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科学与文化
跨越文明的对话
——浅述计算机与汉字文化的冲突与碰撞
本报记者杨健
“换笔”引出的话题
在这个“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年代，文化人“换笔”似乎成了一种潮流。５年前，历史学家庞朴买了一台学习机，开始了艰难的“换笔”。捧着随机赠送的王码教程，花了两个礼拜总算写出一篇稿子，可到南方出差几天回来，发现本已倒背如流的口诀全忘到了九霄云外。夫人说别费劲了，花２００块钱进学习班吧。庞朴不服气，订了份厚厚的《计算机世界》，又给王永民打了好多电话，几本人家推荐的教材红笔画过蓝笔画，“像学经典著作一般”，终于修成正果。如今问起他的感觉，言语中不无得意：“以前怕手跟不上脑子灵感飞了，现在发愁的是脑袋转得太慢了。‘得心应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令他得意的岂止于此。熟人朋友的机器坏了，无论软件硬件，他都会“两肋插刀”，而且往往手到病除。至于自己的机器出了毛病，那就更是“敢作敢为”。前段时间从一家公司买了台原装的“５８６”，接录音电话时出了毛病，捣鼓半天还是没辙，只好把电脑搬到公司去修。人家一看说，主板坏了，要换，收费６０００元；调制解调器坏了，要换，收费１２００元；另收４５０元修理费。庞朴一听，算了吧，回家后试着把连线从一个接口往另一个接口一换，成了！经过几年的磨练，庞朴对他的“笔”真可以说是摸透了。
和庞朴的潇洒劲儿比起来，其他一些人与电脑打交道的经历可就难受多了。去年某大报社宣布“告别纸与笔”，所有的稿件都要求作者输入电脑统一管理，不存入电脑的稿子一律免看。这可急煞了一些老记者，尤其是有些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私下里直抱怨：这不是逼着我们早退休吗？
问起他们与计算机的隔膜，笼而统之一个字：难。关于这个“难”字，后来有位叫康东日的计算机专家在他的著述中从理论高度进行了分析：从１８７７年世界上第一个英文打字培训班成立算起，西方人有了１００多年的英文键盘操作史，而５０年代开始的电脑字符处理技术，又是以英文键盘输入为依据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要用的这支智能化的“笔”，是迄今为止与人脑关系最密切的机器，可它在思维逻辑上就与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运用起来当然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了。到底是专家，一语中的。
沉重的双重使命
其实，与中文用户相比，在中国进行计算机研究的人所付的代价还要大许多。尽管有人自我炫耀地说，莱布尼茨是受了太极八卦图的启示才发明了二进制计算机，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也有人夸张地断言“中文是最适合计算机逻辑结构的语言”，可现状就如康先生所分析的，是西方人发明了计算机，而且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仍然占据着计算机文化的主体。对于中国计算机工作者来说，这一现状先天地决定了他们的双重使命：在历尽千辛万苦挤入计算机技术的核心层后，他们必须肩负起把母体文化引入学科前沿的重任，在使用上令中文习惯与计算机逻辑完美结合，使中文用户在计算机上如鱼得水，并且紧紧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对西文软件进行“汉化”翻译，并使汉字字符能够在计算机上处理，是发明ＣＣＥＤ的颜援朝、开发方正排版系统的王选等一代计算机元老的贡献。构筑外挂式中文平台，让优秀西文软件无须汉化即可在中文环境下使用，是“中文之星”的主要创意者王志东等一批后来者的功劳。实现多种中文内码自动识别和转换，使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世界各地不同内码的汉字均能在同一平台上显示，则是汪延等一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的最新创造。
在四通利方公司的实验室里，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汪延跟我谈起中文用户从“能用”到“同步用”再到“同步发展”的曲折历程，感慨万千。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计算机技术始终在飞速发展。而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给中国的计算机专家们带来新的挑战，这场战斗旷日持久。
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在与汪延的谈话中，我们说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进入了电脑行业。小汪本人原来就是学法律的，到法国后迷上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干脆转行学起了计算机，而且一鸣惊人，独领潮流。像他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计算机界为数不少。从科普的对象到技术发展的参与者，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一种技术与文化的互动。
“计算机发展到今天，其突破不仅要靠技术，更依赖于引进新的思想。”据说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推出前，考虑到低性能电脑安装它的时间很长，微软公司曾向心理学家请教，怎样在安装等待过程中设计出活动的画面才能让用户不致焦躁。而许多电子出版物的策划，已经无法离开人文社科专家的支持。
在我国，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计算机应用上反映得格外典型，普及和发展计算机技术的人更是对“中国特色”反复揣摩，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从电脑学习班的普及到教育软件的火爆，从中文打字机的风靡到中文学习机的商业奇迹，细窥其中的奥妙，有的并非靠技术取胜，而是更多地适应了中国用户的文化习惯和消费心理。而大量“看图学计算机”教材的出现，和蔡志忠的漫画诸子相映成趣，掀起了一股成人“看图识字”的出版潮，到后来竟说不清是谁影响了谁。
在日常生活中，像“软件”、“硬件”、“死循环”一类的新词充实了我们的语言库。而计算机造词功能的运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语词传染”的新现象：如果有人在电脑里造出了一个错误的词，所有使用该电脑的人都会出现同一错误，而且防不胜防。至于计算机的使用对学生书法、笔顺、发音的影响，更是教育学家关心的话题。再往远些看，随着汉字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中文计算机用户将跨越语言差异的鸿沟，在录入上走向中西文求同的道路。而计算机翻译系统与现代汉语分析相辅相成，正推动着人工智能科学的前进……
每跨过一道障碍，人们都会发现一片新的开阔地，每经过一次剧烈的碰撞，都将激起一团耀眼的火花，这就是崭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对话。
第10版(文化)
专栏：一得之见
从“书斋文化”到“客厅文化”
形成以客厅为中心的文化消费场所，是一种社会进步
在客厅与书斋之间需要建构一道思想历程上的接力
王一方
晚膳过后，半躺在客厅松软的沙发上，沏一壶茶，燃一支烟。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摞子日报、晚报，扫几眼大标题，随手一放，换上几本花花绿绿封皮的杂志，一目十行地溜一遍，投缘处稍事徘徊。随后依次是组合音响的按键、电视遥控器的面板数码、卡拉ＯＫ话筒。夜渐深，几串长长的哈欠之后，随手夹起一本消遣小说侧身入卧房，书中盘桓片刻便入梦乡。这是一幅人们熟悉的都市夜娱图。
当然，不同的客厅有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例如，烟雾缭绕中伏案“砌长城”，也是一种城乡见惯不怪的“客厅文化”，不过这种传统陋俗不提也罢。这里，笔者只是择客厅文化之较高境界者而言。
众说不一，也不必一律。积极方面看，它反映着新旧时代的变迁，社会进步了，生活提高了，才会有以客厅为中心的文化消费场所。寻常百姓不必再蹲墙根听老人重复那几个同样老掉牙的故事，或穿梭于不同戏楼影院去品名角，坐在家里便知晓天下大事，欣赏南北艺术。半吊子文人也不必枯守书斋青灯，效悬梁刺股的业绩，干脆回到客厅去娱情怡性。并非人人都能成圣贤，何必硬往“载道”与“言志”的狭路上去挤呢？毕竟绝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主要是消费文化，而不必都去创造文化。客厅里的氛围正好。客厅文化属于这么一种文化典型：它是一种消费型的，而不是创造型的；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精英的；是松软甜爽的，而不是艰涩沉重的。它是以客厅这一特定场景为基点，以大众话语为内容的精神生活，它的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自然不同于书斋文化。
其实，时下客厅文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使人们的闲暇很充实，另一方面又将人们导入浮浅，铸造一种既丰富又虚白的精神生活。客观地讲，它的精神承载是十分有限的。它的功能在娱乐百姓生活，而不在操练思想纤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都半躺在客厅文化上制作与消费，这个社会就会失去精神锐光与天才的创造。事实上，不乏名儒新锐耽于书斋，固守思想城堡，执著于学术津梁，乐于耕耘“书斋文化”，并以此来抗拒“客厅文化”的泛滥。
在我看来，“客厅文化”与“书斋文化”之间没有一条宽不可越的壕沟，而应时时寻求一种沟通。如果过分自恋，形成“土围子”，后果都不好，客厅文化会流入媚俗，书斋文化也会越发孤独。办法之一就是“换景”，各自从心态上、内容上、形式上交换场地：一方面在客厅文化中输送一些书斋文化的思想成果，使大众文化的兴趣贴近思想前沿，也能使书斋中的知识与智慧资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市场化，凸现出有形与无形的价值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书斋文化中引入某些客厅文化的活鲜感觉与生命冲动，使灰色中透出几分绿意。更重要的是协同的思路，在客厅文化与书斋文化之间建构一道道思想历程上的接力，先在那些不失品位的客厅内点燃一束火花，唤起一缕关怀，再导入书斋去寻求一种理解和一份心境的豁然，前者在激情与体悟层面，后者在理性与良知层面共同完成一次精神启蒙。不过，此话说说容易，要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它需要一种心灵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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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快递
为了民族语言的纯洁和尊严
张天东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其科学准确的使用，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党中央把“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确实非常必要、及时。
读初中时，父亲为纠正我们作文中的错别字及不当词语，曾经讲过一个传说：由“委”、“矢”组成的“矮”本应读ｓｈè（射），“委”含抛、推之意，“矢”乃箭也；“射”为“寸”“身”，当然是ａǐ（矮），不知因何被混淆！我们听后，均有些惋惜。由于后来学了工科，终未对此传说是否确凿作过考证，然而父亲关于“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及“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务求严谨、准确”的教诲却一直铭记在心。
某处闹市区新开张一个商店，漂亮的霓虹灯赫然显现三个大字：“萍果店”，标注的英文为“Ａｐｐｌｅｓｈｏｐ”（苹果店），标识是一个苹果的图形。且不论该店是否经营水果，至少外国人会误以为汉语的苹果应写作“萍果”，对儿童的影响自不待言。报刊上时有所见的“寒‘喧’（应为‘暄’）”、“调‘济’（应为‘剂’）”、“临‘摩’（应为‘摹’）”等字词使人正误难辨。某些以使用繁体字为时髦的个人与商家所写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错别字，更是令人难以容忍！
世界上无数新生事物涌现，确有许多不易用现有词汇简单明了地表达，借用一些外来语并不奇怪。“拖拉机”（源于俄语）、“干部”（源于日语，意译法语）、“霓虹灯”（源于英语）等词汇都是由外文直译或稍事修琢而成的，大家早已接受。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出租车顶灯上开始加注“ＴＡＸＩ”字样，以利外国人识别；如今顶灯的“出租”二字竟被外文全面取代。“面的”、“打的”、“中巴”诸词语已无可挽回地充斥街面。“Ｈｉ—Ｆｉ”（高保真音响）译为“发烧音响”，并衍生出“发烧友”、“发烧屋”而流行；“ｍｉｎｉ”（微小、微型）被直译作“迷你”、“迷你收音机”等名称也就堂而皇之地进入各大商场的橱窗。难道译为中国人熟悉的“高保真”、“袖珍”等汉语词汇就会降低身价吗？
前些年在年轻人中常常听到的“哇”渐被更时髦的“喔塞”替代。一些拗口的洋店名，一些费解的食品名（如“攀司”、“士力地什”），一些不中不洋的新词语（如“做秀”、“××燎”）令人眼花缭乱。有的国人所开店铺的宣传牌上只有外文不写汉字。更令人气愤的是，曾被国人视为耻辱的“哈德门”、“福尔摩莎”等名称竟也登上闹市的牌匾！语言文字的使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感情，决不可掉以轻心！
五六十年代，我们曾为成语“前仆后继”改为“前赴后继”而称许：一字之差用得妙，注入了更为积极的内涵。而近年来广告词中风行的对成语的“改字术”，将祖先留传下来经过千锤百炼的固定词语肢解得面目全非，却给人以庸俗、轻薄之感。新词语“老大难”、“吃透”、“大锅饭”、“空姐”等已被人们认同，收入词典，丰富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宝库。然而，市民中流传的“款爷”、“大团结”（指１０元人民币）、“磁器”等词，演艺界“炒”出的“大腕儿”等称谓，似乎均不应被报刊传媒“确认”。如“腕儿”，实为“万儿”之讹舛，原指某行当“有名堂、有名气的人”，系江湖黑道用语，并不高雅。
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不少自然科学术语被引入人文科学范畴及日常生活，增强了文章或讲话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如“反馈”、“机制”、“软件”、“含金量”诸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借用，给人以“传神”之感。但也有些词的借用值得商榷。如“断层”一词原指“地壳运动使地层发生断裂，并沿断裂面发生垂直、水平或倾斜方向的相对位移”（参见《汉语大辞典》或《辞海》），呈现的地质现象是岩层错动，与“断档”、“缺失”的含义并不相同。因而，“教师队伍形成‘断层’”、“领导班子存在‘断层’”的提法并不确切。目前，“无氟冰箱”的广告几乎妇孺皆知。其实，真正导致臭氧层被破坏的并不是氟，而是含氯氟利昂中被紫外线分解出的氯原子。从化学的角度看，“氟”成了“替罪羊”。
非规范的语言文字氛围混淆正常的概念，扰乱社会信息交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情感。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形象和祖国的声誉。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尊严吧。
编后：张天东同志的来信涉及商业标识的规范化和文化品位，民族语言和外语、外来语的地位，汉语语汇更新和发展的规范，自然科学术语的借用法则，等等，历数时弊，观点十分尖锐。本文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本版刊出的目的在于引发大家的议论：在当代社会，汉语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和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但如何为变革中的汉语提供文化规范？这个问题关乎汉语言文字的命运，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不仅是语言学家和中小学语文教师关注这个问题，想必所有习惯于用汉语表达和交流的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和汉学家都会有话可说。本版将按专题陆续刊出一些探讨文字，欢迎读者来信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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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同走过的日子
——残疾听友与《午间半小时》的不了情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周年纪念仪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与听众代表一道坐在下面，而由《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虹云、傅成励、方舟和原杰掌握会场，组织大家听音乐猜谜，共话该节目自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开播以来彼此在电波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家住北京海淀区花园村的残疾听友沈玮坐在轮椅上，微笑地忆起了他与《午间半小时》的十年神交：“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时，我刚病残，思想很灰，觉得自己没有前途。《午间半小时》介绍了生活中很多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对我触动很大。我的眼界和胸怀豁然开朗。十年来，连一度病重住院时，我都离不开小小的收音机，这个节目已经融入我的生命。”
沈玮尝试着编译了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一篇文章，投给《午间半小时》，很快收到节目组谢文秀大姐的电话，温勉有加，使他备受鼓舞。以后，他又多次投稿，与节目组的不少人成了朋友。不久前，他在一个场合碰上编辑汪永晨，两人相视而笑，叹曰：“我们都老了！”十年前，他们年届而立，如今都已过不惑之年。
媒体与听友之间这种相知相守的情谊，正是《午间半小时》“表而不演，说而不侃”宗旨的必然结果，恐怕也是首都新闻界这一名牌栏目历十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 （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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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出版社携手开拓市场
与省级人民出版社、文学出版社、美术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序列相区别，部分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新组建的“城市出版社”已经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前不久，１７家城市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们走到一起，初步商定以协作组的形式来狠抓出版管理、市场开拓与选题开发：将由青岛出版社牵头进行社内各项制度的完善及产业发展思路的研究；由武汉出版社牵头组织图书发行的联合行动，提高城市出版社出版物的上架率与市场份额；由长春出版社牵头规划跨社的大型出版工程。社长、老总们还商定每年组织一次大篷车送书下基层巡展的联合行动。（亦芳）
第10版(文化)
专栏：
淡墨轻柔绘人生
——韩界平其人其画
本报记者王霞光
江南水乡，水气氤氲，万物都在水的熏陶中变得鲜亮而空灵。韩界平的画亦不例外，如烟云，似水雾，淡墨轻柔，涉笔成趣。韩界平的笔下多为女性，大凡水乡的村姑渔女，大唐的贵妇佳丽，都被他画得那么飘逸，那么轻灵，柔美之中流露出几丝淡愁。这大概是韩界平人生苦旅必然的外在流露罢。
为人诚恳、性格温和的韩界平，１９４８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现为绍兴第一职业技术中学美术教师。１９９６年初秋，韩界平带着凝聚了他几十年心血的画集来到京城，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并于不久前在荣宝斋举办个人画展。
１８岁那年，韩界平作为“知青”去了农场——一片长满芦苇和水草的沼泽地，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人生跋涉。白天艰辛劳作，晚上铺纸作画，几十年如一日。他临习赵之谦、边寿民的作品，穷笔墨之韵，抉精神之微，获益匪浅。在那样一个年代，韩界平的精神支柱是中国画，而促使他将中国画深厚之蕴含理解透彻靠的则是这段长达１７年的困顿人生。
韩界平的画，依笔者看来当在文人画的范畴，书卷气息颇浓，盖因他崇尚文人的品格，淡泊宁静，不骄不躁，存远志而耐寂寞，超凡脱俗。不过，细细品来，韩界平的画又与文人画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个距离的产生在于色彩、构图与造型的创新。他善于运用五彩缤纷的颜色，这原本是民间绘画的手法；他也喜欢用对称的构图，这恰是文人画的一个禁忌；他大多画的是没骨写意人物，这是画界很难的一个课题；他的用墨安排有自己的秩序，他画的人物的脸与手既有传统的来历，更有自己的风格。他努力尝试走出文人画的清规戒律，但又不失其神韵，于是逐渐步入与之若即若离的清新境界。
他的代表作《弈棋图》，运用轴对称的构图，表现围棋所构成的沉稳、冷静的独有气氛，但见两位宫女对峙而坐，用心如用兵，夸张了的古灯拉得老长、老长，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有时逢敌手，当局到深更”的意境。《相约小河边》，马背上的少女侧着脸，左盼右顾，急切和羞涩的心情跃然纸上。《小红伞系列》抒情地表现多姿多彩的女性众生相，在一幅幅画中的人物虽为写实，却不是那种眉眼清晰、比例精确的写实，而是略带夸张，实中有虚，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附图片）
左：韩界平与他的《弈棋图》（局部）
本报记者王霞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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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道德箴言录
——《职业道德规范韵语》读后
“服务语言，表达情感，一冷一热，优劣自现。好言一句，三月春暖，恶语半句，六月风寒。顾客进店，问声您好，顾客离店，说声再见。诚意在心，笑意在脸，客乐我乐，情留我店。”翻开由刘秀池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职业道德规范韵语》，这样循循善诱的话语俯拾皆是。
近几年，民间以韵语形式出现的道德箴言读本不在少数，该书是又一次可贵的尝试。该书虽然也汲取了传统道德的精华，视点却更多地落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力倡导了新时代公民应该具有的文明风貌。它把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社会公德作为首篇，总揽全书。以下诸篇则从工人、农民、商业、教师、军人、司法、卫生、新闻、干部等各行业的特点出发，浓墨泼写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针对性强。编写者把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地表现于韵语形式当中，正反对比，正面为主，避免了呆板的说教。（李京泰卢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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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物小卫士
——记“洛川会议”纪念馆里的少先队员
每星期四，在“洛川会议”纪念馆都会出现洛川西湖希望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全体少先队员。他们手举国旗，身穿校服，敲着队鼓，吹着队号，唱着革命歌曲，进行队日活动。他们就是县文教局命名的“小卫士班”。全班共４３名，平均年龄为１１岁。
小卫士班建于去年６月份，由馆长、校长、班主任任正副指导员，设宣传、保卫、文艺三个小组。他们利用每周星期四课后和节假日到馆内开展活动。在４３名同学中，基本上掌握了“洛川会议”的史实、资料，不少同学还能给参观者作准确、流利、生动的解说和导游。
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如今，八方游客不论从古都西安北上或者从革命圣地延安南下，“洛川会议”纪念馆已成为游客参观的一个重要景点。迄今为止，小卫士们共接待各层次的游客达４２０人次。保卫组的同学坚持经常性地检查本馆文物建筑、树木花草等安全情况。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们总要把馆内外树木，特别是去年保护起来的拴马槐的每一块砖、每一条钢筋或标牌都检查清楚。文艺组的小同学还排演了“抗日将士出征歌”、“小红妹”、“陕北小秧歌”等１０个短小节目。（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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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地质礼堂近日发行3001套“电影四季卡”，每套分春、夏、秋、冬四张，售价280元。持卡者每季度可凭卡以低于市场票价44％的价格看十场电影。
敬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