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当代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之望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因此，认真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前文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文艺运动和文艺实践的宝贵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为我国当代文艺指明了一条走向成功和更大胜利的必由之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要点之一，是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
当代文艺发展的根本之点，是在坚持指导思想问题上不能动摇。有人错误地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全球性时代大潮冲击下，我国“本土文化权威已经颓然死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话语已成为“破落户的声音”，断言中国文艺“不得不去借助西方的话语权威”。中国当代文艺究竟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我国的最新发展形态作为自己的“话语权威”，还是向个人主义为基本价值定位的西方实行“文化逃亡”，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首要问题。
当代文艺需要何种话语权威的指导，是特定国情和时代趋势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和对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十几年的伟大实践，我们整个国家生机勃勃，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现实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但无可争议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真理性。毫无疑义，它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的思想理论指导。在现阶段，我们的文艺家只有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获得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才能“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歌德：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并与之发生“同情共鸣”，从而焕发充沛的激情和灵感，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民族和人民的文艺成就，用审美的方式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出色地完成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使命。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要点之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文艺民族化之路
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词》中提出了发扬“民族风格”和坚持文艺民族化问题。这个要求与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完全契合。
优秀文艺家作为“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民族一员，在生活中自然养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在创作中必然要用自己民族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去观察反映事物，使他的作品形成这个民族特有的个性和风采。不同国度的文艺，就具备迥异于其他民族的风格特色。中华民族属于世界上最古老民族之列。我国文艺在漫长而丰富的创作实践中造就了自己无与伦比的风格气派。它与其他民族不同而又兼具各民族之长。在我们灿烂的中华文明宝库中，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文学艺术。今天，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中华民族的贡献。文艺民族化是历史的必然，文艺的民族特征必将深深扎根于民族历史和审美文化传统的肥壤沃土之中。民族化非但不是文艺的缺陷，而恰恰是一种荣耀，是一个国家的文艺走向成熟和具备世界影响的标志。
但是，近年来却有人认为，鲁迅提出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论断，已不适应今天的文艺发展。在他们看来，中国文艺要走向世界，就应弃绝对民族化的探索和努力，而只能走横向移植、全盘西化的路子。这是站不住脚的。
坚持民族化与文艺走向世界，二者并不矛盾。一定民族的文艺有特殊性，也有审美共通性。各个民族的文艺作品，不管出自何种民族，只要体现了人类公认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准则，都会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中产生强烈共鸣，受到各民族的普遍欢迎。而文艺普遍性又寓于个别性之中，取消民族特色和用一种模式去代替、统一其他民族的文艺，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界文艺。即使有那么一天，世界各民族会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整体，每个民族的文艺也同样会在全球性大合奏中演奏着自己的声部。歌德曾盼望分散的各国文学统一成一个“世界文学”，但他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难以实现的理想。韦勃克和沃伦则认为，这一理想现在离我们不是更近而是更遥远了，“我们甚至不会认真地希望各个民族文学之间差异消失”。
文艺的民族特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对立统一关系表明，在世界文化艺术广泛交融的今天，盲目排外，拒绝接受外来影响，是绝对错误和不可能的；同样，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味颂扬崇拜，主张无条件地摹仿照搬西方文化，也完全是错误和行不通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邓小平：《祝词》）学习外国是为使文艺的民族特色更加发扬光大，而不是成为西方文艺的附庸和奴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鲁迅的主张与毛泽东、邓小平是一脉相通的。他认为应“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尽量地“消化吸收”。学习外国不是反客为主，任由彼来俘我，而是将彼俘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学习借鉴，择取外国良规，弥补我国固有文化之不足，丰富发展我们反映生活的手段和能力，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准。鲁迅先生的民族化文艺观何错之有？倒是恣意攻讦否定鲁迅观点的人们，与鲁迅所讽刺的因羡慕宅子旧主人而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鸦片的“废物”，颇为迹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要点之三，是必须把艺术聚焦对准巨变中的时代现实
社会现实是一定时代文学艺术的主要反映对象和源泉，而生活于其中的文艺家也不能不具备这个时代的思想情感。因此，不论是从创作对象还是从创作主体而言，文艺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单独存在。愈是集中深刻地反映了它的时代，文艺的民族特点就会愈鲜明愈强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就应当正确认识和着力表现正经历着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
我们的文艺在反映现实上是有成绩的，近几年各种文艺样式都推出了一批近距离地反映改革和时代风貌的好作品。但从总体上说，着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作品还是太少，精品力作尤其不多。在文艺队伍中，伺机滋长起来的“一切向钱看”和精神滑坡现象，严重抑压和消解着一些文艺工作者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沸腾的急遽变革的现实受到不应有的冷漠。概括起来，主要表现是：两耳不闻社会风雷，一头扎进个人圈子，热衷掇拾抒写心灵一隅的杯水微澜；遁入“历史”远离时代，在“淡化”背景的烟幕下，编造有关离奇故事；追求商品效益，强化感官刺激，无节制地渲染暴力、凶杀和淫秽不堪的性行为，以迎合低级趣味；标榜“玩文学”，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生；摹仿西方文艺时尚，宣扬不介入现实的“零度感情”，对现实生活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和疏离……凡此种种，与我们时代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追求相去甚远。这样的作品难以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心灵共振和沟通，完全在情理之中。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一个充满创造性实践、不断产生新事物新奇迹的时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机运纷呈、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前程似锦的动人画卷。对于每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一个历史上任何伟大作家也未曾有幸经历过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未产生一位当代的大作家，而且严格来说，也还未产生一部真正史诗性的大制作。这是我们的文艺愧对于民族、愧对于时代、愧对于人民的。有人或许认为，当代生活经过沉淀发酵之后，才能进入创作。但不要忘记，伟大作品是可以通过现实关系的深刻洞察，清晰地昭示时代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向的。更何况，我国改革开放已有了近２０年的伟大实践。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任何文艺，“只有当它的发展是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只要满腔热情地顺应亿万人民大干四化这一宏伟壮举的“普遍要求”，积极拥抱生活，以超人的胆识和恢宏的气魄反映现实，推动现实的发展，当代文艺就一定会走向更加繁荣和辉煌。
当代文艺还应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邓小平指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社会主义新人是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新人形象可以更好地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更多的四化创业者健康成长。文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格外重大。但有人却提出“躲避崇高”的论调，反对塑造和赞美具有崇高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伪崇高是应该反对的，但若由躲避伪崇高转而连真崇高也一并当作“把戏”和“做伪”加以反对，那就混淆了是非善恶。真正崇高品质和英雄行为，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楷模，值得人们普遍效法和赞扬。笼统地躲避一切崇高，实际上也躲避和取消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都具有崇高的性质。躲避和消解了主旋律，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庄严使命和深远意义。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下，当代文艺应更高地擎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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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于性格光彩的当代英雄
——读报告文学《没有掌声的征途》
汪守德
部队女作家江宛柳同志对当代军营和当代军人有着很深的了解和思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激情，使她的作品兼具了理性色彩和生活魅力。她的报告文学《没有掌声的征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富于性格光彩的真实人物——邬援军。作品通过一系列视点来刻画和平年代作为军人代表的邬援军，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他在追求事业和时代风雨中的情感经历和精神人格。同许多将门之后一样，邬援军具有一种天然的献身军旅、创造比前辈更加辉煌业绩的典型情结。然而命运一开始就把他置于逆境经受磨练，有意以一种悖律来塑造和展现他性格的历史。在他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充满幻想和冲动的他，或许也想借父辈的光环来涂抹自己的生活，却被严厉的父亲以老军人特有的行事方式坚决地制止了。这无疑使邬援军深刻地意识到，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应当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寻找、发展和实现自我。因此他就一直既在父亲的引力场中，又竭力挣脱他沿着自己认定的人生轨道运行。虽然时代的风云使他既受控于某种规范，又带有某种不可预测性，但他始终给自己的性格注入了一种稳定的素质。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意识和情怀，他才热烈而执著地迷恋响彻金戈铁马旋律的军旅生涯，才能找到他心灵的归属感，才会心甘情愿地由江南鱼米之乡移师山西黄土高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驻多少年，甚至放弃在世人看来很热门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
也许，在军人这种职业还很走俏的日子里，人们还可以理解他的价值取向。但随着岁月的更替，人们不再对当一个军人十分动心的时候，邬援军却始终没有改变其对军旅生涯的那份倾心，并把那份倾心化为了对他自身、对部队的一种塑造。也就是说，这不仅表现在对军队建设全身心地投入，更表现在他所作出的智力和才华上的展示和贡献。作为一旅主官的他，并没有因为和平满足于保一任平安，而是苦心孤诣地整军经武，战剑常磨，使所率官兵随时可以对敌形成国家和民族所需要的巨大杀伤力。这是和平年代新一代军事指挥员所应具有的良好素质，这种素质形成作为一个指挥员的领导风格和性格魅力，带出了部队的生气和活力，从而有效地提高了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作品对邬援军形象揭示得最为感人的地方更在于他的坚忍品格。在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之后，很多人通权达变，随时移易，普遍以趋时的心态评估和看待一切，并煞费苦心地抢占有利地形，寻找最佳位置。而邬援军如果拨转一下人生航向，同样也可以过上时下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潇洒人生。但他始终保持了内心的沉静和平衡，矢志于寂寞军旅。这并非是生活的波涛不曾丝毫撼动他情感世界的堤坝，也并不是他刻意要轻世傲物，关键在于他内心的价值尺度没有发生动摇和倾斜，即作为军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作为他情感之帆的重锚未曾启动，因此他能以淡泊的态度对待人们所热衷于追逐的名利和地位。他的行为代表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高度，虽然军人已不像曾经有过的年代那样大红大紫，但他通过自己真实的、沉默的，却又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存在，证明军人在当今社会依旧是精神上和行为上的当代英雄。
作品描写了发生在主人公邬援军身上一系列平凡而又耐人寻味的经历，一个富于时代特色和性格光彩的军人形象便跃然纸上。它的启示在于，我们不应困惑于在社会生活的潮汐作用之下对于军营生活和军人形象认知上的迷惘和犹疑，而军营生活中具有的鲜明而独特的、有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也并非一个邬援军。他们虽然静悄悄地生活在绿色的军营，不太为人所瞩目，但其情感与行为同社会之间无处无时不在的交叉和碰撞，使得他们每天都可能发生心灵的冲突和闪光，因而将会有许多故事在不断展开，有许多生活意蕴不断裸露，有许多新的人物在不断诞生，只要我们肯扑下身子到生活中去捕捞，一个个邬援军式的独特而又令我们熟悉的人物，就会通过作品列队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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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
陆文虎
近几年，关于钱钟书先生的创作与学术的著作逐渐地多起来，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些所谓研究论著，有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的稗贩之作。当然，我也曾见到几种颇具独创意味，能够别出心裁，有所发现和发明，很值得品读的论著。臧克和教授的论著《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就是其中之一。读了此书，我得到的不仅仅是惊喜的印象，而且还有餍足的感觉。
钱钟书是一位兼作家与学者二任于一身的人。作为作家，他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直接面对普通读者，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了相当大的普及面。但是作为学者，他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还远远未被人们所熟知。“普及钱钟书”，谈何容易！《管锥编》、《谈艺录》是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我个人认为作者决不是为了节省篇幅才这样做的，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保持其文化格调和学术层次的高定位。因此，要把这些著作“普及”到中学生也能看懂的程度，就不是一个很现实的想法。理想的做法，是把这种“普及”工作放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譬如把它限定在人文学科的某个专业，如臧克和之所作。
郑朝宗先生曾指出，钱钟书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以实涵虚”的特点。臧克和确实抓住了这个特点。本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钱学”，在以小学手段打通诗学壁垒，用传统方法表达现代思维方面结出了硕果。作者从钱钟书的著作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字、词、句、段，进行辨析和挖掘，并以其人之法还评其人之作，运用钱钟书所惯用的纵横比较、参互打通的方法来研究钱钟书，由象及意，因“实”论“虚”。臧克和的做法是举一反三、沿波讨源：自语言文字这个载体开始生发，渐次深入而到达本体。换句话说，就是从表现形式而思想内容，由语言文字到文化精神。我认为，本书不是一部以河汉大言博取虚声的书，也不是一部率尔操觚，感兴漫与的书。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为了真正理解钱钟书，研究钱钟书，阅读了钱著所涉及的大量文化典籍，思考了钱氏所提到的众多基本问题，因此他才能紬绎出许多实证来阐释“钱学”的蕴涵。当他终于豁然贯通，从中国文字中读出了中国文化精神之后，他的顿悟能力、理解水平等等，都发生了新的飞升甚至是质的飞跃，有了一个根本的提高。于是，我们便有了这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精神的书。读到最后，我发现，这部语言学专著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其自身，具有了重要的文化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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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第三届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揭晓
日前，第三届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在天津揭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戏曲节目《京剧走向青年》、天津台的综艺晚会《１９９６年迎新春谜语对联联欢晚会》、四川台的音乐节目《为了母亲的深情》、济南台的小说连播《高原雪魂——孔繁森》、福建台的文学节目《世纪的爱心》、国际台的对外节目《音乐中的中国女性（一）》、海峡台的对台节目《共同的歌声——严良堃先生赴台归来话〈黄河〉》和贵州台采制的新歌《最亮的星，最好的人》，分别夺得全国电台选送的１５５个节目八类奖项中２２个一等奖之冠。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蝉联三届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一等奖总分的第一名。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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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北京文学》加大办刊投入
近年来，严肃文学刊物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物质投入的不足，这直接影响了严肃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在文坛较有影响的《北京文学》月刊面对这一不利局面，一方面狠抓办刊质量，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办刊的物质投入。日前，《北京文学》组织成立了第四届董事会，发动社会力量支持文学创作的发展，这对《北京文学》坚持成为严肃文学的健康园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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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凤凰城》（长篇小说）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出版
作品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记述了以秦家兰、秦家柏为代表的遭受地震灾害创伤的青少年，面对灾难不屈不挠、与命运顽强抗争的故事。但作者不是直观地写灾难，而是着力描写灾难中人们的命运变迁，在有限的历史时空中展示一种恒久的真理，宏阔地拓展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之源。
《凤凰城》以毁灭——再生——腾飞为情节线索。作品起笔于一个美丽传说的毁灭，把人们企盼安泰吉祥的愿望构写成城市灵魂的重创。“天神对待我们就像顽童对待飞虫，他们随心所欲地宰割我们”。地震突至，“凤凰那美丽高傲的冠羽不见了”，人们幸福的憧憬顿时破灭，作为社会缩影的众多家庭随之分崩离析。然而“一座曾被万恶的地震之魔蹂躏过的凤凰城，诞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人们舍小家顾大家，以伤残之躯，匍匐互救，相濡以沫。两个少年父母双亡，流离失所。姐姐家兰受伤截肢，弟弟家柏双目失明。家兰救出的邻居大婶、丧夫丧女的赵淑娥，失去妻女的方校长和家兰姐弟自然而然地合为一家人。他们抛开世俗偏见，完成了患难中的聚合，自觉地创造着一种特殊的社会文明。这些故事倡扬的精神正是我们战胜灾害、获得新生、重新崛起的精神支柱，创造的典型环境正是我们渴求复归的精神家园。作品力图表现支撑和鼓舞我们民族自强的精神，使作品融进了作者的激昂心律，充满着浩然正气。
不知死焉知生。作品至为感人的是那些为寻觅精神家园而冲破死亡的围剿，闪烁着理想主义光环，具有人格自尊魅力和顽强生存欲望的典型人物。《凤凰城》中的人物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卓然挺立在断壁残垣之上。作品重点刻画了几位学生形象。秦家兰聪明伶俐，带有几分柔弱；秦家柏是个“蒺藜狗子”，总是想方设法捉弄人；姜小寒唯唯诺诺，既自卑又自尊；陈小甜吊儿郎当，“是个幸灾乐祸成癖的家伙”。灾难改变了他们平静而又骚动的学习生活，使他们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姜小寒为救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秦家兰身残志坚，参加了残疾人奥运会，为祖国争了光；秦家柏以“面对光明，阴影永远在我背后”为动力，跨越了由明眼人成为盲人的精神障碍。生活的磨难使孩子们都悟出了人活着“需要再生意志，精神不能残缺”的道理。《凤凰城》中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生活中的普通学生，普通得让每一个过来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美学原则，以其平实而又生动的文笔营造了一个真实而又奇特的美学世界。通过人物生存状态的描绘和心灵历程的流变，充分展现了生活的悲壮和艺术的悲壮，传达着感奋人心的力量。（阚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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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当代文学的道德秩序
王浩洪
自古以来，道德价值取向是我国文学乃至一切健康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对人类行为的规约，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约定和规范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方式。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总是看它是否符合人们共同的道德理想，总是把道德价值作为一个重要的尺度。同历史价值一样，道德价值已成为评价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和人们对文学的道德要求，使道德规范、道德秩序化为了健康文学的内在品质，文学的道德蕴涵已成为创作主体的自觉行为，成为文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在市场经济和物质文明勃兴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某些文学创作出现了摒弃道德价值取向的非道德和背离道德秩序的不道德倾向，一些创作甚至违背了社会和大众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共同的道德理想，几近滑到了色情文学的边缘。这些现象表明，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受到了蔑视，文学固有的道德秩序出现了严重紊乱和失范。无疑地，这是对文学优良传统的悖逆和叛离。
当代文学的道德失范，实质上是新的道德理想缺失条件下旧道德的死灰复燃。道德失范的结果是腐朽的封建道德意识（如歧视妇女、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急剧膨胀，腐朽的资产阶级道德意识（如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占领市场。由于社会的急骤转型，过去时代的道德模式受到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模式、道德理想还未臻完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对人的侵蚀、对文学的渗透是毫不奇怪的。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建构文学的道德秩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学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赋予作家、批评家的神圣职责。就目下的文学和社会现状而言，道德秩序的建构，一方面是要积极地坚持正面的道德建树，另一方面要坚决地对落后、腐朽的旧道德进行批判。批判是为了建设，建设离不开批判。只有通过对社会和文学中旧的道德意识的批判，文学的道德秩序才能实现确立。只有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让那些道德倾向错误、道德原则失范的作品丧失了市场，没有了阵地，社会主义新道德才有茁壮生长的土壤。
建树当代文学的道德秩序，应该从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出发，吸收包括五四新文化道德和世界优秀的道德文明在内的精神成果，寻求和探索适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道德范式。在这一探索中，最重要的，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理想、道德传统，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不可偏离的原则，也是建立文学道德秩序的根本出发点。
目前，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中，已经有一些作家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建构文学新的道德秩序进行着道德的批判和探索。他们或是揭露金钱至上、物欲崇拜观念对人的腐蚀，腐朽的道德对人的侵蚀；或者是张扬民族道德的人性光辉，表现民族优秀道德的强大生命力，表达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纯真的道德情操、理想的道德模式的向往。探索和寻求凝结着责任，表现出作家、批评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批评家为建设文学新的道德秩序，为文学向社会负起道德建设的责任作出积极的努力。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文学自身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