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在《中国发展全书》总序中
谷牧论中国发展问题
谷牧在为《中国发展全书》写的总序中指出：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再造辉煌的关键时期。我们这一代，乃至以后几代中国人的神圣历史使命，就是万众一心，加速发展，尽快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
他说，“生产的发展，文明的演化，社会的进步，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并由军事实力的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只有那些在发展中走在前头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居于优势，赢得风骚。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任何国家和民族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都必须把发展作为根本的国策。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有辉煌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从上一世纪的４０年代初到本世纪４０年代末这百余年间，由于惨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深受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新中国成立４０多年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耗费了民族宝贵的精力，贻误了国家发展的良机，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１９７８年，中国在结束１０年动乱后，毅然把发展问题提到中心地位，坚定地迈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自那时以来，中国的发展使国人振奋，令世界瞩目。但是，由于底子薄，起点低，人口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了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国决不能偏离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发展，都依赖于发展。”
他还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对发展的艰难探索。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自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７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１０％，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连续保持高达１２％的经济增长速度。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将发展成为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
“中国在创造空前发展业绩的同时，也在创造世界上全新的发展模式。以往，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先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因此，讲发展，常常被理解为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和看齐，讲现代化，也被误认为就是搞西方化。后来，虽然亚洲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被认为东亚发展模式，但毋庸讳言，这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范畴的发展模式。而中国的发展，正在世界上开创着一种新发展模式。中国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仍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非西方化、非资本主义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中国发展模式有着极丰富的内涵。在总体上，它体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具体内容上，它又是对全国各地所创造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大胆探索，创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区域、部门和企业的发展模式。例如，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深圳经济特区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胶东模式等等，行业和企业发展中宝钢模式、武钢模式、一汽模式、燕山模式、邯钢模式等等。现在各地都在根据新的形势，更新发展思路，调整发展战略，寻找更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谱写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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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人文精神”讨论的新进展
张骏严
肇始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长时期的有相当深度的震动。进入９０年代，“人文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关怀”“人文传统”，从相当专业化的思想术语，开始向大众话语转化。另一方面，“人文精神”讨论在学术界也有了新的拓展。
何谓“人文精神”。出现于当代中国人笔端、口头的“人文精神”，是内涵丰富而规定性又并不确定的概念。目前对它的理解和使用，既无以往的约定俗成，亦无新近达成的共识，因此在讨论中，各种歧义界说甚多，见仁见智。多数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有的学者梳理各种用法的人文精神概念，大致归纳出五层含义：①科学层面的含义，即对知识、科学、真理的重视与求索；②道德层面的含义，即对道德行为、道德修养、道德信念和道德人格的看重与追寻；③价值原则层面的含义，即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与呼唤；④人本主义层面的含义，即对人的关注、尊重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祈盼与高扬；⑤终极关怀层面的含义，即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和社会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的反思。
有的学者从人文精神的时代性角度，指出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具体指向，而是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关注，主要是对人类在完满性方面的缺失的关注，是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和社会理想的缺失方面的关注。因此，人文精神主要是一种自省的意识，寻求不断反省人生的缺陷，追求理想的人生；是一种批判的意识，不断反思社会的缺失，追求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超越的意识，不断关注时代的精神，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
呼唤“人文精神”的时代针对性。有的学者分析了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两次人文精神讨论，认为８０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所涉及的主要是人道主义问题，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残酷斗争的种种做法而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人的个性、人的尊严；９０年代的讨论则是针对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而提出的。
有的学者指出：人们在现时代追踪的人文精神，只是在文本上相似于人文主义，实质上是一次中国社会思潮的分化与综合。根据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这种社会思潮的分化与综合可以较为完整地表述为：９０年代失落了并需要重建的人文精神，乃是溯源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在反封建专制的意义上始终保持其相对独立性，但又被合理地吸收到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意识，它并不是没有“资”、“社”之分的抽象观念，也不是非此即彼（要么姓“资”，要么姓“社”）的形而上学观念。
科学与人文精神。讨论中，科学也是时常涉及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将科学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科学和人文精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弘扬科学，不仅无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反而对人文精神是一种遏制或损害。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指出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是导致科学与人文精神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它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充满着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精神也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精神，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在科学精神和其他文化精神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
值得提及的是，部分学者还就人文精神讨论如何健康深入地进行发表了意见，指出，应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运行机制的现状来认识人文精神，弄清楚我们到底失落了什么，需要重建的是什么，唯一现实的途径是什么，这样讨论才不至沦为少数文人的乌托邦游戏；厘清人文精神的学术发展史，对中西人文精神作出创造性诠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切可靠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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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
蔡建国撰写的《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该书作者以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的规律出发，在研究蔡元培思想时，始终将他紧紧放在激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去考察，抓住社会与蔡元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运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蔡元培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就事论事。本书对蔡元培的传统与近代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作者是围绕着社会对人物思想产生影响的关连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和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时的艰难性，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中变革自身和不断进取精神的连续性等方面来揭示蔡元培思想的，因此可以说，对他思想的刻画有很充分的说服力。作者对蔡元培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情作了交代，例如，蔡元培对戊戌变法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了回答。（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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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与教学》
陈瑶
郑之洪撰写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与教学》（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立足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之上进行学术研究的专著。
该书总的特点是，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既有较大的教学实用价值，也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目前看到为数不多的历史文选教学与研究的专著中较有特色的一本。
该书有这样三方面的长处：第一，作者读书精细，微观研究比较深入。《中华书局版左传译文商榷》、《论司马迁之写平准书》、《辞海辞源等书对“女史”释例之商榷》等文，考释严谨，有新见解。第二，勇于探索，敢于提出新观点。《论荀子对宇宙理论的贡献》一文，对荀子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新的探索，回答了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葛亮北伐新探》则是对一个热门课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看法。王夫之提出诸葛亮北伐的动因是“以攻为守”，这一传统看法在学术界几成定论，而此文则从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细密的分析方法。第三，作者注重总结教学经验，撰写文选导读，对于提高文选教学质量可资借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强调基础知识教学，强调在教学中加强学术性，这在导读中多处可见。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与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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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政干部廉政文化读本》
江山
由青年编辑鲍康健精心策划，王石先生主编的《党政干部廉政文化读本》一书，近日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览全书，我感到有如下特色：
第一，视角新颖，体例独特。该书分为制度篇、思想篇、楷模篇、惩戒篇、借鉴篇五大部分。除借鉴篇外，每篇自古及今，将廉政的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示给读者。作者强调要将廉政问题当作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来考察与分析，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也是符合廉政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第二，有不少新的理论总结与突破。就古代部分而论，制度篇、思想篇专门从廉政的角度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廉政措施，以及历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思想作了系统总结，很多内容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特别重要的是书中对我们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廉政思想作了系统总结，较完整地反映了我们党在廉政建设思想上的发展历程，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第三，内涵丰富，资料翔实。全书涵盖了我国古代至当代各个历史时期廉政建设的重要材料，考订详实，系统完整，而且收录了一些国外（地区）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这对于了解廉政的历史与现状，对于廉政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语言平实、生动、活泼。书中每个部分都短小精悍，独立成篇，自成系统，便于随时阅读。难读的古代汉语大多译成白话。楷模篇、惩戒篇大多以小故事串成，生动活泼，使人在潜移默化中领受了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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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理论研讨会召开
最近，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社、中共扎兰屯市委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等８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理论研讨会（“跨世纪中青年学者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内蒙古扎兰屯市召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改革、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理论也应有所发展和创新，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要不断丰富和调适，譬如说发挥各学科的优势，对社会主义进行专题研讨等，大家就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如何认识苏东演变及其教训、如何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讨论。（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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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外国哲学史研讨会综述
陶秀璈
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外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我国文化建设实际，集中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拿来主义”的理解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从急功近利的态度出发，对于外国的东西，认为凡是可拿来就用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而不能立即拿来就用的东西则远而避之。这种态度是肤浅的、片面的。发源于古希腊文化的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爱智慧，尚思辨，求真理，它注重求知而非实用。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称哲学是无所用的学问。正是这种不计功利、为知而求知的精神，催化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在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中，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的最直接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有些学者认为，古希腊哲学具有不计功利的传统，而近代欧洲哲学则强调哲学应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关注现实具体问题，这是值得注意和借鉴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百多年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就是，由于急功近利的态度，急于把西方现有成果拿来就用，没有真正掌握西方文化中精华和有用的东西，往往导致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对外国的东西没有消化，脱离了国情。因此，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来消化吸收外国的文化，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以中国传统哲学生硬地附会西方哲学。
第二，关于建设新型的中国文化问题。很多学者指出，建设新型的中国文化，目的是促进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与世界性密切相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应当根据国情吸收整个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因此，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应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关键就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新型文化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其指归，这就需要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就要在全社会提倡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这既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新型文化应当是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西方哲学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产生、创造和发展的。其哲学的精华反映了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刻内容，它以哲学的形式企图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论证和倡导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这对于我们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关于如何建设新型的中国文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建设需要正确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明成果。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适合现代化而一概加以排斥，而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为不可取。然而历史也同样证明，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态度也只能成为落伍者。因此，一方面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既防止重走中国历史的老路，又可避免西方技术文明的偏颇，走健康发展的道路。许多学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而理论上的成熟，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包括对古今中外文化有高度的批判鉴别能力。
第四，关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下一世纪的外国哲学研究将面临几项任务。一、进一步搞好基础性建设。对西方的一些著名哲学家的主要著作的译介应该从零散的单本走向系统化、系列化，争取拿出全集和选集。二、密切关注国外研究动态。我国外国哲学史界存在着与世界脱节的现象，搞现代哲学的人不太了解近２０年西方哲学界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仍把六七十年代的哲学作为最新学说来研究。搞哲学史的人也几乎与世隔绝地研究，研究洛克的不知道当今世界有哪些洛克专家、派别以及争论的问题，因而我们的学者很难与当代西方学者开展对话。三、注意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通过比较，不仅可突出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特色，也可突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色；不仅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吸收西方哲学之精华来建构我们的文化，也可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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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技术管理中的学术民主
——钱学森的实践经历
涂元季
钱学森同志最近在谈到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我国导弹、卫星事业早年的成功经验时，多次强调指出：周总理和聂老总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他认为这是科学学和科学技术管理的大事，这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科学工作中提倡民主作风，发扬科学民主和学术民主，这是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钱学森同志曾经说，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的，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他曾举例说，过去在物理学界有两大学派：一派是以丹麦物理学家Ｎ·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另一个学派是以德国物理学家Ｗ·海森伯为首的格丁根学派。这两个学派都重视发扬民主的学风，两派之间也经常互相交流，因而他们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创建量子力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件有趣的事情是，１９２２年６月，格丁根大学邀请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Ｎ·玻尔去讲学。当时玻尔已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一名大权威。而年仅２０岁的海森伯还只是格丁根大学的研究生，但他居然敢在讨论中对玻尔的某些论点提出异议，并勇敢地进行辩论，玻尔对这位年轻人的挑战没有任何不悦的表示，并乐意和他进行讨论。
更为有趣的是，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教授就出自格丁根大学，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以后，把格丁根的民主学风也带到了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十分民主，气氛活跃，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展开讨论。这给年轻的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钱老后来回忆说，在一次师生学术讨论中，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毫不退让，令冯·卡门十分生气，话语激烈而又尖刻。事后这位世界大权威经过思考，认识到在那个问题上，他的学生是对的。于是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卡门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给钱学森行个礼，然后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错了。”冯·卡门的博大胸怀令钱学森终身不忘。他在回到祖国以后，力图把冯·卡门的学风也带回来，但是，就总体而言，他觉得中国人受传统封建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太深，那套民主的学术风气不易形成，令他十分感慨。进入耄耋之年的钱学森仍念念不忘宣传学术民主。
回到祖国以后，钱学森参加的第一项重大活动是制订１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聂荣臻同志也参与领导。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使钱学森十分钦佩。他回忆说，那时科学家们对制订这样的规划积极性很高，关于制订规划的原则，项目重点等等，也有许多争论。周总理、聂老总一方面在大的规划原则上掌握方向；另一方面在具体项目上又放手让科学家们去讨论决定。关于规划的原则，当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按任务来规划，还是按学科来规划。通过充分讨论，对于中央提出的以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原则，少数理论科学家仍有不同意见。对于这少部分人的意见，周总理也不忽视，决定加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于是这场争论得到了完满地解决。
钱学森认为，这种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的科研管理办法，在管理他所说的大科学，如“两弹一星”这样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作中，尤为重要。
钱老回忆说，周总理当时是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每次专委会开会，讨论导弹卫星研制工作或发射试验的重大问题时，总理总是嘱咐多找一些人参加，让各个方面的负责人都能与会，以便全面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往往在人民大会堂某个厅举行，总理总是先让每一个人发言，他听得十分认真，并不时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一位技术人员发表意见，总理听后表示说：“你这个意见好，按你说的办。”秘书马上提醒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您过去已经批示过了。总理立即提高声音说：“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周总理这种民主作风，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常常以此教育后人。
钱老还说，周总理针对这项事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三高”要求，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直是从事这项事业千万人的座右铭。当时那种和谐、民主、团结的气氛，至今令许多人神往。
聂荣臻同志协助周总理具体组织这项事业。他虽军旅出身，但作风十分民主，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他抓国防科技事业，始终是总揽全局，抓大事：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组建机构，调配人员，组织队伍，保障条件，组织攻关等等。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不干预，完全由科学家负责。钱学森同志说，在聂老总手下工作，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钱老说：“我在基地执行试验任务，就是抓各个系统、分系统甚至元器件的负责人，哪里出了问题，我就把负责人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并根据总的任务要求令他在限定的时间内解决。如果问题涉及到几个系统，那就把有关人员召集起来讨论，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对意见一致的问题，那好办；不一致的，由我集中、拍板，错了由我负责。”钱老回忆说，“有一次发射，在试加推进剂时，因操作有误，出现个大问题，即弹体瘪进去一块。当时大家看了都有点紧张，跑来向我报告，我立即爬到发射架上察看，然后回来组织讨论。核心问题是怎么办？争论很激烈，多数人表示担心，主张停下来，不能发射。但我过去在美国做过这种壳体的研究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外面空气压力大，压瘪的。发射后弹体内的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状。所以我主张发射照常进行。”钱老说：“我的分析许多人虽然认为有道理，但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司令员不敢在给中央起草的发射报告上签名，那只好由我一个人签名。”报告电传到北京，聂老总说：“既然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就同意。”最后这次发射还是成功了。
当然，我们的试验也有失败的时候。１９６２年，我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因控制系统失稳和发动机起火，火箭坠毁在发射台附近。当时全体参试人员大为震惊，人人都感到痛惜。作为技术负责人，钱学森自己压力也很大。这时聂老总来了指示：“不要追查责任，重在找出故障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对找出故障原因的人，不仅不处分，还要给予奖励。”老总的指示立即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全体参试人员不仅很快找到这次故障的原因，而且五院还发动了全院的大讨论，从技术上、管理上、制度上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订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草案）》，对型号研制与设计工作，研究工作，试制工作，技术责任制与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计划与条件保证，政治工作，党的组织与工作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此使五院的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钱学森多次强调，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规模科学技术工作，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组织工作非常重要。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这支科技队伍严密地组织起来，并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科学民主与技术民主的办法，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管理这支队伍，使这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钱学森同志说，他常常讲，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强调这项尖端技术，是千万人的事业，少数人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当时那样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没有周总理、聂老总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力协同，集体攻关，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在航天领域许多年纪较大的科技人员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钱学森主持某个技术问题讨论会，在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时，绝不忽视任何一个技术细节，他敏锐地提出问题，并和你开展讨论。在这种场合，他的作风绝不像一位大科学家，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为了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一个数据，一条曲线，一个程序或一个操作，他会和你争得面红耳赤，绝不退让，直到水落石出，才肯罢休。到会议结束前由他作会议总结时，钱学森又表现出一位大科学家的风采，他的总结往往是来自讨论而又高于讨论，使争论双方都心服口服。我认为这就是一位科技帅才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