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论“软着陆”
刘国光刘树成
编者按：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１９９６年底，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到底什么是“软着陆”，为什么要“软着陆”，怎么样“软着陆”，“软着陆”提供了哪些宝贵的启示，《论“软着陆”》一文深刻而通俗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认真一读。
什么是“软着陆”
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什么是“软着陆”呢？“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形象性比喻，即好比飞机经过一段飞行之后，平稳地降落到陆地上。“软着陆”的基本经济含义则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所谓“适度增长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国民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年度间经济增长率的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围绕潜在增长能力上下波动，形成扩张与回落相交替的一条曲线。国民经济的扩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具有连锁扩散效应，在投资与生产之间具有累积放大效应。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超出了其潜在增长能力，打破了正常的均衡，于是经济增长率将回落。“软着陆”即是一种回落方式。
“软着陆”是相对于“硬着陆”即“大起大落”方式而言的。“大起大落”由过度的“大起”而造成。国民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极大地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均衡关系，于是用“急刹车”的办法进行“全面紧缩”，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降落。
成功的“软着陆”是相对于不成功的“软着陆”而言的。当国民经济过度扩张之后，为了避免“硬着陆”带来的损失，试图用“软着陆”的办法使经济降温，但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尚未在适度区间落稳，在各种压力下，就重新快速起飞，最终还要导致“硬着陆”。
这次“软着陆”，是一次成功的“软着陆”。之所以说“成功”，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率逐步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区间，物价上涨率亦回落到适度水平；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和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我国当前的国情出发，经济增长率实际运行的适度区间（不是指计划目标）可把握在８—１０％之间，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把握在６％以下。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率由１９９２年峰顶时的１４．２％，一年年逐步平稳地回落到１９９６年的９．７％左右，每年平均回落约１个百分点；物价上涨率（商品零售价格）由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７％，回落到１９９６年的６％左右，共回落了１５．７个百分点。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有重大意义。首先，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和“软着陆”不成功的覆辙，在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其次，为我国今后的经济运行开辟了一条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新轨道，为我国经济的跨世纪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开端。第三，既大幅度地降低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这在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与西方主要国家经常陷入滞胀困境相比，改革开放的中国充分显示出其经济增长的活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次“软着陆”的意义，但是，也绝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目前，经济增长率虽已回落到适度区间，但是处于适度区间的上限边缘；物价上涨率虽已回落到适度水平，但也处于适度水平的上限位置。因此，仍要谨防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强烈反弹。
为什么要“软着陆”
“硬着陆”是有害的。“硬着陆”或“大起大落”的诱因在于盲目地求快。过度地扩张会导致资源的极度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效益的低下、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民生活的不安定。建国以来，屡屡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每次都带来不小的损失。其中，以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的波动最为典型。在这次“大起大落”中，经济增长率的峰顶是１９５８年，为２２％；在其后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连续三年的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是１９６１年，为－２９．７％。经济增长率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５１．７个百分点（见下表）。这次“大起”导致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直至１９６４年才恢复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延误了７年。这次“大起大落”，总的算下帐来，国民收入的净损失是１７８０亿元（以１９５７年为基年，以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和“一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计算），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全年国民收入的２倍。这深深表明：欲速则不达，欲快反而慢。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峰谷落差
历次波动（起止年份） 峰谷落差（百分点）
１．１９５３—１９５７９．６*
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５１．７*
３．１９６３—１９６８２４．２*
４．１９６９—１９７２２０．４*
５．１９７３—１９７６１１．０*
６．１９７７—１９８１６．５
７．１９８２—１９８６６．４
８．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７．８
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４．５
注：带*者为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不带*者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峰谷落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３》、《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６》各年度经济增长率数据计算。
不成功的“软着陆”也是有害的。比如，１９８６年就是一次不成功的“软着陆”。当时，在经过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连续的快速增长后，已采取一定的“软着陆”措施来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调整尚未完成，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又进入了新的快速扩张，导致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三年大调整。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的一上一下波动，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为７．８个百分点，虽低于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波动，但也为改革开放以来回落幅度最大的一次波动（见上表）。１９８６年的“软着陆”之所以不成功，原因还在于想快。当经济增长率刚一回落，企业遇到一些困难，就顶不住惊呼“滑坡”、要求放松的压力，又放弃了“软着陆”。重新起飞的结果是，不得不再次扑救通货膨胀之火，再次进行大调整。
“硬着陆”有害，“软着陆”不成功亦有害，因此，遇到经济过度扩张，必须要“软着陆”，并且要成功。在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上半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新局面。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国民经济的运行逐步超越了其潜在增长能力，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问题。“四热”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是：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是：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再度导致“大起大落”。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正确、积极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果断决策，推出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国民经济的运行开始了“软着陆”。在“软着陆”的过程中，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坚定不移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为４．５个百分点，成为建国以来回落幅度最小的一次波动（见上表）。
怎么样“软着陆”
首先，及时削峰。以往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去，在经济的快速扩张中，经常是直到实在难以为继时方才被迫调整。因此，及时削峰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关键和先导。１９９３年６月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决策果断，时机成熟，方向正确，有效地控制住了扩张的强度与峰位，从而取得了“软着陆”的主动权。
第二，适度从紧。所谓适度从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指：一、在总量上，首先要从紧控制货币与信贷总规模、财政支出总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严格把住货币关和财政预算关，以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在此前提下，还要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二、在结构上，有紧有松。该紧的紧，该松的适度地松。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于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对于“泡沫经济”部分，一定要从紧；而对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于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加强农业、交通通讯、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发展，增强有效供给的部分，对于有效益、有市场、有利于培育和扶持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内含型发展的部分，则给予支持。适度从紧，把握调控力度，是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政策保证。
第三，适时微调。为了“软着陆”的成功，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各年度内经济运行的具体状况，审时度势地进行微调和预调，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比如，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农业的贷款，保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购需要，增加对效益好、销路好的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保持生产与市场的活力。再比如，适时停办保值储蓄，适时降低利率。１９９６年，两次调低利率，使企业每年可减少利息负担１０００多亿元，有利于缓解企业的困难。
第四，抓住主线。在加强宏观调控中，自始至终紧紧地抓住了“软着陆”的主线：治理通货膨胀和在“降温”中保持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变动是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经济过度扩张、超越了潜在增长能力，其后果会集中表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相应地降低和控制经济增长率。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为先，曾一度成为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实践表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了综合治理的种种措施，同时，又很好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力度，所以，能够在“软着陆”中，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软着陆”的宝贵启示
这次“软着陆”的成功，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这一方针并不等于短期性的紧缩政策，而是针对传统体制内在的“软约束”、“超分配”的膨胀机制和强烈的扩张冲动所应采取的一项具有中长期战略意义的发展政策，是彻底摆脱传统的“大起大落”方式、使国民经济走上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轨道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以来的“软着陆”过程，也不仅适用于１９９７年和整个“九五”时期，而是直到２１世纪初期，在新的有效制约机制尚未形成之前，都是适用的。只有坚持这一方针，才能使宏观经济政策既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又具有必要的灵活性，总的做到稳中求进。
其二，无论是从我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出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无论是总量平衡还是结构调整，什么都谈不上。即使经济一时起飞，又要马上扑灭通货膨胀之火。我们已遇到几经“起飞”又“灭火”的情况；反复受到通货膨胀威胁、反复“灭火”的局面不宜再度重演。当然，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要为合理的、适度的价格结构调整留出必要的空间。由价格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不是同一概念。我们要努力消除超发货币和“超分配”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留出价格结构调整的空间，但这个调整也要逐年进行，而不可能一步完成。目前，物价涨幅６％的水平并不算低，还应进一步控制。经过努力，逐步使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水平走向正常。由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这一目标。因为，在“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可以容纳不同的物价水平。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在１０％左右；到２１世纪初，也可能保持在７—８％左右。那么，从现在到２１世纪初，“低于经济增长率”的物价涨幅在６—９％之间是否就是可接受的呢？显然这仍是较高的物价涨幅。针对近几年我国物价涨幅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情况，强调首先要把物价涨幅降到经济增长率以下，这是可以接受的近期要求。现在，这一要求已经实现，需要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提出更为积极的目标。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提出１９９７年的物价涨幅要控制在１９９６年的实际水平（６％）以下的目标。
其三，一方面，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另一方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在这次“软着陆”中，一些国有企业处境困难，这并非根源于宏观调控，而是根源于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下，当经济增长率处于回落阶段时，在经济关系的调整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还缺乏应有的淘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大水漫灌式地放松银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贻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以往，我国经济增长一再出现“大起大落”，其根源亦在于原有体制。抓紧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国有企业机制的转换，是医治“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附图片）
1990-1996年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波动曲线
第9版(理论)
专栏：扎实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
围绕两个转变发展农机事业
——河南省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经营的启示
张以祥
农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农业机械化。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过程，也是农机事业加快发展的过程。强化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的统一服务，实施科学种田，都离不开农业机械。国有农机流通企业如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重振农机流通主渠道的雄风？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农机市场调研，重点“解剖”了河南省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的营销战略、经营机制和运营方式，再次得到了令人鼓舞的肯定回答：只要国有农机流通企业面向农村市场，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加速自身机制转换，就一定会在跨世纪的关键时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实现农机事业的大发展。
河南省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是一家较大的国有农机流通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该公司同大多数国有农机流通企业一样，曾出现阵地萎缩、销售下降、效益滑坡的局面。该公司面对困境，敢于知难而上，坚持立足于两个转变求生存、求发展，终于闯出了一条振兴之路。几年来，该公司一年上一个新台阶，１９９２年销售收入５８３０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３８．９万元，名列全国同行业百强企业第６５位；１９９４年销售收入１．０３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４５．３万元，名列全国同行业百强企业第３５位；１９９５年销售收入１．８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９０万元，名列全国同行业百强企业第２６位；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１１月，实现销售收入２．１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在全国的位次将再次前移。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围绕两个转变，加快企业自身机制转换，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兴的农村市场需要有竞争活力的企业。企业要“活”，企业的内部资源首先要“活”。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把建立新的企业运行机制、搞活企业的内部资源作为当务之急。他们从开发人力资源、激发干部职工的敬业创业精神入手，将原有的１２个行政科室、１００多人的行管队伍精简为４０人的３个职能处，将撤掉的行政科室和行管人员对口组成了汽车拖拉机、配件橡胶、农用排灌设备、民用工程机械、经济贸易５个模拟二级法人的专业公司。一批技术人员和富有经营才干的科室干部直接进入市场，一线队伍不仅有了“量”的扩张，而且有了“质”的提高。与此同时，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又在优化资金配置上做文章。他们不是把眼光只盯着银行贷款，而是放在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资金周转上。首先，他们努力减少不合理的资金占用，着力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把非经营性资金降到了最低程度；其次，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库存，千方百计盘活资金。为加快资金的流动和循环，他们薄利多销，让利促销，尽快打开商品销路，努力避免商品积压；第三，积极争取银行的协助，扎扎实实清欠“三角债”，促进了资金回笼。另外，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为优化资金配置，将经营的商品按市场变化，划分为三个类别，随时合理调整库存：对短线高效商品，资金实行不可延迟支付，重点给予保证；对效益一般或季节性商品，资金平时实行可延迟支付，农时紧急时实行重点支付；对市场常年均有经营的畅销商品，钱多多购，钱少少购，资金紧张时就主动让给其它非国有农机流通企业经营。该公司既重视发挥国有农机流通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又不搞垄断经营，资金配置始终以农民的需要为前提，让资金随着农时和农民的需要加速流动。１９９４年该公司有流动资金４００万元，做了１．０３亿元的生意，资金周转２０多圈；１９９５年有流动资金５００多万元，做了１．８亿元的生意，资金周转３６圈。该公司面向市场，两眼向内增活力，把一块钱掰成几十块钱花的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发挥主渠道作用，必须在搞活大流通，营造大市场，实行规模化集约经营上下功夫。几年来，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坚持稳步推进规模化集约经营战略。他们把市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区市场、黄淮海市场和全国大市场。其攻关目标是，确保第一个层次的市场，尽力争取第二个层次的市场，积极开拓第三个层次的市场。为此，该公司建立了规范化、高档次、占地近百亩包括拖拉机、农用运输车辆、排灌、轴承和橡胶农机配件等５个中心现货市场体系。１９９２年，该公司率先在全国同类企业中组织春、秋两季农机交易会，迈开了奔向培育市场主体、营造农机大市场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他们开展商商联合，于１９９３年成立了由５４个县（市）、１２０多家农机经营单位参加的黄淮海轴承联销集团；１９９４年又组织豫、皖、苏、鲁四省结合部的１６０多家农机公司、机电设备公司，成立了以该公司为龙头的农机联销集团，初步构筑起一个庞大的营销网络。另一方面，他们开展了厂商联营，与洛拖、洛轴、常柴等１００多个农机生产厂家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采取联营联销、现货直销、委托代销等多种形式，扩大了销路。该公司及时向生产厂家反馈市场信息，厂家千方百计保证该公司货源供应，并全力做好售后服务。厂商关系走上了一条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轨道。通过实施联合、连锁、兼并等规模化集约经营战略，该公司的区域“龙头”作用已初步形成，常年送货服务范围涉及到４省３６个市地。
增加农机销售，繁荣农机市场，必须始终坚持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根本宗旨。农民购买农机是为了节时、省力、增效益。农机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好用、耐用，这是农民优先考虑的问题。用户就是上帝，效益来自服务。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以优质服务为最高原则，首先是把好农机产品的质量关，对“三证”不全、质量低劣的农机产品严禁进货。其次是搞好售后服务，每年仅送货下乡和上门服务投入的费用就高达６０多万元。１９９４年以来，他们还举办技术讲座３８次，直接听众达４万多人次。第三是坚持微利销售、让利销售。该公司坚持农民需要至上的原则，不是简单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多年来，大到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工程机械及各种农用运输车辆，小到生产用机械零件，甚至几分钱的一个垫片，只要是农业、农村、农民需要的，该公司全都经营。１９９５年，该公司的利润率仅为１．５％左右，有时卖一台拖拉机的利润竟只有几十元。对部分抗旱救灾物资，该公司更是严格实行保本销售、微利销售，甚至赔本销售。１９９４年，该公司赔本销售让利７０多万元，１９９５年仅潜水泵一项就赔本销售让利６０多万元。企业投之以桃，农民报之以李；抓住了农民，也就抓住了农机市场。１９９５年，该公司售出拖拉机、农用车、潜水泵等各种农业机械３万多台套。他们运用以服务至上、便农利民为核心的规模经营方式，其经营效益名列全省同行业前茅。
农机经营的优与劣，最权威的裁判是农民。农村干部和群众说：“农业机械是个宝，虎窝掏崽害怕咬。”突出的反映有“三怕”：一是假冒伪劣，二是售后服务不到位，三是缺零配件。许多农民正是唯恐自己的血汗钱换来一个“夜夜愁”，因而对农机不敢问津。如果广大农机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能够像商丘地区农机总公司那样真切关心农民，把心与农民贴得近些、再近些，把服务搞得好些、再好些，那么农民的回报也必然更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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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
佘健明
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人多是我国最大的难题，“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认为，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控制人口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作用。
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他还指出，“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他还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指出了我们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人口数量过大、增长过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给建设、就业、教育、住房、交通等各项经济社会事业造成很大的压力。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约有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新增人口，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多、增长快还直接造成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给自然资源乃至整个生态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口出生率由一九八五年的千分之二十一点零四降低到一九九五年的千分之十七点一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十四点二六降低到千分之十点五五。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还十分艰巨。近年来我国人口仍然以每年一千四百万人左右的幅度增长，预计今后十四年还将增加两亿人左右。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重要论述，在“九五”和到二○一○年期间，我国将更加重视控制人口增长，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重点是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继续坚持各级党委和政府第一把手亲自抓计划生育工作，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计划生育、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不断完善人口政策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加强政策法规配套建设，努力实现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力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口环境。
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四有”新人。要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优先发展教育，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适度发展高等教育，提高人的素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合格的人才。
第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水平。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进一步扩大城乡就业规模，特别是要引导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和有序流动，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要依法保护耕地，决不能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