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专页)
专栏：
加大国企改革确保国资增值
李德成
近几年，我们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认真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深圳从１９９４年开始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到现在已进行了两年多，试点企业从最初的２８家增加到３５家。
我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政企分开为重点，以建立企业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管理制度为核心内容，着重解决好企业产权制度、领导体制、分配制度、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等问题。
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市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向市属国有企业颁发了《国有资产占有证书》，建立了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基本完成了３５家试点企业公司制改造工作，同时还对３００多家二级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加强了二级公司内部的规范化运作，优化了集团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使集团公司成为投资中心、决策中心、资产经营中心，二级公司成为生产经营中心、成本管理中心、利润中心，从而形成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管理要求的新型母子公司体制。在企业公司制改造过程中，我们还将企业改制同企业的组织结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同扶持一批大型企业集团结合起来。
在强化企业监督约束机制方面，一是强化监事会职能。我们制定下发了《深圳市试点企业监事会运作办法》，明确规定了监事的任职资格，应当履行的义务，监事会的职责权限，对保证企业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国有全资和控股企业设立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由资产经营公司派出。我们从全国公开招聘，择优录用，分两次向２４家重点企业派出了财务总监。三是建立健全项目投资的审议与监管制度。对投资项目，由各方面专家组成投资项目审议会进行论证审议，通过后，依额度大小分别由董事会或总经理决策。四是实行产权代表报告制度。具体做法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向企业委派产权代表，产权代表对企业的重大产权和人事变动、一定数额以上的投资及贷款担保、分配方案等对国有资产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必须及时向资产经营公司报告，资产经营公司设立专门机构审理产权代表的报告并及时给予答复。五是对重点企业进行资债核查。从前年下半年开始，我市分两批对５０户重点市属企业进行了资债核查。资债核查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和调整干部提供了依据。
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和难点。领导体制是整个企业机制的核心。早在１９９３年，我们就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实行了企业分类定级制度。企业分类定级后，我们调整了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市委管一、二类企业，三类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交给了资产经营公司，在三类企业中实现了管人与管资产的结合。去年，市委、市政府又颁发了《深圳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我们根据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结合的原则，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管人与管资产相结合的原则，调整了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限，将一、二类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下放给资产经营公司，将总经理的任免权真正交给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加强资产经营公司和企业党委的建设，使企业党委在国有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保证“党管干部”的原则得到切实贯彻。
为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企业运行机制，使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目标一致、责权清晰、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新的企业领导体制，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根据《公司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我市制定了《深圳市公司董事会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经理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监事会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工会工作暂行规定》和《深圳市公司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这些文件主要体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明确规定了企业各个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划清了企业内部各机构的责、权、利，为企业建立以董事会为主的决策中心、以经营机构为主的生产经营指挥中心、以党组织为政治核心的目标一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科学的现代企业领导体制奠定了基础。二是根据企业内部不同机构的性质、地位、作用，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自的工作方法和运作程序，可操作性强，有助于减少企业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磨擦。三是文件中始终贯穿了建立企业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原则。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
深圳较早进行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８７年７月，我市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专门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１９９２年９月我市成立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成立了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并将市投资管理公司原来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转移到市国资办。初步形成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办）——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一层次的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专司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决策和领导机构，对全市国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进行宏观、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层次的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由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代表国家对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出资者权利的特殊企业法人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市级资产经营公司担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对市国资委负责，并接受市国资委的监管。
第三层次的国有全资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按产权关系分别隶属于各家市级资产经营公司，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资产经营公司与下属企业的关系不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国家出资者与企业法人的关系。
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上层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在中层实现了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在下层实现了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开。通过层层授权，建立责任制度，解决了国有资产“责任主体缺位”问题，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好所有权、放开经营权、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改革要求，保障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作者为深圳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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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技术创新促规模经营
张树和戴力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突出抓好石化、汽车、钢铁、火电、机械电子等行业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和投资结构调整，实现规模经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已证明，技术创新不仅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推动力。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分析，只有当企业形成规模时，才有可能降低产品成本，节约管理费用，实行精细分工，采用专门化的设备和工具，扩张市场占有率，通过“企业舰队”的联合效应、示范效应和拓展效应，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所有这一切的技术创新“功不可没”。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物化在物质生产力中，改变生产函数或创立新的生产函数，成为规模经营的强力支撑。技术创新使技术要素向传统产业渗透或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在改造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生产力在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两方面都产生巨大变化，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创新能产生一批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过程中，实现规模经营的条件不断形成，技术创新引致企业组织规模创新，规模经营就能实现，技术创新与规模经营形成良性循环。
对于企业来讲，技术创新可以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充满活力的技术群体，从而获得持续的新产品研制、开发和生产能力，并转化为强大的进入市场和开拓市场的力量，形成与规模经济相匹配的市场规模，而且，企业可以凭借核心技术，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为依托，以资产为纽带与其他企业联合，采取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专业化的分工和协作，能够较快地实现规模的扩大，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相适应，企业改造和发展不能再铺摊子、上项目，搞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而要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着眼，进行技术创新。据统计，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１５％；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比较全面改造的只占２０％。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１５年至２０年。急需通过技术创新改造老企业、老设备、老产品，降低能耗和物耗，实现集约经营，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技术创新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是由人来完成的，技术创新在引进物质生产技术基础变化的同时，也对劳动力素质和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的形成又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为规模经营提供追加的动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受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行政性分割的影响，我国的产业集中度很低，生产要素的配置相当分散。据分析，我国１８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没有一个产业部门属于高集中度；属于较高集中度的只有石油天然气采选业一个部门；属于中集中度的只有电力生产与供应一个部门，其他所有产业部门均属低集中度。这就使得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规模经营成为极其必要和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加快技术进步，推动规模经营，一方面需要加大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具备强烈的依靠技术创新的市场竞争意识，企业科技投入应成为整个科技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直接受益者。在发达国家，研究与发展经费中企业的投入基本与政府相当，各占５０％；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仅占２３％左右，应该加大这个比重。除了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外，国家应该从税收、财政、信贷支持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作者为辽宁省委党校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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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经济发展也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走上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道路，其中就包括——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王平生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质上是要求今后经济发展摆脱过去那种资源消耗高、资金占用多、经济效益差的增长模式，使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方式更为科学合理，整体效益更好。“九五”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也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逐步走上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道路。
以水资源利用为例，现在全国年灌溉用水量达到４０００亿立方米，但有效利用率只有３０—４０％，与先进发达国家７０—８０％的比例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我国生产１公斤粮食约需要用水１立方米，而发达国家一般只需要０．５立方米。有关部门曾做过测算，实现农用水资源有效利用率提高１０个百分点的目标，可增产粮食４００多亿公斤，如果下世纪中叶我国的农业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提高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达到７０％左右，即使维持现有供水量不变，生产出的粮食基本可以满足１６亿人口的吃饭所需。由此可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既是农业发展事半功倍的重要措施，又是保证经济和人民生活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抓好节水灌溉，将是“九五”时期农业生产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国发展节水灌溉要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科学合理地搞好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做好农业节水灌溉规划，把水利建设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地位。在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抓紧抓好。
２．搞好试点示范，带动和引导节水灌溉的发展。节水灌溉在国内已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和办法，需要进一步开发，总结经验，组织推广实施。首先要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况搞好试点示范。近年来，在有关部门的努力和推动下，各地经过不断摸索，找到了一些适用的办法和经验，实现了成本低、节水效益好的目标。如：渠道防渗措施，可减少渠道渗漏蒸发损失５０—８０％；管道输水利用率可高达９０％；微型水利（水窖、水池）加滴灌系统措施在严重缺水的干旱高原和山区发挥了良好的效益。为了促进节水灌溉的发展，国家已决定在“九五”时期安排一定量的优惠贷款，用于扶持３００个节水增产重点县的节水措施建设，国家将安排一些节水灌溉引导资金在缺水地区进行高标准、高效益的节水示范项目建设，通过这些措施以点带面，推动全国的工作。
３．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节水技术和设施。在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生产中，要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节水技术和设施，以促进粮、棉生产上台阶。国家已把节水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列入“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和重点引进项目，现在国家正组织引进一批先进的卷盘式喷灌机、滴灌的关键设备、土壤墒情监测设施等，并积极做好消化吸收和开发推广工作。
４．加强协调配合，发挥综合效益。搞好节水灌溉工作涉及到许多方面，投资上要发挥中央、地方、群众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管理上，要调动农业、农机、水利、计划、财政、金融等部门的积极性；在技术上要组织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和各类节水灌溉推广组织机构，共同合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节水灌溉的工作要尽量做到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施工安装，统一选购设备，统一管理和使用资金，统一进行技术培训，使各种先进适用的节水灌溉工程成为农民易学便用的“交钥匙工程”。
５．研究制定节水灌溉的政策和法规。节水灌溉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要相应形成一套好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配合水利机构的改革，推动几十年一贯制的灌溉用水制度的改革；要进一步理顺不合理的水价关系，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业用水的商品属性和水费政策，逐步使水利和节水灌溉走上“以水养水”的良性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农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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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
李慧芬
两年前，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电信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二家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电信基本业务结束了独家经营体制，预示着我国电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国际上，中国联通的成立，引起强烈反响，新闻媒介多有报道和评论。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电信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改变延续４０年的独家经营体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联通多次应邀出席国际电信会议，备受瞩目。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中国通信项目的意向和决心。
从国内来讲，中国联通的出现调动了各地方、各部门共同投资建设通信事业的积极性。作为国家第二公用通信网，中国联通从零起步，仅用１０个月就建成开通京、津、沪、穗四城市８万门容量的数字移动电话网，并利用“１３０”网号率先实现全自动漫游。中国联通的成立及其业务的迅速开展，促使我国电信市场第一次形成竞争的局面。
竞争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广大用户。两年前，在北京市场上买一部模拟式移动电话约需２．７万元。而中国联通数字移动电话网开通仅一年，移动电话价格几度下调，现在买一部先进的数字移动电话只需８０００到１２０００元。
中国联通在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互连互通、通信资源、电信资费等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国务院已经批准联通经营的业务（如长话、市话）开展不了；已经建成的项目（如移动电话、接口汇接局）有些开通不了；电信改革的政策法规也不完备，一些开通运营的项目不能公平竞争等等。中国联通在生存与发展上遇到的困难，是电信体制的暂时困难，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作者为中国联通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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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纬架桥互通两岸纺织互补
——海峡两岸纺织业合作进入新阶段
本报记者彭嘉陵
海峡两岸纺织业同仁的手，终于在相隔四年之后又握在了一起。这一次是在祖国宝岛台湾，意义非同寻常。自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召开首届海峡两岸纺织业合作研讨会以来，两岸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求进一步加强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合作的愿望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第二届研讨会去年１２月１１日、１２日在台北举行。
大陆派出以纺织总会副会长任传俊为团长，由总会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及相关部委的纺织专家组成了３４人的经贸访问团，赴台参加会议。这是中国纺织总会最大的一次出访，也是大陆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访台经贸代表团；台湾纺拓会２２个同业公会８２家企业的负责人共１６７人与会，海基会秘书长出席会议并讲话，说明了两岸对纺织业界的合作持积极态度。
互有兴趣一拍即合
毕竟是同根同宗的炎黄子孙，两岸纺织业界代表没有语言障碍。由于有长期交流、合作的基础，双方见面就如同老朋友再度相逢。每到会议间隙，双方代表忙于互换名片，三五成群，亲切交谈，总嫌时间不够。就连午休时间，代表们也不愿浪费，围坐在饭桌旁，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圆桌椅子一加再加，已不能再增，有的代表只好站着“旁听”。
经过研讨，双方代表——中国纺织总会副会长任传俊和台湾纺拓会董事长徐旭东签署了共同备忘录。备忘录说：第一届研讨会以来，两岸纺织业的经济、技术和信息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纺织业及纺织品贸易已出现了广泛合作、共同发展的趋势。双方着眼于两岸纺织业和贸易的未来，一致同意重点推进以下合作项目：增进双方产销合作，共同拓销海外市场，提高彼此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两岸纺织工业在国际上举足轻重，双方将在生产技术、产品开发、工程项目以及规范双方贸易等方面重点加强合作和交流……
各有所长各有所需
两岸纺织界能够在这许多方面达成共识，是因为两岸纺织业各有所长，各有所需，能够形成优势互补，求得共同发展。
自５０年代以来，台湾纺织工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不断研究开发新产品，更新生产设备，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台湾产业结构中最为完整的生产体系。１９９５年台湾纺织产品总值折合人民币近２０００亿元，出口约１５５亿美元，成为世界纺织品市场主要的供应来源之一。
大陆的纺织工业经过４０余年的发展，成为大陆工业中的最大产业，并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生产总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纱、布、丝织品、服装、针织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化纤、呢绒居世界第二。
但是，由于大陆人口众多，人均纺织品消费还很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纺织品数量、质量、品种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这种变化，纺织业需要从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化发展，需要通过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实现纺织产品的升级换代。由于资金紧缺，给技改带来难度；同时，１５００万人的庞大职工队伍也使结构调整面临困难。
台湾纺织业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台湾的劳工近年来日益缺乏，不得不从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外招劳工，成本增加。１９９６年台湾纺织业人均月工资达到１１４１美元，又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１０％，这迫其急于向外扩散，资金向岛外寻找出路。目前，台湾在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有不少投资。
从资源上讲，大陆棉、毛、麻、丝等天然纤维一应俱全，但化纤相对紧缺；而台湾不产棉花和羊毛，丝、麻等也极为有限，但化纤业十分发达，是世界主要的化纤产品供应来源。这说明海峡两岸纺织业资源的互补性很强。同时，两岸纺织品的贸易与市场也有很大潜力。
共同携手更上层楼
同是中国人，何必分两家？这是两岸纺织业界的共同认识。
事实上，台湾纺织界近些年来到大陆投资的确有不少，代表团这次在台访问到的大企业，几乎在大陆都有投资。但由于对大陆的政策、投资环境等等了解不深，没有找到值得信赖的中介机构牵线搭桥、提供信息，以及台商大多单枪匹马作战，因而往往投资分散，或投资不够合理，影响了效益。通过会上会下的热烈讨论，双方沟通了政策、投资、市场等信息，还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两岸纺织品出口在世界纺织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双方各具优势，并有较强互补性，如果联手竞争，将有利于双方的出口贸易。
近年来中国风格的纺织品经常被国外设计师所采用，两岸纺织设计研究人员达成意向，合作将中国传统的纺织技艺发扬光大，开发出现代服饰用品；共同举办纺织专业竞赛，选拔中华民族的优秀设计师、服装模特等；合作培训纺织人才，建立专业人才库。
分开来看，大陆和台湾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纺织品产地和输出地；联合起来，加上即将回归祖国、也是世界纺织服装贸易中心的香港，形成很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基地，在２１世纪的世界纺织市场，将是颇具竞争力的。另外，由于台湾纺织“巨头”大多是多元化经营，涉及各行各业，因此纺织业首先联合起来，对两岸经济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将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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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场走向市场
纪永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进入９０年代后，不少农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现象，社会需求对生产的制约逐步显露。农民的观念也开始从原来的“能长什么就种什么”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就想办法生产什么”，生产围绕市场转，市场成了主宰生产的“上帝”。
显然，在市场经济体制确定后，为了加速发展农业，必须从“山场”走向市场，下大力气发育市场。
管好市场，使市场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实践证明，市场越发育，政府该管的事越多。福建平和县坂仔镇，四面环山，土层深厚，极适宜香蕉栽培。１９９１年后３年间发展到２万多亩，但因交易秩序混乱，挫伤了蕉农积极性。镇领导立即腾出主要精力管市场，从兑现货款、明码实价到社会治安一抓到底，个把月时间，蕉农被长期拖欠的１００多万元货款全部还清，３００多台磅秤逐一检查，２００多个摊点的业主集中进行了工商知识教育，几个强买强卖的“市霸”得到严肃处理。蕉农后顾之忧消除了，积极性就高了，仅两年多时间，种植面积扩大到３．２万多亩，年产１２万吨，成为全省最大的香蕉生产基地和交易市场。
利用市场，要运用市场力量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使区域经济从资源开发型转为市场导向型。这几年，福建漳州市反季节蔬菜发展到６０多万亩，年外销近２０万吨，就是得益于市场导向，下力气开发当地南亚热带气候资源的结果。先是利用冬季“天然大温室”的条件，大种冬季蔬菜，解决北方“春淡”问题。随着地膜等保护性栽培技术的推广，这一优势受到挑战之后，又转过来，针对南方夏季台风多、气温高、灾害频繁造成夏菜奇缺的特点，利用本地高海拔山区夏凉、台风少，号称“天然大凉棚”的优势，实行冬菜夏种，每年种植５万多亩，平均一季亩产值３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高的上万元。
开拓市场，通过扩大市场容量来增强对生产的拉动力。漳州这几年由于舍得下大本钱出广告、办展销、搞宣传，甚至带着样品现场献艺引导消费，使“名牌”扬名四海。驰名中外的宜春水仙花从年产几十万粒增加到１５００多万粒，清代“贡品”琯溪蜜柚从１０吨增加到３万多吨，漳州芦柑从１万多吨增加到２７万吨。这说明，胃口是可以吊的，市场大得很，关键在开拓。
（作者单位：福建漳州市农村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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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顺德市伦教镇的农民住宅楼群。新华社记者潘家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