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欣赏与人文环境贺绍俊
贺绍俊
马克思说，要欣赏音乐首先必须创造“音乐的耳朵”，“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所谓“音乐的耳朵”，说明欣赏者的条件和态度对于文学艺术审美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的耳朵是对个人而言的，但实际上，对社会而言，同样需要一个健全的“音乐的耳朵”，不仅如此，还应有“美术的眼睛”，“舞蹈的视角”，“文学的心灵”，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一个欣赏文学艺术的良好的人文环境。只有这样，文学艺术才会真正地达到陶冶情操、美化心灵的目的。
不久前看到一篇舞蹈家写的文章，就谈到了欣赏环境的问题。她提到一件这样的真事：芭蕾舞《天鹅湖》上演时，有一位男青年总是到剧场排队买头排票，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坐头排，他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为了清楚地看到女人的大腿……”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例子，但它正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欣赏环境还很不正常。类似的情景不是在其他艺术领域中也能找出吗？比如几年前的一次人体美术大展所出现的异乎寻常的拥挤和轰动，恐怕就很少是冲着艺术来的。而一些文学书籍的畅销不是因为文学的魅力而是因为作品中露骨的性描写。难怪那位舞蹈家要发出感慨：“为什么《天鹅湖》这样精美的艺术作品，不能唤起那位年轻人的健康的审美感受？这说明了他主观因素——自身素质的低下，也说明舞蹈的美育功能，不能只靠自流、自发，而要进行引导与教化。”
常常听到一些关于文学的官司，这些官司不是涉及版权的纠纷，而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对号入座”。听多了这类文学官司，我也生出了与那位舞蹈家一样的感慨。假如我们常常被这类所谓借文学作品而进行诽谤、攻击、歪曲的是是非非所困扰，假如我们常常被告知，某某作品影射了某人、暗刺了某人，那么，我们还能怀着审美的心境去阅读文学作品吗？还能指望我们社会要把文学视为陶冶情操的美好事物吗？面对众多的文学官司，有人说这证明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在加强。这也许是对的。但不要因为这法律意识加强的欣喜，而忽略了它所掩盖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还缺乏一个良好的欣赏文学艺术的人文环境。
首先，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意味着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具有创造美的创作态度。而目前我们却看到，个别作家借创作以泄私愤，或含沙射影，或指桑骂槐，达到攻击别人的目的。这显然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批判力。作家要对社会的各种丑恶腐败的现象进行大胆的批判，这种批判必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而它对广大读者来说仍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但那种泄私愤的作品只会破坏一个良好的欣赏文学的环境的创造。
其次，良好的人文环境将引导广大读者以净化心灵的阅读期待进入文学世界。与此相反，则是为了“清楚地看女人大腿”的阅读期待，热衷于到作品中寻找影射诬陷，津津乐道于作品中委琐龌龊的描写，更甚者则为作家作品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制造事端而后快。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眼下文艺创作和欣赏的环境逐渐趋向正常。但也应该看到良好的欣赏文学艺术的人文环境要靠作家、读者和社会共同努力来创造。正如马克思说过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应该怀着对人民大众负责的神圣感。而且我国具有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传统。谈到教化，古代思想家孔子早就说过：“人而不仁，如乐何？”我们的社会应该通过种种社会性的途径去引导和培育广大读者健康正常的欣赏力，使我们广大的读者真正成为美的鉴赏者、艺术的知音。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别开生面的盛会
——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捷
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建国以来首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于近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和北京湖南大酒楼举行。来自中国海峡两岸和来自日本、加拿大等国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国际学术活动。
这次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讨论热烈，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毛泽东诗词研究成果的一次大交流和大检阅。主要表现为：
一、把毛泽东诗词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着重探讨它在美学体系和艺术风格上的特性。
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征，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建立毛泽东诗词美学体系。这个体系，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印证。它包括“一个转化”，即生活美必须转化为艺术美；“两种思维”，即以形象思维为主，辅之以逻辑思维；“两种诗体”，即旧体诗词和新体诗歌取长补短，协调发展；“三个统一”，即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诗词的总体美学特征是崇高中的和谐。具体表现为：力之美与精神美的统一，山、雪、梅成为毛泽东诗词的中心意象，壮丽的史诗美是其诗词意境的基本特征。
一些学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认为壮阔的革命史诗的特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是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三个重要特征。风格即人格。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格，源于他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人格精神，同时也同他的科学的、辩证的文艺观和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密切相关。
二、从源流关系上研究毛泽东诗词，论述毛泽东诗词与中国古代诗词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探讨当代诗词革新的方向。
许多学者指出，在中国诗歌史上，毛泽东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堪称“一代风流、一代绝唱”。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充分肯定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又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运用旧体诗词反映现实生活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是沟通新旧两种诗体的第一人。
还有的学者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提出，诗词的振兴需要革新。毛泽东诗词对旧体诗词的改造，对当代诗词革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诗词是运用旧体形式创作的新诗。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在传统诗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形象和意境，熔冶出新的韵味。诗词的革新，不只是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容问题。只有努力表现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感情，才能酿成诗的春天。
三、从更加广阔的角度论述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有的学者从政治家兼诗人的角度，纵览古今中外的著名人物，逐一加以评点，指出：毛泽东确系古今中外世所罕见的文治武功兼备的政治雄才兼诗坛骄子。称毛泽东诗词为“中外独步，古今绝唱”，是当之无愧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也产生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有的学者将毛泽东诗词同这些革命家的诗词作品相比较，认为：毛泽东的诗词题材广阔，情景交融，刚柔相济，艺术地展现出中国现代历史的史诗画卷，又巧妙地将抒情与说理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垂范之作。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涉及一些新的领域，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毛泽东诗词研究方面的拓展与创新。
有的学者以“诗书合璧，双峰并秀”为题，将毛泽东在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结合起来，集中论述了毛泽东自作诗词手书的艺术特色，认为毛泽东自作诗词手书是毛泽东诗词的立体造型和书法注解，是毛泽东美学思想、审美取向的集中体现。
还有的学者撰文探讨毛泽东诗词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将诗词艺术和视觉艺术相贯通，并且完美地融为一体，使旧体诗词的表现手法更加完善，艺术感染力更加浓郁。他在诗词创作理论上提出了形象思维问题，实际上也是要解决诗词艺术和视觉艺术的结合问题。作为一个富于人民性的诗词大师，如何给人以更多的直观感受，是毛泽东在从事诗词创作时所经常考虑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观、毛泽东诗词的格律学等，提出了新鲜见解。
讨论会开始，由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贺敬之致开幕辞，名誉会长臧克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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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高·质朴·创造
——长影的艺术追求
朱晶
临近新世纪之门，长春电影制片厂跨越了自己生命的第五十个年头。1946年10月1日，党在兴山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前身）。从一定意义上说，长影的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发展历程的缩影。如同一条奔腾的河流，有拓进的冲击，有阻遏的波折，有畅达的倾泻。在这里，长影显示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经历了种种困顿与考验。
市场经济活跃的社会转型期，推动着文化格局的调整。其中，最触目的变化之一，就是电视勃兴，电影归位。所谓电影归位，我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从单纯的“阶级斗争工具”回归到视觉艺术的正常位置；二是改变国家“包下来”的经济条件，被移入文化市场，激活自身的商品价值；三是电影艺术本性的复归、开掘与发挥。
新时期以来，作为我国电影行业的老厂、大厂，长影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影一度出现复兴景观。1982年至1984年的全国电影奖，长影共得政府奖十项，金鸡奖九项，百花奖四项。然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1986年至1988年，接连三年长影几乎在金鸡、百花奖榜上无名。尽管此时电影市场急剧陷入困境——1986年电影观众下降40亿人次，1987年发行142部影片，103部亏损，长影的通俗故事片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票房价值。进入90年代，长影在影片发行日益困难的条件下，先是在革命历史电影领域开风气之先，投拍《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现实题材的《蒋筑英》、《留村察看》也随之取得成功。而后推出《九香》。《九香》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平实格调的回归价值——它通过娓娓道来的普通农村母亲的故事，重现了长影现实主义的魅力。自中宣部组织评选“五个一工程”奖以来，长影连续四年获奖。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长影现象”：在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初创期，长影雄踞主潮，创造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电影一批经典名片；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期，文化嬗变，长影首当其冲，体制、美学和片种结构——转换沉重，革新艰难；而思想转型、道德滑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之际，又是长影独树一帜，不忘社会主义电影的神圣使命，奏响“主旋律”，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形象。就是说，“长影现象”既暴露出老厂“船大掉头难”的危机，又显示着社会主义电影基地旺盛的生命力。
电影思维、电影法则、电影造型在电影构成中的作用绝不可低估。但是电影创作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统摄性的精神因素，我姑且称之为艺术精神。它体现于电影创作主体，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或意念，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方法，它也许更宏观或更内在，是融会着电影构思和银幕形象的主题基调、价值取向、审美品位与精神张力。
由于体制、文化和电影生成条件等多方面原因，50年来长影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成熟的艺术流派，然而，长影的艺术精神却鲜明而自觉，成为与大厂制片方式共生的特色，成为长影传统中核心的稳定的元素。
一、追求崇高与壮美
曾几何时，一些电影家声称自己的影片与时代无关，不追求什么，不评判什么，不介入政治。然而，一些电影家热心抓大题材，唱“主旋律”，甘当“时代精神”的号手。
谁崇高，谁平庸？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认为：“伟大的艺术与平庸的艺术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的处理的手法，或表现的风格，或题材的选择，等等，而主要在于绘画者一心一意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否崇高……如果他能向世人揭示高尚的事物或激发起高尚的情操，那么，不论他采用了上面任何一种手法，他都同样是伟大的。”
电影亦然。《董存瑞》中的四虎子，从参军、成长到舍身炸敌堡，处处闪耀着英雄的真诚、英雄的崇高。而《重庆谈判》、《开国大典》所展现的国共两党的历史性决战，赞美毛泽东和他战友的大智大勇，更是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国安邦的崇高形象。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说：“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长影艺术家推重关心他人、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推重集体、阶级、国家、党的利益和价值，十分难能可贵。关键是电影艺术家要真诚，艺术表现要充分到位。仅有歌颂党歌颂英雄人物的良好愿望，准备不足，仓促上马，则可能达不到昭彰崇高的效果。
人们能够理解，表现革命战争英雄与共和国历史的情境需要壮美，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攻难治险也需要壮美，长影的《黄河飞渡》、《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年就确实产生过激动人心的力量。但是，要更广阔更丰富多彩地反映历史与现实，我们也需要多样化的情境和多样的美。
二、伸张正义与善良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伦理文化课题。
长影的影片通常并不缺乏鲜明的正义感。只需举出两个细节便可以说明：《平原游击队》，李向阳最后击毙日寇松井的子弹，就是日军打死同村小宝子的子弹，显然这是一颗复仇的正义的子弹；《上甘岭》，志愿军坑道里偶尔跑进一只松鼠，张连长和战士们欢欣鼓舞，对它爱护备至，透露出他们的善良与和平的天性。
正义是一种良知。正义感必然导致善。长影的战争片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具正义感、最富于人情味的电影，因为它表现的反抗基于一个勤劳、善良的古老民族所遭受的侵略与压迫的蹂躏之苦，是亿万中国农民失去了家园与土地后被迫的战斗。因而，对于长影艺术家来说，正义与非正义泾渭分明，但影片的暴力运用却相当节制。电影不但有责任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上做出明确的政治抉择，而且应当在它所表现的一切领域对善与恶、美与丑、高尚与卑劣、纯洁与污浊做出自己的审美评价。
当然，建设时期题材的正义表现有新的特点和复杂性，长影除了《人到中年》、《新中国第一大案》、《痴男怨女与牛》对此稍作触及，其他影片甚少问津，批判性锋芒孱弱，痛苦色调不足。可见，在这个重要方位——长影的现实主义深化是大有余地的。
三、弘扬民族的精神与品格
一个迷失自己根性的民族，称不上伟大的民族；鄙薄自己民族气派的艺术，成不了伟大的艺术。回顾长影的民族影片，我们自然首先想到矗立着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一座座丰碑，想到坚持民族气节的《甲午风云》，想到称颂民族改革先贤的《谭嗣同》和讴歌民族治水英豪的《李冰》；我们还想到了色彩纷呈的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如《芦笙恋歌》（拉祜族）、《刘三姐》（壮族）、《五朵金花》（白族）、《神秘的旅伴》（瑶族）、《冰山上的来客》（塔吉克族）、《草原晨曲》（蒙族）、《景颇姑娘》（景颇族）、《丫丫》（藏族）、《甜女》（朝鲜族）等，尽管其艺术成就各不相同，但它们健康、鲜活的民族风情往往给人以深深的烙印，影片从历史到现实、农村到城市的广阔时空中掀开了各民族的新生面，展示了他们命运的变迁、心灵的觉醒、生活方式的更新，他们的勤劳、智慧、团结和豪放，切中当代人文与民族文化主题。
长影艺术家崇尚质朴，不逞锋芒，这造就了长影作品明快、清新、乐观的格调。可艺术上的敦厚有时也会削平思想的棱角。当年长影有的影片曾比较大胆地涉及人性与复杂人格问题，如《达吉和她的父亲》、《独立大队》，终因氛围的拘束，真情未能畅达，性格的层面未能得到充分揭示。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分析过长影创作的弱点，这里略作重申：
比如缺少带叛逆色彩的性格形象；忽视人性与社会变异形成的生活复杂性；对风俗、文化的特异色彩刻画较少等等。
一个有着50年辉煌历史的大厂，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尤其是在打开眼界之后，世界电影对我们来说不再陌生，我们知道国际影业令人羡慕的进展，知道大量平庸低劣的影片充斥着国际市场，从而也知道了我们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文化市场的喧嚣遮盖不了电影的美。漂亮的明星，豪华的场景，忧伤的故事，刺激的动作，皆曾勾起人们的昂奋与向往。然而，世俗梦幻或现代神话终究离不开精神的浸润。没有思想和激情，电影就失去了灵魂和光彩。因此，一个制片厂的艺术精神弥足珍贵，应当成为传统再生的活素。
所幸的是，长影正为自己的重新振兴积蓄着力量。党中央和吉林省委省政府给予长影很大的关怀与支持。长影在认识到体制改革紧迫性的同时，已经制订和开始实施“9550精品工程”。
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人的重要性。电影生产厂家的技术、资金由人来使用，体制、精品由人来创造。设备要更新，人尤其需要“更新”——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补充新生力量。
新一代长影人应当是能够理解传统、发扬传统和革新传统的人。他们不会忘记老一辈人走过的艰辛道路，他们不会忘记50年来每一位为长影埋头苦干、做出贡献的人，不论是大艺术家还是普通工人。而他们，从党委书记、厂长、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到照明、特技、剧务、服装师和场工，也都肯定能尽快强化自我，成为无愧于时代使命的新型的电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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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加强乡镇企业文化建设
李现成
现代企业文化研究表明，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能否形成独具个性的企业文化，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乡镇企业欲走上积极健康、层次更高的发展道路，必须将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然而，与城市企业文化建设相比，乡镇企业文化建设既要遵循企业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必须抓住因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差异赋予乡镇企业的特殊性，即找到搞好乡镇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和症结所在。乡镇企业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观念体系，更多的是农业文明的反映。乡镇企业的职工基本上是农民，他们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在进入乡镇企业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农业文明的价值意识和行为准则。尽管有些落后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城市已没有多大的差别，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表明，乡镇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实现一个重要的超越，即超越农民意识。也就是说，超越农民意识成为乡镇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从内容来说，对农民意识的超越主要的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在新的制度框架（主要是市场经济）内，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思想转换：变保守意识为开放意识；变守旧意识为创新意识；变绝对平均意识为竞争意识；变依附意识为自主意识；变血缘家族本位意识为能力本位意识；变片面的感性思维为深刻的理性意识；变“官本位”意识为企业家意识。
那么，怎样才能超越农民意识，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乡镇企业文化呢？针对当前乡镇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乡镇企业文化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应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得到逐步实现。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超越，而文化创新之源则是社会实践。对农民意识的超越还必须注重对理论的学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的学习，把理论学习与实践塑造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整体理论素质。二、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对农民意识的超越也要处理好主动超越与被动超越的关系。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人们通过回顾反思和总结企业发展以及大家奋斗的历史，发现大家在思想意识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会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在思想意识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于是就可能主动地去促成意识的转变，这时候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就转为主动的了。乡镇企业文化建设，要自觉把握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使被动向主动的不断转化，使企业的意识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三、他律与自律的关系。对于乡镇企业文化建设来说，他律是指企业的群体行为规范及其规章制度，自律是指企业主体各个个体的自我规范，它是对他律的提升，是对责任的一种自觉意识。在乡镇企业文化建设中，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必须注重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这样，随着企业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企业文化也就不断地实现着对农民意识的超越，进而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征的乡镇企业文化。四、层次与过程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乡镇企业对农民意识的超越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的。诚如列宁所言：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毛泽东也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乡镇企业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超越。就乡镇企业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对农民意识的超越又不是齐头并进、均衡发展的，而是有先有后，先进促后进，由点及面地向前发展的，是有层次的。它将遵循观念更新的一条重要规律，即中心突破与四周扩散。在乡镇企业中，这个中心突破点即是企业的领导及企业中的骨干分子，当新的意识通过个别人物的中心突破的形式产生之后，并不会停滞不前，而是通过企业中的文化网络，向四周传播，从而形成群体意识的突破。因此，乡镇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注意层次与过程的统一，通过不同层次之间意识的不断更新，推进对农民意识超越的整体过程。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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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厚重的历史长卷
郑万兴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纪念贺龙元帅和洪湖奠基人周逸群烈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武警部队作家刘秉荣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红二方面军纪实》一书近期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上卷《潜龙》、中卷《血龙》、下卷《天龙》，凡一百二十八万字。
该书是作者耗费十六年心血写成。刘秉荣同志于一九八○年参加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工作。此后，他潜心研究红二方面军军史，在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多方采访、行万里路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草稿写成后，他又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才把这部著作奉献给读者。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于潮汕失败，贺龙、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湘西组织队伍。一九二八年初，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之后，贺龙在湘鄂边创红军四起四落，周逸群在洪湖建苏区三进三出。正当红军濒于危难之际，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由湘赣苏区转战至黔东，“双龙”会师。此后，清算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使红军和苏区元气得以恢复。一九三五年秋，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湘鄂边，转战到黔东、滇东，开始了万里长征。在滇西石鼓渡过了金沙江，翻越了大雪山抵甘孜。经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六军团于此时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经过甘南、陕南的一系列战斗，三大主力终于在一九三六年秋会师。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红二方面军改编成一二○师，贺龙率师东渡黄河，到达了抗日前线。
《红二方面军纪实》一书，名为“纪实”，其实是纪实不失实，以史为主，文史结合，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把中国传统的“说书”运用得巧妙自如，是一部表现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十年浴血苦战的长卷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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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开埠——中国南京路一百五十年》〖长篇纪实文学〗
程童一等著，昆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出版
《开埠》一书以50万字、12个章节的篇幅再现了中国上海南京路这一特殊的地域从鸦片战争前后直至今天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风貌。它是一部描绘近代中国开埠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长篇纪实创作。由部队作家江奇涛、江前明、何光喜、葛逊著，程童一主撰。在结构上，它采用了板块并列式的结构方式，每一章都集中笔墨勾勒与剖析都市生活的某一领域，又从纵的方面对这一领域的历史变迁加以描绘，形成纵横交错、疏密有致的结构特色。如第一章“船”，一方面是实指，另一方面，它也象征着西方的现代文明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铁血碰撞，全章就在实指与暗喻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船的故事，如进入中国的第一艘西方轮船“阿美士德”以及“复仇女神”号与陈化成的激战，显示着西方入侵者对古老东方帝国经济与文化入侵的蛮横与残暴，“‘水怪’号下来的巴富尔上尉”与“李鸿章不下船”的故事的对比揭示了两种文化撞击中东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心态。随即作者又将历史的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的摇橹少年叶澄衷，从他匆匆奔走于黄浦江两岸的身影之中，叠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到发展的艰难创业历程。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细致的描绘与严谨缜密的论证就这样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其他诸如“墙”、“街”、“桥”、“十字架”、“法庭”、“新闻纸”、“大班”等各章，都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将笔触广泛地深入上海南京路150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法律、民俗风情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近现代上海所发生的较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如李鸿章、李秀成、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蒋介石、杜月笙等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客观的评价，再现了中华民族在沉重的历史灾难面前以及屈辱刺激下艰难的崛起，表现了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所迸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以及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表现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从而使《开埠》一书成为以上海为观照点的，浓缩了的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今天的一部近现代史。不仅如此，《开埠》对上海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的发展道路的探寻，对于今天的经济改革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开埠》是几位作者四年来认真研讨大量历史文献并实地采访的收获。书后附有300余部参考书目。作品以史实作主线，穿插现实的对比，既有史的意识又有理性的深度。 （昆仑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