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扶贫三忌
刘占锋
扶贫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之举。“八七”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国亿万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采取扶贫开发、标本兼治，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但在一些地方扶贫工作还存在平均化、一般化、简单化的现象，需要着力克服。
平均化，其表现就是看待一个地方贫困人口的脱贫状况，喜欢用平均数字来衡量，使一些低于平均数、尚未脱贫的人口得到掩盖。而实际上是富裕地区有穷县，富县有穷乡，富乡里有穷村，富村中有贫困户。平均化，既使贫困面大大缩小，又使其扶贫政绩得以烘托。一般化，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抓扶贫工作或停留于一般的上传下达，或满足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不愿深入贫困地区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央强调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脱贫，省市县乡村就都喊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脱贫，而具体到某个村、某个贫困户，到底应如何发挥优势，往往缺乏调查研究而提不出来了。简单化，就是简单地把扶贫与捐钱捐物、送钱送物画等号，以为钱物给得越多政绩越大，给得越少政绩就越小。至于这些钱物怎么个用法、是否真起到了扶贫作用，关心甚少。
“三化”现象的存在，看起来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根源则在于对党的宗旨的淡忘和群众观点的弱化。扶贫济困，历来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一切正直忠义之士无不予以高度重视。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李纲“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心迹，曾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古人尚且如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理应以更高的标准从事扶贫攻坚这项伟大的事业。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特别是贫困地区党政领导，更应将使命感真正体现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苦干实干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对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意志的实际检验，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扶贫工作中的“三化”现象还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认识根源，那就是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扶贫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又是一门领导学问。一个地方能不能迅速脱贫，关键在于当地党委、政府是否找到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思路，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样，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不是光靠上情下达、发文件、下任务所能完成，也不是简单地送钱送物就能实现。古人说：“授人以鱼，足解一日之饥；授人以渔，足食终身之鱼。”党政机关到贫困地区扶贫，重在“授人以渔”，根在“授人以渔”。而要“授人以渔”，就必须认真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中去，对贫困情况作实事求是的调查分析，与当地群众一道积极探索造成贫穷落后的根源和摆脱贫穷、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找到一条符合当地实际、行得通、见效快、标本兼治的路子，并在政策、资金、项目上给予大力扶持。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因，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贫困农民自己。这是变化的根据。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积极而有效的扶持，去启动这个“变化的根据”，并引导贫困地区的群众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正确认识和掌握当地经济发展的特点，促使矛盾沿着脱贫致富的方向转化。同时采取过细的工作方法，切实把扶贫工作落实到村、落实到户。只有这样，才真正抓住了脱贫致富的根本。
据调查，目前仍处于贫困状况的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偏远闭塞、交通不便、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的地方，加上文化素质偏低，与外界接触少，思想观念落后，实现脱贫致富更为艰巨。因此，要实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坚决克服“三化”现象，努力探索脱贫致富规律，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
理论新阶段·学风·精神状态
郑必坚龚育之
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后，郑必坚、龚育之同志合作撰写了学习十五大精神的体会文章。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两次发表。第一部分以《旗帜·灵魂·标志》为题，刊登在本报９月２５日第九版。现发表文章的第二部分，以飨读者。
——编者
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论断：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一个新的有深刻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科学论断。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何而来？归根到底，是从历史而来，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而来，从解决历史新时期的新任务，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来。
十五大回顾百年，讲了２０世纪中国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变。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代表中国人民为解放和振兴而奋斗的三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就是同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领导的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必须充分肯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行者、对历史辩证法应有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应运而来，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向西方学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幻想破灭的结果。但是后来的复杂历史进程说明，仅靠已有的本本或者国际的指示，还不能真正解决救中国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指引革命达到胜利。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这个任务，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它称之为“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翻天覆地的巨变。
为什么还会有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呢？这是因为，历史又经历了曲折。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又发生严重失误，没有能够解决好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样，形势就迫使我们党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开辟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第三次巨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期；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革命——２０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２０世纪后期开始并将跨向２１世纪的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理论旗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就是这样，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是这样：面对时代的新主题，回答革命的新任务，实践进入历史新时期，理论也就发展到新阶段。
所以，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归根到底也是时势所呼唤，历史所形成。这就叫做“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一句话，应运而起。
二
那末，有什么样的理论上的新贡献，使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呢？
十五大报告讲了四条，提出了四个“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四个“新”，有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１９８０年４月，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１９８４年６月，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１９８５年４月，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这样论述可以列举很多。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怎么会发生还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如果从脱离生活、脱离历史、本本就是一切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这恰恰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对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教训的贯穿起来的反思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经受实践检验和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们讲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上解放思想，打破长时期盛行的、阻碍我们前进的那些思想禁锢。
我们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根本的就是围绕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来分析过去得失成败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党几十年的得失成败，也联系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得失成败。
我们讲宽广的世界眼光、时代精神，也还是要提到当前时代的主题和特征上，提到世界文明成果的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上，来进一步认识和回答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我们讲邓小平理论的新贡献，归根到底是在于，围绕回答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实现的一系列理论突破。比如说，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等理论的提出，都是如此。我们讲邓小平理论形成新的科学体系，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项主要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也是围绕回答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而贯通，而涵盖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第三卷这两部著作，其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从各个方面回答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央全会的重要决议，也都是从各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最新的集中回答。
三
总起来说，按照十五大给出的定义，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奋斗和集体智慧结晶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是地域的定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新阶段”，是历史的定位，相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十五大郑重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决策，强调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十五大报告本身，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这个理论而形成的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一切突出地说明：我们党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党，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理论。
四
中央指出，学习和贯彻十五大报告，精神状态很重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议论，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这就是精神状态。这种自觉性和坚定性，见之于行动，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也是精神状态。
高举旗帜和开拓进取，二者紧密联系、贯通一气。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邓小平理论所鲜明显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就是邓小平理论所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邓小平理论所坚持发扬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五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因为具有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因为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因为解决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才形成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说得很透彻：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这样才能解决自己国家革命的实际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列宁写出新的著作，就不能解决帝国主义时代俄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写了一系列新的著作，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段话，是在１９５９年底、１９６０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的。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新的问题，作了巨大努力，也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形成新的理论”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来的。
邓小平也说得非常透彻。他在１９８９年５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中，回顾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创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拓，都是同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六
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有一个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
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历经实践检验而被证明为科学的。当着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当着我们面前出现新的复杂情况的时候，坚持老祖宗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目标不动摇，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的。我们党始终表现了这样的勇气。我们党清醒地懂得：丢掉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同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就是适应新的需要，研究新的情况，形成新的理论。这同样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十五大报告讲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首先就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如果没有新境界，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个话，说的就是前面两个方面的道理。
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还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小平在这里提了两条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还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二者辩证统一。这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十三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四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这些新话，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都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做“异端”，看做“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
十五大又讲了许多新话。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比如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论断；关于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断。比如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这些新话，是以近二十年实践经验为根据的，必将引导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大步前进，并将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总之，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不动摇，始终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初级阶段统一战线的特性
黄铸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的基本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的国情基础，也是我们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国情基础。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国情基础，首先，必须弄清和把握社会主义的主导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社会在经济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文化上体现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方面，体现在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忽视这个主导的方面，就会丢掉根本，任何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和胜利。
第二，还必须弄清和把握丰富的多样性。同过去那种超阶段的要求“公”和“纯”的错误观念相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这就是说，它既有社会主义主导性的一面，又有多样性的一面，二者又紧密结合着。在经济上，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非公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多更好地利用外来资金、资源和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社会政治上，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基本力量，存在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在思想道德上，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在文化事业上，也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如此等等。正是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使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果要求公而又公、纯而又纯，那末，就没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
第三，要弄清和把握广泛的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因素，阶级矛盾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力量和方式、方法，都应当包容进来，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第9版(理论)
专栏：
正确处理扶贫开发的几个关系
骆雁秋
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既定战略目标。近些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２．５亿减少到５８００万。但应该清醒地看到，尽管贫困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少，但由于剩下这些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更差，面对的自然条件更恶劣，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基础更薄弱，因而脱贫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贫困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应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抓住本地区的特点和贫困的症结，积极探索扶贫开发的内在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本地特点的脱贫致富路子。在这方面，广东省清远市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清远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区的结合部，所辖地区中，既有山区、老区，也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和财政补贴县，集“老、少、山、边、穷”多种贫困类型于一身。尤其是石灰岩山区的面积占广东全省石灰岩山区总面积的７０％，覆盖全市５个县（市）的３４个乡镇。广东原有２００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清远占了１００万。清远建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并大胆探索和实践，到１９９６年底全市１００万绝对贫困人口中，已有８８万脱贫。预计今年全市的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在扶贫开发实践中，清远市结合当地实际，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就地开发”和“异地开发”的关系。认真考察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石灰岩特困地区人口，大力组织异地安置，异地开发；对自然条件虽然较差，但可以通过努力改善条件的，组织就地搞农业开发，脱贫致富。
发展第一产业和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关系。清远市不但重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抓好农业开发，特别是“三高”农业的规模发展。他们感到，以特困山区目前的人口素质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条件，最为可靠、来得最快的应当是“三高”农业。这是帮助农村千家万户脱贫致富的战略性、根本性措施。同时，发展二、三产业，也必须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实际，结合第一产业发展的实际，发展当地有原料、有市场、有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搞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农民发展各种联合和合作，逐步建立和发展连接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为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的两个根本转变作准备。
配好领导班子和找准发展路子的关系。贫困地区的发展关键要有好的带头人，要有一个素质较高、勤政廉洁、有胆识、有魄力，既善于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又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贫困地区基础差、底子薄，由于长期封闭、落后，人们惰性较强，视野不宽，如果发展道路选择失误，更容易遭受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影响人们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因此，既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又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选准发展经济的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带领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治穷”和“治愚”的关系。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不更新、不进步，科技文化素质不提高，市场经济意识不增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治穷”必先“治愚”，又要在“治穷”过程中“治愚”。事实胜于雄辩，在扶贫工作过程中，要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对农民进行科教兴农教育，把农业生产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在农民中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经营素质。“治穷”与“治愚”互相促进，通过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民走上脱贫之路；在脱贫过程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