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教育)
专栏：恢复高考制度20年回顾
我经历的高考
江苏扬中市委宣传部顾明社
因较长时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与同事、朋友交谈闲叙，少不了高考的话题。每当此时，我总激奋不已，不禁想起亲身经历的那场既跨越时空，又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虽然已相隔２０年之遥，但仍恍如昨日。
１９７７年，虽然已结束了“四人帮”的肆虐，但毕竟十年动乱的余波尚存，年轻人仍未摆脱精神上的压抑，瞻念前途，出路何在？在一片迷惘中，１０月１２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逐级传达。被积压了十几年的上千万高中生如久旱逢甘霖，死水一潭般的求学之心又重新荡起涟漪。
这是一个冬始秋余的时节，尽管秋风萧瑟，但社会青年报考的热度似乎要融化掉整个大自然的寒霜。这一年，全国报考大学的人数达５７０万！仅有近３０万人口的扬中县，报考大学的人数达２０００多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为了解决７７级的考卷用纸，中央临时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接受高等教育是众多青年的愿望，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由于维持多年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使大多数有志青年“望学兴叹”。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１９７７年的仲冬成千上万的考生迸发出的迎考热情实在惊人。尽管全国招生计划只有２７万人，录取率还不到５％，然而交了伍角钱报名费后，谁也不改初衷。高考牵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一时间“有老课本吗？”成了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老课本变戏法似地冒了出来。扬中２０００多名考生，不分长少，不论基础厚薄，都勇敢地在高考的羊肠小道上寻找着希望和未来。
扬中考生从得知恢复高考到举行初试，时间很短，初试前基本谈不上什么复习，各自都仅凭一点老底子仓促上阵。记得初试的那天，仅新坝中学考点就汇集了三四百名考生，好不热闹。校园多处地方都写有叶帅的名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那次所有教室和大办公室都作了考场，从小学借来了大批课桌。通过初试，筛选过关的人数很少，我算有幸，忝列统考队伍。母校的领导和老师对这批过关人员抱着莫大的希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安排了一个临时复习班。他们找资料，刻讲义，业余授课，批阅试卷，虽没有分文报酬，但干得十分认真、欢畅。个中精神，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年轻老师是难以体味和理解的。当时我已在乡村学校担任了民办教师，利用周日偶尔去听一次课，把讲义带回家复习。每晚等备完课、改完作业已近１０时，然后才耕种我的“自留地”。万籁俱寂，虽有学习效率，但人不是钢铁，疲劳是挡不住的。有几次伏在桌上睡到天亮，双脚冰凉，自己也不知是何时入睡的。早晨尽管睡眼惺忪，但早饭一吃又精神抖擞地走进我执教的课堂。其时生活也十分艰苦，根本不像现在的考生，家长唯恐他们缺少营养，隔三差五买营养液、糕点，甚至床头开了个“小食品店”。那个年代温饱问题还未解决，食品相当匮乏，花一角二分钱买一斤萝卜干已算“奢侈”。现在想来，精神的力量还真是神奇。当时众多学子都有与我类似的经历，无怪乎当年的高考作文用“苦战”二字为题。
统考在寒冷的冬天进行。由于刚恢复高考，国家还来不及统一命题，委托各省、市、自治区出题。江苏卷共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四个科目。全县考生集中在县中（今市一中）统一考试。进考场后，我环顾四周，考场内的考生相貌迥异，年龄十分悬殊，大的已是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小的刚高中毕业，稚气未脱。正因如此，我入学后班上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位６６届的老大姐和一名１６岁的小个子同学座位相邻，老师第一次上课竟批评这位老大姐，怎么能带着小孩来上学。
统考题目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然而对我来说，“文革”中实在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物理大部分题目不会做，走出考场只能认真聆听“老三届”考生眉飞色舞的“演讲”。
１９７７年高考与以后的历届高考还有不同的是一律不公布分数（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招办要求考生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无端的等待是耗人的，那个冬天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连春节也提不起兴趣，生怕音信杳无。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收到了一份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师专前身）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志愿没填，也不是理想的学校，但在那个年代，为能转城镇户口，着实激动了好一阵子，甚至天真地以为这一纸录取通知书可以主宰自己的一切，浑然不知这仅仅是人生道路的又一起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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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海月谈
教育：文化建设的基石
陶钧
文化和教育，在多数场合常常被人们简化为“文教”，似乎两者是一对孪生姐妹，是模样相似的两个个体。然而文化和教育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
从大文化的层面上看，没有人否认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是怎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这个简洁而具体的定位，可以说是教育观念上的一次飞跃。
教育观念的变革，历来与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连在一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十年浩劫之后，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以后的思想解放扫清了道路；在经济理论方面，从计划经济开始向“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过渡，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清晰地显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轨迹。与之相呼应，人们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恢复高考，到打破“两个凡是”；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办学，到与社会力量办学共存；从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推行素质教育……这一切证明，今天把发展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是由于教育在文化的传递、选择、创新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民族每前进一步，都是在一个个文化基点上的延伸，而教育就是将人类文化之火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那把火炬。这火炬在民族继往开来的道路上，光大了传统，点燃了现在，照亮了未来。教育的基础作用又好比一个民族的文明大厦的“根基”，有坚实的根基，才会有高大的建筑。“火炬”通过一代一代传递，“根基”通过一道一道加固，人们通过系统地接受教育，不仅掌握了科学的知识，而且养成了一定的伦理道德习惯，使一个自然的人成长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体现社会价值的公民。不仅如此，教育在通过培养人的文化意识去创造新文化的同时，这种新文化又反作用于创造者自身，形成教育和文化的互动过程。
尊知重教，是十五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许多发达国家都是从重视教育起步的。日本７０年代的经济腾飞，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提出的“教育立国”、“科技立国”。前苏联科马洛夫曾指出：人的教育水平每提高１％，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增长１．４％。当今世界，一个不具备良好教育传统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人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
早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中央就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２１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全面培养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党中央、国务院向教育领域提出的一项紧迫的任务，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提高全民素质要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但基础还在教育，那些必须通过人均受教育年限才能积累和反映出来的素质水平，是其他社会实践所难以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教育。这是历史的趋势，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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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苑秀木
大山的儿子
——记湖北随州市河口村民师秦成坤
王萍陈德军肖木森
秦成坤是湖北随州市山区的一位民办教师，他从未离开过大山。
他身高１米８０，体重不足３５公斤，严重的综合残疾使他生活不能自理，然而他却凭着顽强的毅力，在２８年里，烛照了数百颗童心。
一
１９６１年秋，秦成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初中。可不料就在第二年正月，厄运降临，头痛、发昏、高烧引起了四肢麻木。秦家耗尽了所有的积蓄，也未能恢复他的健康。目睹四肢瘫痪的儿子，年届花甲的父亲痛不欲生。在倾家荡产仍无起色后，这位倔强的老人竟自绝于世。几个月后，不堪重负的母亲也撒手人寰。
１５岁的秦成坤顿成孤儿。四肢骨骼变形，肌肉萎缩，风湿性心脏病……瘫痪，使他连追随父母的“资格”都没有了。
万念俱灰时，床前来了众乡邻，队干部不顾队里底子薄，筹出款子送他到武汉治疗。乡邻们纷纷伸出温暖的手，晴天，有人背他晒太阳，冷时，有人给他生火烤。端屎倒尿、洗衣喂饭，乡亲们把他当成亲儿子。
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的秦成坤，在“活下去”的信念支撑下，练坐，练站，练走。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他终于能拄杖站立走动了。
“站”起来的秦成坤得陇望蜀，向队里提出了复学的请求。“山沟里出个秀才坯子不容易哩！”队长二话没说，将他送到乡中学插班读书，每月派人送去足够的柴米和零用钱。
二
１９６９年春，村小急需任课教师。正在高中就读的秦成坤知道消息后，辗转反侧，一夜未合眼。
得到他愿意回乡教书的口信后，学校立即派人将他接回，安排了班主任的重任。从此，秦成坤左腋下夹一根拐棍，在弯弯曲曲的羊肠道上跋涉了２８个春秋。
地处大洪山深处的随州市三里岗镇河口村山广人稀，几十个自然村落散布在一条几十里长的带状沟中，村小也依地势分设两处。开始，秦成坤在离家较近的一处任教。后两处集中到村小现址办学后，为了方便偏远几个组的低龄学童就近读书，秦成坤自告奋勇，在组育秧室、林场、香菇场都办过教学点。１９８９年因腿脚越来越不便，才和村里商量，将教学点搬到自己家中。
无论教学点办在哪儿，他都不误人子弟，他总是“笨鸟先飞”，早起晚歇。现已为人父母的海娃说：老看到秦家小屋深夜还有灯光。
海娃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寒冬腊月的一天，大雪封山，滴水成冰。天未亮，秦老师匆匆吃过早饭，揣上作业本和中午的干粮向教学点出发，走到一段陡峭斜坡，一下子滑进路边４米多深的沟里，人事不省。直到上学孩子路过才发现。孩子们拉扯不动，吓得大哭，这才惊醒了他。
像这样的事，可谓家常便饭。他说：“我这半条命是党组织和乡邻给的，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为孩子们尽一份力。”
２８年来，秦成坤其实是一边教学，一边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体重不足３５公斤，左肢完全失去功能，右手夏天还勉强可以抬齐平肩，冬天只能达到胸高。即便如此，每年的统考，他这个教学环境最差的教学点的成绩总在全镇名列前茅，以至一些家长竟托人找路子要把孩子转到他门下。
三
在秦成坤人格词典里“苦”和“怨”两个字是找不到的。秦成坤至今仍是一位“编外”民办教师。
１９７８年，秦成坤因过度劳累而旧病复发，整整半年，瘫痪在床，为了不增加集体负担，他主动申请病退。在与疾病的较量中，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当他每天拄着双拐站在路口，望着一群幼童日复一日跋涉几十里上学的情景时，他的心又一次颤栗了。他决心再次申办教学点。主管教育的领导同意了，但又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随着教师管理的加强，像他这种身体状况，想取得民办教师资格已经不行了，只能算在“编外”，做代课教师。秦成坤说：“我办教学点主要是为了孩子，不在乎正式不正式。”
其实，秦成坤早在７０年代初就练就了一手不错的木工活，这在山里，还是种吃香的手艺。但他心里委实放不下那些艰难上学的孩子们。
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一位“编外”教师，大呼隆时代，队上按半劳力给他记工分；责任制后，村上每月发给他６元—７元补助，后来增加到２３元、３２元、５０元，直到１９９４年增加到８０元，他无怨无悔。前不久，他的一位同学前来看他，当谈到他的一茬又一茬的学生都已当民师、转公办，为他叹息时，他依然没吐出半个“怨”字。
１９８２年，他再一次经历不幸，与他相濡以沫１０余年的妻子，积劳成疾，离开了他，留下两个不满１０岁的女儿，不啻又给他肩上压了两座山。但这没有影响他的教学，这一年，他教的二、三年级仍位于全镇前几名。
就是这样，秦成坤像一支点着的蜡烛，正在将自己的光和热回报给大洪山这块养育了他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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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级学生评语改革试探
北京铁五小贾小荣
教师给学生写评语的目的在于教育学生。给学生写评语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教师在评语中肯定学生的长处，指出不足，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鼓励学生上进。另一方面，帮助学生家长全面了解学生的在校情况，积极主动地与教师配合共同教育好学生。
我在一年级尝试以评语改革为突破口，根据刚进学校第一年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改进教育评价方法，提高教育学生的艺术性。
针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写好评语。
写一年级学生的评语，不应当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要抓住学生的闪光点，有针对性地写评语，拨动学生的心弦，就能使学生深明其义、受到启发，从而扬长避短。如：“活泼、可爱，作业本上一个个秀丽的小字就惹老师喜欢，你的优点很多，尊敬老师，好参与班里的活动，表达能力强，会分析一些事理，但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学习欠踏实，‘小聪明’用完了怎么办？”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改变“千人一面”的评价。
我平时留心观察，力求尽可能多地掌握每一位学生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广泛征求科任老师、家长及学生的意见，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兴趣、气质、性格、体魄、劳动态度等方面的情况，以积累丰富的评价素材。
教师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将评语写得具体、明确、实事求是，反映出各个学生的特点。
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年级小学生自我评价能力正在初步建立，他们主要是以老师评价为依据。针对这种情况，老师更应当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把对学生的爱倾注在评语的字里行间。
我写的评语，采用谈心的口吻。对每一个学生都寄予真情，唤起儿童心灵的感应。让学生读起来，感到亲切、和谐，受鞭策。如：“倔强、聪明的你，上课回答问题很准确，有根有据，尊敬教师，但你平时爱用小聪明，替别人写作业，这种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学习是一件苦事情，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你说对吗？”这些真诚的呼唤，深情的寄语，殷切的希望，学生见后怦然心动。他们见到了“自我”，见到了自己的进步，同时也乐于接受教师给他们的批评，乐于改正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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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校园生活
“特别亲切”的培训班
张志安
“香港回归以后，来内地高校学习中国法律知识，觉得特别亲切”，在复旦大学外事处的一间大教室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的高级律师陈凤珊激动地对笔者说，“整个活动安排得非常好，教授们水平非常高，我们学得非常愉快。”
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政务司批准，９月２１日到２９日，复旦大学为１７位香港特区政府律师举办了“中国法律知识培训班”。这是香港回归后内地高校首次为特区政府职员办的法律培训活动。这群特殊的“学生”任职于特区政府律政司、法律援助署、知识产权署、土地注册处等８个重要部门。他们原先对中国法律了解较少，回归以后更加希望学习祖国的一些基本法律、法规和体制。
培训期间，律师们学习了宪法、民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济法等课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昌道教授、市司法局有关干部、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几位资深教授亲自担纲授课。组织者还安排他们旁听法庭庭审、参观律师事务所、监狱、浦东新区，游览了市区的主要景点。
复旦大学从１９９６年１１月份就开始为香港港英政府律师开办短期法律培训班，回归前共办了三期。这次培训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期，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期。“这一回上课，感觉就像一家人自己在讨论，感情上很贴近。他们都很好学，上课可以随时提问，下课后还积极求教，气氛十分活跃”。复旦大学法律系张世信教授已经上了好几期培训班的课了，这次给他的感受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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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教之友
培养孩子读书兴趣
卜卫
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喜欢阅读的人，那么，怎么做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根据阅读研究，我们提供如下建议：
自己热爱读书，这是对孩子最有效的教育。从儿童出生起，就让孩子看到你阅读。在婴儿时期，家长最好经常高声朗读，为儿童朗读书籍开始得越早越好。如果在儿童１０岁以前，家长有朗读的习惯，那么，儿童在从使用电子媒介向印刷媒介过渡时会比较顺利。
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兴趣。我们看到，有多种因素影响着儿童阅读兴趣。除了必须考虑儿童的年龄以外，还有一些具体方法可以用来观察儿童的兴趣，如：当孩子走近书柜（无论商店或是家里）时，他是否径直走向某个特定的书架？他是否懂得到哪里去找科学书籍、小说或诗歌？他有没有跟在一两个孩子后头，按别人的选择来选书？如果孩子阅读时，看看孩子是否迅速进入了阅读，他实际阅读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经常谈论与书有关的内容等。如果孩子能自己直接找到一本书，不看其他的书，阅读时迅速进入情境，阅读时间较长，经常与伙伴谈论书的内容，或做有关的游戏，则说明他对这类书感兴趣。
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习惯包括：
爱惜图书。保持图书整洁。不撕书，不折页。鼓励儿童保存看过的图书；
鼓励儿童自己选择读物，和儿童讨论哪些是适合他们看的读物，哪些是他们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读物，并以此为标准选择读物；
合理安排时间，家长每周可为孩子安排一次或数次专门用于阅读的时间。
定期买书或借书。教给孩子利用儿童图书馆的技能，如图书馆是怎么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怎么能找到他最想看的书等。最好能参观一下儿童常去的图书馆，替孩子申请图书证，帮助孩子适应图书馆；教给孩子买书的技能。在孩子小的时候，每次买书都带着孩子，商量好买什么书后，把钱交给他，让他自己从售书员手里亲自接过书，完成模仿父母买书的过程，同时，这样做比父母从街上带回一本书更能让孩子满足。
鼓励孩子记笔记。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写个简单的书名也好，可以培养孩子要从阅读中获取一些东西的习惯。
创造好的阅读环境。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小书架，请孩子安排自己的书。
与孩子一起讨论和交流。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你对这部作品感兴趣吗？对什么部分最感兴趣？为什么呢？这里面的人物你喜欢吗？为什么？如果你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你会怎么做呢？这部作品到底想说什么等等。
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给予儿童精神的快乐，是父母爱孩子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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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儿童公园最近辟出一角，设立一处“娃娃科技乐园”。科技乐园中有趣味游戏200余项，孩子们通过动手参与游戏，学习和掌握了自然科学知识。图为哈尔滨市奋斗路小学的同学们通过玩撞击游戏，形象地领会了动能传递原理。
陈凯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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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公交三公司自第一个“教师节”起开设郊县“教师专车”，12年来已安全接送教师15万人次。这是几位在郊县任教的中小学教师在上“教师专车”。王小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