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追随真理 奉献人民
——纪念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陈敏章
今年8月9日，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领袖、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我们缅怀她的辉煌历史功绩，纪念她为历史进步和中华民族强盛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鼓舞和激励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更加奋发进取，必将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迈出更快、更大的步伐。
呕心沥血多做奉献
1949年11月21日，在北京后海原清朝摄政王府，李德全同志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从此，中国的卫生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长，李德全同志为开创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卫生工作面临着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已年逾五十的李德全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和开创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工作中去。
卫生部成立翌年8月，“全国妇幼卫生座谈会议”召开，李德全部长在讲话中动情地说：“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灾难，使全国婴儿死亡人数每年约有3335000人，孕产妇死亡人数约有249375人。婴儿死亡原因以新生儿破伤风为主，孕产妇死亡原因以产褥热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全体卫生工作者，必须把预防产褥热与新生儿破伤风的工作摆在我们的日程上。”针对广大劳动妇女由于长期受反动统治的压迫，文化落后，对科学的卫生知识缺乏或不重视，以致妇幼卫生工作在整个卫生建设中比较薄弱的现状，她号召全体卫生干部对妇幼卫生工作予以关心和扶持。为了迅速改变我国妇幼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她亲自在广播中宣讲妇女卫生保健知识，多次深入农村、厂矿，调查了解劳动妇女的生活状况。她还写信邀请她的同学、在国外工作的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回国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新中国维护妇女尊严，保障妇女健康的一系列举措：查封妓院、禁止缠足、提倡新法接生等，无不倾注了李德全部长的心血。
李德全部长对祖国、对人民有着十分真挚的情感，有着一颗深切关怀劳动人民的火热和真诚的心。每逢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一些发展，她首先想到的是要为劳动人民的健康做实事。1954年2月，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新院址落成，李德全部长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落成典礼。她说：“仅仅在一年半以前，当我第一次参加挑选医院建筑地址时，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凉，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所壮丽的、按照最先进设计建筑的医院了。我们预想今后的年代里，将要有多少劳动人民的患者在这里重新获得他们的健康和幸福……”
李德全部长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心，还表现在她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一腔热忱上。尽管在建国伊始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尚在探索之中，并走过一段不短的弯路，但早在50年代，她就亲自和人口学家马寅初、邵力子先生等一起研究节育和避孕问题。她还亲自调查人口无节制增长和多子女家庭的经济困难状况，以事实说明计划生育对家庭幸福、民族昌盛的重要意义。她反复强调卫生部门应打破医疗的圈子，把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工作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任务。她科学、正确的人口观和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对当时控制人口增长和日后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从1949年到1965年，在李德全同志担任卫生部长的16年里，她为开创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为贯彻党的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新中国卫生事业宏伟大厦的建成，李德全部长功不可没。
向往光明热爱和平
出生在旧社会，饱经忧患和战乱的李德全同志毕生向往光明，热爱和平。青年时代，她就与贫穷、愚昧和黑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结婚后，她又和丈夫冯玉祥将军一道，反对独裁内战，为中国实现民主和平而战斗。
1948年夏，李德全和冯玉祥响应我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从美国取道苏联回国。途中轮船失火，冯将军和他们的爱女冯晓达不幸罹难。李德全同志在料理亲人的后事后，仍毅然回到了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去。
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改组新生。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同志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12月27日，国际红十字会执委会在日内瓦开会。在这次有2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李德全会长义正词严地揭发了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呼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制止美军在朝鲜屠杀人民。
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李德全会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率领由医学专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美国政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给予了有力揭露和严正谴责。在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李德全会长还痛斥了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统一，体现了她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凛然的民族气节。
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李德全部长在世界和平事业中享有崇高声誉。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年逾花甲的李德全同志又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她从民主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胸怀坦荡不谋私利
李德全部长身居高位，频繁参加国内外高层领导社交活动，但她却享有“平民化部长”之美誉。她接触过旧官场，但她不慕荣华富贵，始终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李德全部长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柿子树，一架葡萄。每到秋天，柿子、葡萄摘下来，她总要叫工作人员给幼儿园的孩子们送去，余下的则分给司机、炊事员等工作人员，自己很少享用。
冯玉祥将军罹难后，她将丈夫的遗产和文物，连同自己的财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没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点积蓄。她身居要职，却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名利。她最小的弟弟李健仁在卫生部某直属单位当校对员，她鼓励弟弟：“靠双手养活自己是光荣的。”1961年李健仁下放到东北，看到不少人陆续返回北京，写信求李德全部长说句话。她回信说：“如果是组织的安排，不用我去说；如果不是组织调动，我也不能去说情。”就这样，李健仁一直在东北扎根落户。李德全部长的大女儿冯理达在前苏联学习归国后，她也交待有关部门，让女儿到基层锻炼。于是，冯理达在艰苦的流行病和传染病发生地，一干就是几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向李德全同志施加压力，威逼她揭发贺诚等老同志。她以沉默抗争，从不随波逐流。眼见一个个自己非常崇敬的老革命家被打倒，不少亲人朋友惨遭不幸，心中的郁愤，过度的劳累，终于使她于1972年4月23日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李德全部长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追随真理，奉献人民的精神品格和作出的历史功绩将永存在人们心中。（本文作者为卫生部部长）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从“阿丕”的称呼谈起
——追记陈毅与陈丕显的友情
丹淮
我记得那是1953年，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后。一天，父亲陈毅、母亲张茜带我去西郊公园玩，遇见了也是带着小孩的一家人。父亲就让我叫两个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的大人为“阿丕叔叔，小谢阿姨。”当时我感到特别奇怪，难道还有姓阿的吗？叫一个大人为“小”谢阿姨，也是没有过的事。我很难为情，只喃喃地小声喊了一声。后来发现所有人，无论老的还是小的都一律称呼他们为阿丕和小谢，也就安然了，很亲热地阿丕叔叔、小谢阿姨的叫起来。再以后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小谢阿姨有一个很男子汉的名字：谢志成；才知道阿丕叔叔真名叫陈丕显，从前是一个红小鬼，和父亲陈毅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今年8月23日是阿丕叔叔逝世一周年纪念日，8月26日是父亲陈毅诞辰95周年纪念日。仔细算起来，他们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赣粤边三年、苏中半年、上海两年，但是他们结下的友谊是很不一般的。我只想撷取几次父亲陈毅与阿丕叔叔的告别时的情景，表示后辈的崇敬和怀念，也希望给予当代人一些启迪。
一、赣南——出生入死
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闽西一带活动。阿丕是福建上杭人。他经常看到红四军的布告，布告署名大多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年仅13岁的阿丕就这样知道了“朱毛”，也知道了陈毅。不久阿丕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红小鬼”。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陈毅和阿丕同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留守苏区的机关和部队决定九路突围，分赴各游击区坚持斗争。前七路陆续出发了。3月3日，项英、陈毅来到了于南的赣南省军区，送别由蔡会文、阮啸仙、阿丕率领的要突围到赣粤边的油山区的这一路。陈毅深情地望着每个人，他从容地说：“红军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项英、陈毅和每一个人握手道别。陈毅和阿丕是首次见面，却又是首次告别，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只说了一句：“再见，再见。”他们心中明白，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不久项英、陈毅、贺昌率领最后一路人马也离开了于南向油山突围。
突围，牺牲是惨重的，革命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突围成功的只占十分之二三。贺昌、阮啸仙、毛泽覃英勇牺牲了；刘伯坚被俘，高唱着“带镣长街行”从容就义。4月上旬，到达油山的两路队伍重逢了，虽然只分手一个月，但真是恍若隔世，大家都含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手。
1936年6月，陈毅和阿丕为了组织和指挥大余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同住在彭坑周篮嫂家的茅草屋里。从后窗到后围墙上架了一条长木板，敌人一出现，他们就从后窗木板跑过围墙，直接上山隐蔽。陈毅和阿丕还多次翻山越岭，奔波于北山和油山之间。每当他们夜宿在大庾岭山顶时，陈毅就笑着对阿丕说：“我们是头枕着广东，脚踩着江西睡觉啊！”阿丕就故意头枕着江西，脚踩在广东，大家乐得直笑。就这样，陈毅和阿丕，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竹笋，共同抗击着国民党的清剿，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和信任。
二、苏中——围棋话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宣告成立，陈毅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6月率部队东进苏南，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阿丕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深厚的友情却有增无减。阿丕在新婚之夜，拿出一支精致的左轮手枪很骄傲地对小谢说：“看，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的。”小谢看到这样精致的手枪，十分喜爱，就用手去摸。阿丕马上把手缩回来说：“不要乱动！这是武器啊。”气得小谢直撇嘴。
1940年，阿丕第一次离开皖南军部到茅山，一到水西村阿丕就拉着小谢说：“去看陈司令。”正好赶上陈毅召开苏南县团级干部会议，会上陈毅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阿丕被深深地感染了，主动地要求留在苏南工作一段时间。陈毅非常高兴，对阿丕说：“对，你就应该留下来。老项把这么多干部窝在皖南，新区却这么需要干部。我马上就回后方（指皖南军部）。”7月，陈毅、粟裕率苏南主力北渡，按中央指示全力开辟苏北根据地。7月下旬一天傍晚，阿丕接到陈毅的一份急电：“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在江都塘头会合。”阿丕立即带了十多位干部乘船夜渡长江，其中包括我的母亲张茜。当时他们只带了三条枪，差点在江中与日本鬼子巡江的“汽划子”遭遇，幸好有芦苇作掩护未被发现，拂晓时终于到达长江北岸。
第二天，陈毅将阿丕找来说：“你们现在赶到苏北正是时候，我这儿太缺少干部了。现在与韩德勤的决战不可避免了。韩军人数是我军的十倍，这次东进北上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过得道多助，哀兵必胜。”接着又拿出一份中央的电报，电文要求成立统一指挥的苏中区党委；陈毅就委托阿丕准备一个方案。7月28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镇，9月苏中区党委成立，陈毅兼任书记，提名阿丕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他们第一次以直接正副职务共事。10月初著名的黄桥战役爆发了。决战三天，打垮了反共顽军韩德勤的进攻，新四军在苏北站住了脚，迎来了抗日的新局面。
不久，山东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刘少奇率中原局也到达苏北。中央批准在盐城成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为代总指挥。陈毅奉命进驻盐城。
刚在一起，又要分离，阿丕带着难以排遣的离情别绪来送行。陈毅动情地说：“我们近几年不常见面，现在刚在一起打开了局面，又要和你这个老战友分手，说心里话，真有点舍不得啊。不过现在比写梅岭三章的年代可好得多了。我这个司令员也是一个棋子，革命需要放在哪里，就去哪里。区党委的事就交给你了。来，不要说什么了，韩紫石借给我的一副云子还没还哩，我们下盘棋吧。”于是在啪、啪、啪的落子声中，他们豪迈地告别了。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毅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代军长，担负起新四军的领导工作。苏中的部队改编为一师，阿丕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
三、上海——重托
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阿丕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他们的工作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952年2月22日，阿丕忽然接到华东局负责人谭震林的电话：“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调你到上海工作。”阿丕立即到上海向陈毅报到。陈毅非常高兴：“阿丕，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从1952年起陈毅和阿丕共事两年，为上海的恢复与发展呕尽了心血。1954年陈毅奉调中央工作，临行时陈毅向阿丕谈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他说：“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极其复杂。在工作指导上既要积极，又要慎重，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只积极，不慎重，会出乱子；只慎重，不积极，也会被动。党的团结、社会安宁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务必千万注意。”陈毅像13年前在苏中一样把上海重担交给了阿丕。
陈毅到了北京，但还是经常回上海，关心上海的工作。而每次回沪阿丕都一定要陈毅作一个形势报告，同时都要受到阿丕和小谢的款待。一次陈毅随周恩来总理到上海，阿丕和小谢就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螃蟹。周总理是细剥细嚼，而陈毅却是大撕大掰、连壳带肉放在嘴里嚼嚼就吃完了；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和性情。结果，周总理一个螃蟹还没吃完，陈毅已经吃了三四只了，壳子堆了一大盘。看得阿丕和小谢哈哈大笑，连周总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四、北京——诀别
1966年2月，阿丕不幸身染癌症，陈毅十分焦急，经常询问他的病情。他对我们说：“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担负重任的时候，可是却得了这样的病，真可惜啊！”那时根本没想到文革对阿丕的折磨远远甚于重病，也根本没想到不几年陈毅自己就因患绝症而早早离开了我们。
1966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陈毅专门在家里宴请华东的省市第一书记等主要负责同志，他们是：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江华……
陈毅从中央人事的变化已经预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已经预感到这对干部将是一场灾难，可能再没有机会谈话了。他一反往常，在席间谈论起了领导。“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党内外都知道么，不需要这样捧么！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
由于大家对文革的目的和做法很不理解，处境都很困难，所以情绪很差，饭桌上被一种沉重的气氛所压抑，完全没有了过去老战友相聚时的欢快、热闹的场面。
陈毅看着自己的这些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老战友，心中一阵疼痛。他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书记都斟满了酒，然后举起杯子来沉重地说：“让我们干了这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没有一个人能过关，就连他自己也没能过关。阿丕和其他书记一样，会后回到上海就被造反派揪斗起来。
不幸成为了事实，陈毅与阿丕的诀别就是在北京的那次家宴。
五、阿丕叔叔，永别了
1975年，阿丕才被解放，1976年到北京分配工作，那时我父母亲已相继去世。阿丕叔叔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把对父亲陈毅的怀念转为对我们兄妹的关怀。
1995年8月23日，昊苏陪同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等候江总书记的接见。江总书记进来后看见昊苏就心情沉重地说：“阿丕今天去世了，你知道吗？”
昊苏吃惊地说道：“不知道。还没有得到消息。”
江总书记嘱咐说：“你要赶快去看看小谢。你们两家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昊苏回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兄妹。我们都为阿丕叔叔的辞世感到震惊，同时也为江总书记的嘱咐所感动。我们赶到阿丕叔叔的家里，看着阿丕叔叔慈祥的照片，泪水忍不住地流下来。
老一辈越来越多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哀思，也留下了无限的责任。也许我们个人永远达不到上一辈人那么卓著的功勋和成就，但是国家确实是在我们这辈人的手中前进的。
“前人无愧，无愧前人”，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和安慰。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代儒将风范长存
彭冲
郭化若同志去世快一年了。一年来，我总想写点文字来怀念他；怀念这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化若是我的福建老乡，早年投身革命，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四期的高材生。那个时期的黄埔军校共产党的力量是相当强的，云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化若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逐步由最初的信仰三民主义转向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1926年，化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和化若相识是在1947年。当时，我在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六纵五十二团任政委，部队正准备南渡黄河，向豫皖苏地区挺进。在这个时候，化若由鲁南军区调任六纵副司令员。
消息一传开，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时的化若在全军是颇有知名度的。早在抗战初期，他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时，就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军事问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军事辩证法》等一系列文章，还主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深受主席器重；抗战后期，化若转入军事教育战线，历任抗大三分校校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创办了延安炮兵学校，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军事理论家，加上六纵司令员王必成这样的“虎将”，六纵可算是“如虎添翼”了。
化若到六纵协助必成同志打的第一仗是沙土集战役，这也是我们过黄河后打的比较大的一次战役。我所在的五十二团在这次战役中担任主攻沙土集西门的任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在三纵和八纵的协同作战下，我军最终以全歼敌五十七师、生俘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而告胜。战后，化若召集司令部的同志和部队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村落攻坚战的经验总结。我代表五十二团参加了这个总结会。这可算是我第一次见到化若同志。
最初的印象便是觉得化若同志文质彬彬，颇具儒将风采；话不多，不急不慢的，但条理很清楚，能说到点子上。他在肯定这次战役的成功经验后，重点指出了部队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通讯联络不畅，对情况和任务了解不够，未能按原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影响了协同作战；战术技术上墨守成规，不会使用炸药爆破，遇到鹿砦等障碍物时只会用手清除，不但延误时间，还增加了伤亡；战术上不善于组织火力掩护突击，进攻队形过于密集，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等等。应该说，化若同志讲的这些确实是一语中的。我们六纵一向以勇猛著称，过去又是以游击战为主，随着全国性的战略反攻的开展，大规模、协同式作战势必越来越多，单靠勇猛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听了化若同志的总结，都很有感触。会后，大家私下里对化若同志都竖起了大拇指，认为这位郭副司令果然名不虚传。
沙土集战役之后，部队在菏泽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随后按原定计划向豫皖苏边区挺进。
记得一天将近傍晚的时候，我正骑着马随部队向临泉方向奔袭。突然，有两辆卡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戛然停下，车上一人伸出身子招呼我：“彭政委，跟我们一起先走吧，过过车瘾。”我一看，原来是纵队副司令皮定钧同志。车是沙土集战役中缴获的美式卡车，在当时，这还是挺威风的。我也没客气，把马交给警卫员，跳上了后面的一辆。上车后才发现，纵队的王必成司令、化若同志，还有其他几位副司令员都在车上。王司令、皮副司令等几位同志都是我十分熟悉的了。化若同志虽是第一次交谈，却很投缘。化若是个儒将，对书法、诗词有很深的造诣，而我小时候读过私塾，参加革命后也一直坚持学习，对书法和诗词也很喜爱。这使得我们的闲聊很快由一般的拉家常转向深入。到后来，汽车上好像只有我们两人在聊似的，皮副司令开玩笑说，化若到六纵后闲聊的话加起来也没现在这么多。
天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坐在前面的警卫报告说，村子有敌人民团在活动，人数不详，估计有一个连。而我们连警卫排加起来也不过四十几人，大部队早被我们甩在几十公里之后。气氛有点紧张起来。必成同志很冷静，命令两辆车把车篷放下来，遮盖严实，然后减速慢行，显出从从容容的样子。果然，黑灯瞎火的，在周围晃荡的民团士兵一时也搞不清我们的身份，看我们坐着美式卡车，大大方方的，便以为是“国军”来了，有的士兵还向我们打招呼。过了村子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认为前面敌情不明，离大部队又远，不宜深入，应找一僻静的地方，等大部队接应。恰好，附近有一座破庙，我们便把车停了下来，就地警戒。
情况虽然有点紧张，可我们这些人经历过的危险都不算少，对这点危险也就不十分在意了。除了皮定钧同志忙着指挥警卫排战士在庙外警戒外，其他同志进了庙后依然接着车上的话题继续闲聊。后来，王司令和其他几位同志到隔壁休息，只有我和化若谈兴正浓。过去听说，化若不苟言笑，可通过这次交谈，我发现化若其实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向我讲起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为了供他读书，先后卖了两个妹妹时，几乎都要落泪了。也是在这个晚上，化若谈起了他受王明路线迫害，被开除出党的痛苦经历。那是1932年，王明派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化若的党籍。直到1938年，在毛主席的关心下，才得以彻底平反。其间，整整七年时间，化若被排除在党外。对化若这样一个从大革命时期起就追随党，对党的事业始终忠心不渝的人来讲，这七年遭受的精神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这七年里，化若也坚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党贡献自己的才智。这段经历化若很少向人提起，可这天他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使我对化若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的人品愈加钦佩。
不知不觉地，天已大亮。大部队也赶上来了，盘踞在附近的敌民团早作鸟兽散。我和化若的竟夜长谈这才告一段落。但这次长谈在彼此的记忆中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我们再次谈起时，对这一晚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说，这次长谈奠定了我和化若此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
化若在六纵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六纵的军队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濮阳整训；二是豫东战役后的经验总结。
1948年3月中旬，第一、四、六纵队在粟裕率领下全部到达黄河北岸，进入相对安定的濮阳地区进行休整。根据华野前委指示，我们这三个纵队利用休整，就地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使部队进一步走向正规化，为渡江南下作战做准备。
这次整军运动，化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逐级找纵队、师、团、营、连干部谈话，了解部队实际存在的问题，掌握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经过分析，他指出，在华野包括我纵，有两大问题值得忧虑，一是部队居功骄傲，二是本位主义比较严重，经常闹一些无原则纠纷。针对这些情况，化若在与纵队其他领导共同研究后，决定在部队开展普遍深入的教育，向干部战士指出目前部队存在的这些不良倾向的危害性；同时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如果说，濮阳整训的成功是化若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为六纵改进战斗作风、提高战斗力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话，那化若在稍后对豫东战役的总结，则是他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为六纵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
豫东战役是我军决胜中原的一次较大规模战役，攻克了中原重镇开封，歼敌一个兵团部、二个整编师师部、四个正规旅共九万余人。此战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在整个豫东战役中，我纵先后经历了二十余次战斗，基本上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绩不小，但伤亡也不少，经验教训很多。根据纵队党委决定，化若作了题为《从六纵队豫东战役作战看今后战术改进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
表面看，化若是谈下一步作战的战术改进问题，但报告实际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从战术思想到战斗作风；从军事原则到战术运用；从指挥工作到指挥关系；从精密的战斗组织到具体的战术指挥，林林总总，几乎涵盖了军事作战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既有严密的军事术语，又结合六纵在本次战役中的战例作了详尽叙述。做到了结构严谨，却又通俗易懂，大家听得饶有兴致。尤其高明的是，化若的这个报告，在内容上紧紧扣住了毛主席不久前发表的《十大军事原则》，使得这次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对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的阐发和注释。
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化若便奉调至四纵任政委，我们二人也就匆匆别过。后来，我随大军南下，到福建转入地方工作。化若一直留在部队，解放后到了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区司令。1953年，我从福建调至江苏工作，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时隔不久，化若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到南京就职。我们两个福建老乡又相聚了。
我和化若相知相交近半个世纪，可谓挚友。化若为人耿直，有傲骨，从不谄媚奉承，一生几经坎坷，却从未放弃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其品格令人感佩。化若在后期主要精力都放在整理战史和军事理论研究上，以其从军六七十年的丰富阅历，为我军整理出一大批宝贵的资料。即使是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依然手不释卷，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化若生病住院期间，我曾专程前往探视，那时，他精神尚好，谈起往事，依然是兴意盎然。我们本来相约等他病好出院后，到江苏作故地游，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消息传来，我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家、我失去一位挚友而不胜悲痛。值此化若故去一周年之际，我写此小文，追忆我们交往的几件事，以寄哀思。
愿化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