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爱国传统与民族精神
张岱年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生长发育，形成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爱国主义传统。几千年来，历史迭经变化，但是这一传统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由于民族特性不同，各个民族爱国传统的表现也不相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很多自己的特点。一是它延续时间长，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华夏民族诞生之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始终是一面旗帜，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民，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给人们以无尽的精神力量。二是在中国古代每朝每代都提倡爱国主义，并通过弘扬爱国主义来体现民族精神。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比较独特的。再就是，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中国有这么多的爱国英雄人物，他们创造了一件件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业绩，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正气歌。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自觉心理。爱国主义已经化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了。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化为普通人的自觉心理，而且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儒家，将爱国主义融入自己的学说中，强调忧患意识，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等等，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传统。正是基于此，我感到，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同时，它还是一种理论财富，值得我们去研究，以便更好地领会这一精神财富的精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以前我曾借用《易传》上的话，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两条，一条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条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的是奋斗精神，后者说的是兼容精神。这两条在爱国主义精神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从前一条来看，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奋发向上，坚韧不拔，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的确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对于竭力与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保卫国家正常运转的志士仁人，对于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和广大人民，对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勤勤恳恳工作的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都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这种精神化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情怀，为了国家的利益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像晚清思想家王韬所说的“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这种精神还化为对国家事业的强烈关注，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事业，如陆游所说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一心只想为国分忧；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更化为一腔正气，撼山易，撼这种昂然正气难，像谭嗣同临死之前赋诗所说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就有这种凛然正气在回荡。
民族精神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的意思是，人们要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以宽宏博怀对待世间的万事万物。这一思想也是中国爱国主义传统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强调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并不以损害别国利益为前提，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反对扩张主义，我不向你扩张，你也不要向我扩张，互相保持和平，“协和万邦”；同时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也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样便使国家的事业得到正常的发展。在民族共同体内部，强调“和为贵”，重视群体的和谐。中国文化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重视群体，个体的价值只有在群体之中才能真正实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家为？所以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是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以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爱群体，爱国家，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形成一种自觉的心理，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来成就国家和民族的大业。
中国爱国主义传统特别推崇个人的人格境界。爱国说到底是一种心态，它必须建立在个体的心理基础上，一个人必须“自爱”，才能爱他人，爱国家，也就是说要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培养良好的品行节操，有昂奋的精神状态，有饱满的生命力，这样才能去做一个爱国者。古人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赞美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毁灭他的肉体，但是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孟子认为，人人都有贵于己者，谓之“良贵”，亦即所谓“天爵”，这是不可剥夺的，而官位等是“人爵”，是人所给予的，它是可以被剥夺的。因此人要弘扬这一天赋价值，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宋朝陆九渊说得好：“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中国古代提倡这种个体人格，正是要实现全社会的价值，使组成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知廉辱，识道义，有昂奋之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种人格境界，国家何愁不能振兴，困难何愁不能克服！
个体要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才能忧虑天下，关心国家，一个民族也要保持自己的特性。民族独立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不独立，民族就无独立可言，甚至可能亡国灭种。今天，我们来深入研究这种爱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要发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树立民族的自主性，使我们的民族具有独立的文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国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之中，如今这一时代早已过去了，但是它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半封建易于产生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陋习；半殖民地易于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这后两点都值得我们充分注意。这也从另外角度说明，我们今天树立民族自尊、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性。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坛观察
反映生活追踪现实
——近期中短篇小说浅议
青羊直木
进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呈现出更加活跃、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态势。以各种“新”为标志的所谓新小说流派先后登场亮相，使整个文坛显得既热闹异常，又困惑不已。小说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个古老又新鲜的命题，依然搅得创作者和评论者寝食难安。与此相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命题，也再一次摆在写作者的面前。另一方面，飞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被这生活裹挟的读者群，却并不留情地对一些以“新”相标榜的作品给予了相当的冷落。正是在这种文学何去何从的惶惑面前，一些来自生活基层的、颇具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却避开热闹纷繁的追“新”热，让自己沉下来，经过一番认真的审视后，欲开拓一条既不同于新潮，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路子。他们对中国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对基层干部及周围人们的复杂心态了如指掌，对困扰当代中国人生活和精神的热点、焦点问题有独到的洞察。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创作使命感真诚而严肃。于是，以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一个并不全生活在同一区域，却在创作倾向和审美意蕴上有惊人相似的群体在不经意间，以一批颇具质量的小说创作跃上文坛。没有引人注目的理论旗帜，也很少发表惊世骇俗的创作感想，他们的一篇篇作品，却如一颗颗沉甸甸的石子，在已经有些淡漠了的读者的心海掀起一层又一层激奋的涟漪。这波涌还在荡漾。这些作品从推动社会变革的善良愿望出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它们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是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倾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年底》，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等。
综观这些小说，较之近年在文坛风行的其他风格流派的文学创作，有着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并力求在对大众生存现状的描述与透视中揭示新问题、获得新认识。其代表作家们或强调小说“要真实地穿透现实”（谈歌），或追求小说“更贴近最新的生活”，而“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何申），以使小说重新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他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生活在中国最基层的平凡世界中，因而他们熟悉那些最庸常、最具象因而也是最典型的属于中国的社会景观；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由衷地热爱这生活、关注这生活，并且始终把自己也融入其中，触摸它，描述它，一如触摸和描述自己心灵一样地赋予这生活以艺术的直觉和质感。于是，在他们的笔下，这生活不但鲜活、复杂，而且立体、深刻。
这些小说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了中国中小城市和乡镇基层的现实景观，尤其是乡镇经济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基层干部群众的奋斗与迷惑、欣慰与苦恼、无奈与真情，并通过对这些生活热点的透视，做出了作家特有的取舍与质朴的评判。生活是沉重的，但是作家的心灵更沉重，他们需要背负这沉重然后祈愿、期待、歌颂与预言。
通过对基层生活景观的全方位描述，这些小说还能集中而突出地揭示现阶段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并对这些社会关系的扭曲复杂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嬗变寄予了深重的忧虑。一位厂长要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好事但必须在错综的人际关系中挣扎（《大厂》、《年底》），一位乡长、镇长或书记等恪尽职守也必须在内外交困中不择手段（《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显然仅仅是强调、坚持做一个好人的原则是不够的，它首先要求责任者必须学会巧妙的生存艺术、具备高超的政治手腕。
就这样，在这些小说中，一批全新的人物形象诞生了。一部分是干部（包括县、乡、镇甚至村一级的，或者宣传部、文化局、信访办、派出所乃至工厂、车间等部门、系统的），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家、实业家，即那些依靠党的政策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他们中有的是为作家所同情所赞许的，但严格地说，不但并不高大，甚至连纯粹的“好人”也不是，如孔太平、洪塔山（《分享艰难》）、杨清民（《城市警察》）、郑德海（《穷县》）、潘老五（《大雪无乡》）等。这些人或者在向上的正义的追求中依靠玩弄权术甚至违法乱纪以期达到目的，或者又在社会不正之风的纷扰下无可奈何不甘堕落而陷入困顿，甚或还有人依靠权势和金钱横行乡里但在关键时候却也能良心发现，结果是模糊了人物个人身份的道德原则政治界限。如此让人是非难辨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实际上也构成了这类小说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其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深刻介入使这一批小说极富情绪张力，而作家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恰恰说明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所无处不在的正义感与同情心。
这些小说可以说是激情小说，尽管作家们在创作时时刻注意不使汹涌的情绪过于外露，但是这却也许恰恰烘托了小说的情绪氛围，使之意外地更具感染力、征服力。当看到《分享艰难》的最后舅舅用揪心的语调对孔太平说“不告姓洪的了”时，当看到《大厂》中的工人小魏跪倒在地求厂长不要再给自己的女儿看病时，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比这更能催人泪下。
这类小说之所以能够以情感人，与作家们对待生活与艺术的认真态度有关。他们决不游戏生活，决不草率轻狂地玩弄艺术，无意奢求脱离生活背叛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个人价值与自我，而只是甘愿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他们休戚与共，为他们代言。他们尤其蔑视那种“不怕失去读者，不怕以牺牲读者为代价”的虚张声势孤芳自赏的“小圈子里”的所谓高雅文学，而只是乐于对处在困难之中的普通人给予“真诚而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进而去发掘“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对无私的分享艰难的“大善”进行热烈但又蕴藉的讴歌。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具有了格外旺盛的生命力，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其三，这类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笔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境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
这类小说大抵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又在客观上淡化了作家的理性概括痕迹，看似信手写来、不着斧锯，是对生活的散点描述、客观解剖，但其实却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无一处不是对生活的刻意提炼，无一处不闪烁着智慧取舍的光芒。这是由于作家们对生活的熟稔程度和他们自处生活的方式及其对生活和艺术的本身与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正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描述的生活十分熟悉，并在思想和感情上毫无隔阂与距离，所以他们才得以把对生活的提炼过程融合在对生活的感悟之中，提早完成于艺术创作之前。
这一批小说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是它使我们对文学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曾使文学负载了过多的诸如政治斗争等的功用。后来，又走向只重审美和娱乐的另一种极端。它们的出现，使我们清醒，文学只要贴近现实，关注现实，对当前人民群众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出独特的艺术描绘和剖析，哪怕并未找到解决之法，也能引起接受者的强烈共鸣。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哪怕创作者身处怎样一种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情境中，也肩负着给更多人以希望的责任。
二是这一批小说成功地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既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又深化了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认识。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为我们创造了若干不同于以往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离开这些极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作品就无从谈起。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品提供的乡镇干部、企业领导的形象，是过去同类题材作品中少见的。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再次证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人物和典型化的美学原则，依然具有新鲜的活力。
三是这些小说的成功，似乎昭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向，当代小说创作正在走向对自身的艺术回归。这些小说及其作者以其反贵族的世俗化倾向——亦即回归大众化的整体形象，走上一条与近年文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完全相反的道路，完成了从先锋到大众、从个人到社会、从调侃到关怀、从文本到内容的逆转与重归，其对生活本质的开掘与对文学本质的展示，有着重大的警世意义。
四是这些作品浸透骨髓的当代意识，给无奈、焦虑、尴尬、黑色幽默等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为表达中国式的当代感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路子。表面上简洁质朴的白描手法和不动声色，掩盖了内里的忧虑与无奈，这是从百姓的庸常生活中发现并提炼出的地道中国人的当代意识。他们在对庸常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存困境作近乎自然主义的描摹时，仍未失却人类向上向善向美的理想之光的烛照。无奈中并不让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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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惊心动魄谱远征
——谈几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
韩瑞亭
自从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陕北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通过他在两年后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后，红军长征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就不仅成为世人所关注的话题，而且成为不少文艺家力图追踪探索的艺术课题。然而，并非所有存在过的历史都能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成功的文艺创作，某些历史遗留的课题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透析，经过分解与整合，以及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方能获得创造的契机。50年代以来，我国曾出现过话剧《万水千山》和王愿坚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探索艺术地反映红军长征这个课题方面进行了最初的尝试。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这一课题的艺术实践中断了将近20年。1985年，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一部描述红军长征的纪实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是作者怀着对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极大兴趣，在历时一年的实地采访和写作之后完成的。不论对这部书中有关长征的叙写和见解如何判断，这部书的出版毕竟给中国的作家同行带来某种震动和刺激。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终于为我国的文艺家涉笔长征创造了机缘，思想禁锢的解除，历史资料的积累，对于长征史实不断丰富与深化的认知，促成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再度活跃。自1987年以来，陆续出版了赵蔚的《长征风云》、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等长篇小说。近年来又有李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问世。在红军长征60周年前夕，有关出版单位将推出八卷本的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工农红军征战纪实》等新作。看来，红军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的重大史实，正在成为文学和影视艺术耕耘的热土。
发生于60年前的红军长征，在本世纪中无疑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80年代后期以来产生的一些作品，为真实地完整地表现红军长征，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
从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其迂回曲折的行程，险象环生的战斗，遵义会议纠正错误路线前后的判然分别，提供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充满戏剧性的艺术素材；而二、四方面军辗转到达陕北与一方面军会师，则又在一年以后。面对如此繁富的历史内容，这批表现红军长征的作品大抵能通过对长征的基本史实的总体把握，以各自的叙事角度与表达样式，力求复归事件的原貌，靠近真实的历史本相。小说《长征风云》以共产国际所派信使迂回进入苏区为艺术引线，描绘了长征前夕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向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为错误路线所控制的中央苏区却是一派肃杀凋零，军事上接连失利，“肃反”造成的内伤有增无已，在反革命武装的强大压力下，红军终于被迫撤离苏区。小说有可读性情节和较为细致的人物刻画，尤其对于造成了损兵失土恶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揭露与鞭笞深切而沉重。如果说，《长征风云》还只是展现了长征前夕那一段危机四伏、内外交困的历史生活景象，侧重探究红军被迫远征的深层缘由，那么，《地球的红飘带》则是从湘江之役写起，艺术地描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小说几乎写到长征途中所有重要的战斗经历，如四渡赤水，占遵义，逼昆明，渡金沙江，夺泸定桥以及翻雪山、过草地等等，这些峻险危急却又精彩绝伦的历史生活场景，在小说中化为鲜活生动的艺术情节，而对于自湘江之役到遵义会议时党内斗争的描写以及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描写，却将这场原本凶险万端的远征所包含的生死攸关的考验显示得愈加严峻而凝重。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因其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各类史料并加以匠心组织，故而对于长征历史原貌的映现似乎更为宏阔而周详。作品虽以中央红军的征战历程为叙事主线，却又兼写了四方面军历尽周折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北上的曲折进程，以及留在苏区人员的悲壮斗争和红二十五军的艰苦转战；作品于描绘各路红军迂回远征的同时，还以不少笔墨铺写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各路军阀之间的倾轧暗算、勾心斗角，如何为长征红军造成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转机；加之从容自如、驭繁适简的叙事方式，对众多历史人物精炼明晰的勾勒，各类生活场景的穿插状绘以及贯通史实的活跃思辨，使之较为丰实而有深度地展现出长征的历史风貌。
红军长征堪称为一出悲壮的人间戏剧，一座可歌可泣的历史丰碑。这不仅由于红军战士们要以浴血的拼搏冲破四周强大敌人的一路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由奇险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难以逾越的生存威胁；而且由于要隐忍着自己神经中枢的痈疽所造成的伤痛去作战，在同敌人的殊死决斗中艰难地割除自身肌体中的痈疽，以扭转生死未卜的前途命运。这几部作品与早期同类作品的显著不同之处，即在它们已不顾忌或回避长征史实中机会主义路线曾经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克服这种危及党和红军生存的严重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和曲折。《长征风云》对于左倾机会主义怎样断送了苏区、使红军被迫转移的艺术展示，《地球的红飘带》、《大迁徙》对于湘江之战中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的真实描绘，相当尖锐地揭示出错误路线给予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在旦夕的祸害。正是此种血的教训，促使人们逐步醒悟过来，在正确思想的代表者周围团结起来，才有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作品围绕这场内部斗争的描写，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并且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和其他历史人物各自的性格特色。后两部作品在描写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也以详略不同的笔墨，展示了这场内部斗争的复杂经历。作为长征史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上述艺术内容，历史地具体地反映了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和红军如何从自身的坎坷与挫折中走向成熟、赢得胜利的真实道路。
在长征途中的红军男女战士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或许是本世纪中人类文明史册上无与伦比的奇观。这个由坚强的信念、壮美的理想以及求生存的本能所凝聚、支撑的战斗群体，在漫漫征途上闯过了数不清的危关凶隘，跋涉了说不尽的险山恶水，忍受了饥饿、严寒、伤痛、死亡等等个体生命几乎难以承载的生存极限的无情考险，终于凭借着他们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超常发挥而走出绝境，奔向胜利。红军的英雄主义正像是我们这个以刻苦耐劳、坚韧不拔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在危难环境中的闪光。《地球的红飘带》、《大迁徙》等作品，常常于战斗场景或艰苦行军旅程的状写中突现红军战士的英雄品格。前者对英雄营长金雨来、铁匠出身的红军战士杜铁锤的刻画，不仅在战斗中展示他们的英勇无畏，更在危难境况下描绘他们的从容献身，一个因冻饿而死于雪山脚下，一个为救援战友而沉陷泥沼，用动人心魄之笔完成了两个英雄的塑像。后者在描述征战途中红军勇士斩关夺隘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还穿插绘写了一批红军女战士与徐特立、董必武等革命家的熠熠风采，这群女战士和革命老人吞咽苦难，备尝艰辛，同大队红军一起经受着战争炉火的熔炼，坚毅刚强地走过了长征之路，在这些人物身上尤为典型地体现着红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本色。这些作品通过各种具体环境和不同人物所刻意揭示的长征红军的英雄主义，乃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又为我们民族留下一份具有新鲜成分的精神遗产。
尽管自80年代后期以来产生的有关长征的文艺作品在体裁、规模和层次上，在表现这一史实的全貌，发掘其中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方面，确已有了长足进展，但还不能说已出现了多少与这一史实的应有分量相匹配的沉雄精湛之作。红军长征作为军事史上鲜有其匹的一个伟大壮举，一种连接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蕴涵丰厚的历史事件，尚有许多值得深入开发的东西，还可以为产生更有思想深度、更有艺术涵盖力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提供充足基础。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曾经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这位美国作家对于红军长征的史诗价值及产生艺术精品可能性的判断，至今看来仍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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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一些微笑，多几分温馨
何西来
今年《长城》第三期上发表了蓝夫的报告文学新作《五星之梦》，题目上虽说赫然标着“梦”字，写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既无颠三倒四的梦境，亦无析梦、圆梦的笔墨。它以河北宾馆转换管理体制，改变经营方式，由衰而盛的发展历程为题材，展开描写了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上下同心、奋力拼搏的气概及其所创造的业绩。所谓梦，实际上是指主人公们奋斗的蓝图、理想、宗旨。
为了写好这个作品，蓝夫进行了艰苦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再作理性的解析和情感的熔冶。作品不是孤立地、线性地去看待他笔下的人和事，而是把这一切都放在宏阔的国际、国内经济网络的战略背景下去思考和定位。这就有了深度，且见气势。
在具体的描写中，除开头的一段稍嫌空疏外，绝大多数章节都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相当充实。蓝夫都能做到大处着眼，看出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来。正因为如此，他便写出了河北宾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行政附属单位的招待所（交际处）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颇具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企业的深层动力与脉络。在这里，读者不仅看到了星级的艰苦攀登，看到了攀登者留下的一串串脚印，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企业的文化风貌和文化精神。这就使作品和作品中所写到的主要人物进入了不俗的境界，从而能给人留下较为丰富的启迪与思考。《五星之梦》的着眼点始终是写人，通过写人而体现出企业的文化精神来。以企业的内部管理为例，既写出了严格的、铁面无私的科学管理，当罚则罚，当奖则奖，一丝不苟，又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温情。
读了《五星之梦》，我忽然想到我们到底应该到哪里去寻觅英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老总”的称谓送给那些为人民的解放建功立业、浴血奋战的将军、统帅们，英雄的业绩，是由他们和他们领导的战士创造的，英雄主要出在这些人中间；现在，处在市场经济拓展前沿的则是一批企业家和他们指挥下的员工们，企业家们被称为这个“总”，那个“总”。商场如战场，这里虽说看不见弥漫的硝烟，却一样有拼搏，有角力，有胜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细胞都在经历一个企业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是到了应该从企业家和他们领导的员工们中去发现英雄和描写英雄的时候了。
《五星之梦》里有一节的标题是：“微笑，通往世界的护照”，是专写服务态度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人有悲欢离合。宾馆员工也是人，也有个人的喜怒哀乐，要他们永远带着真诚的微笑服务，是很难很难的，然而必须做到。因为不只宾馆，整个人世间都需要多一些微笑，多几分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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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河北“三作家”作品讨论会召开
由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作品讨论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何申、谈歌、关仁山被称为河北小说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对当今改革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显示出作家可贵的责任感与良知，创作出一批关注改革第一线的生活，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好作品，受到读者的好评。何申的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穷人》，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大厂》续篇，关仁山的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作品均曾被一些报刊选载，并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讨论会上与会者就三位作家的创作方向、艺术成绩以及作品中的不足等展开了讨论。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翟泰丰、陈昌本、王巨才等出席了会议。翟泰丰同志在讲话中鼓励河北三作家继续关注伟大的时代，期望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来。
（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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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北京举行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北京鸿申文化传播公司最近在密云联合举办“深化改革开放与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就有关创作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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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中国化工风云录》研讨会举办
由化学工业部和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化工风云录》研讨会，最近在保定举行。这部长达48万字的作品，描绘了我国化工战线380万职工四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到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认为这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敬业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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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1996中国散文诗伊宁笔会举办
由伊宁市委、市人民政府、《散文诗世界》编辑部联合主办的’96中国散文诗伊宁笔会最近在伊宁举行，与会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就当前散文诗创作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伊犁风光与建设成就。（蔚林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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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花城出版社举办作品讨论会
花城出版社举办的九丹小说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作者新近的长篇小说《爱殇》等展开了讨论。（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