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六个人干了四十二个人的活
——本溪改革化工管理体制纪实
１９９５年，本溪市将政府的化学工业局成建制退出政府序列，其下属企业改组为由资本维系的本溪化工集团，不但减掉一个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层次，精简了机构，同时，共有３６名政府公务员转为企业职工，充实企业的经营实力，成功地实现了政企分开。
经过两年多的运行，本溪化工集团迅速释放出市场活力，跻身辽宁地方大型企业集团之林。今年上半年，集团完成工业增加值８３００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９％；实现利润１８００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两倍，经济效益位居辽宁地方化工行业首位。
从管理者到经营者的变革
原本溪市化工局共有２４户局属企业，资产总额９亿多元。过去，化工局一直通过行政管理控制所属企业，甚至具体管到企业的生产计划、人事任免等等，既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又导致企业活力匮乏。截至１９９５年初，本溪化工系统的亏损面已达６０％。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本溪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化工局，以局属企业中实力最强的本溪化肥厂为母公司，对原化工局所属企业或者采用兼并的方式成为全资子公司，或者吸纳其它资本共同参股组建混合制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进而形成以资本为纽带母子公司体制的企业集团。由此，新组建的化工集团不再归属政府部门，从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中解放出来。
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全新的改组。原化工局和化肥厂的两套领导班子一共有２０多个处室全部解散，合并为一，按照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重新组建起化工集团领导体制，中层管理部门改为７个事业部，一下子精简了十多个管理部门。
原化工局的４２名政府公务员除６人到经委化工处外，全部被取消了公务员身份，转为企业职工。会同原化肥厂的２７０名管理人员重新竞聘上岗。结果，仅有１９名原公务员进入了企业新的管理层，而全部管理人员有１１０人落聘，到企业基层工作。从吃皇粮到端起泥饭碗，很多到企业的政府公务员都认为，虽然今后风险大了，只要企业效益好，收入也会增多。
关键是转变职能
在８０年代，本溪市一度把化工局改组为化学工业公司。但化学工业公司仍有行政级别，执行政府的管理职能，成了“翻牌公司”，没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政企分开。而这次化工集团改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政府职能转换。
本溪市把原化工局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职能移交化工集团，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则交由市经委专门成立的化工处。过去由化工局４０多人干的活，现在由化工处的６个人来负责，这能否干得过来？
过去担任化工局总工程师的化工处主任杨春柏最有发言权。他介绍说，过去化工局虽然人多，仅负责党工青妇工作的人就占去１／３，专业管理人员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局属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管理上，哪个企业出现问题，就到哪个企业指导，成了企业问题的“救火队”，无暇顾及行业的整体发展，造成行业总体水平下降。如今，化工处只负责行业的宏观管理，行业管理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６个人的工作完全忙得过来。
按照宏观调控和服务的原则，本溪市重新界定了行业管理职能。新组建的化工处执行宏观管理的５大职能：制定全市化工行业的发展战略及规划；监督履行化工工业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化工专项产品生产许可证发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查；全市化工企业运行的统计分析。
实施“资本管理”
化工集团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不再行使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出资额的多少，在子公司的董事会内对资产收益权、资产处置权、选择经营者等重大决策发挥作用，除此之外的一切经营权全部付与子公司。
实施“资本管理”，使化工集团能够通过资本运营的手段，对下属企业进行重新整合，让优者更优，劣者转优，发挥集团的整体竞争力，改变过去分散经营，各自为战的状况。这是行政管理条件下，依靠“拉郎配”的方式无法办到的。
本溪橡胶化工厂以生产橡胶制品为主，企业效益一直不错。在８０年代，企业投资新上了三聚氰胺项目，由于生产规模小，外购生产原料成本高，尽管产品是市场俏销货，仍然亏损，影响了企业整体效益。在橡胶化工厂加入化工集团后，化工集团决定由直接生产尿素、合成胺等三聚氰胺原料的化肥厂对该项目实施兼并。这样，橡化厂三聚氰胺项目的３７２万资产，连同２８７万元的债务归入化肥厂名下，使化肥厂得到一个产品深加工项目，增添了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橡化厂又可以轻装上阵，集中搞好橡胶制品的盈利产品。
针对化工系统企业负债率较高的问题，化工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兼并破产等增资减债措施，短短两年时间，化工集团就把企业负债率由原来的９２％降到目前的６１％。今年，国家化工部已将本溪化工集团列入全国５５户重点支持的大型化工集团之一，集团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第2版(经济)
专栏：体验三百六十行
千里“贩菜”记
本报记者彭俊
天天吃菜，不知道农民种的菜究竟是怎样进城的。因此，体验三百六十行，我选择了“贩菜”。记者不能经商，只能旁观，所以贩菜得打个引号。这一趟下来，我创下了记者生涯中几个“第一次”：第一次掏钱请被采访对象吃饭；第一次坐卡车出差；第一次半夜三更上街给自己找旅馆。
然而，个人的辛苦倒在其次，从这次跟踪采访，真实地了解了菜贩的辛劳和把握市场的艰难。这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题记
跟踪采访贩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接触菜贩。
９月４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寻找我的采访对象。市场里贩菜的不少，却没有一个轻易答应接受我的跟车采访。人家的理由很正当：汽车超员罚款。
在做出了“超员罚款我掏钱”的承诺，并加上适当的“表示”后，我总算搭上了一辆去内蒙古赤峰市拉尖椒的大卡车。
贩子的赔与赚
１２时３５分，我们这辆载货五吨的东风１４５大卡车离开了大钟寺。驾驶室前排坐着司机、司机媳妇和货主老杨。我和另外一个年轻的货主盘腿坐在后排一尺多宽的“卧铺”上。
几个人见我还算老实，也多少能吃点苦，加上一路上两顿饭都是我掏钱请的客，和我说的话自然多了起来。
老杨向我解释说：“拉货不愿意带你，是怕你给曝光。曝啥光？你们这些城里人，都以为我们贩菜赚了多少多少钱似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混熟了，我开了句玩笑：“不赚钱你们贩啥菜，还那么辛苦？”
“一点不赚是瞎话。但是做买卖嘛，有赚就有赔，上一趟他们（杨指了指和我挤在一排的小郝）倒尖椒赔了三千多。我干这行十多年，最惨的一车贩桔子赔了六千七。你说赚的时候？像这尖椒，赶上行情好，一车能赚个一千来块钱，我们五个人合伙，每人也就二百吧。贩一趟菜，要收货、发货，一两个人应付不过来。”
“一车尖椒成本多少钱？”赔赚之间差了那么多，我有点算不过老杨的账。
“贩尖椒不超载不赚钱。五吨的卡车得装一万三四千斤，货款也就一千四五百块钱。但是我们雇人家的车得付车钱呀，我这趟车钱一千八。你算算，这一车尖椒到北京要是卖不出去，是不是得赔上三四千？！”
车过山腰，司机指着路边山谷里一大堆尖椒：“这是我上回拉的货，行情不好，没法卖，货主又没地方可倒，只好让我拉回来倒在路边。”老杨望着已经发红变烂的尖椒，说了一句：“这样的事常有，说实话，贩菜辛苦点没啥，就怕吃不透市场行情。”
正说话间，从赤峰往北京方向开去三辆拉尖椒的卡车。小郝止不住地念叨，真够呛，真够呛，这趟再不敢拉尖椒了。“家里还有啥？”“有土豆，现在还没太熟。别的就没啥了。”小郝是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乡的农民，他的话有准头。
老杨一声不吭。我知道，这回可能白跑一趟，包括他的贩菜，也包括我的采访。
贩与不贩的反复
９月５日凌晨０时３０分到赤峰市，我的盘坐了十二个钟头的双腿终于可以伸直。司机把车停在了一家旅馆门前，跟他妻子回家了。进旅馆一问，每人一宿十八元，老杨二话没说，领着我们扭头就走。上街找了半个多钟头之后，我们相中了一家铁路旅馆：每人一宿十四元，早六点以前退房按半价处理，老杨毫不犹豫选择了半价。
等我们一觉醒来赶到太平地乡酱坊地村菜农小郝的家里，和老杨合伙贩菜的三位“同事”早已等候多时。北京的消息果然是“利空”，当天一早在大钟寺市场卖尖椒的卡车有十一辆之多，远远超过老杨“八辆不贩”的底线，如果再“跟吃”，肯定被“套牢”。来自菜农的消息说，地里尖椒已经转红，眼瞅就要过季。四个贩子果断决策：不贩了，也不等了，直接回北京。
贩子的决定给我在太平地乡的采访画了个句号。当天下午，我只好返回赤峰，等着坐第二天的火车回北京。整整一宿，我左想右想不甘心：这么白白的回去，我就只好写一篇《千里贩菜空手回》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酱坊地村打了一个电话，想给自己寻找一线希望。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我高兴了半天：他们又准备拉一车尖椒上北京“赌”一把，今天要派小郝的父亲老郝来赤峰联系卡车。原来，今天天亮前北京大钟寺市场一车新的尖椒都没有。“老杨们”认定：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充满了商机。
中午时分，老郝赶到赤峰。吃过午饭，他开始联系卡车的事，但直到晚上都毫无结果，几个老主顾都发车在外赶不回来。７日清晨，我陪老郝上市场雇车，一问价，没有一个下得来两千元的——最近拉西瓜的多，把运输费抬上去了。“老杨们”听说后，又决定不干了。
希望的火苗再一次被无情地吹灭，老郝收拾东西准备回酱坊地。且慢！不就是车嘛，为了一辆卡车，他们不能贩菜，我也不能采访，我的心里尤为不甘。我对老郝说：“郝叔，您先别着忙，我联系一下试试。”
两天前，我在太平地乡见着了乡长任景魁，现在想想，找他能行。电话拨通后，我把情况讲了讲，任乡长比我还着急：“彭记者请放心，我这边也正忙着给农民种的尖椒找出路呢！”
９日一早，我和老郝乘坐任乡长联系的卡车。车钱一千四百元，因为是新车磨合，车主要求只装五千公斤，赶往酱坊地。这边早已得知消息做好一切准备，单等吃过午饭就开始收尖椒。
收菜的波折
好事多磨。往常两个钟头就能收上来的一车尖椒，这回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９月９日吃过午饭，第一个菜农赶着一车尖椒来交货。打开一看，全是半红半绿的，“老杨们”不高兴了：这样的尖椒不能收，市场不认！
这位菜农一边往回赶着毛驴，一边嘟囔着：这样的不要，我看你们半车也收不够。都这时候了，地里哪还有全绿的尖椒……
老杨跟我说：“不是我们挑得严，到了大钟寺，人家一样挑我们，有半点红的都得扔出来。”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在大钟寺，有一车半红半绿的尖椒就没能卖出去，货主说赔了三千多元。这种尖椒个头大，有如牛角，又名“牛角椒”。北京人也怪，吃这种尖椒要吃全绿的，挂一点红线的在市场上都站不住脚。因此，“老杨们”的挑剔，与其说是菜贩子对菜农的挑剔，不如说是市场对菜农的挑剔。
就这样，在“老杨们”的挑剔和菜农的抱怨中，吵吵嚷嚷了一下午，才收了二百公斤，与五千公斤的目标相去甚远。
傍晚时分，“老杨们”聚到一起商量大计。老大姓刘，发话了：“按这样收法，明天能收多少还不一定。只要装不满一车，哪怕收上来半车，都得赔。要不现在起咱不收了，把这些尖椒倒掉，坐地赔四百块钱。怎么办？举手表决吧！”
我没有料到贩菜还要“举手表决”。但是没人举手。我知道，还没发车呢，就赔了钱，没人甘心。果然，老杨说话了：“收！明天我上地里一块儿摘去，我就不信收不上来！再说了，越是难收，绿尖椒就越少，赚的可能就越大。”“收！干吗不收？！”这些人又来了情绪。于是一个决定形成了：死活得收满一车，但是价钱得往上提，一斤提二分。
９月１０日早，老杨上地里帮农民摘尖椒去了。在菜地，我看到了一片片通红的尖椒。菜农说，去年种尖椒的赚了大钱，今年大伙儿都种了，结果多了不值钱，眼下三分之二的尖椒都红了，干着急也卖不出去。
农民着急，乡长也着急。太平地乡任乡长告诉记者：“农民种啥菜，政府的服务也得跟上。区农委在北京的大市场办了个常设机构，及时给菜农提供市场行情信息，引导农民跟着市场种菜，不能等菜种出来了，再忙着找市场。我们乡里在流通上也尽量搞好服务，先后成立了蔬菜、水果等流通协会，给农民提供技术、运输、市场服务。当然这一块刚起步，还有待完善。”
再说“老杨们”，忙活了大半天，到下午三点多，好歹收上来四千五百公斤。老大看看再也收不上来了，当即决定发车。
由于是新车磨合，加上半路下起了小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到北京已是第二天上午七点半，大钟寺挤满了车。“老杨们”在市场外停了一天，第二天进去，由于尖椒少，全绿的更少，果然赚了一笔。
到这里，我的“贩菜”体验也结束了。当我重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回想这几天过的“苦日子”，一边动手写这篇跟踪采访记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老杨们”又面临下一趟贩菜的艰辛，和下一个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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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届农业博览会开幕
姜春云出席开幕式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１日讯为期一周的第三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今天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幕。国务院副总理、博览会组委会名誉主任姜春云出席开幕式并宣布第三届博览会开幕。农业部部长、第三届中国农业博览会组委会主任刘江致词。
博览会由农业部主办，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内贸易部、外经贸部、机械部和北京市政府协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组成３１个展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组成５个专业展团参加展出。
第三届农业博览会以“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科技革命”为主题，参展商品丰富多样，将全面展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科技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博览会还按照严格的程序组织各行业专家认定５２７种产品为本届博览会名牌产品。
（董建勤贾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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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成立
吴仪出席并致辞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１日讯记者李建兴报道：外经贸部今天在此间宣布，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出席了今天的招待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成员驻华使节及中外工商机构和企业界、学术界代表１３０余人参加了今天的招待会。
吴仪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ＡＰＥＣ工作，希望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积极开拓业务，参与和推动ＡＰＥＣ地区的工商界交流与合作，为发展和加强中国同ＡＰＥＣ其他成员之间经济贸易关系与往来真正发挥桥梁作用。同时也希望国内企业界人士积极支持和参与该促进会有关活动。
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民间社团组织，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我国政府部门参与ＡＰＥＣ活动，开展中国与ＡＰＥＣ成员间经贸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国内工商企业界人士参与ＡＰＥＣ合作进程。该促进会业务上接受外经贸部指导，由中国贸促会协助。
在招待会上，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会长赵维臣还就中国亚太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会的成立背景、业务范围等情况向来宾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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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融资扶贫与教育扶贫并举
中国银行设立闽西助教奖教金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１日讯记者施明慎报道：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今天在此间宣布，该行出资２００万元设立“闽西助教奖教金”，用于支持福建省闽西老区的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四个贫困县发展教育事业，加强贫困山村教师队伍建设。杨成武、张廷发、项南、邓六金等老同志、老红军和福建省龙岩市的领导出席了成立仪式。
１９９４年以来，中国银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扶贫攻坚计划，先后派出几批扶贫工作组与闽西人民一起探索开发式扶贫脱贫新路。该行首先从改善路、电等基础设施入手，帮助闽西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选择支持了一批影响大的重点企业的技改项目，帮助引进先进技术。迄今，中国银行为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骨干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人民币贷款１．７亿元，外汇贷款２１００万美元。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新增产值９．３亿元，新增利税４．８亿元。
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融资扶贫的同时，中国银行充分认识到开展教育扶贫的重要性。几年来，先后捐资３００万元，资助建立了９所希望学校，改善了部分贫困乡村办学难的状况，救助了６０００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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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俊生在农发行信贷扶贫工作会上强调
把解决温饱作为首要目标
本报昆明１０月２１日电记者张毅、张帆报道：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扶贫工作会上指出，农业发展银行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十五大精神，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工作的总体部署，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信贷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原则，把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作为信贷重点。同时，积极探索扶贫贷款到村、到户的方式，加强管理，确保贷款落实到位。
陈俊生说，去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强了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在中央扶贫资金大幅度增加的基础上，各地财政配套资金增加幅度较大，扶贫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的问题有了明显好转。农业发展银行把信贷扶贫列入支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层层分解工作责任，层层落实到人。截至９月底，农发行扶贫贷款余额已达３１４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８４％，１—９月份累计回收贷款８２亿元，贷款回收率为５４％。
谈到进一步加强信贷扶贫工作时，陈俊生指出，农发行要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信贷扶贫首要任务，按照开发式扶贫的原则，发放、使用扶贫贷款。要把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作为信贷扶贫的重点，使之成为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提高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
陈俊生强调，要严把扶贫贷款政策关，确保贷款投放到贫困县，积极探索扶贫贷款到村、到户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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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工商局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１日讯国家工商局日前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促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把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意见》指出，要支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招工时，优先招收、聘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兴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下岗职工持企业或劳动部门的下岗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即可申办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依据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并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一定时期内减收或免收有关费用。特别困难的下岗职工持劳动部门或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申办个体工商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为其办理有期限的临时营业执照，在临时营业期间可以酌情免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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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生产出首批原油
本报北京１０月２１日讯记者冉永平报道：我国在哈萨克斯坦生产的首批原油今天运抵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今年５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出资３·２亿美元购买了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石油公司——阿克纠宾斯克油气公司６０％的股份。预计，明年我国将从该公司获得１５０万吨原油。
第2版(经济)
专栏：
浙江省奉化市波导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传呼机兼传呼台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年1月至9月实现利税2600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图为BP机总装线的工人正在装机。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