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读者点题
崇高精神的魅力
——中国社会公益活动扫描之四
本报记者闻佳平杨雪梅
隆冬时节，当记者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追寻那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社会公益活动的足迹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冰雪和寒风并没有使我们感到寒冷，我们溶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汇聚到社会公益活动中的人流里，分明已经感受到了一股股爱的春潮。
一段时间以来，记者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行政命令，没有强迫摊派，是什么力量促使那么多人愿意通过社会公益活动向陌生的人们奉献自己的爱心？经过采访，记者得出这样的答案：这种力量来源于一种道德的感召，一种精神的魅力！
水到渠成
也许人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公益活动都是在改革开放１０多年后才出现，即使“资格”较老的“希望工程”也才刚刚度过７岁生日。于是，记者在采访每一个公益活动的创始者时，都要反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为什么会在而且只能在改革开放１０多年后的中国出现呢？
他们的回答惊人地一致：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它是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个体的公益行为也许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作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公益活动，只有当全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心理和道德等等要素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合乎逻辑地自然而然产生。社会公益事业既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出现，也不会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时候千呼万唤不出来。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当几个青年聚在北京后海后圆恩寺甲１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设想发起一个旨在救助失学儿童的公益活动的时候，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１０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需要一种信念、一种热情去唤醒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这种设想一经公开，不仅得到上上下下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而且给数百万失学儿童以希望。“希望工程”发起的初衷说起来也许就这么简单。但后来人们在研讨“希望工程”现象的时候，一致认为，工程的基础１０年前就开始打下了。
学者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更富有理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思斌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是对我国社会资源的一次优化配置，也是社会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体制中所处的生态位和个体的努力程度不同，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相对强势的群体和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政府倡导社会公平的号召下，强势群体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而追求道德的积累，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就成为自觉自愿的选择之一。社会公益活动的核心，一是公众性，二是利益性，一方面只有当大多数人财富积累到自身已没有衣食之虞时（强势群体），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当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社会利益边缘的群体（弱势群体）存在时，才需要获得他人的援助。当这种“需要”和“可能”两个要素都具备时，社会公益事业的产生才能成为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公益活动出现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三次调节论”。他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要追求的目标之一，要追求公平，必然要促进财富的相对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市场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起了第一次调节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杠杆起了第二次调节的作用，社会通过道德取向起了第三次调节的作用。社会公益活动就属于这第三次调节的范畴。
搞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外舆论和国内很多善良的人们都在担忧，贫富分化会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担忧也许不无道理，但事实作出了更生动的回答。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倡议发起的“光彩事业”，向世人展现了一条先富帮后富、携手共致富的光彩之路。为富不仁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达则兼济天下”是一代企业家追求的境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发起者，还是参与者，抑或是受益者，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没有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实惠，社会公益活动就没有产生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全面进步，社会公益活动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的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滚滚洪流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公益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反过来又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同时也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众志成城
我们采访的数十项社会公益活动，它们的性质、宗旨、目标和救助的对象各异，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那就是千千万万自觉自愿奉献爱心的人们。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任何社会公益活动都会变成一纸空谈。
采访每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听着一个个动人的奉献爱心的故事，看着一串串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单，读着一封封言辞朴素、情真意切的来信，一个信念在记者心中油然而生：我们的人民是多好的人民啊！
记者曾几次到北京育民小学采访该校学生的捐赠活动。从１９９５年起，这个学校的２００多名小学生自觉地把每天节省下来的零花钱捐献给“智力工程”和与他们结对手拉手的河北承德韩麻营中心小学的伙伴们。影、视、歌“三栖”小童星宫傲曾骄傲地这样对记者说：“小孩子要做大事情。小孩子能做大事情。”
中国医学基金会的常务副会长陶斯亮被她的同事们称为“亲善大使”，一年３６５天，她有２００多天在全国各地宣传“智力工程”的意义和重要性。记者每次采访她时，总希望她能讲点什么，而她总是谦逊地说：“与千千万万个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捐给公益活动的人相比，我个人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是啊，每年给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捐物的人有多少，谁能统计得清呢？据《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源流资讯调查传播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底的一项调查，７２％的北京人曾经为社会公益活动捐赠过钱物，献过爱心。
然而，募款募物，并不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唯一目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说：“金钱不是爱心的一般等价物，捐赠钱物也不是表现爱心的唯一形式。一声亲切的问候，一句真诚的激励，一次意外的探视……一个很小很小的行动，只要能让别人感到温暖，感到舒适，感到快慰，你就在做善事，做公益事业。”
人的精神层面有多种需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该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低道德要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社会公益活动将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共同构筑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钢铁长城。
精神永存
当记者的第一篇报道见报后，浙江省公益事业基金会寄来了他们开展“公益使者”、“银色工程”、“育才计划”等公益活动的材料。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寄材料不是为了见报，而是想说明，公益事业已经深入人心。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由群众团体发起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全国有数百家，总体上看，在实施扶贫济困、弘扬民族美德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针对一些人认为目前社会公益活动过多过乱的观点，曾经长期担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认为，从表象上看，公益活动是多了一点，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公益活动的出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潮流，应该多加提倡，而不是横加干预。今后，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之间也许有竞争，有融合，有消亡，但只要它们的宗旨是为别人做好事、善事，它们的精神就会永存！
１９９３年才在北京大学成立的“爱心社”，如今全国已有数百所大、中、小学校出现了响应者，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当“爱心社”首任社长毕业离校以后，爱心接力棒传到了２２岁的杜庆娥手上。不少人也曾怀疑，这位羸弱的女孩能否将“爱心社”如日中天的使命延续下去。要强的杜庆娥对记者说，爱火既已点燃，火种一定要传播下去。“爱心社”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支撑的，而是靠一种精神的魅力吸引大家，凝聚大家，引导大家前行。１月２８日，由杜庆娥参与策划和组织，来自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爱心社”组织的领导人聚首武汉，研究如何把爱心活动推向深入，推向普及。记者采访的所有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目前所做的事都是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筹划如何把１９９７年的公益活动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项崇高的事业，只要它扎根于民众，造福于民众，它就能精神不朽，魅力永存！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人生一得
体味“残酷”
潘廷祥
残酷何意？人们多喻为残忍到了极点。也许有人会说，美好的东西不去体味，偏去体味什么残酷？
前不久，我到一个海拔３０００多米高的矿山开会，遇到一个笔耕十多年的驻矿记者。这位记者把“残酷”理解为当别人进舞厅、下馆子、搓麻将时，强迫自己博览群书，增长智慧，开拓视野。就是双休日，也要“残酷”待己。这种“残酷”待己，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每年都有数十篇文章发表于报刊，被誉为“矿山秀才”。
海拔３０００多米高的矿山，恶劣的气候本身就是极为“残酷”的，远离都市，生活单调也是“残酷”的，那位记者不但矿里矿外奔波采访新闻，还要对自己再三“残酷”。这种“残酷”是一种精神的升华，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牵引力，它对人生进程有了新的注解。奋发向上、勤学苦练、敬业爱岗、严于律己，使短暂的人生至少也能像流星一样划破夜空，留下瞬间的光亮。
倘若我们不懂得在宝贵的人生年华里“残酷”自己，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放纵自己。一旦放纵到松弛无度，自己不能把握人生的分分秒秒，人生年华便付诸东流。那位扎根矿山记者的“残酷”自己，是人生有悟的一剂良药，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事中有法
出借贷款证引发的官司
黄昌赣
江西赣县韩坊乡水口村村民刘有发将自己的贷款证、身份证、私章出借给邻居林某贷款，林即赴当地信用社以刘的名义贷款２０００元用于开采稀土矿。款拿到后，林向刘立具借条言明：“所借之款系以刘的名义从信用社贷出的，信用社贷款本息由我承担偿还责任。”后林某经营稀土矿亏本，未及时偿还信用社的贷款。信用社向刘某催收无果，诉至法院处理。
诉讼中，刘某辩称，以自己名义在信用社的贷款系林某所借，有林立具的借条为证。林为实际债务人，因此该笔贷款应由林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自愿将自己的贷款证、身份证、私章出借给林赴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将款贷出后，在刘与信用社之间形成了合法的借贷法律关系，信用社为债权人，刘为债务人。刘、林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属另一种法律关系，它仅表明刘有向林索款的权利，并不能免除刘对信用社还款的责任。法院判决刘某偿还信用社贷款本息２５００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实话实说
过年的意思
刘柱石
就要过春节了。每到这时候，就常听有人说：“过年也没啥意思！”
过年没啥意思？过去，我们可是天天盼过年的呀，盼望能吃上鸡鸭鱼肉，盼望能穿上新衣裳。这或许是那时物质生活太清苦的缘故吧。
如今，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实惠，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日益改善。由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说吃吧，鸡鸭鱼肉这些节日的美味，而今已成了大多数人家的家常便饭，无须等到过年再品尝。吃腻了，吃乏味了，便生出个“过年没啥意思”的感慨来。再说玩，节日年年增多，凡节都有一番热闹，人们总要尽情尽兴地玩乐。玩得多了，会觉得乏味，便也生出个“过年没啥意思”的感慨来。
由此观之，“过年没啥意思”这个感慨是喜亦是忧。喜的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终于不必为把年过得丰富、体面一些而愁眉苦脸，这可是多少代中国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喜事。忧的是，我们在物质上虽然比过去富裕多了，但不少人在过年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上，还滑行在以往的轨道上。一说过年，似乎就离不开大吃大喝，通宵玩乐。看来，在“年”如何过这个问题上，尚须跳出陈旧的思维和观念。
愿人们能够找到文明、欢乐、健康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过年方式，让人人都觉得年年“年”相似，年年“年”不同，过年真有意思！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实话实说
文化下乡与村办文化
刘道远
江西南城县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把精神食粮送下乡，送到户，而且带动了乡土文化的发展，全县涌现乡村文化个体户３５０多家，农民业余剧团一年演出３００多场，受到群众的欢迎。
创造物质财富的农民也应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历史证明，勤劳智慧的劳动者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产品。活跃在抚州地区的抚州采茶戏、傩舞、马灯舞、灯彩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光彩照人的民间艺术。如今倡导文化下乡，看重一个“送”字，却不应理解为对农民的文化施舍。应把农民真正摆在主角位置上，让农民在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过程中形成根系乡土的村办文化，培育面向广阔天地、面向农家的乡土文化市场，并为农民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主动当好“服务员”、“辅导员”，改土选种，浇花育苗，“扶上马送一程”，变捐送文化为启动文化，让乡土文化新军滚雪球般发展壮大。这样，城乡结合，专兼互补，真正使村办文化根深蒂固，花繁叶茂。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违背母亲的心愿
我还不满两岁时，父亲就离我们而去，母亲为我们姐弟五人的成长历尽艰辛。我通过努力，考入距家乡４００公里的一所省属中专学校。离开家的时候，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最让我割舍不下的是年迈的母亲。“‘人挪活，树挪死’，好好上路，好好读书！”中专四年，我不敢忘记母亲的嘱托。
１９９５年７月，我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小龙潭监狱工作。从那时起，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改造罪犯、帮助罪犯重获新生的事业中。
三班倒的工作我并没有感到劳累，班上班下我总尽可能多地找罪犯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每天认真写工作日志。一个个亟待拯救的灵魂，一段段体现正义与邪恶反复较量的故事使我动情，使我焦虑。我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气候”，能为改造罪犯心灵、使罪犯抛弃一切满足私欲的丑恶思想尽一份力，我很幸运。在管教罪犯的同时，我也在净化自身的灵魂。为处理好罪犯间的纠纷，为使与某个罪犯的谈话有个圆满的结局，节假日我大多是在监舍内或办公室中度过的。
前几天，我收到外甥的来信。信中说：“外婆经常和我妈讲起你，她说去年你就没回家过年，但她又不准大舅或我写信叫你今年回家过年。小舅，外婆已７２岁了，身体也不如以前，我想您最好还是回家过年，让老人家心愿得到满足。”读信时，我泪流满面。我何尝不想回家过年，我也经常在梦里回到亲人的身边，可我今年仍不能回家：众多罪犯逢佳节时复杂的心情更需要我们去开导和安抚，妈妈，儿只有再次违背您的心愿了。
请妈妈相信，儿的心永远离您最近，您过的永远是团圆年。
云南小龙潭监狱一大队二中队陈绍春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六伯与板胡
那天六伯家的房子被土崖砸倒，屋里的东西全埋在里边。六伯在外面干活知道了，如同疯了一般急着跑回家来，用力地扒呀找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把板胡。
我的六伯１７岁任村支书，一直干到６０岁离任，这期间有过多少甜酸苦辣，只有这把板胡清楚明白，这把板胡是他一生中的知己。
从前，故乡没有水，老祖辈的人受够了罪。冬吃雪水，夏吃雨水不算，夜里男人们还要利用休息时间，摸黑到十里以外驮两桶水，来来回回挨冷受冻，等身子暖和过来，天都快亮了。六伯领着乡亲们整整干了３年，挖了１５公里长、两米深的大渠。挖渠的时候，两面是大山和几间房子大的石头，没有办法施工，有人想打退堂鼓。夜里，人们休息了，六伯顶着寒风坐在石头上拉板胡，这一夜不知拉了多少曲子。第二天，他领着村里人自己动手造雷管和炸药，随着一声声巨响，沉睡的土石飞上半空。终于有一天，一股泉水欢快地流进村里，男女老少大呼小叫，流下了热泪。
故乡人憋闷得要死的时候，村里收拾了旧戏台，腾出两间屋子，好节目一台一台地演出，人们看得特别起劲，六伯高兴得拉板胡也更带劲了。
有一年闹地震，故乡人迷信，说是老天爷在收人，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心思参加生产劳动。这时，村里唱起了新排的戏，板胡轻松自如地响起，台上的人唱得热情激昂，台下的人忘记了害怕和烦恼。
７０年代末，故乡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六伯建议从集体财产里抽出百分之几用来拉电。板胡声声里，大家拿出了当年修水渠的干劲，不久全村就点上了明亮的电灯。
板胡声不断地萦绕着故乡的村庄，逢年过节，十里八村的人涌来。故乡的人死了，入土的前一天夜里，有六伯领头组织的乐队送他们最后一程。六伯说，人活得穷富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有精神。总是故乡的万物有灵，它们永远需要这种音符的滋润，否则为什么六伯家砸坏了那么多东西，唯独这把板胡就没坏呢。
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刀咢羊官村季文亮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知识窗
“牛年无立春”是怎么回事？
余仁杰
近期，一些地方出现了举行婚礼特别多的现象，一些原定在春节期间或春节后才结婚的人，都提早赶在春节前。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农历丙子年（鼠年），“立春”在年内，而农历新年丁丑年（牛年）全年中无“立春”节气，是个“无春之年”，结婚会“不吉利”。
农历丁丑年（牛年）始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７日（春节），结束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２７日（除夕），全年３５４天。１９９７年与１９９８年的“立春”都在２月４日，“牛年”中只包含２３个节气，确实没有“立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首先得从节气的编排谈起。由于节气注在农历日期中，许多人便以为节气是“阴历”。其实二十四节气倒是地地道道的“阳历”。节气是根据视太阳在黄道（在人们视觉中太阳在天球上“走”过的路线，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划分的。视太阳从“春分点”（可用仪器测出，定为黄经０度）出发，每前进１５度为一个节气，２４个节气合３６０度，即为一回归年。二十四节气是一回归年角度的２４等分，它能正确反映地球在绕太阳公转轨道上的位置，因而也就能正确反映一个地方的四季节令的变化。世界通用的公历是以回归年（一回归年长度是３６５．２４２２天）为基础编排的，它的日期本身能反映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这样，节气在公历中的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如“立春”（黄经３１５度）总在２月４日或５日。
我国传统历法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所谓“阴”是指它的历月根据朔望月，平均长度２９．５３０６天；所谓“阳”是指它的历年基本根据回归年，再用设置二十四节气的办法来反映四季变化，以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农历年平年１２个月，只有３５４或３５５天，有的年份有２４个节气（如丙子年），有的年份只能安排２３个节气（如丁丑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所对应的节气“立春”，出现在它前后半个月的区间范围内，如果正月初一在“立春”之后，而全年只能安排２３个节气，便成为“无春之年”。农历年遇上闰月有１３个月（如乙亥年），便有３８３或３８４天，可包含２５个节气，则会出现“一年两头春”的历法现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无立春之年”或“一年两头春”，或者“立春”在年初或年尾，都是农历历法按一定规律编排的结果，它与人们的吉凶福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无春之年”结婚“不吉利”，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世相百态
孩子们的保护神
郑州市巡警、交警长年坚持护送小学生放学过马路，受到群众的赞誉。
上图：“请停车！”
右图：“孩子们快走！”
河南郑州市阎化庄宋绍明
摄于郑州市伊河路小学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