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管理科学兴国之道
朱镕基
(1996年7月25日)
首先我热烈祝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0周年,热烈祝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成立。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表明管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至少是在我们自然科学家的眼光中间管理科学已经升格了。这标志着中国的管理科学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预祝管理科学在中国能够繁荣发达,促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
讲到经济形势,可以说,通过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环境确实比几年以前要好得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既显著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经济增长10.2%,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9.8%,其中工业增长13.2%,这已经相当高了,说明我们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发展。
由于这三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加强。
财政和金融形势也都是好的。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17.7%,是历年来幅度最高的,特别是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中央集中了比过去更多一点的财力。去年的货币发行量是近几年最低的,今年上半年在适度扩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的情况下,货币回笼的情况还是相当好。国家外汇储备7月中旬达875亿美元,因此,我们才有条件宣布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第八条款,这就大大地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当然,前进中还有困难。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总量控制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生产发展速度仍相当高,但是净利润降低了,亏损面有所增加。
这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相当大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农业、企业折旧和社会保险基金方面去了。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转变滞后,造成国有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库存积压和开工不足更加突出了。
针对当前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应当认真着力实现“两个转变”,把宏观调控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国有企业的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既是下半年的任务,也是今后几年的任务。
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过去抓全面质量管理,在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财务成本核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现在有些企业把这些基本功丢掉了,甚至靠假冒伪劣产品蒙骗用户。这样搞是不行的。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16字方针,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全面抓好“三改一加强”,就是把企业机制的转变、技术的改造、行业的改组同内部管理的加强,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抓。
现在有些效益好的企业,不是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而是靠政府、靠银行、靠关系、靠广告效应、靠短期行为,我认为单靠这些,企业不可能真正办好。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
对管理的重要性,宣传得还太少,要大力宣传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要总结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现在宣传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艰苦创业的书籍还不多。要加强对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现代管理科学的宣传,多出版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现代管理当然是西方起步早,我们也可以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经验的书,看看人家是怎样发展的,看看艾柯克·李怎么把克莱斯勒汽车厂救活的,福特是怎么勤俭办厂的,苹果公司、微软公司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讲讲这些东西不是崇洋迷外,而是促使大家转变观念,适应市场,重视管理,学会用人,勤俭办厂。
这样的事例,中国也不是没有。30年代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值得宣传。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管理思想的不少,如《尚书·禹贡》、《管子·轻重》、《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盐铁论》等。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但是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潘承烈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演绎孙子兵法,讲田忌赛马(可以说是最早的博弈论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很受欢迎,说明其中有些观点也符合现代管理原则。总之,确有东西可以宣传。我建议,要掀起一股学习管理、加强管理、发展管理科学、加强管理培训的热潮,只有这样才能够纠正时弊。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才行。没有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就不能搞现代市场经济。
今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10周年的时候,在管理科学组变成管理科学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愿意跟同志们一起为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奋斗。


第1版(要闻)
专栏:

共同努力缔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
——在各国议会联盟第九十六届大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
(1996年9月19日)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各国议会联盟第九十六届大会,是议会联盟首次在中国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几天来,各国代表就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与合作。我们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次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今天,我愿借此机会向各位简要地介绍中国的情况和我们对当今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成员。但在本世纪中叶以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饱经忧患,备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欺凌,灾难深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八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今年年初,我国又制定了本世纪最后五年的发展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按照现在的设想,本世纪最后五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预计年均增长8%。下一个世纪头十年也将保持7%的增长速度。这将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人民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了信心。
中国有十二多亿人口,九亿生活在农村。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22%的人口,充分表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粮食的需求会相应增加,但是,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也很大。中国目前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中低产农田所占比例不小,大量农副业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农业综合开发前景广阔。我们正在深化农村改革,增加资金投入,广泛兴修水利工程,采用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保证粮食生产的稳步增长。过去,我们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今后,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立足国内确保自己长期的丰衣足食。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保护。今天中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过的。中国在全面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在法律和实际行动上坚决予以保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是全社会的共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占21%,国家机关女公职人员的比例为31%,女科技人员比重超过1/3。中国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劳动妇女享有特殊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尊重。中国人民把少年儿童看作国家的花朵和未来,全力以赴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中国儿童的保健率和学龄儿童入学率,在发展中国家里是比较高的,儿童预防接种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进一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作出努力。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团结的、互助的关系。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祖国的独立统一和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中国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少数民族人民不仅同占总人口92%的汉族人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而且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还得到特殊照顾。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世界各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各个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都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自然条件和基础不同,地区差距问题近期还难以完全解决。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向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并开始取得成效。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认真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制定了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针,重视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国政府重视科技进步和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进步,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实施旨在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目前经济和科技水平仍然不高,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深知自己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和可以发挥的作用,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地球成为人类永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贡献。因此,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欢迎和支持。然而,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音调。有些人幸灾乐祸地渲染中国的困难,断定中国要“垮台”;也有些人蓄意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这两种论调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这些年虽然在各方面都取得明显成就,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由于底子薄,人口多,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决不会去侵略和压迫别国人民。我们多次郑重宣布,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坚定力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继续趋向缓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长。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还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世界和平与稳定还受到严重的威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各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贫富鸿沟还在扩大。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多极化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发展。各种重要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合作,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全球有近二百个国家。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世界和平要靠各国人民的努力。世界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参与。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各国无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别。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不承认世界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企图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按照一种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来一统天下,是绝对行不通的。
和平和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和平,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没有发展,也难以确保持久的和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而得到发展。国际犯罪、贩毒、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现在,一些长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走上经济振兴的道路。亚洲国家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拉美国家经济恢复了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经济也有起色。南南区域合作迈出了新的步伐。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不仅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为国际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存在互补性。开展南北合作,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搞不等价交换,采取歧视性政策,不仅损人,而且害己,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五十年代中期,亚洲国家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有深刻原因的。亚洲大多数国家在近代史上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更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亚洲国家和人民经过长期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才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深懂得和平与独立的可贵,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迫切要求国与国之间能够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由于列强的压迫、剥削和奴役,亚洲多数国家长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在国际上处于无权地位。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一旦掌握自己的命运,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渴望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交往与合作。东方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对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但长时期内,殖民主义者却颐指气使,把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亚洲国家,企图迫使亚洲国家人民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正因为如此,亚洲国家独立以后,坚决主张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亚洲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亚洲文化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应该友好相处,主张各种文明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以求共同发展和进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亚洲国家和人民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作出的重大贡献。四十多年来,这些原则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国际准则,而且可以作为确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是讲原则的,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决不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扩张,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别国内政。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发展睦邻友好。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领海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不应因此而影响正常的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我们历来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我们十分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积极探索优势互补的经济、贸易、科技合作途径,加强同它们在国际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不懈的努力。
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人民一道,为缔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而共同努力。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各位!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建好一支队伍确保一方平安
——记本溪市公安局长李文喜
本报记者段心强
李文喜,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局长。他常说:“人民公安的含义是公安机关的权力属于人民,必须为人民服务,否则人民就要收回权力。”因此,自他1994年当局长后就对工作提出一条标准:让人民满意。
“严”字如铁
摆在新局长面前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公安队伍存在软弱涣散现象,个别人贪酒、恋舞、嗜赌、以权谋私;社会上盗窃、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群众缺乏安全感。在民意测验中,公安局的满意率在全市24个行业中连续两年倒数第一。李文喜感到压力很大,决心用重药猛剂根治这痼疾沉疴,在这片长了荒草的土地上开出一块“良田”。他召开全局副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公布八条局规,十条禁令,最后当众宣布:“从今天起,谁砸公安局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会后不到两个小时,局里接到群众举报:3名民警在市中心的天桥酒店赌博,一把输赢多达1800多元。检查证明:赌博的3名警察中一个是公安分局副局长,两个是领导干部亲属。这些人能量大,关系网复杂。一位位说客登门,一张张条子送到,一个个电话打来。个个话里有话,软中有硬。李文喜想,如果睁只眼闭只眼,官能当得稳,但规章制度变成一张废纸,会使更多的民警走向堕落,人民就不满意。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不管你是谁的子女,一律严肃处理:每人治安罚款3000元,党内、行政“双察看”,副局长撤销职务,民警大会公布处理结果。从此,许多干警改邪归正,全局工作有了很大起色,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破案率迅速提高,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一些家属感谢说:“抓得好,救了我丈夫,也救了俺一家。”
在从严治警中,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1994年7月,李文喜接到一封检举信:平山分局预审科受贿,搞假神经病鉴定,把犯人从看守所放走。他立即组织力量,对一年中办理的53起神经病鉴定案例,一一复查,发现35人手续不全,11人与原结论不符,8人神经完全正常。这时,许多人跑来说情,企图用同学、朋友、战友、亲戚、同乡等关系打动李文喜,让其高抬贵手。李文喜很重感情,宁肯自己吃苦也帮助他人,但他更看重法规:不管是谁,违犯了就严肃处理。假神经病犯人重新入狱,搞假证明的干警分别给予刑事、纪律处分。他还组织力量举一反三,复查各种案件1500桩,追究处理案犯300多名,对徇私枉法、放纵罪犯的民警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4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改革治“本”
李文喜在实践中看到,对干警严加管理固然有效,但这整一次,好一阵,是低层次循环。他把干警违纪的事像一堆乱草似地吞下去,然后像牛反刍一样倒出来细嚼慢咽,认真品味鉴别,认定一些旧体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和一班人研究,对公安的旧体制“动手术”,制定适应新时期的队伍管理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取消委任制,实行领导干部聘任制、民警聘用制,对不称职的干警随时解聘;实行警长、探长、巡长联勤承包责任制。改革为干警成长建成一条“高速公路”,使那些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走上正轨。所长徐敏、刑警队长张杰等一批干警,看着工作有新的“公”尺,刻苦努力,破案率比过去提高四五倍。局党委把他们聘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一位老派出所所长辛辛苦苦20年,没有错误,也没突出成绩,被免去职务。就这样,他们不断“吐故纳新”,几年中解聘干警28名,从社会招聘200名,队伍有出有进,能上能下,一派生机。
人生的调色板是不断变化的,哪个林子里都长出歪脖子树。李文喜为了使大家在新机制下不断健康成长,记下干警平时的功过,做到奖罚准确,升降合理。他在全国公安系统第一家成立督察部,下设控诉申诉处、案件检查处、警务督察大队,对干警常年督察。一位老警察已工作40年,偷偷出入赌场,被督察队抓住,治安罚款2000元,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作为不合格人员辞退,为干警敲响警钟。民警郭晓兵过去工作时好时坏,在新机制激励下,工作一直认真负责。后来,他主动要求到条件困难的彩屯大桥站岗,不论是酷夏寒冬,还是刮风下雨,都坚守岗位,使这个交通要道的秩序有了明显的改观……
从“我”做起
打铁先得铁锤硬,只有自身清,有了从严治警的底气,深化改革的勇气,才能建成一流的领导班子,带出一流的干警队伍,干出一流的公安工作。李文喜认识到这一点,在大会上宣布:“我是打头的,衷心请求大家首先监督我。我有违纪行为,请大家向上级写信揭发;要求大家遵守的原则,我做不到就欢迎大家批评。”他说到做到,要求大家不怕困难和牺牲,他在危险时刻总是冲在前面。除夕之夜,犯罪分子秦家明杀害武警和群众8人后,携带一支半自动步枪、135发子弹潜逃。李文喜闻讯带干警奔赴现场,包围了案犯藏身的房屋。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和武警支队长带几个民警冲进去,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将案犯抓获。
许多人看中了李文喜手里的权力,想方设法与他套近乎,拉关系。他家不富裕,老人需要赡养,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夫妻俩的工资全部用于生活费都很紧。但他知道,人民给他的权力是用来给群众办事的,不允许给自己谋私。他一直坚持光明磊落的做人之道,视那种偷偷摸摸搞私利是无耻小人的伎俩。因此,他当局长后就在家里制定几条规矩:不许家人收受礼物,不许为涉案的亲友探风说情,不许孩子进公共娱乐场所,不许在学校和社会上提及他局长的职务,不许顺道搭公车。用党性和信念构筑的防线是坚固的,至今李文喜没因为案件吃过谁一顿饭,没收过一份礼。他说:“这样做是防止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在我这里重演,我当我的官,家人正正派派、老老实实做老百姓。”
在李文喜带领下,本溪公安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意测验结果翻了个,满意率由原来的30%上升为83%,从24个行业的“排尾”一跃而成为全市第一名。中央政法委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公安部发出了向本溪市公安局学习的决定。在成绩和荣誉面前,李文喜却淡淡地说:“我只做了一名公务员、一个普通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附图片)
王仁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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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议联理事会主席等
衷心希望各国议会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本报北京9月19日讯记者廖先旺报道:今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了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主席、埃及议长苏鲁尔、议联秘书长科尔尼永和议联执委。
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对来京参加各国议联第九十六届大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大会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作为东道国,中国政府愿为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便利和帮助。
李鹏还向客人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他说,今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好的发展势头。今年虽然中国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但就全国来说,仍将是一个好的年景。李鹏说,本次议联大会为各国来宾了解中国、也为中国人民了解各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各国议会之间的交往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衷心希望各国议会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苏鲁尔对李鹏总理到会并发表演讲表示欢迎。他代表议联大会和议联执委会对中国政府为这次大会成功有效地举行所做的一切安排表示深切的谢意。他说,议联大会在中国举行,表明世界对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真诚愿望以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的赞赏。相信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各国议会之间而且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将进一步加强。
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等。
(附图片)
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了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九十六届大会的议联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苏鲁尔、议联秘书长皮埃尔·科尔尼永。
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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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瑞环接受瑞士记者专访
阐述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等问题
本报伯尔尼9月18日电记者刘进荣报道:正在瑞士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今天下午在伯尔尼接受了瑞士《每日导报》国际部主任福格尔、副主任吴伯乐的专访,就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中国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当记者问李瑞环如何评价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时,他说,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公认最有潜力的广阔市场,中国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情况如何,对亚洲和世界都有重大影响。这些年许多国家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持续上升,一大批外商在中国兴办企业,不正是得益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吗?相反,如果中国搞得不好,比如说陷于贫困和混乱,那么不仅现有的经贸合作将难以维持,许多国家还将遭受由此而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这样说,中国不稳定,世界就难以稳定。中国搞好了,保持稳定和发展,就是对世界的很大贡献。
当记者问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如何时,李瑞环说:由于中国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扩大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也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识,因此,近几年来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高层互访增多,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当然,由于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我们同有的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我们相信,在当今这个多样化的世界上,只要大家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谅解,这些分歧不会也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年来,中美关系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更好地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的道德准则、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需要的。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搞别扭、闹磨擦。我们历来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在国际事务中应当一律平等。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强大,都无权领导别国、指挥别国、欺压别国。一百多年来,中国屡遭外来势力的侵略,饱尝受压迫和奴役之苦。当今的中国绝不会去欺侮别人,也绝不会屈从别人的欺侮。现在,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涉及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美方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严肃承诺,中美关系就会得到改善和发展。近一个时期以来,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相互往来增加,经贸及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有所扩大。我们希望美国珍惜这种好的势头,与中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使中美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
记者问,在西方,人们很关注西藏,并批评中国在那里实行压迫政策和试图消灭西藏宗教和传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中国是以何种方式促进西藏发展的?李瑞环说:所谓中国在西藏实行压迫政策和试图消灭西藏的宗教和传统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根据宪法规定,中国政府对藏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如同对其他民族一样实行尊重、继承和保护的政策。
在宗教方面,西藏人民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10多年来,中央政府拨款几亿元,成功地维修了布达拉宫以及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哲蚌寺等一批著名古建筑和寺庙。至今西藏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达14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我们严格遵照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新继任的十一世班禅得到西藏宗教界与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和崇敬。在民族语文方面,西藏实行藏汉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的原则。所有的法规、决议、正式文件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藏语文都属于主课。
藏语文同时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在重要活动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少数民族语文。在民族文化方面,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全国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的藏学研究机构就有20多个,出版了诸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藏文《中华大藏经》等一批卷册浩繁的重要著作。藏医藏药也得到继承和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整理出版了20多种、上百万册藏医古籍,藏医医术已经扩展到全国许多大城市。关于藏族的艺术,近几年已有多批西藏艺术团到欧洲表演、展出,我想许多人都曾看到。当然,如果说西藏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对。比如,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而现在有了公路、航空、能源、通信、加工工业以及现代医院、文化、体育、公众传播设施。又比如,旧西藏除了寺院教育和个别专为僧官与贵族子弟举办的学校外,没有一所近代意义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和西藏各级政府40多年来累计投资数十亿元,基本建立起由大学、中学、小学、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等组成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在校学生达27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藏族学生。再比如,西藏藏族的人口,据1953年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申报为100万,而到1990年增至219.6万,其增长速度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西藏人均寿命也从36岁增长到现在的65岁。这些不都是变了吗?可是这些改变有什么不应该吗?
必须指出的是,西藏最大的变化,还是改变了旧西藏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仅占人口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100%耕地、牧场、森林和山川,完全控制了占人口95%的广大农奴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在这一制度下,农奴主对农奴拥有不可想象的权力,农奴同生产资料一样被农奴主占有,随时可以被转让、抵押、赠送或买卖,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在这一制度下,法律明文规定农奴主可以对农奴施加包括挖眼、削足、砍手、推崖、溺水直至处死等各种刑罚,甚至有的农奴主把人皮剥下来做器具。这一制度的黑暗和残酷比欧洲中世纪的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制度理所当然遭到西藏人民的痛恨和反抗,中国中央政府理所当然要对这一违背历史潮流、违背人权基本准则的制度进行改革。西藏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是以这一改革为前提的。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而反对这一改革,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其目的就是抗拒中央政府所主张的改革。如果把这样一种改革视为消灭西藏的宗教和传统而加以反对,那么无异于要西藏永远停留于那种最为落后的社会,要广大藏族人民永远做少数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奴隶。难道这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吗?难道这符合当今时代的人权准则吗?
现在国际上有些人对西藏问题散布了种种错误说法,其中有些人是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而有些人则是故意制造谎言,攻击和诬蔑中国政府,希冀有朝一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些人第一没有道理,第二也没有这个力量,注定是要失败的。
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不对中国的民族状况、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有所了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第一是人数多,各民族加起来近1亿;第二是居住地域广,仅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加起来就占国土总面积64%;第三是各民族混居程度高,一个民族常常散布于许多地方,同其他民族共同生活。比如藏族共有460万人,其中219万居住于西藏自治区,250万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是以各民族的团结为基础的。中国的兴旺,离不开各民族的发展;中国的稳定,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在中国,讲任务,是56个民族共同的任务;讲成绩,是56个民族共同的成绩;讲困难,是56个民族共同的困难;讲前途,是56个民族共同的前途。没有各民族的团结,中国就会陷于动乱和分裂,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正是由于民族问题对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对此始终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尽管这几年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十分突出,而中国始终保持了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稳定。这说明我们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做得是好的。
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以何种方式促进西藏发展的问题,由于涉及大量材料和数字,我在这里只能做一个简要的回答。
西藏自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一直把加快西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使西藏在经济和社会面貌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85%,农牧民人均收入增长372%。由于西藏的经济底子薄弱,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等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对西藏的经济建设一直给予特殊照顾。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
1.中央支持。40多年来,中央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定额补助、各项建设投资和各种专项补助款,累计达35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补贴占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87%以上。为满足西藏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国家在运输距离长、运输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调集大批物资进藏。1959年至1991年,从内地共调进粮食、石油成品油和各类工业品达1000多万吨。
2.各地援助。从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全国其他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即积极从各方面支援西藏建设。仅1984年就集中帮助西藏建设起43个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1994年中央政府专门开会研究全国援藏问题,决定为西藏安排62个项目,总投资达23.8亿元,由于各省市不断追加投资,现已达到30多亿元。
现在有一种说法,即西藏去了很多汉人,那里的藏人正在变成少数民族。第一,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根据西藏经济建设的需要,数十年来,一直有一些内地人员在西藏工作。他们大多是各类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服务期满后,大多返回原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些邻近省份的商贩到西藏做生意,他们数量很有限,极少有人会在西藏定居。直到现在,在西藏的219.6万总人口中,藏族人仍占94.46%,而汉族人为8.1万,只占3.7%,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第二,这种说法也没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了多少汉人,而在于怎样才有利于西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地人到那里帮助建设是分内的事,根本不应成为什么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内地人去多还是去少,归根结底还是由西藏建设的需要而定。
3.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国家对西藏在财政、税收、外贸以及农牧业经营等领域所实行的政策比内地都要宽得多、优惠得多。比如,明确规定税收从简从免,2000年前乡镇企业免征所得税等等。在接受国际援助方面,国家也给西藏以尽可能多的照顾和方便。
当然,西藏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西藏要赶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欢迎大家去西藏,亲眼看看那里的变化,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建议和批评。
记者补充问道,对于达赖提出的谈判要求,中国政府持什么态度?李瑞环回答,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决定。对于达赖本人,我们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了仁至义尽。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但是中央政府的种种努力,没有得到达赖方面的响应。他们至今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立场,仍然不断地为双方的接触谈判设置障碍。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方面并没有与中央联系的诚意。
李瑞环还就中瑞关系、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政府组织形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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