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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念敬爱的老领导彭真同志
黄火青刘澜涛伍修权吕正操李运昌李葆华钟子云郑天翔
彭真同志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走后，我们这些与他相知相识几十年，在他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心中总是涌动着对他不尽的追念之情。
彭真同志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先是在太原、石家庄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调天津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回想起来，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一是１１月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左”倾盲动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占了支配地位。二是少数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这两种倾向给革命和党的组织造成很大的破坏。１９２９年６月，由于叛徒出卖，顺直和天津的党组织几乎被敌人全部摧毁，彭真同志被捕，并被判９年１１个月的重刑，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的“新监”。天津第三监狱地处天津城西，是阎锡山１９２８年占据河北后在天津扩建的，其中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叫“新监”。监狱当局对“新监”政治犯的管理很严，生活待遇十分苛刻。当时要不是外面党组织和亲友接济，根本无法生存下去。６月中旬，一位叫魏振华的工人同志因患重病得不到医治惨死在狱中。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当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的彭真同志领导狱中同志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敌人悍然不顾，一味加强管制。彭真同志便和支部其他同志讨论，决定发动一场绝食斗争。经过周密计划，７月２日政治犯以“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虐待”、“我们要生存”、“我们绝食是以死求生”等口号开始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殊死斗争。狱外烈日炎炎，牢中阴暗潮闷，绝食的同志都躺着。绝食斗争一开始，敌人就惊惶失措，把彭真等领导骨干２０余人转到天津陆军监狱，对其他同志则软硬兼施，极力分化瓦解，企图阻止绝食斗争。但是，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由于党支部事前做了充分准备，特别是同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使狱中的绝食斗争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记者要求采访，南开中学的学生要求探望，天津几大报纸也登出第三监狱的政治犯为生存、为改善生活条件而绝食斗争的消息。敌人怕事态闹大，影响阎锡山在天津和河北的统治，阎锡山的亲信天津市公安局长曾延毅不得不亲自到监狱和政治犯谈判，答应了政治犯的全部要求。五天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斗争的成功，一是彭真同志和党支部的同志时机选得好，策略运用得当，抓住了阎锡山在前线作战，唯恐后方不稳的心理，集中力量反对监狱当局克扣伙食、虐待政治犯的罪行，这些斗争目标和要求切合实际。二是党支部作了充分的准备，事前选定了支部领导的接班人，领导不因彭真同志等被转押而中断。思想酝酿充分，内部团结一致，斗争坚决，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争取到狱外党组织和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支持。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对敌人是一个重大打击。随后，敌人很快就把彭真同志转到了北平监狱，进一步严密地看管。１９３１年底蒋介石一度下野，林森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时发布了一个大赦条例，其中规定重刑犯减１／３刑期。彭真等同志也因此减了刑期，到１９３５年秋刑满。当时正值日寇威逼华北，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平津一带的国民党中央统治和地方势力的统治一时青黄不接，敌人才将坐满刑期的彭真同志释放出狱。在狱中的６年多时间，彭真同志不仅对敌斗争坚决，而且抓住时机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当时敌人愚蠢得很，不许政治犯看《水浒》，但是可以读马列的著作。后来彭真同志总说，在监狱可以读书，可以思考问题，监狱是关不住马列主义的。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过：华北也有好多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坐班房里头和敌人斗争。白区工作的同志没有坐班房活着的，坐班房活着的，没有坐班房牺牲的，坐班房牺牲的，这几部分，他们替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为了斗争，他们拿着命拼。因为这样坐了班房，少数人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的成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像彭真同志这样一大批在白色恐怖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广大党员舍生忘死、拿着命拼所作出的革命贡献和历史功绩。
１９３５年，彭真同志出狱后，先是任中共北方局驻冀东代表，改组京东特委，重建冀热边特委，纠正了王明路线“左”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冀东党的工作得以健康发展，为１９３８年冀东２０万人民的抗日大暴动奠定了基础。后他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他代表北方局领导学生运动，多次到北平解决学生运动中的分歧，推动华北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大联合。他根据斗争的需要，组建中共北平学委和北平农委、改组中共北平市委，指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先总队部的工作，全面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彭真同志总结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坚决支持刘少奇同志纠正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方针。根据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新形势，他在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倾向。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代表北方局向北平市的党组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亲自向许德珩等爱国人士宣传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组织的成长和进步，也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３７年５月，彭真同志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任白区代表团主席，大会主席团成员。５月６日，他在会上发言强调党在白区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又说：必须将党的独立性提高，否则，只有给国民党当尾巴。这次会后，他又接着出席了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和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策略原则。这次会议为抗战爆发后，党在沦陷区、国统区工作的正确展开奠定了基础。
在白区工作的十几年里，彭真同志经受了生死考验，也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的经验。在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期间，结合我党在敌后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工作。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和“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团聚群众，蓄积力量”的方针。他的这篇发言，是研究我党白区工作和在战争年代如何进行地下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真同志作为北方局组织部长，参加部署党在华北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工作。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他又作为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同志一起领导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把马列主义与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在党中央领导下，和分局同志一起提出并实施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政策。晋察冀边区被党中央誉为“华北党的模范”、“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边区的工作千头万绪，彭真同志始终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作为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中心环节，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把发展和巩固党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他经常在分局党校和党的干部会议上，结合实际讲党的基本政策和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争取党的领导权；提出党的各级干部“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和精神，把它融会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他正确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晋察冀边区这块大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在他的关怀领导下，在北平、天津、唐山等敌占城市内我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或潜入敌人内部取得了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对打击和消灭敌伪反动力量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的１９４０年，彭真同志为巩固根据地，粉碎日寇的扫荡，坚持敌后的抗战，亲自搞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计２０条，简称《双十纲领》。这个纲领以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边区抗战经验，就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坚持国共合作抗战，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众文化，各民族平等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双十纲领》的颁布实施，受到边区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党刊发表文章说，全国各地特别是敌后方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设施计划上，都应以它为最好的参考借镜，以推动全国团结抗战和民主化进程。
１９４１年６月至８月，彭真同志在延安就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７次向毛主席和政治局作了详细的汇报。中央逐次将汇报内容批转各根据地党委。汇报后，彭真同志又作了详细整理，出版了单行本。这个汇报，分析了边区党的各项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说这个汇报“是马克思主义的”。
１９４１年９月，中共中央任命彭真同志为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同志到党校后即同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共同商定，起草了一个《中央党校计划》，明确规定了中央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计划对于学员的条件、学员的来源，各种不同班次的设置，学员的待遇，修业的年限，课程的安排，以及党校机构的调整，人员的任命，等等，都作了规定。与此同时，彭真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１９４１年冬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后，毛泽东同志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此后，实事求是成为概括毛泽东思想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表述。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党校规定了三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指出整风运动就是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使党员和干部能够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毛泽东同志整风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展开。２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同志负责，并由他主持政治教育会议，负责出版学习报。
根据中央指示，彭真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党校整风学习计划。５月１４日，彭真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代替社论的署名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发表。文章指出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就是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目的就是运用它来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来预言事变的发展过程，从而确定正确的方针，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领会贯通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应用。在党风学习阶段，党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９月１６日，彭真同志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讲话，提出在真理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强调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开展党内思想争论，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切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讨论，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思想问题弄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彭真同志这些文章和讲话对于推动党校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到１９４４年初党校已由原一、二部扩展为６个部，共有学员３０００多人。中央党校经过调整，整风学习的改进，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大大发扬了。学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空气更浓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１９日，彭真同志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思想方法问题》的整风总结报告，指出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目的在于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总结报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概括了整风运动深远的理论意义。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因为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七大代表，他们熟悉党的历史，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首先抓中央党校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党的七大代表的学习，进而推动全党扫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路线的危害，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固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在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彭真同志作为领导人之一，协助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作了许多具体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培养党的大批高级领导骨干，为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党的七大时，彭真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前夕，他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从各根据地抽调２万干部，１０万大军和１００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彭真等同志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抵达沈阳，挑起了开辟东北解放区的重担。
当时东北处于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苏我、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变化急剧。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紧紧把握形势，及时果断作出决策，又根据情况发展变化，及时果断地调整、改变部署，对东北工作和作战给予具体指导。彭真同志严格地执行了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指示、命令、作战部署，在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放手发动群众，剿灭土匪，摧毁敌伪政权，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发展武装，扩大主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努力营造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高瞻远瞩地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他说：“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坚固的基础。”彭真同志和东北局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意图，在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激烈斗争中，从全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出发，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握东北的大局，抓住苏联在５７个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和我军最早出关部队先于国民党军队到达东北地区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壮大自己，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顽强争夺战。同时，他立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基本点，正确掌握党的各项城市和农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动工人农民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争取和教育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从更长远的观点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矿山、交通的政策，使我党在东北初步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艰苦的斗争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果实。到１９４５年底，东北我军已由出关时的１０万人扩大到近３０万人，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省委、市委或工委已经陆续建立。到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我军抗击了蒋军大举进攻，根据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命令，夺取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进行了英勇的四平保卫战，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在撤出四平、长春后，仍控制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这些大城市在内的整个北满和西满、东满一部分的广大解放区，并保住了南满几块根据地和游击区，以及大部铁路、松花江航运交通枢纽，使东北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解放区的面积约占全东北的３／５。这些根据地成为我党、我军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重要的战略依托，为后来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彭真同志于１９４７年５月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在担负繁忙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同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是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奠基者，他在北京刚刚获得解放不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伊始，就明确提出北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北京的建设方针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他抓住北京城市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贯彻“三个服务于”的方针，阐明了北京作为首都所担负的特殊任务，又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北京工作的日日夜夜，彭真同志精心布局首都的经济建设，亲自抓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提出了“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北京工业要实行精兵主义，坚持质量第一，今后既要抓“高精尖”，又要抓“吃穿用”的思想；他关于北京人口、住房、道路、用水、煤电、绿地的发展设想，以及关于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用地的预留，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很有远见的。北京是科学、教育、文化的中心。彭真同志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把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摆到突出位置，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非常尊重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提出的建议。在党中央和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北京市全体人民１７年的共同努力，使北京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农林、水利建设比较快，具有相当科技和文化水准的社会主义城市，为更好地发挥首都的功能，为后来北京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和思考的是，彭真同志抓住执政党的建设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精辟论断。他在１９５０年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提出保证党永不腐化的四条原则：依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依靠跟群众密切联系，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依靠批评自我批评，依靠制度、法律和纪律来监督保证。１９５４年他在北京市委组织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不依靠集体领导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依靠组织把主要干部集合起来反复研究解决矛盾的方法，实行集体领导，是正确处理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彭真同志讲的这些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特别是联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的新经验和党面临的新考验，更加显示出这些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的光辉。
彭真同志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关键。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正处于高潮，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创刊。彭真同志亲自撰写了题为《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一文，作为发刊词。他说，要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就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的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他指出，“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改造现实，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按照片段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他指出：“我们必须从事物的萌芽形态中，从新鲜事物的典型研究中，从单个新的典型经验的总结中，看出一般，抓住关键，抓住主流，探索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方向和前途，以便形成从本质上概括情况的若干概念，形成科学的政治预见，用来指导自己和群众的实践。”彭真同志认为，党的领导，“有政策领导，有组织领导，但是最高的领导是思想领导。政治、政策都是用思想来贯串的，它是领导工作中的灵魂，是最根本的东西”。指出为了加强思想领导，“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只有提高了理论水平，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迷失方向。
彭真同志非常重视抓党的干部作风和党性教育。他总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是共产党员，办事要凭党性，凭党的立场、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要遵守党章和宪法。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对不同意见，要允许充分发表，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一条是调查研究。他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倾听方方面面的意见，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他的这种思想和工作作风，给广大干部做出了表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真同志不顾７７岁的高龄，全力投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紧张工作。他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和国家机构的、民事的、刑事的、讼诉程序的、经济的、行政的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的制定，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他一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总结几十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得出来的结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历史性的根本任务，是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克服各种困难的根本保证。“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他坚决主张把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维护宪法尊严的核心内容，是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既反映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能分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就有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彭真同志长期主持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对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抓得很紧。他说，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政法工作要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政法战线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为做好这些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彭真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严格依法办事，遵从人民意志，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党员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威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彭真同志指出要善于把宪法和法律交给群众，只有群众掌握了宪法和法律的武器，才能形成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力量。
彭真同志一贯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政权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群众监督行政首长的基本方法、基本形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国家比较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的可靠保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党对政权建设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主要是考虑全局，提出方针、政策、任务，保证它的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通过国家的形式。党的主张、意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通过和决定，就成为国家的意志。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最主要的是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靠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人民的意愿，制定法律和就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它的任务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完成。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决定一些有关国家全局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这些规定不仅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在完成这些工作过程中，彭真同志从提出建议到具体实施，都作了缜密的理论思考，起了关键作用。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彭真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同志要发扬延安精神，不要忘记党的宗旨，不要忘记党的群众路线，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位老共产党员真诚的肺腑之言，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啊。
彭真同志离开我们了。他的崇高品德风范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他的思想理论，对于我们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向着２１世纪的目标奋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欢庆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８周年的时候，谨以此文纪念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立下显赫功勋的我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彭真同志。（附图片）
１９３８年３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常驻晋察冀边区。左起：关向应、彭真、聂荣臻。
１９４５年９月，彭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１０月兼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图为当时的彭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