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重温大姐的教导
——怀念康克清同志
叶梅娟
康克清大姐远行已经五载，但潜意识中，常常感到她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特别当我捧读《康克清文集》时，更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再一次坐在她老人家身边，聆听教诲。她认真投入的神态，就在眼前；她真诚、简要的谈吐，总是缓缓地流入我的心田。她的讲话和文章，正如她的人品一样，朴素中见隽永，平淡中见精神，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深奥的语句，读来明白如话，宛如潺潺的流水，清澈见底。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广大人民、热爱妇女儿童的情怀，跃然纸上。她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渗透在字里行间，令人倍感亲切和信服，同时深受教育和鞭策。
记得大姐晚年常自谦地对中青年妇女干部说：“……人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现在我已年逾古稀，在体力上不能与你们相比，工作中只能当‘小工’了，我要服老。但在精神上，思想境界上，我又不敢服老，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经验。”一次接待外宾时，她也表述了这一意思；有位近坐的外宾，马上起身摸摸她的脚，钦佩地说：“你是靠这双脚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你的革命实践和经验，是后来人一辈子也学不完的。”此情此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想起，仍觉意味无穷。是的，大姐的一生就是一本丰富多彩的书，但要真正读懂它，也并非易事。
我曾有幸走近大姐的生活，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大姐七八岁时，奶奶要给她包小脚，说大脚妹子嫁不出去。她坚决反对。夜晚，奶奶用粗布条把她的脚，裹成尖尖的粽子形。但只要奶奶一离开，她就麻利地用剪子给剪开。无数次的反复，奶奶也无可奈何，只能任其自然。一双大脚，为后来大姐走南闯北闹革命创造了条件。１９２６年，当革命风暴席卷江西万安时，养父母企图包办她的婚姻，计划一顶花轿将她送走了事。媒人送来彩礼的那天，正巧让大姐碰上，把彩礼掷了一地，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你们要这样强迫我，恐怕到时有人上轿，却没人下轿。”养父母最后只能放弃初衷。
１９２８年秋，康大姐上井冈山不久，有次战斗间隙，她们一起上山的几个女孩子，正席地而坐在休息。朱德军长经过时，和蔼地问她们：“你们上山来参加红军，怕不怕流血牺牲？”女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腼腆地笑而不答。大姐勇敢地起立回答：“报告军长，如果怕流血牺牲，我就不出来当红军了。”朱军长听了，满意地点头笑了。
在苏区时，有次大姐和几名战士外出执行任务，途中碰上敌机空袭，刚想隐蔽，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骂，原来是李德（共产国际代表、军委会顾问）。翻译王智涛告诉说：“他问你们，有枪为什么不朝敌机射击？”“我们背的是驳壳枪，敌机飞得那么高，如果用枪打它，也只能浪费子弹。”大姐不客气地回答。“凡是有枪的人，见了敌机不射击，就该枪毙。”听完翻译的话，她就理直气壮地反问：“你的警卫员也有驳壳枪，也没有向敌机射击，要不要枪毙？……”康克清不迷信洋人权威的故事，因此不胫而走。
当然，大姐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只因她经历过千难万险，锤炼得比常人更豁达大度，更坚毅刚强，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都能泰然处之。
我们曾经踏着大姐当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采访，探索她怎样从一个普通童养媳，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们驻足在赣江边，想象着７０多年前，一个女婴怎样在一条破渔船上呱呱坠地；我们徘徊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寻找当年红军上山的足迹；沿着汀江，我们终于找到了１９２９年朱老总和康大姐结婚的地点——辛耕别墅。那间朱军长当年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有１０平方米左右，室内布置保持原貌：小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盏马灯和笔砚，墙上挂着布制的文件袋和斗笠，靠墙有长条凳支着的一副木板床，上面端放着一条叠成四方形的灰军被……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也许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在延安，我们拜谒了朱老总和大姐住过的窑洞、抗大旧址、中共七大会场等；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上，我们感悟着延安精神。延安岁月，对康大姐来说，是难忘的岁月。晚年，只因健康原因，未能重返延安，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黄土地。
大姐出身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和穷苦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她不满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要求变革的意识十分强烈，小小年纪就参加了赤卫队，拿着梭镖在赣江边放哨。当女兵是她刚懂事就有的执著追求。谈起往事，大姐常常会陷入悠远的缅怀和深深的思考之中。她总是说：“那时，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一心想的就是要为千百万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息。事实上，也只有千百万人民得解放，才能有我们自身的解放。”“作为个人，我们都仅仅是沧海一粟，人民则是大海。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又如何对待人民？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抑或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如果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人民是我们的母亲，愿我们心中时刻想着人民。”这正是大姐对几十年来革命实践的深切体会。
大姐从戎马倥偬的前半生，到参与领导新中国妇女儿童工作的后半生；她以博大的母亲情怀，心系妇女儿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工作中，她总是反复强调要深入实际，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告诫我们：“我们是个大国，又是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做妇女儿童工作也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我国３亿多儿童，９０％在农村；儿童工作如何面向农村，这是我们经常思考、不能忘怀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不断向专家请教，和群众探讨的课题。”１９８３年，全国妇联春节联欢会上，大姐语重心长地说：“小平同志说，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当前各条战线都在贯彻这一精神，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认识，有时往往落后于客观形势，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才能跟上时代的脉搏。我们妇联的机构，我们的妇女工作，究竟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坐在屋子里是想不出来的，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群众一起参加改革，我们才能求得真知。”
当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出现问题时，大姐沉重地说：“……从我们的工作来看，全国妇联对妇女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抓得不紧，不力。我这个班长没当好，工作靠大家帮助。妇联的基层组织也不够健全，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等等。当然各地情况不同，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解放３０多年了，还有这些丑恶现象，对自己的姐妹、儿童受迫害，我们不能不感到内疚和不安。我们承认工作中的弱点，我们要立即把工作跟上去，一抓到底。”
大姐对干部一贯要求严格。在全国妇联五届六次执委会上，大姐着重指出：“无数事实证明：职务本身不可能带来聪明才智，聪明才智只能来自实践，来自基层，来自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来自勤奋，来自严于律己。在实践中才能取得真知。”
重温大姐的谆谆教导，深感自己的心灵又一次得到净化。凡是大姐要求大家做到的，她必率先垂范，十分重视身教。大姐为国、为民、为妇女儿童无私奉献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我掩卷思考时，深切感受到：我们读到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读到了妇女儿童工作的神圣所在。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邓颖超同志
赵炜
邓颖超同志离开我们已５年多了。我有幸在她身边工作２７年，她的言传身教令我铭记终身。在她离开我们之后的这５年中，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国内外朋友，无不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缅怀她光辉的一生。
邓大姐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名垂史册，光彩夺目的业绩难以历数，我仅就几个侧面回忆以寄托思念之情。
（一）
邓大姐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她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荣誉，她同周恩来总理一样有着众多的外国朋友，也是国际友好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影响，很多国家不了解我国情况。为了打开国际交往的局面，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党中央决定派邓大姐率团出访。因此，自１９７７年２月至１９８０年５月３年多时间里，邓大姐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及欧洲议会。邓大姐与周恩来总理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很多国家像接待周总理一样来接待邓大姐。而邓大姐则以她不卑不亢、诚恳热情、谦虚睿智的风范，深切地感染了她所访问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
访问缅甸时，当时在任的总统吴奈温及夫人亲到机场迎接，并鸣放２１响礼炮。吴奈温总统握住邓大姐的双手激动地说：“邓大姐，热烈欢迎您。”在欢迎宴会上，邓大姐热情真挚地说：“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扬子江和伊洛瓦底江一样，永远奔流不息。”邓大姐这诗一般美好的祝愿，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总统及夫人还陪同邓大姐访问蒲甘，一路上像对自己的姐姐一样亲切照料，关怀备至，令人十分感动。
邓大姐访问斯里兰卡时，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邓大姐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剪了一大束花，送给她和周总理的老朋友、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极为高兴，她特地用一个很大的花瓶将海棠花摆在客厅中，以此欢迎邓大姐来家拜访。两位老朋友聚谈甚欢，邓大姐充满深情地说：“当人类还只能靠木船航行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就远涉重洋，相互寻求知识和友谊，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篇章。我深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精心培育下，中斯友谊之花必将越开越茂盛，越开越鲜艳。”
在伊朗访问时，邓大姐特意到驻地厨房看望炊事人员，并与他们以及警卫、司机、服务员合影留念，然后一一握手致谢。这些伊朗的服务人员极为感动。他们说：服务接待过许多国家的贵宾，这样看重服务人员的贵宾还是第一次遇到。
邓大姐在访问日本时，十天的时间，会见了数千名日本各界人士，做了大量中日友好的工作。她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大平正芳、参众两院议长及各政党的领导人。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会面时，田中夫妇率３０余位田中派议员站在宅邸门前的樱花树下欢迎邓大姐。田中角荣先生说：“周总理是我以往所见到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伟大的政治家。周总理是饱经风霜、百战磨练的中国巨人。”原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宴请邓大姐时深情地说：“我一直有个愿望，很想在日本接待周总理。这个愿望终于由您实现了。”新制作座真山美保先生说：“邓副委员长尽管有很高的官衔，但是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她雅静、谨慎，是樱花般的女性。”对日本朋友充满盛情的赞颂，邓大姐谦逊地说：“日本朋友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不敢当。中国革命是有毛主席的领导，有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靠全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妇女的力量。恩来同志和我是九亿人口中的一员，做的工作不多，工作是大家的力量，领袖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邓大姐在日本还出席了岚山周总理纪念诗碑揭幕仪式，参观了京都奈良唐招提寺，游览了琵琶湖和二条城。游览时，邓大姐称赞樱花缤纷而落的景色很美。日本朋友很有感触地说：邓大姐这样称赞樱花，说明她非常懂得日本的风土人情。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园寺公一先生为邓大姐访问日本发表文章说：“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有赖于两国人民的愿望和两国先驱者们的努力。但是，更有赖于周总理着眼于大局的贤明指导。……周总理在日中缔约后访问樱花之国日本的愿望未能实现，实在不胜遗憾。邓副委员长继其遗志来访日本，同时也继其遗志踏上中国的第二次长征。我们怀念为日中友好开辟了广阔前途的周总理，也衷心欢迎邓副委员长的这次访问。”
邓大姐离开日本时，恰逢国内来的专机带来一束西花厅的海棠花迎接大姐回国，以表祝贺和喜悦之情。当大姐一上飞机看到海棠花，马上让我送给来欢送的园田直外相夫人，我急忙走下舷梯将鲜花送上，园田直外相和夫人及在场的日本友人，无不为之感动。
邓颖超同志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为了中国人民的对外友好事业，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友好邻邦，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托付的重任。
（二）
邓大姐十分关注并尽心竭力地为祖国统一的事业而努力，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担任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
邓大姐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意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都跟他谈谈台湾工作，但不是要政治话说一大套。”她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在做对台工作时不论接见哪方面来的客人，一直强调我们给人家做工作，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有什么疑虑，然后我们要切实地做解惑释疑工作，真正做到从关心与关怀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因此，要先听人家的意见，达到要了解人家的目的。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输，要改变工作方式。有一次邓大姐接见来访者，她向客人们诚恳地表示，今天要先听大家的，在场的客人都很惊讶。一位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心里很紧张。今天听到您的这段话感到非常亲切，您的态度是坦诚的，说的话也很实在，没什么客套。我们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跟国内领导人谈一谈，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来。您的谈话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实现了，我很高兴。”
她说：“对台湾的工作，第一，我们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埋头的、耐心的工作。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工作，细水长流越大越长。第二，见缝插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我们的工作插进去，针要插得准。我们不要轻视这个缝，要抓住这缝，然后插针，还要看用什么样的针合适。对台湾工作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性、有韧性，埋头工作。”她始终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要贯彻“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她为对台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１９８５年去沿海地区，亲自听取对台工作的汇报，视察有关地方情况，对如何宣传党的政策提出改进意见。还定期召开对台工作办公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听取、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沟通情况，认真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当好中央的参谋。几年中她接见了许多台湾老朋友、新朋友以及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各界人士均有，其中也有不少青年朋友。
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相继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邓大姐讲：希望台联会成为海内外台胞满意的“台胞之家”。她还提出，在国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华侨群众团体，我们应该与他们交往。尤其是老一代侨胞、台胞，他们都深深地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要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广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同时，对海峡两岸的科学、文化、艺术的交流，今后要更加重视，大力开展工作。每当有学者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时，邓大姐就很认真地交代，去的人一定事先得到台湾当局的正式邀请信，人身安全要能够得到保证。那年华罗庚教授在美国访问时，台湾请他去讲学。这次活动就是按邓大姐讲的精神与台湾协商的。
邓大姐接见过很多台港澳同胞以及一些国家的侨胞，朋友极多。有一次接见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人，是搞“保钓”的，那人说：我们把过去的朋友丢了。邓大姐非常重视这个情况，请他回美国后，凡是他能见到的“保钓”的朋友们都替她问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过去冷淡了他们，现在我们改，请他们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
１９８５年邓大姐会见居住在日本的一批台湾同胞，他们这次回国是排除了台湾当局的一些干扰、阻拦，显示了强烈的爱国心。这些朋友说：我们愿为祖国大陆尽力，协助祖国大陆建设。他们还向邓大姐说，我们这次到祖国大陆前，不少台湾企业家说，你们这趟去祖国大陆就是给我们台湾经济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表示一定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而奋斗。
邓大姐赞扬他们的爱国之情，表示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看看，“百闻不如一见”，还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居住的台胞、侨胞，我们都欢迎回来看看。
为了广交朋友，多交朋友，邓大姐曾经建议做对台工作的部门，在春节时发慰问信和贺年片。她认为，几年来台胞、侨胞从各方面来的人越来越多，相互间逐渐了解，为了增进友谊，这是一种更好地沟通感情的工作方式。这样做的结果，国内外的朋友反应不错，取得一定效果。
邓大姐在祖国统一事业上的决心和强大的感召力，无比亲切的诚挚态度和“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大姐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她作为纪检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在任职的三年多里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她曾经对我说：“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党中央决心整顿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是非常拥护的。选我当第二书记，责任不轻呀！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上靠党中央和第一书记陈云同志领导，下靠中纪委全体同志。我的能力有限，身体又不好，只好拼老命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大姐对待党中央分配的任何工作总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她做中纪委的工作时，首先想的是中纪委抓什么？她说：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已明确中纪委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但是我们如何去贯彻执行，这很关键。我非常赞成陈云同志提出的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就鲜明地提出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的问题。我们纪委就应该经常注意抓这方面的问题，努力把党风搞好，要把纠正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不正之风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当时针对用公款请客送礼、经济领域里的违法乱纪等问题，中纪委及时发出通知、通报、决定等，这对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她又指出：要抓党风党纪问题，可是更需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用它来衡量一切不良倾向，不良作风，就有针对性了，解决党风问题就容易了。她认为，“四人帮”时期对党规党法、党的好传统和好作风，以至于对国法的践踏破坏严重，要真正拨乱反正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纪律。她要求中纪委委员起模范作用，捍卫党规党法，抓党风的整顿。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曲折，以及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执行党的纪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她自己亲身的体会和认识，多次语重心长地讲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利用我们党半个世纪革命实践经验阐明：“党内纪律执行得好，得到巩固的时候，革命就顺利发展；如果纪律遭到破坏的时候，革命就受到损失，以至于失败，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党没有严格的纪律来巩固它的战斗力，使它步调一致，就不可能完成它担当的任务。”她还指出：“纪律对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保证，也是现在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长期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保证。”因此，我们纪委对纪律的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还要向全党宣传。她说，遵守纪律不是只凭口头上或者是生硬地机械地去背诵纪律，而应当在行动上自觉地遵守。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想到自己起码应该遵守纪律和提高自己的党性，这样一个问题，要很严肃地对待。邓大姐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刚刚恢复重建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邓大姐对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官风官气、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请客送礼、特殊化等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她在这方面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马上就有人要为她换车。邓大姐说：“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做工作，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１９５８年就自动精减了警卫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我当了政治局委员，有人要来志愿兵，有人建议我增加秘书、警卫员。当时我只有四个工作人员（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我马上主动对他们说，我还要坚持原来的那样，一切待遇不变。我们一切照旧啊！”她经常对我们说：职位变了，只是加重了我对人民服务的任务，加重了我的责任。在我们党内也好，政府机关也好，只是分工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责任轻重大小的不同。邓大姐深情地回忆：“党的七大选中央委员会以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说，你们这些当中委的人，不要以为做了官，只是加重了你们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的。我是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因此，现在作为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人民、党的利益。”她的一生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几十年来从不为个人着想，她的心中只有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为了纪念与缅怀邓大姐，学习她的革命精神，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１９８１年邓颖超和康克清会见孙中山先生亲属。
邓大姐同费彝民（左）、廖承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