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加快中西部发展的若干对策
薛军
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决定着中国在２１世纪的命运。中西部省区应按照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实现深层次开放
开放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相关性、互补性决定了必须对外开放，封闭没有出路。深层次的开放对加快中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要破除中西部开放条件差的悲观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和吸收东部先进经验及好的做法的同时，大胆开拓，主动创新，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项目合作等方面拿出新办法。
主动出击，拓展开放空间。区位条件差、缺乏地缘优势是中西部省区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具有的普遍性问题。但区位条件、地缘优势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抓住机遇，主动出击，地缘劣势就会转换为地缘优势。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目前就面临着一些现实的机遇，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参与省区经济之间的协作与分工，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
勇于创新，拓展开放领域。主要包括：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及与外资合作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积极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双多边援助以及其他形式的外资投放；扩大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外开放，利用开放促改革，用开放促开发，采用市场换资金、资源换技术等方法，追求稳定长期合作，推动基础产业整体上的技术更新。
全方位改革，优化开放软环境。主要包括：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在机制上进一步放开，使企业的自主权真正到位；从中西部的实际出发，敢于让出眼前的小利，谋取长远发展的大利；建立高层次、有权威的统一对外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对外洽谈和落实各项政策，健全和完善担保与反担保机制，为外资的进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进入市场经济轨道
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西部显得迟钝。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到位，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产业结构和调整也受到很大制约，成为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市场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场所，而且是经济关系的综合反映。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不仅仅是指有形的市场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意识的树立和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的健全。如果说走向市场是企业的行为，那么培育市场则是政府的职能。
这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流通和交换的经济，交通、通讯又是流通与交换的载体，因而，改善基础设施对于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极为重要的。加速培育要素市场。关键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加快城市合作银行与区域银行的组建工作，另一方面抓住国家关于证券市场“稳步发展，适当加快”的机遇，加快公司股票的发行上市工作，争取更多有能力的企业与项目通过到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融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提高资本运营的水平，强化资本的再生能力。大力发展中介组织。长期以来，中介组织不发达成了政府职能转变缓慢的重要原因。在市场发育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特别需要通过中介组织的成长，刺激和推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为经济体制的变革铺轨。
发展特色经济
发展特色经济，不仅是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统一大市场的根本要求，而且也是中西部立足优势、发挥优势和再造优势的可行选择。发展特色经济，应作全方位的努力。
立足产业先行优势，通过优势延伸，强化特色。特色经济是一种专业化经济，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追求的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大”，把优势扩大、发挥到极致。立足已有产业的先行优势进行优势延伸，是发展特色经济的第一通道。要从市场需求和变化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估当地的优势。应该说，中西部的众多能源原材料产品，稍加综合就可发展成为特新材料产品，不少特新材料再作加工就可成为高附加值的元器件制成品和最终消费品。这种产业综合和优势延伸几乎是无止境的，大有文章可做。
立足潜在资源优势，通过优势挖掘，培植特色。特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业升级，不少被原有优势掩盖的潜在优势不断突现出来，成为新型特色经济的现实基础。通过不断挖掘潜在的优势，培育新的特色产业，就可以使特色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面向“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通过优势再造，生成新特色。利用现有优势，中西部完全可以在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有所作为。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初级阶段的伟大纲领
姜汉斌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精辟阐述之后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这个纲领是一个科学的、脚踏实地的、继往开来的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
首先，它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理论基础。党的纲领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即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认为：“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是“理论方面”。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五大提出的纲领贯穿着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党的纲领的指导作用取决于它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制定纲领时虽然要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但是必须依据自己的国情。他针对俄国的情况说，在仿效和借鉴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特点，这些特点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因为这些特点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斗争手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定了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既鼓舞人心，又现实可行；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目标宏伟而任务具体，内涵丰富而简明扼要，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第三，这个纲领是我们近二十年来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九九一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了分析。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样，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明确阐述。
第四，这个纲领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规律。十五大阐述了三者的深刻内涵及其关系，并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创造性地提出这三个方面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目标，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这就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我国向新世纪全面推进的基本原则。
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列宁指出：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艰苦探索，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纲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党通过长期努力，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这个纲领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
学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张式谷
学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向全党又一次郑重提出了学风问题。即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就是说，学风不仅是指学校、学术界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党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这使人不禁想起５５年前的一段往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整顿学风的任务。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当时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风气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指出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
时隔３６年，在开始“拨乱反正”的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重提学风问题。当时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更有甚者，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个根本观点，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转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就行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学风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党的理论指导和党的作风，归结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且一以贯之地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其他错误倾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和成熟，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灵魂的准确理解与科学把握。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任重道远的和平建设时期，总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巨大贡献。可见，学风问题对于党和党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端正学风，克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必然要求
实践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理论基石。我们不仅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世界，而且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要求我们的。然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倾向。一种是借口时代的变迁，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种是无视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和僵化保守的态度。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会同时发生，或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它们都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考茨基等人的评析是令人深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
历来，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基本指导思想，区别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判断和一般的科学方法。他们从来不做某些字句和结论的奴隶，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而是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此时此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出新理论。他们深知，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人们提供的是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不同时代革命和建设的现成答案和公式。要成功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还必须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的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实行符合这些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寻找符合实际的正确道路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反之，如果同实际相脱离，也就会如同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势必导致革命和建设的失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为了反对和纠正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害学风，使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不致遭到窒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一再对自己的理论的科学品格进行过精辟论析和郑重申明。例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前人的经验总结应该认真学习，但还应该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它停止发展，老是那一套，就没有生命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科学不是迷信，不承认任何偶像，要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墨守成规、僵化封闭，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格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宗旨格格不入。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一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说要照抄照搬书本上的具体条文，不是说要以本本为标准和规范，按图索骥，而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我们的事业。这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
一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论述，而现实生活要求解决的问题，从何处寻求答案呢？答案只能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比如，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通常都没有把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或者没有突出它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而大多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则强调指出，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概括，既是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也从根本上回答了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书本中虽有论述，但已不适用于后来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超越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那末究竟是抱住这些理论不放，还是从今天的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案，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学说？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比如，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转归整个社会所有，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市场经济相排斥的，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然而，根据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是一次完成的？当这些原理形成以后，难道它就一成不变了，不再需要继续丰富和发展了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发展观，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也不可能是一次最终完成的。它必然会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科学进步和认识深化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其无穷的生命力。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辩证哲学的革命性质”，批判了所谓人的认识达到了“最终的绝对真理”的观点。他说：“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达到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又说：“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一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包括其基本原理在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的也正是这样。比如，从马恩列的社会主义理论到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标志着我们在理论上一次又一次新的飞跃。而且至今这种飞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结，还会在今后的实践和认识的历史长河中继续深化和拓展。正如“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植根于运动中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