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盛世重耆旧文史资研讨
——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四十五周年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
中央文史研究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经历了风风雨雨的45个春秋。今年我们迎来了建馆45周年纪念日，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45年来，中央文史研究馆先后聘任了227位馆员，现在仍健在的有27位馆员。他们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与台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联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成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设立文史研究馆这样一个集统战性、荣誉性于一身的文史研究机构，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没有过的，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早在北京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在石家庄就对他的老师、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定一先生说过，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年学者，应该有一个安排，要设立一个机构。开国大典后不久，在百废待兴、国事纷繁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致柳亚子先生的一封信中又提到筹建“文史机构事”。随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邀请符定一、章士钊、林伯渠、齐燕铭、柳亚子等人士负责筹办建馆事宜。1951年7月29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定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北海的园中之园“静心斋”为馆址。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说，今天政府约集到馆的先生，皆耆年硕学，或为全国知名，或是一方之望，这比之前人可以说毫无逊色。他指出，毛主席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意见，那些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应当作为我们馆研究我国文史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他的这些谆谆教导，至今仍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所遵循的指导方针。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设立了32个文史研究馆。这个时期，全国馆员总数达三四千人。
中央文史研究馆创馆伊始至60年代中期，聘任的副馆长叶恭绰、柳亚子、邢之襄、徐森玉、陈寅恪、沈尹默、谢无量、商衍鎏，馆员如陈云诰、齐白石、陈半丁、萧龙友、彭八百、张伯驹等，皆为当时的名流耆宿。老人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各展其长。有的撰写史料，有的出版著作，有的潜心书画，有的诗词唱和。他们的成就显闻当代，流传后世，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财富。我们的这些老前辈为中国的文史研究事业唱出了很精彩的“开篇”。
在我以前，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先生先后担任馆长职务。他们和馆员们一起为创建和发展文史研究馆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奠定了我馆工作的基础，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现在和我共事的有副馆长、著名教授、书画家、文物专家启功先生，还有主持日常馆务工作的副馆长王楚光同志。我们合作共事，十分融洽。
盛世重耆旧，文史资研讨。这是叶圣陶先生在建馆30周年时所作五律的前两句。他歌颂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华民族敬老崇文、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史研究馆工作。国务院于1988年发出了关于改进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研究馆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于1995年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史研究馆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文史研究馆的性质任务、馆员聘任、经费来源等，对加强文史馆工作起到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这两个文件的鼓舞下，馆员们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各展所长”的原则，近年来在文史、书画、诗词、戏曲等方面的研究创作更加活跃，收获颇丰。
由我馆编辑的《诗书画》丛刊，刊载了建馆以来各时期馆员创作的书画精品及大量诗词，已出版了6期，受到书画艺术界的好评。我馆与上海文史研究馆合办的刊物《世纪》杂志已出版20期，这份杂志史料丰富，内容活泼，可读性强，发行全国，很受群众欢迎。1989年，我馆主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文史馆书画联展，在故宫展出后社会反响很大，事后汇编成两本大型画册，受到广泛好评。1991年，为纪念建馆40周年，在香港举办了书画展览，轰动港澳。1993年，为纪念文史研究馆的创始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馆在北京举办了诗书画展，乔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观看，中外来宾一万余人交口赞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89年开始，我馆会同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用了5年时间，撰写了500多万字、印刷成50册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于1995年全部出版面世，香港、台湾商务印书馆选编的16册也相继出版发行。《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的编辑出版，是全国文史研究馆对中国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全国文史研究馆近年来合作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项文史系统工程。这套丛书曾获得1993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图书奖”。通过编纂这套丛书，促进了各馆的横向联系，加强了馆际之间的交流，对抢救和保存史料、振兴笔记文学也起到积极作用。
除了由文史研究馆出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外，馆员们的社会活动和海外联谊活动也非常活跃，有的潜心研究、创作，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参加国际会议，有的在国内外举办展览，有的向国外亲友介绍改革开放的新情况，为社会主义建设奔走出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今年9月份，我们还将与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联合在北京举办“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这个展览将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文史研究馆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反映全国文史馆员队伍的整体水平。我衷心预祝这次展览获得圆满成功。
4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顾过去，我们更加珍惜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崇高荣誉，更加珍惜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展望未来，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文史研究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文史研究工作也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文史研究馆真正办得有自身特色，有生机活力，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做到上无愧于古人，有益于今人，传世于后人。
庄子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文史研究馆和文史事业，一定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第10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伟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财富，他们由常人到伟人的轨迹足以启迪年轻的一代——
从广播里听《早年周恩来》
王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和小说连播”节目在暑假期间推出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早年周恩来》，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刚一播出即收到全国各地雪片般的来信。
这部四十多集的广播传记文学形象地描绘了周恩来早年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活动、革命经历。从1898年周恩来诞生于江苏淮安开始，到1924年从法国归来任职黄埔军校为止，将丰富的史料融入细致的艺术构思之中，展示了周恩来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很多听众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给电台编辑的电话中泣不成声。爷爷让孙子听，母亲让孩子听，同学推荐给好友听。
大多数听众对伟人的早年经历是陌生的。伟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财富，他们由常人到伟人的轨迹有着更多启迪众生的营养。
有一位署名为“一个渴望进步的人”在来信中说：“伟人也是人，周恩来的童年也会哭、也要玩。他又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十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承受了世态的炎凉。大约也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磨练出周总理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躲过了一切的灾难，什么苦也没吃过，在蜜罐里长大，自然是幸福的，但同时也滋长出了许多毛病。我觉得对周总理最好的敬仰方式是向他学习。”
山里的孩子吕科英写道：“一些中学生连‘五四运动’都说不太清楚，这样下去会愧对先烈英灵啊！加强近现代史教育，是学校的一项重要责任。”
云南昭通一中的董荣灿同学在来信中写道：“我最敬佩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虽然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意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有所动摇，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所谓时髦话不绝于耳。当先进人物做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时，却总有一部分人私下议论他这样做是图这样那样。这一切使我也对自己尽心尽力要为人民作贡献的想法掺进了一丝迷惑：这样做是不是跟不上潮流了？正当这时，正当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关键时刻，您们及时地为我们这些困惑的青年送来一粒定心丸。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却是坚不可摧的。于是，我对那些崇拜个人主义的人们就只是嗤之以鼻了。”
《早年周恩来》是国内外迄今为止反映童年、少年、青年周恩来最为翔实的一部文学性传记，初版两万本已告售罄。作者庞瑞垠是江苏作家。
怎样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家庭、社会应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什么样的环境？青少年又怎样脚踏实地来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早年周恩来》的传播效应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
第10版(文化)
专栏：
在这个当年周总理赞誉的“杂技之乡”，连宾馆服务员小姐也会在上菜的间隙为你耍上一小段拿手绝活。杂技作为一种文化，已渗透到吴桥人的日常生活中——
吴桥人的杂技情结
本报记者李仲春
河北省吴桥县的杂技文化源远流长。南朝梁代《述异记》有云：“蚩尤氏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汉代吴桥属冀州，这种游戏就成了后世杂技的萌芽。1958年，在吴桥县东宋门乡小马厂村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就描绘了肚顶、马术、倒立等杂技表演场景。
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桥杂技飘洋过海，杂技艺人在东南亚、美洲、欧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杂技名人名班。如会说六国语言的杂技明星史德俊1927年加入世界性艺人组织“万国生意会”，是我国唯一加入该组织的杂技界艺人。但是，千百年来，有些人并没有把杂技真正当作一门艺术，而看成“撂地的”、“耍猴的”、“耍杂耍的”等。也正因为很多杂技艺人把杂技视为谋生的手段，在生活的煎熬下苦苦挣扎，而鲜有精力来提升杂技的艺术质量。“文革”时，很多民间杂技团体被视为“黑杂技”不准演出，杂技从业人员急剧减少，拉洋片、独台戏、驯鼠等一些传统节目近乎失传。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届以吴桥命名的国际杂技艺术节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举办，当参赛的中外演员及组委会提出到杂技之乡参观时，吴桥人只好以没有准备而婉言谢绝。
吴桥人陷入深深的思索：吴桥杂技不能在这一代人手上衰落！挖掘杂技文化遗产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大事，而且还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吴桥人可以走以文兴县的道路。
1985年，吴桥人建起了全国唯一的一所杂技中专学校。一改家传师承的传统，古老的“地摊杂耍”走入了现代化的课堂。建校以来，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已在国外重大比赛中19次获大奖。
1993年，吴桥人又自筹资金近亿元，占地600亩，兴建了集表演娱乐等各种功能于一体的“杂技大世界”。杂技大世界里有一处景观叫江湖文化城，浓缩了“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上海大世界”四大杂技集散地的地摊表演特色，并融入到吴桥杂技节目的表演中去。
吴桥已成为国际上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但作为一个人口只有27万、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的农业小县，吴桥杂技艺术也面临着种种困境和尴尬。“杂技大世界”就背负着近2000万元的债务。随着吴桥杂技艺术的声誉鹊起，国内外一些文艺团体纷纷来邀，吴桥杂技人才流失已日趋严重。人才的外流对杂技艺术的传布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确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尤其是在财政上对“杂技之乡”给予适当的扶持，以保护这朵民族杂技艺术的奇葩。（附图片）
杂技成了孩子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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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九州风物
留住这份民族的审美艺术遗产
——记《中国三峡百景图》文化行动
雨心
有位外国朋友曾问中国一位知名的学者型作家，中国哪个地方最值得一游，请说出一处，只能选择一处！作家毫不犹豫地答曰：三峡。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各有千秋。唯有长江三峡最集中、最突出地兼备历史文化价值、审美艺术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
三峡风光是中国画家的“必修课”。当三峡工程全面展开、千年一脉的三峡自然风光在不远的将来会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大为改观的历史性时刻，一批极具责任感的文化人和书画家立即想到，应当用绘画艺术的形式为民族为后代留下这份壮美的审美艺术遗产。以首倡并实施希望工程而闻名于世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领衔，联络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东方航空集团，三峡百景图创作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周韶华气吞山河的《九龙奔江》成为百景图的第一幅作品。关山月以精心绘制的八尺巨幅《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同仁呼唤：大家尽心尽力，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何海霞先生利用春节去外地休假时间，抓紧完成了《截断巫山云雨》。年逾九十的黎雄才先生患眼疾不能再作画，便捧出自己1978年创作的封箱之作《青绿山水》。许多画家为创作出好作品，再次乘小船筏穿越三峡，跋山涉水，寻找新的创作灵感。中央美术学院孔仲起、童中焘、卓鹤君三位教授和徐英槐先生谢绝客商许以巨额酬金的创作委托，继承已故国画大师陆俨少的遗志，合作成16米长、1．5米高的巨幅《长江三峡图》。何海霞、宋文治、亚明等老一辈画家对此作品仔细评析，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使之更趋完美。台湾画家刘国松一幅精湛的《小三峡纪游》代表了海峡对岸画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款款情思。1996年4月下旬，宋雨桂的《云中行》为百景图创作进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了让《中国三峡百景图》与更多的观众见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册，《百景图》原作首展于8月26日在北京革命博物馆举行，并将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巡展。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为百景图确定了1200万元人民币的保值，作为该公司的第一笔业务。
按照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创作的全体艺术家们的共同愿望，《中国三峡百景图》在年内将作为一个标的整体拍卖，拍卖所得捐给希望工程。
三峡工程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自然工程，希望工程作为当代中国意义重大的社会工程，再加上三峡百景图这项堪称为“研究当代中国山水画艺术发展脉络的重要依据”的艺术工程，三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第10版(文化)
专栏：
纳天入怀写神骏
华正茂
赵贵德，河北省美协副主席，是我多年来只知其名而未曾谋面的一位有影响的画家。
那天大雨滂沱，室内闷热，我闯进他的画室，见他正赤膊挥汗作画。放眼四壁，天马行空，神韵四溢：有的双耳绷直，目吐火焰，似在警觉什么；有的双腿跃起，引颈嘶鸣，似在倾诉着什么；有的脚踏实地，昂首凝眸，似在期盼着什么；有的腾云破雾，绝尘飞驰，似在追逐着什么……我的心被震撼了。
中国传统一向把画品和人品统一起来定位。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画家，贵德先生画马，实际上是在完成他人格精神的塑造。
从童年时代起，贵德带着满族祖先的遗传基因，养成倔强的性格。虽因当时家境贫寒，未能就读中学、大学，但他抱定当画家的理想，几十年来孜孜以求。在他纵横恣肆的神骏图里，分明透露出贵德先生崇尚的秦汉雄视千古、挥斥八极的豪气！正如画室里一幅“纳天入怀”的自勉法书，他是以马作为人格和情感的载体。（附图片）
第10版(文化)
专栏：
四成薪水系于文化素质
——仙桃供销商厦的尝试
彭铁元
湖北仙桃供销商厦1995年开业之初，从万余名报考者中筛选出400名优秀者。省武警总队的教官被请来对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封闭军事训练，练至双膝间夹一张白纸立正45分钟。女子礼仪队的32位“娇小姐”一天训练下来，总共喝了198公斤白开水。此后，数百名整齐的员工方队唱国歌、升国旗，开展各种礼仪表演活动，已成为当地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
商厦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商厦风》和广播室。每逢传统节日，他们都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天井的大型喷泉每隔一段时间变换色彩和造型，精心摆放的花篮、盆景每天都有新的组合，商品布置追求艺术与造型的美，并与顾客合作共建“无烟商场”。
商厦付与员工工资依据三个部分：文化素质表现、经济效益和基础工资，其中文化素质表现占工资总额的40％。文化素质表现包括着装出操、礼仪表演、文化学习、文体活动、普通话、日常行为规范、规范用语等七个方面。获得普通话合格证并坚持说普通话的员工每月增发40元特别工资。
商厦开业近两年来，接待顾客110多万人次，竟没有一名顾客投诉。到目前为止，商厦今年已实现销售额5600多万元，实现利税420多万元，这是供销行业少有的佳绩。
第10版(文化)
专栏：他山之石
出版过《西行漫记》的兰登书屋来京参展，带来了新的出版理念——
在长销书与畅销书之间
天沛
熟悉历史的人对美国兰登书屋并不陌生。早在30年代，它就出版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向美国公众展示了遥远的东方古国一批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朝气蓬勃的爱国者的形象，刷新了西方传媒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曲解和偏见，间接地推动了罗斯福政府与中共的往来。斯诺与兰登书屋的创始人班乃特·瑟夫私交甚厚。法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惊世骇俗的《尤里西斯》英文版也是由兰登书屋在美推出的。兰登书屋曾不惜与阻挠出版该书的传统势力对簿公堂，最后通过法庭判决，才赢得了出版的权利。目下正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兰登书屋带来了500种新书，也展示了它在雅俗之间、文化品位和经济效益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求平衡的诸多经验教训。
兰登书屋中国业务负责人赵伟女士介绍说，这个由50多家出版社组成的出版集团呈现给世人的形象是很独特的：它既是高档次的，又是普及型的；高档次不乏知音，普及型也是精品。像威廉·福克纳、尤金·奥尼尔、托尼·毛里森这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手笔都是兰登的签约作家，尽管他们的某些作品比较晦涩，但只要够上2万册的保本数照样能付梓，因为它们是长销书。同时，兰登拥有更多的畅销书作家，后者给兰登创造了惊人的收益。通常兰登出书第一年是精装硬皮书，第二年就出普及类的纸皮书，还有专供老年人及其他视力不佳者看的大字书，以及供那些习惯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听”的书——某些畅销的人物传记和商业指南一类书籍同时灌成了录音磁带。像小说《侏罗纪公园》首版硬皮书发行100多万册，次年纸皮书竟卖了上千万册。硬皮书在书店出售，而纸皮书在机场、超级市场、百货店等处都能买到。纸皮书放在超市中离收款台较近的地方，夫妻俩购足了一周的食物用品，往往再顺手添上一两本新书。在美国，新书很少做广告，而通常借助广播电台寻觅知音。兰登书屋与美国40多家电台签约，每天推出兰登早餐节目。为什么不找覆盖面更大的电视台呢？因为据调查，电台听众的文化层次要高于电视台观众，美国“中产阶级”通常在驱车从郊区家到城区上班的路上收听广播。另一个强有力的促销媒体是报纸的书评栏目。在北美大陆颇具影响的《纽约时报书评》中，仅去年就有几百部兰登版新书被论及，其中83部上了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榜。
近年来，兰登被报业大王纽豪斯集团买下后，天平开始倾斜，大规模延揽畅销书作家，选题更加注重所谓“经济底线”。兰登资深的总编辑杰森·爱泼斯坦推出过不少获奖作品，也枪毙了不少哗众取宠的“明星文学”，近来却被安排不再参与公司上层出版决策，只能行使其作为高级编辑的个人决定权。由此看来，在美国这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要维系出版物的文化品位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