撰写的《柔性管理》一书已由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一次对柔性管理的概念给予了科学的界定。该书认为：“柔性管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法，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的意志变成人们自觉的行动。”作者在书中概括和论述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一）柔性管理的本质特征：阴柔原则与软性控制。（二）柔性管理的鲜明个性：在质的方面表现为模糊性；在量的方面表现为非线性；在职能上表现为塑造性；在方法上强调感应性；在效果上表现为滞后性。（三）柔性管理的基本原则：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直接重于间接；个体重于群体；肯定重于否定；身教重于言教；务实重于务虚；执教重于执纪……如此等等。这些，无疑在管理领域中既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又有广泛的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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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出版学概论》
魏玉山
袁亮同志主编的《出版学概论》，最近经新闻出版署编辑出版教材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专家论证通过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３０多万字的《出版学概论》，是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列为编辑出版专业高等院校教材中的一种。与国内外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理论色彩较为浓厚，基本知识较为丰富。这本书对出版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如出版物、出版工作、出版系统、出版过程、出版管理、出版方针和出版原则、出版自由和出版法制等重要范畴，又如出版两重性的关系、出版内部各环节的关系、出版与社会的关系、出版与市场的关系、出版工作的中外关系等重要规律，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介绍。二、坚持优良的出版传统，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出版实践经验和出版研究成果，既介绍了出版历史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阐述了当代出版工作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和发展趋势。三、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介绍相对稳定的知识。这本书对许多重要问题，比较客观地介绍中外各种观点，并进行中肯和公允的评述，以利读者比较和思考。同时，作为教材，又阐明了相对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利读者有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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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
章云
红旗出版社新近出版、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一批教研人员撰写的《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一书，从哲学一般的研究，到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继而深入到市场经济哲学学科系列的研究，体现着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向，也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
《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分上下两编，共２５章。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坚持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市场经济形态和体制、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和特殊，做了广泛而有侧重的比较深入的探索。关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合理性，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等等，在该书上编的１５章中，都有专门的辩证的论证和阐述。《市场经济的哲学研究》下编各章，所涉及的都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关系的论述。例如：正确处理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辩证关系，这是事关发展市场经济大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好先富、后富、共富的关系，坚持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共同发展，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关于发展城乡市场，城市中心市场要带动农村广阔市场，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些阐述和论证，科学总结了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揭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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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史》
樊文
传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须臾不可相离的要素。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历史久远，但研究传播活动规律及其功能的传播学，却是在本世纪４０年代才产生。在我国，则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从西方引进，先是翻译消化，后是运用其基本原理，对我国传播事业和传播活动进行评析。由于制度与文化的差异，西方的传播理论很难说清中国的事情。于是，学术界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李敬一先生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的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成了国内学人研究中国传播史的第一部专著。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先秦两汉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秩序、思想文化观念，大体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定型。而这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活动不仅是中国传播事业的源头，且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许多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至今仍在直接间接地发生着作用。该书对中华民族传播的起源、先秦两汉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综合分析，对这个时期的传播观念、传播思想展开了系统的分析，不仅重现了一幅绚丽多彩、斑驳陆离的历史画面，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传播与民族文化传统、传播与我国古代发展、王朝更替及国家统一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论述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传播活动，也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多卷本《中国传播史》第一卷，又是一部独立的学术专著。全书贯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体现了古为今用的原则。最近该书获中南六省学术著作（教材）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