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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副刊)
专栏:海外艺苑

  久负盛名的乐团
——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访华而作
吴祖强
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将于9月20日、22日、23日分别在上海体育馆、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京世纪剧院演出。这个团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举办的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计划中应邀来华的四大世界著名乐团之一,历史悠久,在国际乐坛享有很高的声望。
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建立于1888年,首场音乐会是在这一年的11月3日在同一音乐厅即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举行的,乐团名称便由此而来。19世纪末音乐厅重建,迄今百余年一直以极高水平的音响效果和积极开展音乐活动的业绩著称于世。以这个大音乐厅命名的管弦乐团每年百余场音乐会的2/3场次都是安排于本音乐厅的,因而乐团的名声和音乐厅的名声密切相连。在世界管弦乐事业发展史上,团、厅关系如此紧密,而且年岁持续这么长久,真还比较少见。
今年上半年曾在这个厅有过作品演出经历的青年作曲家郭文景曾向我介绍这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他说:“作曲家总谱中的复杂音乐层次以至任何细节,在这个厅里全都得到清晰美妙的展现,真正令人惊讶!”我想,在这种演奏条件下,前后五任著名指挥百年耕耘,所培养和形成的乐团演奏传统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使得这个乐团在欧洲与赫赫有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相提并论,并非偶然的。维也纳和柏林都是欧洲极其重要的文化名城。维也纳地处欧洲中心,两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著名音乐家聚居之地,被称为“音乐之都”。柏林则因德国作为欧洲古典音乐基地而具有特殊意义。这两大乐团艺术上的造诣可说是地利、天时和各自的音乐传统使然,而荷兰从历史上看显然并不具备类似发展音乐文化尤其是交响乐文化的特殊条件,因此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实在令人钦佩。
也许可以这样说,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百余年来的显著进展首先是靠五任指挥的辛劳,其中尤以第二任首席指挥威廉·门格尔贝格和第四任首席指挥伯纳德·海廷克的作用更为突出。前者继乐团创建者威廉·凯斯之后,自1895年起在该团任职达半个世纪之久,乐团在他指挥和领导之下曾对这一时期欧洲音乐潮流产生过重大影响;后者则从本世纪60年代初接替爱德华·范·拜农,直到1988年乐团百年庆典,任期长达25年。海廷克使乐团的活动大大扩展,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其次是得益于与许多著名作曲家的亲密合作。例如本世纪最初十年门格尔贝格与奥地利大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合作,乐团因此而形成的“马勒传统”至今犹存。该团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所演奏的马勒交响乐曾被认为是马勒交响乐的最佳演奏。又如乐团与德国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极有成效的合作,后来施特劳斯把他的名作《英雄的生涯》题献给了这个乐团及其指挥。类此和乐团一直保持演出作品密切关系的作曲家的名字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其中最大名鼎鼎的如法国的克洛德·德彪西(访华的曲目中有他的《大海》)、莫里斯·拉威尔、达流斯·米约,俄国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访华的曲目中有他的《春之祭》),德国的保罗·亨德米特,奥地利的阿诺尔德·勋伯格等。与当代著名作曲家们的亲密合作使得乐团所演奏的音乐名作,表现深度和风格掌握自然具有了权威性。
此次率乐团来华的现任指挥里卡尔多·夏伊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意大利指挥家,是乐团五任指挥中唯一非荷兰人。作为年轻有为的新一代指挥家,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工作效率极高。他率团在世界各地进行频繁的巡回演出,大量录制唱片并连续获奖。他努力扩大乐团演出曲目并演出了不少荷兰现代音乐作品。夏伊在1988年接任首席指挥职务时正值乐团举行百年大庆,也是在此时乐团获封“皇家”称号。荷兰王室和政府都将乐团视为国家的骄傲。
在乐团此次访华演出中应邀同来的有两位独奏家,一位是杰出的中国旅美青年大提琴家王健,一位是近年来声誉日隆的著名葡萄牙女钢琴家玛丽亚·诺昂·皮尔斯。两位独奏家将分别与乐团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毫无疑问,这肯定将会是珠联璧合的合作。
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欢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到来,并预祝他们首次访华演出成功!(附图片)
(下图为阿姆斯特丹乐团演出阵容)


第4版(副刊)
专栏:读书偶谈

  用简单的理论描述世界
姜渭渔
一个科学的门外汉居然兴致勃勃地一夜之间读完了《时间简史》,连读者自己也难以置信的是,当今世界的顶级科学家的思维与写作会如此地贴近普通百姓。
史蒂芬·霍金教授因患卢伽雷氏症被禁锢在轮椅上达20年之久,然而他却从容地面对不幸的人生,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带领我们遨游广袤的时空,用极浅显的语言向我们讲解了关于外层空间、星系、大爆炸、黑洞、夸克、“带味粒子”……虽然我并不认为读了《时间简史》就能真正理解现代宇宙学的复杂理论,但是至少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获得了不少有关宇宙学的新鲜知识,跟随着科学巨人享受思维的乐趣。作为宇宙中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开始思考宇宙有开端吗?如果有的话,在此之先发生过什么?宇宙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时间简史》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从而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最大的成功之处用霍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时间简史》中译本第20页)。短短的十多万字的篇幅,除了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以外没有用一个公式,精心设计的图形表述高中水平即可轻松理解。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整个宇宙的图像,向我们展示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伽利略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黑洞理论,以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统一理论。没有人会怀疑《时间简史》中涉及的任何一个命题都有汗牛充栋的艰深巨著作为基础,然而霍金教授的“简单”却轻而易举地将我们引进了科学的殿堂。
随着人类知识的演进,科学研究正向着简单和复杂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分支越来越细,信息量越来越大,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方向的研究者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科学研究的成果又可以用极简洁的大众语言予以表述,并可以被重复观测或实践。不容否定,近年来我国高科技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或者说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卫星可以上天并回收,DNA可以被发现甚至复制,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大举兴建。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常常深入了复杂却忘了老百姓需要的“简单”,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需要《时间简史》、《生物简史》、《信息简史》、《××简史》……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一部中国史动辄上百卷,一门经济学不出三五十种不成系列,本来几百字的小评论偏要搞上一整版的“扫描”和“透视”。大而全如果真是潜心研究的成果倒也情有可原,更可悲的却是貌似复杂,实质上与真正的科学研究和深入思考风马牛不相及,只是用一些大话、套话,或者是一些连自己都没法说清楚的生僻概念或词语去吓唬外行人。可见用简单的理论去描述世界不仅是表述方式问题,还可以反映出作者的精神风范,反映出编辑和出版者的价值取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时间简史》中译本今年4月已第七次印刷,印数达10万册。)


第4版(副刊)
专栏:一周一谈

  精神食粮,且当饭吃
张大农
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设施最多、最全的城市。这文化艺术设施,是指包括剧场、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具有“经典性”文化功能的场馆建筑。歌厅、舞厅等娱乐设施不属此一范畴,另当别论。
按道理来说,文化艺术设施的多少,也是应该由人们的需求来决定的。以北京市的人口总量来看,比起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来,北京的文化设施还不能算多。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闲置的。这说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的文化素质还普遍较低,有待提高。像看戏、听音乐会、参观画展之类的高雅情趣不是一朝一夕能养成的。同时这也有待于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古人说“仓廪实,知礼仪”,这“礼仪”不仅当礼节、礼貌讲,还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生活风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终非一般人所能有。对“初级阶段”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物质享受的诱惑力显然大于精神享受。在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要实事求是。指望着在剧院门口摆烟摊儿的大妈也时不时听场音乐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需求不足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当初许多文化设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国家级艺术院团原本就臃肿,许多行业、部门还有各自的文艺团体,起码得有个文工团。有了文艺团体,就得有自己的剧场——且不管本团一年能排几台戏,也不管能有多少人来看戏,可谓既不考虑需求,也不考虑供给,好歹先把剧场搭起来再说。这类分属半死不活的艺术院团或与文艺无关的部门的剧院、礼堂,在北京恐怕不下几十处吧!
如今都讲“成本”、讲“效益”了。即便一幢简易楼闲着都不是个事儿,何况堂皇的剧场了。可要把剧场经营好了也不容易。近年来全北京城经营得好的剧场,也就保利、世纪、海淀、首都、人民几家以及北京音乐厅等,其他改营餐饮、娱乐的司空见惯。至于某些文化场馆开办各类“展销会”早已不是北京一地的现象。
不必因此而慨叹“斯文扫地”。文化也须为稻粱谋。整个社会在转型期,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设施,其旧的根基动摇了,难免受冲击。应该重视的倒是不要重蹈覆辙。文化设施的建设,也要从实际需要出发,至少应考虑其左右: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因为不论是剧场、博物馆、画廊,除了其建筑学上的审美价值,都只是上述二者之间纯物质性的中介,其文化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有人来“演(展)”和有人来“看”。时下不断有人呼吁的国家大剧院建设项目,在量其规模时,也应考虑及此。不要为近一两年人民大会堂演交响乐的盛况所迷惑。维也纳、费城一流的交响乐团一年里充其量也就能请来个三五家。待来日我们新组建的中国交响乐团真的风光了,甚或我们的歌剧院、舞剧院也振作了,一流水准的艺术演出隔三差五地有一场了,即或彼时,还能保证观众上座量像今天这样看稀罕物似的累千计万吗?北京人艺的演出这些年来基本上可算不失水准,剧目也不断推出,观众市场当属稳定成熟。然其首都剧场有多大?千把个座位而已。再大些有必要吗?
文化设施建设的另一误区是,不从理性的考虑出发,而是出于抽象的文化理想主义,或虚幻的“文化体面”心理。在建设大都市的中心商业区时,有人非要打进一个“高雅”的文化楔子,理由庄严而悲壮:给文化留下立锥之地。不知他们是提倡人们购物之后去看戏,还是让看戏的观众先去购物。现代城市的文化功能与商业功能本应是分工明确的,就像纽约的百老汇与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与拉丁区、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与阿尔巴特大街……硬要扯到一块,说说也就罢了,还要扯到一块干——此等“文化使命感”真是添乱!
文化设施,尤其是经典性的文化设施的建设,应该是百年大计,因此,设计、建造也应着眼未来。但如果一味地追求宏大,追求完备,而脱离当今的实际需求,则只能成为摆设,或权且像工艺美术馆一类,开个“××购物中心”什么的,精神食粮也只能先当饭吃了。


第4版(副刊)
专栏:

花木兰上荧屏
由北京中能广告公司和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花木兰》,是以花木兰为主人公的历史传奇故事剧,由吕红编剧,范思和任导演,越剧和影视名角何赛飞在剧中饰花木兰。(文边)


第4版(副刊)
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绿丹兰杯征文

  珍藏了六十年的照片
——老红军欧阳文话长征
赵苏
读者看到的这张照片,是1991年笔者在北京军区某红军团采访时,前来参加该团团史馆开馆仪式的红军老战士欧阳文将军送给我的。照片上挨肩搭臂席地而坐的14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和照片上端“长征的我们于延安摄影”十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经欧阳老指点,我知道他们中有苏振华、张震、方正平、钟赤兵、方国南等老前辈,建国后都成了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
去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我去采访欧阳老时,他送了我一本他撰写的并请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的回忆录《战斗的足迹》。这幅“长征的我们”的历史照片收在本书篇首。欧阳老是湖南平江人,1912年生,1930年加入工农红军并入党。红军时期,他当过宣传队长、指导员、组织科长。建国后,他曾任军政委,还做过《解放军报》总编辑,也有四机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顾问的经历。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是全国政协六届和七届的常委。
最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再次拜访了欧阳文将军。
欧阳老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他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期间,同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或工作的战友聚会时的合影。时间在1937年5月初,距今已近60年。
欧阳老说,红军时期的物质条件很差,整个军团都难找到一架照相机,当然更谈不上摄像机了。所以长征路上那些艰难跋涉、惊心动魄的场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图像资料。这是距长征时间最近的一幅照片,所以显得很珍贵。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我的好多东西都扔掉了,唯有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我所以珍视它,不仅因为“物以稀为贵”,更主要的是,每当我看到它就想起了那段艰苦岁月,想起了革命队伍中亲如兄弟的战友情。
将军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长征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有时天上还有飞机,敌情相当严重。特别是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斗,红军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广西军阀的南北夹击,损失惨重。我所在的红四师在光华铺同敌人浴血奋战七昼夜,一天之内就牺牲了两位团长。战后,红军由离开苏区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啊!
停了停,欧阳老话锋一转,说道:“长征为什么能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取得胜利?我体会最深的有三条: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红军将士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三是革命队伍的坚强团结。作为长征的参加者,我对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同照片上的每位战友,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就说苏振华吧。我在红十二团团部当文书时,他是团政委。1935年3月17日,我们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仁怀方向前进。一天,行军中,我边走边看书,不小心跌进了路旁的深沟,右脚背骨跌断了,战友们把我背到团卫生队,又用担架抬了我一天。我们就怕负伤,因为负了伤,就要增加战友们的负担,或者留在老乡家里养伤。所以第二天我坚决不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紧随队伍前进。团长谢嵩和政委苏振华见我这样坚决地艰难行走,便轮流把他们的马让给我骑。长征路上,我们不知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如果没有战友情谊,互相帮助,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的。”
说到这里,将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凝视着照片感慨地说:“现在,红军时期的战友有的倒在了长征路上,有的牺牲在后来的战斗中,有的已经故去,大部分都不在了。但是他们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作者单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附图片)
一九三七年五月欧阳文同志和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工作的战友合影。前排左二是欧阳文,中排有方正平、张震、苏振华,后排有方国南、钟赤兵。


第4版(副刊)
专栏:

  儿童天地——“翻斗乐”
宗林
对于今天广大独生子女的家长来说,给孩子找个娱乐玩耍的场所也许并不难,但如何让孩子尽可能地在游戏中得到充分的教益,却是令许多家长费心思的事。
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家长(包括家庭内所有长辈)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几乎成为定势,即便是带孩子走出家门,来到公共游乐场所,家长也往往是须臾不离,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家长的“监护”之下。孩子的每项游戏都是由家长买票特供的,实际上难与其他孩子协同共享,这种情形其实就是把家里的监护搬到户外,并没真正给孩子一个自由的社会天地。
这种“定势”往往是家长不自觉造成的,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某种外部硬件环境来“强迫”家长有所改变,使孩子有一个真正能够自由驰骋、不受干预,可以和其他小朋友自然相处的天地。
1992年,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医生、工程师等根据儿童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大型儿童游乐设施——“翻斗乐”(FunDazzle)。这是一种“谢绝”家长进入的,对外封闭、内部互通的“游乐城堡”式的组合装置,适合12岁以下任何年龄段的小孩玩耍。它包括许多相对独立的游戏单元,有的侧重训练孩子四肢,有的侧重培养孩子勇气等。这里的一切都贯穿“玩中学、学中乐”的宗旨,全面锻炼孩子的体能和智能。通过不同组合的游戏,孩子们可以互交朋友,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合作精神,初步体验“社会角色”。让他们通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来培养他们一项最基本、初步的社会公德意识,譬如用餐后自己将弃物丢进垃圾箱等。
“翻斗乐”的一个最基本的设计原则就是一切让孩子们自己来。除经过训练的教导员外,一些辅助性工作由小学4—5年级小朋友担任,而“翻斗乐”开办以来的实践已证明,参加游乐的许多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的安排下,都能在这种场合自己结交新朋友。
“翻斗乐”自1992年创立以来,日本、新加坡等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1994年,上海东申集团将其引入中国,并根据中国独生子女多的特点对项目加以拓展补充。今年9月,北京也在中国科技馆和工人体育场内设立了两家连锁店。


第4版(副刊)
专栏:

  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
北京电视台对外部将于一九九六年底与全国二十一家省市电视台联合举办“第三届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凡在中国工作、生活、居住或旅游的外国朋友均可报名参加。


第4版(副刊)
专栏: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乐团演出在即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交响乐团一行100人将于9月17日晚在北京音乐厅向北京观众献上一台交响音乐晚会。
该团创建于1936年,至今建团已有60年的历史。该团的指挥兼艺术总监戴维·鲍塞里金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指挥,曾指挥过以色列爱乐乐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巴黎歌剧院乐团、荷兰广播爱乐乐团、英国交响乐团等十几个世界著名乐团。首席小提琴尼古拉斯·米尔顿是一位天才演奏家,八岁登台亮相,后从师于悉尼歌剧院的拜哈利·库尔比,多次举办过个人独奏演奏会。大提琴演奏家秦力伟是中国人,现在阿德雷德交响乐团任职,多次获得大奖。在北京的音乐会上,乐团将演奏威伯歌剧《自由射手》序曲、圣·桑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和澳大利亚作曲家的《红树》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安文)


第4版(副刊)
专栏:

  “习水杯·文艺短论”征文获奖名单
由本报文艺部和郑州市二七糖业烟酒总公司联合主办的“习水杯·文艺短论”征文活动已告结束,经过评委会认真评议,最后从发表的文章中评出12篇获奖。谨向积极参加征文活动的作者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获奖篇目如下(按得票多少为序):
一等奖《毕加索的玩笑》 作者:郭宇一《浮沉之间》 作者:黄式宪
二等奖《多则惑》 作者:王朝闻《抖掉污泥》 作者:童道明《批评家要有批评的勇气》
作者:邓宾善《从澡堂里唱戏谈起》
作者:章仲锷
三等奖《反二黄》 作者:老烈《拒绝油滑》 作者:冯日乾《诗,请稍稍侧转一下身子》
作者:姚振函《策划漫议》 作者 秋石《虎妞下台的尴尬》 作者:商正《少来点这样的包装》
作者:程荣进


第4版(副刊)
专栏:

“我是农民”征歌活动结束
历时九个多月、由《湖北农民报》发起并具体承办的“我是农民”歌曲征集活动结束,产生了一批词、曲俱佳的歌曲,评委认为是近年来音乐界难得的上乘之作。(刘冰)


第4版(副刊)
专栏:

  书法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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