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书评)
专栏：
真实的记述与科学的评价
宋任穷
成仿吾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卓著，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然逝世已十多年，但他的事业、功绩、品格和光辉形象，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三十年代，我与仿吾同志初识于瑞金。他那时是中央党校的教员，我则在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仿吾同志是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我是这个团的政委。我们共同战斗、生活在一起，培育了深厚的患难与共的同志情谊。
仿吾同志曾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员猛将，是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抨击黑暗社会，批判封建愚昧，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充满火一样的战斗激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鼓舞了青年一代。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文学队伍发生了分化，但仿吾同志革命意志更坚，继续奋然而前行。他当时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重要论文，开始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这标志着他的文学思想向着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重大转变。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革命文学应该向着工农大众。又明确指出：任何忽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些正确的思想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过重要的革命作用，而且对于当前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仿吾同志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他在１９２７年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后，于１９２８年去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主编《赤光》杂志。１９３１年回国后，他在鄂豫皖和中央苏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直接投身于艰苦的革命洪流之中，锻炼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队伍中，他是知名度很高的教授和文学家，但他却没有一点架子，没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弱点，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融为一体的榜样。仿吾同志的一生是自幼追求真理、热爱祖国，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奋进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党的路线坚决执行。他在困难面前总是毫不畏惧、勇敢向前的。他又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充满了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因此，他深受同志们的敬重。
仿吾同志是我们党内从事教育工作时间最长的同志之一。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党的教育事业具有深厚的感情和执著的精神。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甘心情愿地终生在崇高的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正因为这样，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在建国以后，又为国家造就了无数建设人才，成为誉倾国内外、桃李满天下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仿吾同志为党的教育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和他对教育工作的丰富的系统的经验与理论著作，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非常珍贵的精神遗产，需要认真地学习和继承。
在纪念仿吾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当代中国出版社组织出版余飘、李洪程同志撰写的《成仿吾传》，力求真实地科学地记述和评价他在革命、教育、文艺与社会科学各方面的突出成就；弘扬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高尚的道德品质；赞颂他的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作风和对青年学生的极端热忱以及他在倡导和建立无产阶级文学方面的贡献，这对于当前我们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本文是为《成仿吾传》所作的序）
第11版(书评)
专栏：
毛泽东的古诗情怀
周振甫
毛泽东同志对古典诗、词、曲、赋抱有浓厚的兴趣。从上古谣谚开始，到《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及近代的传诵名篇与不大著名的佳作，他都很熟稔。在欣赏之余，他还作了许多圈点，有的还写了极其精辟的评语，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毕教授竭尽心力，广为搜求，收入本书的有四百四十五位作家的诗、词、曲、赋共一千八百六十五首之多。毕桂发同志将这些作品辑录成册，并由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加以简要注释，更利于读者理解。
毛泽东同志阅读视野极其广阔，举凡历代作家的传诵名作，尽纳眼底，即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家锦什也多有发现。从涉及作品的内容来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无疑是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所以，他特别看重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对于屈原作品的挚爱，对于宋代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主义诗词的重视就是明证。与此同时，对于清新淡远的山水田园诗他也极为欣赏，对于纯情的爱情诗他也十分肯定，对于咏怀、咏史、哲理、赠别、纪游之类的佳作，他也有浓厚的兴趣。从艺术风格上讲，他自称“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兼容并包。基于此，他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浪漫主义诗篇，但对于杜甫的《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富有思想性艺术性之作，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宋词中，他“偏于豪放”，特别喜欢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但对柳永、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的作品也多有圈画。在鉴赏方法上，或吟，或诵，或书，或以意逆志潜心体味，或知人论世进行发挥，无不得其要旨，发其深微。总之，毛泽东同志酷爱古代文学作品，不仅是这些作品有体裁、结构、辞藻、韵律等形式美，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思想，宽宏的怀抱，崇高的情操，自然的意味，体现了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的民族精神，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永久的艺术魅力。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胜利前进，两个文明建设正在蓬勃展开。这部书的出版，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文艺思想，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我们的文艺鉴赏力，扩大我们对于不大著名的历代佳作的欣赏，都至关重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意义。对于广大读者，无疑这是一个福音。
（《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毕桂发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第11版(书评)
专栏：书苑笔谈
少些，精些
叶于
案头堆放着各种五花八门的书籍，有丛书、套书、精选本、汇编本；有朋友馈赠的，有出版社寄送的。大都为新近出版物，拂不了情谊，总想能好好翻翻，有的选题和装帧还是相当诱人的。
可是，大多数图书仅此堆在桌上，或者挪挪地方而已。有同事串门，看到那堆积案头的“书山”，笑问：看得过来吗？都看过了吗？甚为疑惑。答曰：哪能看得过来？有必要都看吗？只是稍得空闲，顺手取一本随便翻翻。即使看看目录或序言跋语之类，也是囫囵浏览。大致知晓有一个什么作者出过一本什么样的书而已。说来不恭，有些书堆放在我这里如同一捆废旧报纸，到头来尘封一隅，永无天日。
有人说，现在是出书太容易，容易出的书都是些可看可不看，不必认真看的书。此话如何，暂不管它。可是，现在出书泛、乱、差、重复、随意早已为业内人士和读者所不满。抢译名著，抢出名家之作，选题重复，作者重复，屡见不鲜，有相当大部分是些平庸出版物。仅就长篇小说而言，据统计每年多达七八百部，平均一天二部，创作生产力不谓不旺，可是，引起读者注意的又有几何，哪怕是圈子里的关注又有多少？即便为百分之一，也是可观的。有的作者每年出版二到三部长篇，达近百万字，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仅仅是满足一下出书的欲望。这样的出书规模，怎能不造成图书多而滥？
作者出书的多寡，并不说明作者的档次。尤其是不能以篇幅上的鸿篇巨制划定作品的质量。契诃夫、鲁迅的短篇，曹雪芹倾十年心血写一部长篇等等，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出书太容易，太随便，滋长了作者的浮躁心理，攀比心态，也造成了图书的低质多产。
宁可少些，也要精些。对作者如是要求，对出版社也应该有这样的提醒。图书出版是“名山事业”，作者和出版社的定位要高。老辈人的一本书主义，尽管不甚确当，但严要求、高标准，是对社会和读者负责的态度。
第11版(书评)
专栏：品书录
客户·建筑师·开发者
——读《贝聿铭传》有感
顾孟潮
处理好客户、建筑师、开发者三者的关系，是建筑师与开发者事业成功的关键，也是客户的幸运。
建筑师百分之七十五的命运取决于他招徕业务的能力。而贝聿铭深谙招徕大客户的诀窍。他重视与客户交朋友，但又不一味迁就客户，还会对客户提出“挑战”，并且能使客户进入“最佳状态”。如，在法院大楼广场建一幢二十三层的综合办公楼，贝坚持只占那块用地的四分之一，并用支柱撑起大楼，使行人可以畅通无阻地漫步在一座简朴优雅的露天大厅和一座生机盎然的庭院中。在为公众提供露天活动场所方面在美国开了好的先例。当有人对如此慷慨之举提出疑问时，贝用老子的话作答：“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建筑师是客户与开发者的中介，客户和开发者都是建筑师的“上帝”，建筑师要想事业有成必须忠诚地为客户和开发者服务好，开发者更首当其要。年轻的贝聿铭深明此理。在当了两年助教以后，三十一岁的贝聿铭逃离与世隔绝的学术界，投到另一位导师——奢华的房地产投资开发商威廉·泽肯铎夫门下。贝的熟人为此气愤，显然他们并不了解贝的选择的意义。泽肯铎夫绝非一般只用金钱做生意的人，而是进行观念性思考，运用想象力对城市土地再开发，能使土地价值翻三番的人物。他见到贝聿铭如鱼得水，像古代希腊的美狄奇家族那样，把贝聿铭当作“现代的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来雇用的。通过泽肯铎夫的房地产速成课，他很快成为一名极为难得的可以就建筑位置和资金等实际细节发表权威意见的建筑师。贝聿铭的事业由此开始起飞了。泽肯铎夫的判断和预料是正确的，由于优秀设计并不需要比低劣设计多花钱，建筑师和开发者只要素质相当，完全可以由相互不信任而转变为愉快合作的关系。
客户的重要性从“金字塔战役”看得最清楚。贝聿铭说，“大卢浮宫是我一生中接受的最大挑战和获得的最大成功。”这项工程历时十年，耗资十亿美金，涉及一百三十多名建筑师，二百五十多家建筑公司，七个政府部门，如果没有贝的“钛质的脊梁”和密特朗政府及总统本人作为坚强后盾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１６８２年，路易十四曾邀请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伯尼尼整修卢浮宫，由于法国人的敌意和国王的不支持，使伯尼尼十分沮丧，刚过六个月，他就回到了罗马。而三百年后的贝聿铭成功了，由最初被诋毁为法兰西文化的亵渎者、魔鬼，“大卢浮宫”建成后却被奉为法国的国家英雄。在１９８８年３月４日卢浮宫改建工程落成典礼上，总统庄重地说：“你所创造的美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历史上。”并授予贝军团荣誉军章——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荣誉。
见到《贝聿铭传》（［美］迈克尔·坎内尔著，倪卫红译，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我几乎是手不释卷地读完的，这是一本对建筑的使用者——客户、设计者——建筑师、开发者——业主单位均有益又有趣的书。
第11版(书评)
专栏：学术新篇
一部关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力作
——评《战后日本外交１９４５／１９９５》
刘德有
冯昭奎、刘世龙、刘映春等六位作者撰写的《战后日本外交１９４５／１９９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战后五十年日本外交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该书编者大胆地采取了顺着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五条主线展开论述的独特的结构。这五条主线是：（１）从战败国出发的外交；（２）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３）不断向美国以外的世界拓展外交地平线；（４）经济外交；（５）国内政治与外交。我认为这五条主线之于战后日本外交，就像折扇的扇骨之于折扇一样，确实展现了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脉络。
在二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长达七年的被占领期。有人认为在这期间日本丧失了独立，无“外交”可言。但是，本书作者相当详尽地分析了日本在被占领期所开展的基本上“未出国境的外交活动”。其主线是围绕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变化，一幕幕地展现出日本的统治阶层利用占领当局“间接统治”所提供的“外交空间”，围绕占领初期的改革与保守、占领后期的重整军备等问题，与占领当局展开的周旋和较量。但是，“从战败国出发的外交”并不是专指七年被占领期的“外交”，而是贯穿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全过程（比如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日美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本书以翔实的素材、清晰的脉络，围绕日美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日本对美的“追随外交”与“自主外交”这两个侧面的消长起伏，展现了独立后的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时，作者注意利用了日美双方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重视了美方公布的有关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文件，而美方对有关的外交文件的解密比日方更早，这就使本书的日美关系部分具有更多的学术参考价值。
尽管战后日本以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但是，战后日本外交并非是沿着对美外交这一条主线而展开的，而是既沿着日美关系这个“基轴”或“纵轴”向纵深发展，又沿着日本与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个“横轴”向水平发展。“纵轴”与“横轴”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相互交错地向前推进。战后日本利用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一步步地发展了对苏关系、对东南亚关系、对韩国、对中国关系、对西欧关系乃至对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国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关系，而对世界上每一地区的外交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日本的特定的“国益”相联系的。可以说，这种扩大与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交往的外交努力，是日本追求日美同盟所不能覆盖的“国益”的表现，同时具有一种增强对美“自主外交”的间接策略的意义。
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一个突出特征。本书作者是以“经济”与“外交”的相互作用作为线索来展现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的。在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其经济外交的重点是“外交为经济服务”，而在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以后，“经济为外交服务”的色彩日渐浓厚。前者也被称为“经济小国”的经济外交，更重视利用外交手段来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后者也可称为是“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日益重视以经济实力作为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为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长。本书专设一章论述战后日本外交与其国内政治的关系，对于读者了解日本外交发展变化的国内政治背景，加深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是很有意义的。而本书对外交与内政的关系的论述的特点在于，紧紧扣住所谓“１９５５年体制”的孕育、诞生、变迁直至崩溃的过程，展现国内政治与外交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仅使读者对战后日本的主要政党、政治人物的外交主张及其政策论争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加深对整个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主流的、执政长达三十八年的自民党的外交主张，揭示了自民党内部各个派系在外交路线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分歧和争斗，而且对以原社会党为首的各种在野的政治势力在外交上发挥的作用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指出原社会党等在野党作为对执政的自民党的对抗力量，也对整个战后日本外交起到了不可缺少的补充、辅助和牵制作用。这一部分牵涉到各种人物和政党的活动，写得很生动，读来饶有兴味。
在对战后日本外交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也对今后日本外交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绪论部分，比如关于日美关系、中日关系的今后发展，作者均做出了独自的分析判断，提出“如何在追求民族国家利益与独立的政策倾向和适应国际化、全球化潮流的政策倾向之间找到平衡点，将成为今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课题”，并提出对于今后日本来说“走沙文主义之路是祸，走全球主义之路是福”的忠告。当然，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第11版(书评)
专栏：
２１世纪人类的抉择
２１世纪就在眼前，人类将怎样面对新的一百年？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系统科学家Ｅ·拉兹洛提交给罗马俱乐部这个权威智囊机构一份警醒世人的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２１世纪的生存抉择》。这份报告的中译本不久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拉兹洛在报告中说，在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和２１世纪初，人类社会将经历一场大转变：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开始的以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工业社会，转变成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信息化全球社会。他认为人类社会在２０世纪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和冷战结束四次浪潮，这次大转变是“第五次浪潮”。拉兹洛认为这一次大转变要比历史上类似的大转变快得多、潜藏的危险也大得多，目前困扰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问题，包括人口过剩、贫困化、污染和环境退化、食物和能源短缺、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浪潮等等交织和汇拢在一起，很可能以大规模生态灾难的形式爆发出来，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或至少引起文明的停滞和倒退。他在报告中对新的大转变做了详尽的论述，还提出了普及教育、扩大信息传播、转变传统价值观念、建立世界新秩序等思考，并认为人类在新世纪面前的正确选择。
拉兹洛的报告是写给走向新世纪的人们的，而其中最应当阅读的是领导者和大企业家们，因为他们在决定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为人类选择在２１世纪的进化轨线和生存机会方面有更多的责任和权力。（齐格）
第11版(书评)
专栏：
数清华风流
——读《释古与清华学派》
维阿
徐葆耕新著《释古与清华学派》今年５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何为“释古”？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传统的说法是信古，反对传统的说法是疑古，我的说法，我自称为‘释古’。”冯先生的意思是在非古与信古两个极端之间寻找某种合适之“度”，外化为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解释的冲动，名曰“释古”。
何为“清华学派”？何兆武先生在这本书的序文中是这样说的：从１９１１年清华创立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四十年间，清华学园人才辈出，然而清华学人各有其自己的思想和路数，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学派，亦即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是共同生活和工作在同一个校园之内而已。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清华学派”的学派。但在共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与工作的条件之下，又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中间产生某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在有意无意之中当然会浸润甚至影响到几代清华学人们的倾向。这些广义的乃至泛义的共同之处，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这或许理所当然就被人们称之为“清华学派”。何先生把这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大抵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徐葆耕在书中通过论述清华的传统，讨论释古学者们的成就，评述陈寅恪、吴宓、冯友兰、闻一多、贺麟、王瑶等清华名士的学养，并在向先贤“叩门求教”的过程中给读者描绘出“清华学派”让人景仰的情趣和风貌。１９５２年后，清华大学当然还是人才辈出，但还是否具有会通古今、中西和文理的倾向，徐先生没有说。今后的清华朝何处走，也留给后人思索。
第11版(书评)
专栏：
《情空灿烂》：书写现代都市
田雁宁，一个巴人的后代，１９９０年举家迁往成都后，面对一座繁华、庞杂、浮躁、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都市既冲动又困惑，使他不得不拿起笔来记录和描写七年来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这就有了五十三万字的长篇《情空灿烂》。该书近日收入文化艺术出版社“青铜牛丛书”中出版。
这部小说以今天成都为背景，把画家高远和大学生鲁萃、实业家叶文波和女明星米若雪、哈佛博士薛云川和时装设计师沈佳秋、地产商老知青鲁力和未婚母亲顾琳等几组人物在多变的当代都市生活中的事业追求和婚恋情态，写得错综复杂精彩纷呈。对斯文、黄春海、牛光、肖幼菲等人的刻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展示了不同人物的人生选择。这本书是田雁宁继《无法悲伤》后，执笔独立完成的第二部当代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
田雁宁说，《情空灿烂》是我第一部写成都的小说。解读一座又古老又现代的华丽都市，解读一群活跃在这座都市里的人们，对我这个来自川东小县城的作家来说是全新的课题。我有这份勇气，但有无这份能力，就让我的老师、读者，特别是真正的成都人来评判审阅了。这部长篇，便是我对成都当代社会生活从认识到理解再思考的第一份答卷。（吾文）
第11版(书评)
专栏：新书快讯
思想者的足迹
——《顾准日记》
已故思想家顾准的文集出版之后，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顾准日记》今年９月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帮助人们多方面地认识顾准。
顾准的日记多在严酷的环境中失散，这本书所收的只是目前发现的三本日记中的内容，为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４年中的三个时间段所记。编者以三本日记写作时顾准生活的地方为名，编为“商城日记”、“息县日记”和“北京日记”。顾准在这些日记中真实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严肃的思考。这些日记是一个时代的实录，是一个受难灵魂的实录。李慎之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概括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不属于顾准这一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一段痛史。”
书中还收有其他人写的一些有关顾准思想和生平的文章。（邓加）
第11版(书评)
专栏：新书快讯
郑九蝉的《红梦》
《红梦》是中原农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是该社编辑出版的“大河长篇小说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分上、下两册，七十六万字。作品以金氏家族四代人的兴衰遭遇为主线，以浙江宁溪山区、路桥小镇为主要背景地，中间穿插了主人公在北大荒八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变迁，金氏家族所发生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揭示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郑九蝉，１９４９年生，祖籍浙江台州，青少年在路桥从小学读至中学。１９６９年到黑龙江省绥滨县插队当农民，１９８４年回浙江工作。《红梦》融入了作者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同时也显示了作者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示人物命运的文学技能。 （左拉）
第11版(书评)
专栏：新书快讯
“实验艺术丛书”推出新书
“实验艺术丛书”通过出版作品、论著等介绍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艺术界中的探索、实验和革新，展示美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建筑、摄影等各个领域的实验成果，并呈现产生这些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湖南美术出版社继一九九二年出版这套丛书的《西方八十年代艺术》、《西方现代派建筑艺术》几种图书后，最近又推出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现代派小说《浴室先生照相机》、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论著《后现代状况》等新书，还有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Ａ．Ｂ．奥利瓦的《超级艺术》等。（吉格斯）
第11版(书评)
专栏：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郎绍君、刘树杞、周茂生主编的《中国造型艺术辞典》是《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的姊妹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国建筑、雕塑、陶瓷、玉器、染织、竹木、民间美术等十大类造型艺术。装帧设计：吕敬人、王彤、耿佩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