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欧盟多语制的困惑
马小宁
今年3月底在意大利都灵开幕、会期长达一年的欧盟政府间会议，被称为“马约之子”，标志着《马约》后续行动的开始。这次马拉松式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欧盟机构改革，自然涉及许多敏感的领域，其中就包括困扰欧盟多年的多语制问题。
所谓多语制是指所有成员国的语言都是欧盟的正式工作用语，大到内部文件、个人发言，小到宣传材料、指南告示，都必须被译为各成员国语言。这一多语制被奉为体现欧洲联合的自愿性和平等性的民主原则之一。但欧盟在近40年里四度扩大，工作语言已从最初的4种增到11种，语言组合则达110种。这使多语制在技术上将面临新的挑战。
据最近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杂志报道，欧盟拥有一支2000余人的翻译大军，但译员们仍感到不胜负荷。原因是欧盟为了保证多语制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规定其所有译员必须至少掌握三种外语。如果说这一措施成功地满足了欧盟前三次扩大产生的语言需求，那么，在欧盟第四次扩大后，以及中东欧国家入盟前景明朗的情况下，翻译大军再一次变得捉襟见肘了。
正常情况下每增加一种语言需新雇200名译员。去年初，北欧的瑞典、芬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但翻译部门迄今只找到14名可以进行芬兰语和其他语种组合的译员，瑞典语译员也寥寥。由于供需严重失衡，在欧盟有关机构的会议上，常常不得不借助第三种语言间接翻译，结果错误乃至笑话频出。鉴于欧盟第五次扩大的方针已定，欧盟翻译部未雨绸缪，已开始在全欧范围内物色翻译人材。可以想见，从事南北欧语种互译的译员尚且如此难觅，由于长期的政治阻隔，要找到能进行东欧诸语种与欧盟现有语种互译的译员更是难上加难。正如欧盟翻译部负责人巴里·威尔逊所说，如果不从根本上简化翻译服务，欧盟的又一次扩大对翻译部门来说无异于一场“恶梦”。
欧盟许多成员国已提出各种修定工作语言的建议，但由于在标准问题上歧见甚深，至今无所作为。这些建议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法德为首的大国，主张以法德英意西五种语言作为工作用语。此举遭到该五种语言以外国家的反对。二是“要么全部、要么一种”的观点，认为以大国语言作工作用语意味着对弱小成员国的歧视，最平等的办法是把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语言的英语作为欧盟的首选语。这一建议自然不会得到素以法语为荣的法国和欧洲头号巨人德国的赞同。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尼科尔·瑞利公开表示，他“无法接受——甚至不能想象——一个不能说法语的欧盟”。三是维持现有的11种语言不再增加，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即将入盟的中东欧国家的歧视，使他们还未“回归欧洲”，就已成为语言上的“二等公民”。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欧盟内部多语制的困境和分歧，虽然反映的是各成员国在语言交流的便利和维护本国语言平等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折射出了欧洲民族国家联合中的一种矛盾心态：既要乘上欧洲一体化的列车，又要在涉及国家主权、价值取向和文化等敏感问题上激烈地讨价还价。由此也可见欧洲统一进程的艰难和复杂。但势易时移，变法宜矣，处于世纪之交的欧盟要深化和扩大，就需要找到统一性和民族性兼顾的语言体制，这也许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需要有关国家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峡谷中的安道尔
章云
听说法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阿尔封斯·都德曾以诙谐的口吻反问他的读者：“怎么？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你还算什么旅行家呢？”
我虽然不是什么旅行家，但对欧洲大陆上因历史原因形成、藏匿于高山峡谷之中的那些蕞尔小国却情有独钟。想当年到地中海边游摩纳哥，到亚德里亚海畔寻圣马利诺，到阿尔卑斯山里访列支敦士登时，我对它们那种独特的山川形胜都曾有过“一丘一壑也风流”的感叹。安道尔是这些“迷你”小国中最大和最怪的一个，我自然对它垂青有加，心仪已久。
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到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虽然只有两个多钟头的旅程，但人们已有一种四季变换的感觉。我是穿一件短袖衫离开椰影婆娑的巴塞罗那的，但当我看见那座白雪皑皑的蒙塞罗高峰时，四周的山景已现出一片秋意；而当汽车快要通过西班牙与安道尔的边境时，人们已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了。
从山川地貌上看，安道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国度。汽车一过边境，公路就被夹在两排像屏障一样的陡峭山峰之间了。群山之高，使坐在车里的我都无法看见它的顶峰。只是当汽车稍有倾斜时，才勉强从车边瞥见那些白得耀眼的峰尖。汽车驶出狭长的山谷，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平缓的山坡上是一排排极富现代色彩的高楼和千姿百态的别墅。楼房和别墅前芳草迎风；公路两旁渠水潺潺。再看看四周高耸的那些青山雪顶，马上就会感到，安道尔俨然像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安道尔在政体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它本是查理曼帝国为了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建立的众多缓冲国中的一个。后来，法西两国经常为争夺安道尔而发生冲突。1278年，两国终于缔结和约，共同成为安道尔的宗主国。从此，700年来，安道尔一直由法国的总统和西班牙一地方主教一起统治，人称“两大公”。直到如今，它还必须在双数年份向西班牙、单数年份向法国进贡，尽管贡物是象征性的，即每两年给法国960法郎，给西班牙460比塞塔，外加6只火腿、12只阉鸡、12只山鹑和12块奶酪。由于这一政体的特殊性，安道尔是个没有军队和税收的国家。全国一共只有73名警察，流通的货币是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但安道尔也有政府，那座由石头砌成的、窗口插一面蓝、黄、红国旗的“山谷大厅”就是安道尔政府的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安道尔的政府官员们就是在这座古堡似的三层楼房里决定这个小国的大事。
由于地理和政体的原因，安道尔的社会可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进入安道尔，你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正如安道尔最受欢迎的作家约瑟夫·封特伯纳所说：“在安道尔旅行，不是在空间里活动，而是在时间里漫游。安道尔人似乎同时生活在几个时代，即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整个漫长的岁月。”在这里，乌黑发亮的柏油马路与中世纪的石板小道相接，混凝土和钢化玻璃的现代化大楼与哥特式或伦巴底式的古老住宅比肩。当你行走在现代化的商业街道上时，红绿灯前你会猛然发现一个警察正在指挥一个牧羊人将一群山羊赶到对面的街道上去；当你向两旁开满现代化商店的高坡街道上攀登时，一位身披黑斗篷、头戴方角帽、作中世纪骑士打扮的男人正开着一辆卡迪拉克牌汽车从山坡上冲下来。
这里没有工业，也没有了不起的农业，唯一重要的国民经济收入是旅游。这个既没有火车站，又没有飞机场的“陆上孤岛”，每年竟有外国游客1000多万，多数为法、西两国的过境旅客，也有一些前来观光、滑雪和购物的欧洲游客。因为这里没有所得税和消费税，关税也很低，香烟价格是巴黎的1／3，香水和汽油也比法国低1／3。连欧洲的历史教科书都写道：这里是“纳税人的天堂”。免税吸引了游客，旅游又促进了商业。区区小国，商店之多，实为各方游客所惊叹，人称“一千零一家商店之国”。无论是过境的还是逗留的游客，在旅游观光或登山滑雪之余，都纷纷涌入安道尔街头五光十色的商店，这已成为这个峡谷中小国的一大特色。
但世界总是在变化着的，安道尔也不能例外。特别是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了，关于逐步取消关税和实行货物流通的政策，开始动摇峡谷中封闭已久的安道尔。因此有人断言，安道尔再封闭，终将挡不住现代化的欧风美雨的侵蚀，也将变得跟其它西方国家一模一样。但当地人大多却说，安道尔再变，也不可能改变它那与世隔绝的状态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否则，它就不是安道尔了。
游罢安道尔归来，我的脑海中经常浮现出高山峡谷中的那个小国的芳容。我常想，这个世界变的地方太多了，变得样子太相像了。或许应该让安道尔这样的国度永远保留它那中世纪的面貌，给这个本来十分多样化的世界留一处发“思古之幽情”的胜地。（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法国的
“马尔罗之秋”
杨汝生
继去年玛丽·居里夫人住进先贤祠后，今年11月23日，法国历史上另一位伟人的棺木又将移进这个庄严神圣的殿堂。他就是法国人民的忠实儿子、著名作家、抵抗运动的不朽战士——安德烈·马尔罗。今年8月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了这一决定。马尔罗将是继大文豪雨果和左拉之后住进先贤祠的第一位法国现代作家、第一位电影导演。法国政府决定在全国200个城市同时举办隆重的“马尔罗之秋”纪念活动，包括张贴马尔罗的画像，放映马尔罗的电影，发行马尔罗的邮票，出版马尔罗的书籍，举办关于马尔罗的研讨会等。法国文化部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说，马尔罗对20世纪作出的贡献是全体法国人的“共同财富”，举办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乃是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唤起法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团结精神。
马尔罗1901年11月30日生于巴黎，年轻时曾有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神秘生活。他从贡多塞中学毕业后，曾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攻读。1923年偕其夫人克拉拉去远东游历，并在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进行考古工作。就在此时，他同越南、中国和苏联的一些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参与过出版《印度支那报》。1925年至1927年，马尔罗曾客居广州。广州起义失败，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破裂以后，马尔罗返回巴黎，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他以“世界恢复季米特洛夫自由委员会”会长的身份前往柏林，义正词严地替被德国纳粹分子诬告为焚烧国会大厦主谋的保加利亚革命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辩护，受到人们的敬佩和赞扬，因而被选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马尔罗参加了支援西班牙反佛朗哥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的总指挥，参与麦德兰战役，并取得了胜利。他为西班牙共和党人的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并为他们赴美国作过一系列讲演，至今西班牙人民还感念不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罗积极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1945年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他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的总指挥。法国光复后，他在政治上一直同戴高乐将军紧密地站在一起，成为戴高乐的最主要助手之一，曾在第五共和国内担任新闻部长、国务部长和文化部长等职。1965年，马尔罗曾率团到刚刚建交不久的中国访问，为两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若是说马尔罗在政治上表现出爱国、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话，那么，他在文学上则展现了卓尔不群的才华、创造力和紧跟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1921年，年仅20岁的马尔罗首次发表一部诗体小说《纸月亮》；1926年又出版一部哲理性小说《西方的诱惑》。1928年至1930年，他分别发表了两部小说：《胜利者》和《王家之路》。前一部描写中国爆发的有名的省港大罢工，塑造了一名杰出的革命者加林的形象。这部著作曾荣获联合文学奖。1933年，马尔罗发表了小说《人类的命运》，这是马尔罗的一部力作，曾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该部小说的发生地在中国，描写了国共两党的冲突和斗争，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与蒋介石进行的殊死搏斗。后来，他又发表了《轻蔑的时代》（1935年），书中描写了希特勒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两年后完成的《希望》则用抒情诗般的语言，生动地记录了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岁月。1943年出版最后一部小说《阿尔腾堡的胡桃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尔罗则专门从事文艺研究和评论工作，其著作有《艺术心理学》、《世界雕塑假想陈列馆》和《偶像的变化》。1967年他出版的《反回忆录》第一卷，因语言生动、内容有趣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马尔罗于1976年病逝，享年75岁。（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愿吉祥物带来吉祥
——悉尼奥运会吉祥物诞生
李学江
9月的悉尼正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宜人季节，到处花枝灿然，游人如织。就是在这样一个迷人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澳洲人涌到了美丽的达令港畔，观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祥物的揭幕礼，联邦总理霍华德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卡尔也在其中。
这个吉祥物的设计和制造一直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心急的人们早就猜测着它的模样。大概是老天也急不可耐了，12日那天，一阵疾风将正在达令港旁秘密安装中的吉祥物雕塑的遮盖物掀开，并将三枚巨大的飞去来器的模型和形如悉尼歌剧院屋顶亦如火炬飘出的一缕轻烟的曲线板吹落。此景正好被《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拍下，由报社图案设计师根据推测，拼出运动员手执火炬向前慢跑的形象（见右图），并刊登在翌日的头版头条。但组委会发言人立即表示，虽然猜测相当接近，但形状不对，位置也不准确。14日夜幕欲垂时，在一片瑞气四射的光影迷离之中，由澳8名杰出运动员同时将帷幕拉落。2000年奥运会的吉祥物衬着满天盛开的焰火，凸现在人们的眼前。
不出所料，吉祥物果真是由三片飞去来器组成的一个飞跑的运动员的形象：一弯巨大的红色的飞去来器构成了运动员的跨越的双腿；一前一后的两片小些的黄色的飞去来器是运动员奔跑中前后挥动的臂膀；上面是一个黄色的象征太阳的瓜子形的圆，带着两点光芒，这分明是一个拖着短辫飞奔的女运动员的形象；向前上方抬起的手臂上空飘着一缕白烟，那是高擎的火炬，同时也是悉尼歌剧院风帆形屋顶的轮廓的象征，它恰好又与运动员大腿上的线条相对应；背景则是悉尼湾湛湛的海蓝色（见左图）。
这真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绝妙的设计。首先，它妙在是那么的简洁新奇，但却又那么生动地体现了运动精神——虽然它只是三个飞去来器、一条曲线和一个圆的拼图，然而它们的摆放却大有学问：按《悉尼晨报》的摆法，运动员呈慢跑姿势，且前臂平伸，如强弩之末，显然乏力；而真品则两臂高扬，健步如飞，奥运会“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跃然纸上。
其次，它很好地体现了澳大利亚特色。不但蓝色和黄色作为大海和土地的象征，是澳大利亚的国色；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澳土著人的谋生工具——飞去来器为主要构件，表达了大多数澳洲人实现民族和解的愿望。更妙的是，飞去来器还有回归的意思。1956年墨尔本市曾举办过一届奥运会，44年后澳大利亚再度成为举办国。
这个吉祥物英姿一展便立即博得了赞誉，奥运会泳坛金牌得主罗斯说，真是令人赞叹！它既把运动员作为主角，又体现了澳洲特色。澳洲的奥委会主席科茨称赞说，它体现了青春与活力，也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品格；而首要的是，它体现了体育精神。澳文化协会视觉艺术经理说，这是澳白种文化和土著文化的珠联璧合——歌剧院的风帆，土著人的飞去来器。一位土著人权力活动家表示高兴，他说，将土著文化的主题纳入图案之中，这是很好的一步，不过这还不够，在这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应该做。
当然，对这一设计也不乏批评者和反对者。工党全国主席琼斯批评图案不过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大杂烩”。另一位土著活动家曼塞尔则抗议说，澳大利亚体育官员没有权力使用土著人的象征。他号召土著人抵制这个图案和有关商品。他认为，在政府对土著人的经费进行大量削减之时，利用土著人的象征为其服务显然是不合适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孕育了18个月才脱胎而出的吉祥物还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它不愧是700余件参赛图案的压卷之作。设计者——墨尔本FHA设计公司为此获得了30万澳元的奖金。这个12米高、耗资25万澳元的雕塑是著名艺术家冈金的杰作，她将矗立于湛蓝的达令港畔，迎接2000年的五洲健儿。目前，这个吉祥物图案已经被油漆在弹头形的列车上，驶往全国各地，以便让奥运精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晚景凄凉的老人
盛蔚
我在基辅上学时，那里的老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有这么一个老人，大约70岁，满头乱蓬蓬的花白卷发，压在又脏又旧的呢帽下，脸的大部分被络腮胡子遮着，只有那双黄色的眼睛流露出无奈与凄楚。他衣着破旧，经常拄着拐杖，提着一个破布袋在我们宿舍附近转悠，有时拿着拐杖在草地里寻找什么，有时就呆呆地坐在树下的长椅上。开始，我并没注意他。有一天，我们坐在窗台上喝汽水，他颤颤巍巍地走到窗台下，用手指指我们手中的玻璃瓶，我很奇怪，问他：“您是要瓶子吗？”他连忙点头，我们就把瓶子扔给了他，他赶紧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破布袋里，然后又仰着头看我们，我明白他的意思，在房间里找出了几个空瓶子扔给他，对他做了个“没有”的手势。他一边大声说“谢谢”，一边摘下帽子对着我们鞠了个躬，这才蹒跚地走了。后来我们在楼下碰到他，他感激地摘下帽子说：“谢谢，谢谢你们给了我面包！”这时我才明白他在草丛中寻找空瓶子是为了换面包。这以后，只要我们喝汽水，都留心把瓶子收起来给那位老人。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存在时，他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消失了，听说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死的。
和那个可怜的老人比起来，我的房东老太太算是幸运的。她有一套不大但还算舒适的住房，有一笔很少但还够她买面包的退休金。可她和那位老人一样——提着布袋每天出去捡空汽水瓶。老太太也有70多岁了，她很胖，但她说比以前瘦多了，以前每天有肉、香肠、鸡蛋和新鲜白面包，而现在只有黑面包和红菜汤。有一次她好不容易下决心用刚发的退休金买了一块牛肉，却被贪嘴的猫偷吃了。老太太气得把那只她宠爱有加的猫狠狠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哭。老太太有一个女儿，一月只来一次，而且只是收房租，老太太并不怪她：“她也很难，物价涨得这么快，不拼命工作，哪来的面包？她哪有时间来照顾我呀。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帮她。”
以后我上街就特别留意了一下，这才惊讶地发现：基辅的老人竟是如此“忙碌”。无论是在大街上、食品店里、自由市场里还是在地铁站里，都可以看到佝偻、苍老的身影，他们或是捡汽水瓶，或是乞讨，或是变卖家中物品。
据说，苏联解体前，退休老人的生活是很安逸的——退休金丰厚，医疗等都免费。然而苏联解体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1993年初到基辅时，1美元可兑换1800库邦，一个面包只要40库邦，而1995年初我们离开基辅时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到20000库邦了，一个面包也涨到了2000—4000库邦。而这时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一般只有20万库邦左右。这样一来，老人们的生活当然就捉襟见肘了。难怪我的房东老太太常爱唠叨这么一句话：“国家不安定，受害的首先是普通公民，尤其像我们这些老人以及妇幼病残这类社会成员中的弱者。”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科威特的采珠业
齐前进 刘一虹
科威特是个与大海有不解之缘的国家。在本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前的200年里，大海深处的珠蚌养活了科威特人的祖祖辈辈。今天，科威特人靠石油过着衣食丰盈的日子，但他们仍眷恋大海，怀念采珠。采珠船的图案镌刻在科威特的国徽和硬币上，成为国家的象征。一些科威特人还在出海采珠，但他们已不以此谋生，只作消遣游憩。在科威特城西南的四环路边，还有一座名为“素克—马哈尔”的珍珠市场。我们羁旅科威特几年里，不时徜徉其间，体验民风。
每到周五穆斯林礼拜的主麻日，不少科威特人驱车来到素克—马哈尔。大棚内，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满地摆放着用笸箩和小麻袋盛装的珠蚌，面孔黝黑、白袍裙裾扎在腰间的渔民高声叫卖。你若想一试运气，只要花二十多第纳尔（约合六十多美元），买一小袋珠蚌，约二十多枚，然后箕踞地上，使小刀剖开蚌壳，在银灰光亮的蚌肉层内仔细寻找。走运的，会惊喜地碰到米粒般甚至绿豆大小、半透明、光亮润泽的珍珠。在场的珍珠商立刻附身上前，高价收购。不过，多数人手气不佳，无获而终。有的财东一买就是几袋，一蹲就是一天，颇有“不见珍珠不死心”的气概。
一位名叫萨格尔的采珠老人向我们炫耀他的收获：一只红丝绒袋内十几颗大大小小的珍珠。他说，内行人只看珠蚌的大小和颜色，就可知其产地和有无珍珠。从努威西伯和哈达—哈马拉海域采捞的珠蚌出珠率最高，每枚售价高达3—5第纳尔。科威特人对珍珠有各种称呼，根据大小叫作“达那”、“哈斯巴—拉斯”、“哈斯巴—巴坦”、“阿达勒”、“阿卡拉瓦”等。最大的“达那”价值2．5万第纳尔（约合8万美元）。另外，红色珍珠最贵，白色次之，青色最贱。
萨格尔老人讲起科威特采珠业的历史，他说18、19世纪时，科威特是个贫瘠的村落，最初放羊牧驼、逐草而徙的贝都因人在定居有淡水和大海的科威特后，开始以出海采珠为生。每年5月到10月的珠蚌成熟季节，年龄在15岁至50岁之间的渔民告别父母妻儿，驾驶独桅三角帆船，漂泊在从科威特的法哈黑勒港到巴林、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万顷波涛之上。1898年，科威特的采珠船甚至远抵锡兰（今斯里兰卡）。出海归来，船主论功分红。如果收成差，渔民的所得就难以养活全家老小。船主也会在起航前借钱给渔民，当然以后要收取高额利息。
在采珠的年代里，科威特每家每户都以此为业，城镇也繁华热闹。1764年访问科威特的英国游客考斯坦·尼卜乎写道，科威特当时有1万人口，有800条帆船。海滩上，帆如林，人如潮。
一次大战前，科威特有700条采珠船，约1．5万人从事采珠，珍珠出口额达143万英镑。当时，收购商用黄铜筛过滤珍珠，以体积大小估价。1935年，科威特曾采到海湾最大的一颗珍珠，由艾哈迈德酋长贡奉给英国女王。
到1930年，日本三重县一个名叫御木本幸吉的商贩，发明了人工培育珍珠技术。日产珍珠潮水般涌入世界市场，科威特的采珠业遭到灭顶之灾，帆船闲搁在海滩上，渔民们被迫返回沙漠牧驼。不过，正在此时发现了石油，科威特人拉开了新生活的序幕……
聊到最后，萨格尔老人深情地说：“科威特人现在吃穿不愁，但我们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念念不忘采珠，铭记祖辈饱尝的辛酸。”（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