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汇报
标本兼治，遏制药品“回扣”风
本报记者刘建华
一
许多人都记得，在８０年代中期，一些药品外包装一改几十年的老面孔，变成了饭盒、茶杯、保温瓶等实用品。这些在医药界被称为“异形包装”的物品，就是药品“回扣”的雏形。
随后，当人们为这种“促销手段”究竟是否合法而进行一轮又一轮辩论时，药品“回扣”风却以其迅猛的“风力”刮遍全国，且“花样”之多，“回扣”的现金数额或实物价值之高，令人瞠目。如假借宣传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等各种名义，给医疗单位或个人“回扣”少则数百、数千元，多则数十万、上百万元，或者赠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高级轿车、住房，或者花钱让医疗单位的有关人员出国旅游。
愈演愈烈的药品“回扣”风，加剧了医药市场的恶性竞争，扰乱了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疗质量，腐蚀了医药卫生行业的部分干部、职工，尤其是助长了制售假冒伪劣药品行为的蔓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了威胁。
药品“回扣”的严重危害性，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医药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取得初步成效。１９９６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又下达了《关于继续整顿和规范药品生产经营秩序，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等五部、局、办立即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药品“回扣”专项整治工作。
据国家工商局的同志介绍，经过一年多的专项治理，全国查处“回扣”违法案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效明显。截至今年６月底，全国共立案查处案件２７３２件，结案２０１９件。全国查处药品“回扣”大要案６６４件，其中个人给予、收受“回扣”１万元以上案件３８０件，单位给予、收受“回扣”１０万元以上案件２８４件。
五部、局、办联手开展的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地遏制了药品“回扣”风的猖獗势头。然而，由于药品“回扣”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较复杂的原因，必须标本兼治。
二
药品“回扣”产生和盛行的原因有哪些呢？主要有：
１．药品生产严重供过于求，竞争激烈，许多药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就采取给“回扣”的手段竞销药品，这是药品“回扣”产生的基础，并且使药品“回扣”率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对整个药品市场缺乏宏观调控的状况下，一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药厂涌现出来。目前我国大大小小的药厂已有６０００多家，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证照或证照不全的企业。那些“作坊式”的小企业生产的多为假冒伪劣药品，由于生产成本低，往往能以较高的“回扣”率“取胜”。
２．国有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价格与合资企业的药品价格相差很大。这样，合资企业可以采取高“回扣”率，使其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劣势地位，生存受到威胁。如同仁堂制药厂原来销入医院的药品占北京地区中药总流量的６０％至７０％，由于给“回扣”少，一度下降到２５％左右。前几年，这家药厂毛利率是５％，近年降到１％至２％。
３．财政对医疗单位拨款不足及医疗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是药品“回扣”风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１９９０年，政府对医疗单位的财政拨款占医疗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７３％，１９９４年降至３８％。北京市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６年，市财政给医疗单位拨款共计１５亿元，年平均才５０００万元。而医院的医疗收费价格由国家控制，定价水平太低。例如：长期以来，一张床位收费７元，成本为３０元；一个阑尾炎手术费７５元，成本需３６０元。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政策造成的沉重包袱，使医院不堪重负。这样，无论是合法的药品折扣还是违法的药品“回扣”，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医院的资金不足，使医院形成了“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
４．药品购销活动中有合法的折扣行为，也有非法的“回扣”行为。两者虽有“账内明示”与“暗中账外”的法律界限，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严格、科学的法律概念，因此，很多人仍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合法的促销手段，不能自觉地抵制“回扣”歪风，以致影响对“回扣”案件的查处。
三
从上述原因可以看出，药品“回扣”问题涉及药品生产领域、药品流通领域、医疗单位、医疗价格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只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彻底刹住这股歪风，使药品市场真正在有序、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健康发展。为此，有关人士建议：
——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医药业管理体制，这是治本的基础。药品生产的规模、经济结构、企业布局、进出口药品总量等有关的宏观规划，都应纳入国家调控的范围，不能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生产，否则，药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将难以改变，“回扣”的治理也将越来越难。
——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整治“回扣”行为。国家工商局发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法规，应尽快出台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对暴露出来的各种形式的“回扣”手段进行列举或解释界定，以便于操作或执行。另外，随着整治“回扣”工作的深入，折扣不规范的问题突出起来。不规范的折扣大战同样会导致医药市场的不正当竞争，也使“回扣”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有关部门也应对折扣的记账科目、财务处理方式等加以规范。
——加快改革医疗医药体制，完善医疗补偿机制和价格体系。近一两年，北京和上海都在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如提高了门诊收费、床位费、技术服务费等，逐步降低药品销售收入在医院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北京市前不久出台了《北京市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卫生局药品采购管理监督暂行规定》（草案），对药品的定价及医疗单位采购药品均作了严格规定，以期从根本上刹住药品“回扣”风。
——建立以现代企业为核心的国有医药企业集团，使国有医药企业重新占领医药市场。当前，在进口、合资企业的药品充斥市场的情况下，国家应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医药企业，按现代化企业模式组建具有规模效益的集团，在引进、消化、创新、开发新品种上下功夫，使自己的产品质量迅速达到国际水平，并不断改进管理，降低成本，以质优价廉的产品重新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论坛
有感于“违章搭建拆了又搭”
江苏盐城市蔺俊
某市为迎接卫生城市检查，市领导亲自带领城建、工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兵分数路，对各住宅小区的违章搭建进行清理拆除。由于决心大、工作细、行动快、措施实，先后拆除了四百九十多户的违章搭建，使住宅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检查过后不久，部分违章搭建又悄然恢复。这一情况说明了什么？
其一，认识问题。“在自家房前屋后做生意不犯法，在马路边摆摊设点没关系，在公共场地搭建不要紧……”这便是一些店主、摊主们的想法。其实，要认识违章搭建、乱设摊点的后果并不难。从小处说，一是影响小区布局，原本设计合理、规划有序的小区建设被搞得杂乱无章；二是影响小区交通，原本就不十分宽阔的小区道路变成“羊肠小道”，造成交通不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三是影响小区卫生，摊主们多经营小吃、水果、冷饮等，又不注意环境卫生，致使废纸、塑料袋、瓜皮果壳满地都是。
其二，制度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的修养，提倡“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但如果寄希望于所有人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显然是不可能的。应该在加强道德养成的同时，注意用制度来保证。在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中，我们应逐步建立健全一整套既行之有效，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日常管理制度。
其三，管理问题。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不仅需要一套科学的制度，而且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来保证制度的执行。所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有了制度，若只是贴在墙上，说在会上，热在突击上，那么，类似违章搭建拆了又搭的现象将会不停地重复下去。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引导农村合作基金会健康发展
笔者是基层审计人员，在工作中发现，近年来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非法进行金融业务。农村合作基金会按照规定属于非金融机构，不得办理存、贷款业务。但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合作基金会都进行了存、贷款业务，并且存、贷款利率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利率。二是会员不能参与对入股资金的管理。按照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农村合作基金会应建立会员代表大会制度及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由基金会成员共同管理合作基金，资金投向也应由会员民主讨论后决定。但现在农村合作基金会大多数未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和办事机构，合作基金会的具体业务和管理工作由乡镇经管站管理，资金投向也由经管站负责人说了算，入股会员对入股资金完全失去控制。三是合作基金被挪作他用，会员很难从基金中借到资金。合作基金会不仅起不到应有作用，而且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一个焦点。四是部分由村干部管理的基金，被村干部用于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立法，引导农村合作基金健康发展；健全理事机构，农经管理站不得直接从事基金会的具体业务；由有关监督机构定期对基金的收支及业务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并向会员公布监督结果；基金会红利发放要坚持先审计、后分配和同股同利的原则，不得损害多数小股东及农民的利益。
湖北荆门市肖正兰刘海泉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街谈巷议
年终检查应务实
眼下，年终已近，各行各业都将对基层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这是必要的。然而，笔者近日在基层听到一些群众议论，有些年终检查变了味。
一是多头检查。某机关有２０多个职能部门，从１１月中旬起，全部拥向基层。时常出现这个检查组未走，那个检查组又到，有时同一天几个检查组一起到一个单位，使得基层应接不暇。二是走马观花。名曰下基层检查，实则看材料，听汇报，往往出现下级哄上级，一级哄一级。三是连吃带拿。有的检查组检查工作仅一天，连吃带喝花去大半天。如此检查，能查出什么呢？笔者认为，年终各行业的检查组，在深入基层检查时应在高效、廉洁、务实上多下功夫，要多帮基层解决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要廉洁，尽量少给基层添麻烦。平时能办的事，不要都堆到年终检查时才去办。几个部门能联合组成一个检查组的，就不要多头检查，以便基层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总结今年的工作，做好来年各项工作的准备。
陕西西安市刘鹏安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法律顾问
我改嫁能否带走儿子？编辑同志：
我与丈夫于１９９２年结婚，生一男孩，现已４岁。１９９５年，丈夫因病去世。丈夫去世后，我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现在我想改嫁，丈夫的家人说：改嫁可以，可孩子是他们家的，必须将孩子留下由他们抚养。我多次要求，他们就是不同意我带走我的儿子。请问：法律支持我改嫁时带走儿子吗？
河南安阳读者姜小燕
姜小燕同志：
从法律规定上讲，这是一个履行监护的问题。监护是我国根据有关实际情况确定的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经济秩序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你的孩子现在刚４岁，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来履行监护责任，从抚养和教育等方面给予保护。你丈夫已去世，你作为孩子的母亲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利和义务来履行监护责任。《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这种法定监护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只要没有遗弃、虐待被监护人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因素，这种监护权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和替代的，一般也不存在转移的可能。即使有某种应剥夺监护权的行为，也应经法律程序依法处理后才能确定别的亲属担任监护人。你丈夫的家人说孩子是他们家的，你改嫁时不能带走，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五条同样也规定了“父亲死亡……母亲的监护权任何人不得干涉”的条款。根据以上所述，你改嫁时完全可以带走你的儿子，如你丈夫的家人阻挡的话，你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求得法律的保护。 本版法律顾问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心里话
农民奔小康：一盼科技，二盼文化
近几年来，我村在东港区农村信用社的支持下，大力发展银杏种植业，成为山东有名的银杏基地。村民们因此富裕起来，村里经济也逐渐雄厚了。物质生活虽然富裕，可是一些村民精神上却比较空虚，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抬头。由于村民们科技知识比较贫乏，使村里经济持续发展缺乏后劲。为此，我们富裕之后的农民有两盼：一盼科技，二盼文化。这时，信用社的文化下乡小分队便如及时雨一样来到了。他们义务巡回为村民放电影，给我们带来了科技知识和文化食粮。通过科技电影，帮助我们学科技，用科技，掌握发家致富的本领。文化节目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实实在在的文化下乡活动，使村民们非常满意。大伙说：“农村信用社不仅扶持咱的生产，还送文化下乡，真是我们的贴心人。”
在此，我代表走出温饱奔小康的农民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涉农等职能部门，应像东港区农村信用社这样，想农民所想，帮农民所需，实实在在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
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街道平台村党支部书记马先文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表扬
残疾人振兴瘫痪厂
自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我到山西襄汾任县长后，每年我都要到县油漆厂去几趟，因为那里有一位令我深深敬佩的残疾人——邓根旺。提起他，全县干部群众有口皆碑。
是他，用残疾的躯体，顽强的毅力，在已倒闭４年的原县煤机配件厂的废墟上，白手起家，建起了县油漆厂，不仅发放了原煤机配件厂离退休人员的工资，而且每年上缴国家税金２３万多元，固定资产达到２５０多万元。邓根旺不仅是企业的功臣，更是襄汾人民艰苦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
邓根旺来襄汾前亲手创办起常州油漆厂、常州光辉造漆厂、临汾油漆厂３个企业，曾获全国化学工业劳动模范称号。他于１９８０年５月因工致残，１９８８年６月退休。身怀绝技的他，怀着对家乡的眷恋，毅然放弃许多厂家的优厚待遇，带着铺盖卷，同老伴一起来到我县原县煤机配件厂。厂内残垣断壁，荒草没膝，一片凄凉，仅有一个残疾人守着门房，１５万元的固定资产远远抵不上４０多万元的债务。但困难再大也动摇不了邓根旺创业的坚强意志。他拄着拐杖，拖着不听使唤的腿，走亲戚，找朋友，凭着他的声望和信誉，筹来了３０万元。工程开工后，他每天坚持指挥施工。他的脖子不能自由转动，走路一步一蹭，多次摔倒在工地，自己起不来，别人搀他起来后，他风趣地谈笑着，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当年年底，一个崭新的油漆厂诞生了。１９８９年，首战告捷，获利１８万元。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下去，但心里却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在他有生之年创办的第四个油漆厂已呈现出生机和希望。
搞了一辈子油漆的邓根旺，深知开发新产品和创立名牌的重要。他常常钻进试验室，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目前，油漆厂已开发出１０大类２００多个花色品种，其中“铁环牌”油漆被评为山西省著名商标，“白醇酸磁漆”被省经贸委评为优质产品，“醇酸磁漆”成为免检产品，在我省油漆行业独树一帜。他研制的“保护水泥涂料”，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专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年油漆厂扩建后，年生产能力达到５０００吨，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年生产能力突破万吨大关，创出全国驰名商标，实现他振兴山西涂料事业的宏愿。
瘫痪的厂子振兴了，但邓根旺从不考虑自己的事情，已经６５岁的他，没置房舍，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凭关系安排好工作，全跟着他住公房，拴在企业里。
为了解除邓根旺的后顾之忧，为襄汾培养更多的油漆专业人才，县里已决定从企业原有积累中拿出１０万元作为他和老伴颐养天年的生活费，拿出１０万元建立“邓根旺基金会”，用每年的利息奖励为襄汾油漆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邓根旺这种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奋发进取的精神，时时激励着全县干部群众，为兴县富民大业而勤奋努力。
山西襄汾县委段克己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监督哨
昆明机场秩序乱票贩多
１１月９日，记者在昆明机场候机楼售票处购买机票时，亲身体验了票贩子的“服务”和机场个别工作人员的“配合”。
上午９时２０分，记者到昆明机场售票处窗口询问有没有当天去芒市的机票，售票人员回答说，去芒市的机票全部售完，要等有人退票才行。记者又问值班经理，也是让等等。于是，记者在售票处开始耐心等待。等待购买当天去芒市机票的人越来越多，但在三个小时的等候时间内，只有一名乘客买到了一张票。快１２点时，飞往北京的４１７１次航班开始办理登机手续。因为工作人员姗姗来迟，乘客与工作人员争吵起来。一位也在办理登机手续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拿出摄像机准备拍摄时，机场值班经理冲了上来，揪住那位同志的衣领推推搡搡，并将摄像机前部护套扯下。当时机场秩序相当混乱。
这边买不到票，那边票贩子开始行动起来。七八个票贩子轮番出动，不时叫走一些等票的乘客。过不多久，被叫走的人回来时手中已拿着想要的机票。记者问他们，是怎么弄到票的？他们说，每张机票加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钱给票贩子就行了。有的人的票是从机场宾馆里拿到的，有的人的票是直接在候机楼拿到的。在三个小时的等候时间里，记者在售票处附近只见到两次值班警察，而且均是带人前来买票的，对票贩子的行为没有过问。购买机票不同于火车票，必须出示乘客的身份证方可购买，票贩子又是如何把别人买不到的机票弄到手的呢？正好有票贩子过来游说，记者就把写好名字、身份证号码的订票单交给他。他找了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把订票单交给对方。过了约半小时，那个票贩子拿着机票和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来找记者，记者按照事先的约定，将票款和１５０元“劳务费”付给他们。记者注意到，这个工作人员的胸牌上写着“候机楼公司邓××”。票贩子还告诉记者，通过他们买票，机场建设费就不用买了，办完登机手续直接去安检就可以。因为离起飞时间不多了，记者就去办手续，果然没有机场建设费单据也顺利过关。在飞机上，记者与周围的乘客聊天时得知，他们中有五六位都是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的票，而直到起飞，飞机上还有三个空位。
本报记者王斌来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求助信箱
谁为姜农解此愁？
生姜是我市下考乡的土特产。该乡群众把种植生姜当做脱贫致富的一条途径，种姜积极性很高。今年全乡种植生姜５０００多亩，预计可产姜５５００吨。
但是，生姜上市的季节到了，市面上却冷冷清清，姜农们为此很着急。由于山区信息闭塞，姜农不了解外地客商对生姜的需求量，无法把产品推销出去。因当初种植时每亩买姜种就花１０００元至１５００元左右，加上购肥料及人工费，每亩成本达２０００多元。姜农们望着姜田愁眉苦脸，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为了保护姜农种姜的积极性，特借贵报一角呼吁：帮帮这些姜农。
广西河池市实验小学黄善明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
街头散发广告
结局十分尴尬
城市街头，斜佩绶带的小姐向过往行人散发广告，不少人接过瞟了一眼，随手就扔在地上，幸有拾荒者捡拾，不然吹撒遍地，市容大受影响（见图①②③④）。
推销商品，需要做广告。如何做到既有宣传效果，又不影响市容、污染环境？希望商家多加研究。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 李长林11月9日摄于武汉市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