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90周年
于永波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诞辰90周年。王稼祥同志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前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十多年，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稼祥同志无论是立身治事，还是为言为行，都体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伟大品格，体现了完全彻底地对党负责、对军队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坚强党性。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王稼祥同志坚定地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善于从政治全局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王稼祥同志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他在家乡读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组织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为了实现“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的远大抱负，他考进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附中，随后加入共青团，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曾主编党的《红旗》和《实话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主动要求到根据地参加实际斗争。1931年，王稼祥奉党中央委派前往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就为巩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决定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同志凭着自己的政治远见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到中央苏区后很短的时间里，就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战争指导的正确性并坚定不移地予以支持。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毛泽东同志指挥权的错误做法。长征途中，他首先提出要召开一个会议，解决组织问题，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其他同志一起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危难之际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6月到1938年8月，他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尽一切努力向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抗战路线，与后来去的任弼时同志一起，争取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支持。1938年8月，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王稼祥同志的历史贡献，多次称赞他是有功的人。
王稼祥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并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全面坚持和贯彻党领导军队这一根本原则作出了贡献。实行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军的一条根本原则。南昌起义时，党就在军队各级建立了组织。在秋收起义部队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从根本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了我们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后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根据地内开展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和“党包办一切”、“事务主义”的斗争，否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制度措施，使红军基层党组织中出现了一种危险倾向，一些党组织对思想政治教育、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甚至违纪现象都不管不问。1932年1月王稼祥同志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全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发出了《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的指示信。信中严肃批评了放弃党的领导责任的倾向，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和措施。
1937年3月到6月，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伤途中在上海等船期间，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信。信中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与前途，预测了国民党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等问题。王稼祥同志建议：对红军与苏区的领导权要绝对保持在我们手中，同时教育红军、教育党员，使他们适应于新的环境，保持革命的坚定与纯洁，不为任何东西所动摇。他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重视，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领导权和独立性，为我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并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到1943年，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成员，参与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问题。1942年，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地方党政军民关系中出现了“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倾向。王稼祥及时地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强调军队要成为执行政府法令的模范。这一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发到全党，有力地指导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完备的阶段。王稼祥同志通过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正反两面经验的分析，对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943年7月5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正在继续发展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王稼祥同志提出的这一概念及其论述，很快就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为党在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
王稼祥同志注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
王稼祥同志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虚心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军队建设、政治工作等问题。1932年党中央在给湘粤两省委的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在红军中，“政治工作不是附加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总有一些同志不重视政治工作。1934年2月，在异常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王稼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全军政工干部的第一次大聚会。王稼祥同志在开幕词中重申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他指出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1938年底，王稼祥同志在主持制定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把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写入条例。从此，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就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王稼祥同志很重视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建设。1931年，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就领导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布了《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逐步健全红军各级政治机关。接着，他又主持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主要内容和方法，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使我军有了一部初步成型的政工条例。1934年，他主持创办了《红星报》。在办报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红星报》办成了一面反映红军工作、生活的“大镜子”，一架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消息的大“无线电台”，一个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政治指导员”，深受红军广大官兵欢迎。总政治部于1939年1月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由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郭化若、肖向荣等组成编委会，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了发刊词。1940年1月，王稼祥主持创建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这个学院对培养八路军团以上军政领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稼祥同志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要把思想教育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问题。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王稼祥同志提出要即时补充健全党支部，这样才能在红军建立强固的堡垒，从而使部队把党组织成员即缺即补作为制度坚持下来，保证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对战斗分队的不间断的领导。王稼祥同志对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政治工作理论。
（三）
在总政治部主任岗位上十多年的时间里，王稼祥同志一直强调政工干部要以身作则。他对干部的要求，都首先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和他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都赞誉他坦荡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勤于学习，积极进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者率先垂范的高尚品格。
王稼祥同志要求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要严于思想改造，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自己首先为干部树立了榜样。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向别人包括亲属提及自己的功劳。相反，对于自己早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一度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却一再向党检讨。在延安整风中，为了使全党干部从党的历史经验中认清教条主义及其危害，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受中央委托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的文件集，有力地帮助党的高级干部划清了路线问题的是非界限，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王稼祥同志因为治病，没有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在七大召开前，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取严肃态度”和“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两封信，表明了对七大的态度，进一步检讨了自己早年的错误，讲述了对自己缺点错误的反省精神和反省方法。毛泽东同志批示将这两封信印发七大代表，使大家深受教育，进一步增强了自我批评精神。
勤于学习，不断进取，是王稼祥同志对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优良品质。在艰苦险恶的战争岁月里，王稼祥同志几乎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看材料和思考问题。他虽然有比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但从不放松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泛，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外交、国际共运和现代科学技术，他都涉猎。除了向书本学习，他还注重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读“无字书”。王稼祥同志所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很强的政治敏锐性，认识和解决问题善于抓住本质和关键，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他在实践中勤奋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
王稼祥同志具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敌机空袭，弹片把他的肠子打穿了，耳膜震破了，后来又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腹部手术，开刀时间长达八个小时之久，他一直坚持下来。长征途中，他的伤口经常发炎，腹部溃烂。但他坚持与同志们一道爬雪山，过草地。他以病残之躯，努力地为党工作。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至今感慨不已，都说，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顽强的革命毅力，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王稼祥同志心里想着党和群众，唯独不关心自己。在长征途中，由于他伤势很重，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担架。他对担架队的同志十分关心，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绝不坐担架，在翻越夹金山时，他骑牲口到半山腰，伤口疼得支持不住了，宁肯下来步行，也不肯坐担架，忍受着巨大痛苦一直爬到山顶。过草地时，他把节省下的粮食让给战士吃。延安时期，中央为照顾王稼祥同志的身体，规定他的伙食标准实报实销，他从不因此而搞特殊。他被中央军委评为一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领取几十元的残废金，他不但自己不去领取，也不准家属代领。进城以后，王稼祥同志仍然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生活非常简单，只要求饭菜卫生、易于消化即可。他的桌上放着一个饼干筒，里面盛着烤馒头片，熬夜时饿了就拿几片充饥。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从不以手中的权力谋私利。
王稼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放光芒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每一个军队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都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继承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奋发图强，努力工作，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新的贡献。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的心同你们在一起”
——陆定一同志对西安交大的关怀
潘季蒋德明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西安交通大学广大师生无不为之感到痛惜。陆定一同志不仅是我校师生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老校友，而且还担任着我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他生前一直十分关心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在医院多次会见校领导，听取汇报，促膝交谈；病体好转时，又坚持亲自到学校视察检查工作，并为学校总结和题写了“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的校训。因此，西安交大师生对陆定一同志总是怀有一种崇高的敬仰之情。
陆定一同志是1918年考入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的，1922年升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科（系）。大学期间，他曾立志为“实业救国”而刻苦攻读。但是，严酷的现实，特别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的发生，使他“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了，认识到只有奋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新生、强大的希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于救国救民的强烈责任感，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并成为交通大学第一届党团支部成员。由他主编的校刊《南洋周刊》，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6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当电机工程师和出国留学深造的选择，毅然走上了有坐牢杀头危险的以革命为职业的道路，先是在上海法南区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随后调团中央工作，曾一度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几十年后，每遇母校去人看望他时，陆老总要谈起这一段历史，回顾自己在母校受到的良好教育和铭刻于心的诸多往事。他不止一次饱含深情地说：“我曾在交大读书八年（附属中学和大学），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后，陆老时常惦记着母校西迁后的情况。1958年，他趁到陕西视察工作的机会，专程赶到学校看望师生。在初具规模的校园里，他对许多干部教师舍弃上海的优越条件，举家西迁献身大西北建设，在简陋办学条件下埋头实干、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全校教学科研工作井然有序、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肯定迁校成绩的同时，鼓励学校领导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大家在西安牢牢扎下根来；要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抓好基本建设，逐步改善学校的条件，努力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培养出更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对于母校的建设和发展，陆定一同志一直挂在心头。进入晚年后，他尽管身体欠佳，但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同时，仍然兼任了一个无法用等级和职位来衡量的职务，那就是西安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这看似一件普通小事，却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情怀。正如他为《交通大学校史》所写序言中说的：“我们这一代，再加上第二代第三代，只有一个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中国富强。要富强，就必须建设。……如果我国要以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富强国家，不妨想想，我们还要多少人才，还要做多大的努力。”
1986年6月，母校举行交通大学建校90周年和西迁30周年庆典，他因病未能到西安参加校庆纪念活动，感到万分遗憾。为此，他特意给母校来信表示：“我虽未能参加，但我的心同你们在一起。”信中，为“纪念同窗诸友，并祝母校与校友作出更大贡献”，他还附贺诗一首：
转瞬六十年，
今年又丙寅。
江山含笑意，
人民作主人。
出入几生死，
往事泣鬼神。
同窗不相识，
只因白发新。
贺信、贺诗终难尽诉他对母校的情恋，关切母校的悬念仍是萦绕在他的心头。这年金秋十月，陆老病体好转，经医生同意可出院适当活动。他大喜过望，决意到西安亲眼看看母校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变化。回到母校后，他显得精神矍铄，全不见旅途带来的疲劳。他会见师生代表，漫步校园，出入实验室，参观校史陈列展，一路说古道今，谈笑风生。看到学校西迁后经过多年艰苦创业，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建设发展，面貌大为改观，到处生机盎然，他不由得连连称赞党的政策和师生们的苦干勤学精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再叮嘱学校领导：现在学校已被国家列为“七五”期间的重点建设单位，你们一定要珍惜大好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坚持改革开放，求得新的发展，真正办出全国重点大学的质量和水平，在高教战线起“国家队”的作用。在会见师生代表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沿海地区相比，在西北地区办学遇到的困难，付出的艰辛，确实多一些、大一些。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们看问题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发展的眼光。从长远看，发展大西北是历史的必然，地处西安的交通大学，将是大有可为的。从发展的眼光看，整个国家的趋势越来越好，学校肯定前途无量，关键是靠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国家能有今天，学校西迁后能有今天，都靠这一条。到了下个世纪，我们虽然还会遇到各种新的矛盾和困难，但是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条，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相信，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我们这所学校，前景必然是一片光明。陆老在母校留下的诸多话语，情真意切，寄托了革命前辈对后代的厚望，对我们进一步办好学校是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进入90年代后，陆老因健康欠佳，长期住在北京医院，再不能外出活动。学校领导多次亲自或派人专程探望和汇报工作。他对学校经过“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欣慰。他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十分关注，不断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在多次谈话中，他都关照我们，要切实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使他们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起来，真正能担负起在21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
今年4月8日，4万多师生和海内外校友欢聚西安校园，隆重庆祝母校百年华诞。90高龄的陆老因病不能返校，但他不顾病痛，仍给学校寄来了书面讲话。他说：我毕业离校，投身革命，已届70年。10年前有机会回校，亲眼看到迁校后的变化。同志们在西北黄土高原艰苦奋斗，这是交大传统与延安精神的结合，值得提倡。现在，又经过国家特别重点建设，以及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学校事业蒸蒸日上，很有生气，好消息很多，每次听到，都十分高兴。愿同志们保持和发扬这样一种劲头，这样一种气势，这样一种精神。我深信，交大的兴盛，更大的发展，尚在未来；交大对国家建设，对教育和科学技术进步，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他的书面讲话，在会场上引起的热烈掌声，久久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在筹备校庆百年纪念之初，陆老曾说，要借母校一百周年纪念之际，继校史序言之后再写一篇东西，来纪念母校光辉的历史。可惜，由于他病体难支，未能如愿。正当我们期盼他尽快好转，能继续执笔完成有关母校历史新作之时，却突然传来了他不幸作古的悲痛消息。新作未果，终成缺憾，但他多年的教诲，已成为指导我们办好学校的宝贵精神财富。
“通过一百周年校庆，总结经验，发扬传统，齐心协力，继往开来。于新纪元，创造新成绩。”这是陆老生前对母校最后表达的殷殷之情。我们一定不辜负陆老的期望，决心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行动和成果，作为对他最深切的悼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党外事战线上的光辉典范
——回忆王稼祥同志
李淑铮
王稼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建国后王稼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位杰出的开拓者。他先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第一任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王稼祥同志以自己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成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执行和丰富外事路线的得力助手，为发展我国我党的对外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威望和影响迅速增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要求同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为此，根据中央的决定，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中央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部长。
建部初期，稼祥同志根据国际国内丰富的经验教训，对处理党际关系的准则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在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双边和多边交往中，一再强调指出，各国共产党应处于平等地位，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情况殊异，各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要解决一个国家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因为只有他们最熟悉本国的特点，同本国的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各国共产党应是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其他任何党都不能也无权对别国的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干涉其内部事务。
稼祥同志在同别国党的同志交换意见和谈论问题时，从来力诫训人口气，总是采取平等商议的态度。他一再强调中国党的意见和中国革命经验只能供外国党作参考，采纳与否，完全由外国党自己决定。决不能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或工作经验，强加于别国党。1956年，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毛主席在整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准备公开出版时，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同志提出了意见，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条方针抱有顾虑和疑惧，请毛主席考虑。毛主席考虑了他的意见，在整理稿上加上这样一段话，说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王稼祥同志关于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为后来我党制定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贯注重调查研究
王稼祥同志历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严格遵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联部成立后，稼祥同志一开始就提出了“了解对象党、对象国”的调研方针，鼓励大家认真看书看报听广播做调研，要求每个业务干部至少每天写出500字的调研材料，强调反映情况要“新、快、短、尖、深、广”，稼祥同志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出版了大量的调研材料，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发展和工作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工作。
王稼祥同志要求干部通晓业务知识，切忌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应沾沾自喜、以内行自居。他常对干部说：要不断地提高我们关于国际工作方面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增加国际知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了解情况，又是掌握政策的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丰富的国际知识，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也就不可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党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所以必须赶快学习来增加我们的国际知识。
稼祥同志总是带头身体力行，抓住国内外重大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搞调研。善于把国际上的经验教训提供给国内作借鉴。1956年他全神贯注研究波匈事件、南斯拉夫问题及马、恩、列、斯论和平过渡问题，1959年聚精会神地研究农业体制问题，1961年又全力研究关于原子战争、美苏核讹诈问题。毛主席称赞稼祥同志“能思考问题”。王稼祥同志在国际问题上的精辟论述，诸如1955年4月4日《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56年10月5日写的《坚持党际关系的平等原则》、1958年7月14日的《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要掌握外国语言文字》、1959年10月10日《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1962年3月21日的《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6月29日的《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等等，都是留给我们外事工作队伍的宝贵理论财富。
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
稼祥同志一生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在重大问题面前，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国际斗争中也遇到新的挑战。稼祥同志以十分冷静和严肃的态度，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经过深思熟虑，于1962年春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向中央主管领导同志提出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四点建议：第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创造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加快建设速度；第二，对外采取缓和、避免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我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稼祥同志在当时我们党内“左”的错误倾向正在上升发展的时候，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不仅未被采纳，反被指责为对帝国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所谓“三和一少”，“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使他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遭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在逆境中，他仍然嘱咐部下“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党忠心耿耿。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王稼祥同志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克己奉公严于律己
王稼祥同志毕生克己奉公，严于律己，从不因为自己长期担任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而自视特殊。他一贯不居功自傲，从不向别人谈及自己对党的贡献。相反，他经常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足。毛主席称赞他“是个好同志”，“工作做了很多”，“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是有功的人”。他谦虚谨慎，严守纪律，绝不自行其是。他常告诫干部，外事无小事。他要求秘书，即使他晚上服安眠药休息了，只要是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找他，都要及时向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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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同志是在1974年1月25日离开我们的。他虽然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垮台和改革春潮的涌动，但我们可以告慰于稼祥同志的是，目前我们党已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二大以来，我们党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已成为我党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包含了稼祥同志早期所作的贡献。今天，我们纪念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畏任何艰难曲折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强的党性、敢于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