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
灿烂的《向日葵》
安地
半年前，隶属于北京歌舞团的北京现代舞团初次亮相时，推出了一台名为《红与黑》的现代舞节目。至此，北京的观众可以直观地从舞台上领略我们本土的艺术家创作并演出的、完整而且成规模的现代舞节目。在此之前，人们大概还只能从来访的外国艺术团体或电视上得以管窥这一艺术种类的风貌。
在此以前，现代舞是什么？中国的现代舞应该是什么？不要说一般公众很懵懂，舞蹈界大概也难界说。因为这一舞蹈艺术种类在中国舞台上的艺术实践毕竟还少。尽管本世纪初以来，邓肯、巴兰钦等大师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不陌生，而我们中国风格的现代舞艺术家及作品一直短缺。几年前，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开设了现代舞本科专业，去年有了第一批应届毕业生。由他们为班底组成、由旅美归国的现代舞专家金星领衔的北京现代舞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红与黑》作为北京现代舞团的处女作，不论其编导和舞美设计还是团员的表演，都还略显仓促，整台节目的规模也不足以显示其明晰的艺术风格。这一缺憾在半年之后的今天有所弥补。8月16—17日，该团在北京保利国际剧院又推出了一台新的现代舞晚会——《向日葵》。
整台《向日葵》晚会由八个独立的作品组成。除了保留了《红与黑》中的两个节目，其他均为新创作排练的。这些节目不仅舞蹈语汇更加丰富而深刻，音乐与舞台美术、设计都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创作者的从容与自信。
《向日葵》的八个节目在风格上也是丰富而鲜明的。它们表明北京现代舞团的编导和演员们的艺术生产力令人钦敬。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无数汗水，也经受了考验——毕竟，年轻的舞蹈演员们也处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而现代舞艺术是清苦的。
从今年起，北京现代舞团接受了澳大利亚BHP公司为期四年的赞助，这将使北京现代舞团的生存条件有一定改善。
第4版(副刊)
专栏：
健全的明星
张大农
马拉多纳——这位世界足坛上的旷世奇才，这位屡惹事端的浪子，也有他清醒明智、令人颔首的表现。不久前他随博卡青年队来华比赛期间，接受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的采访。记者问：没能在’94美国世界杯赛上率阿根廷队打进决赛，这是不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马拉多纳当即回答：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怎么读书。这位亿万球迷的偶像诚恳地说：马拉多纳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年轻人不应该向我学习。
马拉多纳的这份自知之明殊为难能可贵。恰恰是这文化教养方面的缺欠，使得马拉多纳尽管球艺卓绝，但在世人眼中却难与贝利、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等球王等量齐观，因为他们在球场内外的行为风范都透出他们各自在人生旅途上所撷取、积累的精神财富要丰厚得多。当他们从绿茵场上引退时，依然可以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有所作为。
刚刚落下帷幕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又为我们塑造了一批金牌英雄。鉴于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和汗水，鉴于他们给广大公众带来的巨大欢欣，今天，人们怎样欢呼、嘉奖他们都不算过分——荣誉是应得的。但辉煌不应掩盖缺欠。人们大概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年仅22岁的“老将”熊倪，在运动生涯的黄金年龄激流勇退。人们对他的选择无可指责——他要去上学进修，以弥补他多年来人生的另一种缺欠。做出这个选择的只有熊倪，而有相同的缺欠，也有相同的意愿却暂时无法如愿的，在体育明星们当中，肯定不止他一人。
我国在世界体坛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说明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选拔体系是有效率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另一面：运动员从十来岁被选入专业队，训练、学习、生活都被“管”了起来。运动员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于训练，这既是优势，也有弊病。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年轻的运动员们面临的竞争压力比较单一，文化学习的条件和动力都不能和专业训练相比，而一个人处理、应付社会生活的能力可能会退化。郎平当年作为国家女排队员，尽管在国际赛场上征战多年，但我料想，当她退役后出国留学时，她才第一次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面临的诸多挑战。而没有这些年在国外的闯荡、练历，郎平也难有今天的境界。
文化教养以及社会生活能力是任何健全的人必须具备的，优秀运动员也不例外。在国外，许多非职业项目的著名运动员都有一份自己正式的职业，工作之余才得训练，临到重大国际赛事，突击集训一阵，参赛时，自己收拾行装，办理机票、签证……没有赛前动员、誓师壮行，生理和心理状态全靠自己调整。这样的运动员，其运动生涯延续到三十多岁是常有的事，因为他们能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运动员不是运动机器。真正优秀的运动员，其良好的赛场意识、品质、毅力以及文化素养……这些综合素质，不仅决定着他在赛场上的命运，也决定着他未来的人生之路。
在竞技体育日渐商业化的今天，赛场内外的诱惑和考验都很多，要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优秀运动员，尤为难得——这需要付出许多训练场外的努力。
第4版(副刊)
专栏：
人去天上魂留人间
——马可的音乐
李西安
20年前的7月27日晨，深受人民爱戴的音乐家马可英年早逝。他走了，带着终生的遗憾：长达九年的迫害与煎熬他都挺过来了，却只差短短两个月，未能亲耳听到举国欢庆“四人帮”倒台的鞭炮声。他走了，带着莫大的欣慰：他的许多音乐作品，不仅早已穿越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在今天仍然家喻户晓，并将流传到我们的视野无法企及的遥远的未来。正像他的挚友黄宗江和阮若珊为他的雕像落成写下的八个大字“人去天上，魂留人间”。
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的马可，自幼喜爱音乐。上高中时出于对试管中梦幻般颜色变化的好奇，曾梦想做一个足以改变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大化学家。考上河南大学化学系后，看到中国正遭受内忧外患，深感化学家再“伟大”也救不了“那些饥饿的同胞”，中国也不“马上就会列为一等强国”，于是决心改做把科学普及给老百姓的“大众化学家”。但卢沟桥一声炮响，惊破了他“天字第一号英雄主义化学家的幻梦”，也迫使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抱负，毅然投身救亡运动。与冼星海的一次偶然邂逅，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最后选择：做一个为时代呐喊，为人民讴歌的大众音乐家。
马可的创作源于生活，根植民间，以其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风格和具有阳刚之美的中国气派，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对光明的追求与向往，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新音乐的杰出代表。马可在延安鲁艺期间虽然由于战争环境所限，失去了许多向他一生中最崇敬的老师冼星海学习的机会，却有幸投身于被称作“大鲁艺”的西北民间音乐的海洋里，经受了一次民族音乐的洗礼。他由“生活情趣和它们相去太远”，“对于秦腔、迷糊、晋腔是一窍不通，甚至是颇为厌恶的”，到渐渐熟悉，以至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这些质朴、迷人、诉说着黄土高原上穷苦百姓们的忧患与梦想的老腔老调，并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如果说马可自己填词编曲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展现的更多的还是迷糊调的原始魅力；而歌剧《白毛女》的某些唱段既保持了民歌的质朴，又赋予它们以新鲜的活力和新的时代气质；那么《南泥湾》和后来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要活》、《恨是高山仇是海》等则已不再直接引用民间曲调，而是把它们溶化到自己的血液里、灵魂里，变为自己的语言再流淌出来，成为中国民众的心声。
马可是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创立者和奠基人。正是基于对民族音乐的深深挚爱和透彻了解，马可和他的合作者们始终致力于在“很好学习民族戏曲和西洋歌剧的经验”的同时，“创造第三条道路”。早在延安时代，他们以民歌和河北梆子为素材创作的《白毛女》揭开了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序幕。建国初期，以“三梆一落”（即河北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和评戏）为基础创作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又把《白毛女》成功的经验向前大大推进一步，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马可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建国后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音乐室和主编《戏曲音乐》刊物期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反对“一成不变”的保守思想和“无视戏曲自身艺术规律”的激进做法，坚持“推陈出新”的方针，推动了戏曲音乐改革的健康发展。他还曾大胆提出戏曲改革将与新歌剧殊途同归的科学预言。
冼星海同志曾说过：“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成的。”马可正是这样一朵成功的花。民族解放运动的暴风雨造就了他的艺术，更造就了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肝胆照人、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他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和艺术家的良知，歌颂了一切人间的美好；在“文革”的逆境中，他更以无所畏惧的精神，鞭笞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马可冒着生命危险用血泪写下的几大本“日记”里，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像当年的“喜儿”一样所经受的种种折磨，江青一伙的种种罪行，并断言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就要来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和李德伦等人一起秘密策划了纪念聂耳、星海逝世三十、四十周年音乐会，并冲破江青一伙的重重阻挠得以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的一声怒吼，响彻黎明前的大地，显示了正义的力量。
20年后的今天，马可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离我们渐渐远去，然而重温马可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人生旅程，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视野空前开阔而传统文化被普遍忽视的时候，马可以民间音乐为创作源泉并加以创造和升华的成功经验，值得作曲家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认真汲取；在80年代以西洋正歌剧写法为模本的中国歌剧创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候，马可等人开创的以戏曲为基础发展民族新歌剧的做法并未因此失去自身的价值，因种种社会原因而留下的巨大历史空白，正等待有志之士去填补，去进一步发展和创造；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艺术从业者的历史使命感正日益淡化的时候，马可的艺术生涯恰恰再次证明：古往今来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无不是艺术家自我人格和良知的表露和结晶。
第4版(副刊)
专栏：
越南国家艺术团在京表演
应文化部邀请，越南国家艺术团8月31日和9月1日晚在北京海淀剧场表演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
越南国家艺术团以音乐歌舞为主。他们成立于1981年，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风采。自成立以来，艺术家们不断为国内外观众演出。
《森林之雨》、《荷花舞》、《旷野的呼唤》、《高原絮语》等舞蹈节目和民歌、民乐将中国观众朋友们带进越南的风土人情之中。
第4版(副刊)
专栏：
寻访大师的足迹
——记日本音乐收藏家田中昭
耿纯
日本住友重机国际部部长田中昭先生现年51岁，自幼酷爱音乐。从15岁上高一的时候起，就用节省下来的午饭钱购买唱片。如今他已是一个收藏颇丰的音乐收藏家了。
大千世界，喜欢音乐收藏的人比比皆是，但田中先生却与众不同。在他的音乐收藏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已故指挥大师富尔特温格勒的录音作品。
富尔特温格勒是德国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1886年生于柏林，1954年于巴登——巴登辞世。
富尔特温格勒早在1905年19岁时，就开始了指挥生涯。先后在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吕贝克曼海姆歌剧院等任乐队指挥。1919年任维也纳音乐家管弦乐团指挥。1922年起任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从1927年起，还长时期担任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同时还担任萨尔茨堡音乐节和米兰斯卡拉剧院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常任指挥。
富尔特温格勒创作了两首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和室内乐等作品。
据史料记载，富尔特温格勒一生中共留下了500个录音制品，包括演出实况和录音室的作品。田中昭先生按图索骥，历经36年，收集到了包括珍贵的绝版在内的450多个版本。
田中先生每每说到此处时，都会被富尔特温格勒的音乐所激动。他说：“富尔特温格勒是我最崇拜的指挥家，他所指挥的音乐作品，最能够表达作曲家本人的意志。
“富尔特温格勒不论是指挥贝多芬、勃拉姆斯还是瓦格纳的作品，都极具欣赏性与收藏价值。
“富尔特温格勒指挥的音乐作品，不论是节奏的变化、速度的快慢还是强弱的处理，始终如一地为着音乐的内涵。”
当问及田中先生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另外几个版本的富尔特温格勒的录音时，田中先生不免深感遗憾地说：“世界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崇拜富尔特温格勒，矢志去收藏富尔特温格勒的作品。那些没有发表过的珍藏品，世界各国的富尔特温格勒协会都知道在谁的手里，我本人也去欧洲寻访过几次，得到的都只能是与收藏家百般周旋，而一无所获的结果。因为世界上热爱富尔特温格勒的人真是太多了。”
田中先生一共收集了11个版本的富尔特温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和九个版本的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
在这11个版本的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中，有富尔特温格勒最早的录音——录制于1926年的柏林录音室。
此后是1937年至1954年期间，指挥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意大利广播交响乐团的八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和两场录音室的制品。
聆听这些录音，不仅仅为富尔特温格勒的音乐艺术所倾倒，同时也为人类发明了录音艺术而感叹。
如果没有录音技术，后人将无缘亲耳聆听领略先辈大师们的风采。欣赏这11个版本的《贝五》，同时也是对录音史的一次回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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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跟随周副主席长征
李贵清口述 杜守章整理
我1911年出生在湖南龙山一个雇农的家庭，6岁给地主放牛，14岁扛长工，幼小的心灵埋藏着仇恨的种子。1934年初，在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我终于参加了红军。长征一开始，上级就挑选我当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周副主席朝夕相处，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
让我当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开始心里又激动又害怕，见到周副主席后，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问寒问暖的体贴关怀，像家里亲人一样。我们几个警卫员年龄都很小，我算最大的一个，周副主席非常关心爱护我们。谁脚上打了血泡，他亲自给挑；谁有了病，他亲自找药；夜里给我们盖衣服，还帮我们写家信，教我们认字。长征虽然苦累，可我们心里都是甜滋滋的。
我真敬佩周副主席的忘我工作精神。他白天和我们一样行军，晚上一直忙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第二天照常行军。从江西瑞金到四川毛儿盖，经历八省，行程二万里，没坐过一次担架，他的黄骡子不是驮着伤病员，就是驮着小战士，自己很少骑。
四渡赤水后，周副主席带领我们从贵州向云南进发，到了曲靖地区的一个县城，城里有一个保安团防守。周副主席决定攻城，一来扫除前进障碍，二来补充军需。城墙很高，夜幕降临时，攻城部队准备了梯子，悄悄地架到城墙上。周副主席带着我们三名警卫员亲临城下，他扶着梯子就往上登，以侦察敌情。我看有危险，一个箭步上去，把周副主席拉下梯子。为摸准敌情，我快速登上梯子。当到城墙豁口时，正巧和敌哨兵相遇，敌人端着刺刀凶狠地向我刺来，我躲闪不及，被刺伤了脖子，就在那一瞬间，我把准备好的手榴弹扔过去，结果了敌人的性命。周副主席见我挂了彩，连忙派人找来卫生员给我包扎。我是大难不死呀！就是死了，也是含笑九泉，因为我尽了一份保卫周副主席的责任。
城很快就攻下来了！保安团都是些怕死鬼，不顶打，我们冲进去后，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很快结束了战斗。
最艰苦的是爬雪山过草地，过草地的六天时间里，我们只吃了三斤多青稞面。路上，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有皮衣、皮腰带的也煮着吃了，不少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有时一天也吃不到一粒粮食。一次行军，周副主席两顿饭都没吃，我们心里很难过。部队休息时，我们到村里找来了十个鸡蛋和一些苞谷面，周副主席问清情况后，硬要把东西送回原处。我们好说歹说，最后给老乡写了一张条子，送上一块银元，才算把食物留下；在甘肃一个树上挂满熟梨的村庄宿营时，我们想买些梨给周副主席补补身子，他说，问清价钱后再买。当时老乡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都逃到山上了，到哪里问价钱？直到出发，谁也没吃一个梨。
长征胜利结束后，周副主席显然瘦了很多，但他没有休息，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了。（整理者单位：河南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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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内外关注的乐坛盛事
中国交响乐团即将亮相
中国交响乐团首演音乐会将于9月6日、7日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这也是’96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的一项活动。
在原中央乐团基础上组建成立的中国交响乐团是文化部改革举措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交响乐团是一个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艺术生产和经营机制相结合，实行全员聘任制的职业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由陈佐湟担任。
此次首演音乐会是中国交响乐团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也拉开了他们的第一个音乐季的序幕。他们的经费除由国家拨款外，还得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海内外诸多企业的支持。
经过新招聘的众多出色演奏家的努力合作，他们已排练出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贝多芬的《C小调钢琴合唱幻想曲》、勃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等作品，将在陈佐湟的指挥下献给观众。据交响乐团总经理朱信人介绍，他们的演出季节目均已确定，日程也基本排满到明年5月，除交响音乐会外，还有室内乐表演、普及音乐会、亚洲音乐家音乐会、新年音乐会、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和重庆、成都、上海的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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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邮苑
档案珍藏逢盛会
孟春
今年九月二日，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将在北京举行，我国邮电部为此发行《中国古代档案珍藏》邮票一套四枚。
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档案大国，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以甲骨为载体的档案资料。《中国古代档案珍藏》邮票以“增强社会档案意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为设计主旨，通过甲骨、简牍、金石、纸质四类档案文物，采用主图与背景相互衬托的方式，反映中国档案事业的沿革与发展。第一枚“商代龟甲”，主图为一九九一年十月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刻辞卜甲，上面刻有五十四个字，内容是卜问一位贵族外出打猎时能否遇到野猪、鹿等动物，以及能否将它们猎获。
第二枚“汉代木牍”，主图是一九九三年从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是占卜用的术数图局。衬底图案为同时出土的一个木牍的局部放大图，正反面以隶体墨书竖写，共四千多字，根据内容暂定名为“太守·都尉府暨县、邑、侯国吏员集簿”，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和较为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
第三枚“明代铁券”，主图是明代英宗皇帝于天顺二年奖励给武将李文的用铁打制的凭证性文件，上面写明食禄一千石和免本人死罪一次的待遇。它是中国档案界唯一的铁券。
第四枚“清代国书”，主图是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八月，光绪皇帝派载泽等人赴比利时考察政治，拟向比利时国君递送的国书。因载泽等人从北京车站登车启程之际，遭革命党人吴樾投掷炸弹，未能成行，故而国书留下未发。此国书为纸质，折叠式，以黄色书写满、汉文字，外加龙纹彩边。封底、封面是用金丝和绒线缝制的真龙形象，这件国书置于黄缎函套之中，函封上部是用满、汉文字书写的“大清国国书”，函套之外，加以红面黄底锦匣，装潢精美考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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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韦唯将为中国奥运健儿巡回演出
韦唯是我国著名歌手，在第二十六届奥运会期间曾到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为世界各地来宾进行了50分钟的演出，用中英文演唱了十几首歌曲。从9月中旬开始，她将在北京、沈阳、上海、厦门、深圳、澳门等地举办演唱会，歌唱中国健儿的奥运雄风，为中国体育事业呐喊，以自己的歌声让听众永远记住运动员的功绩。为慰问遭受水灾的父老乡亲，她还准备在广东和广西义演。广西是韦唯的家乡，她想在柳州举办广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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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欣慰与感激
——童谣创作者的心情
王达菲 李蕾
写此文之前，重读了三年前出版的第一届新童谣竞唱歌曲集的后记，发现今昔的背景环境竟是不同。当初儿童音乐创作的寂寥面貌在今天已大大改观，广播电影电视部明确地将创作优秀的儿童歌曲纳入了1996年少儿电视节目“六个一百”创作工程中。这说明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加大儿童工作的力度，这一点也体现在八五—九五期间中国儿童电视节目的大发展上。如今，儿童音乐电视节目不仅在中央电视台，也在各省级电视台经常播放。专门的儿童音乐刊物每期都有大量的新歌登出。
但是，为什么孩子们还在哼哼他们并不明其意的流行歌曲呢？为什么词曲家辛苦作出的大量儿童歌曲却鲜为孩子接受呢？当然可以把责任推给传媒：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林林总总，独没有儿童歌曲的一席之地！流行歌曲可以反复爆炒，可谁愿为儿童歌曲倾注笔墨？有理，有理！
可我们更要提出这样的设问：如果传媒积极地关注了儿童歌曲，目前的这些歌真能赢得孩子们的心吗？不一定！一方面是近年来儿童音乐创作呈现老化状态，这集中表现在文学语言、音乐语言和歌词内容上。大人写儿歌，努力去模仿儿童，但实在缺乏对现代儿童生活、心态、语言时尚的了解，想当然地把自己儿时的体验强加给现代儿童，想当然地把一种经年历久的程式化曲调认定为儿歌曲调，这自然造成了饱受动画片、广告、流行音乐影响的孩子们的隔膜。其次是歌词创作受我国传统教育方式影响，总怕主题不突出、意义不深远，结果是空洞无物、流于形式。殊不知目前我国教育体制已开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那么我们的词曲创作是否也有适时而动、适者生存的问题呢？第三恐怕是市场经济初期带来的负面影响，浮躁、急功近利、公民意识薄弱使一些现代词曲名家不屑写儿童歌曲或以一种玩票的态度写一把，不研究孩子、不品味生活，因而很难切中孩子的心。
《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新童谣竞唱》活动的适时举办，即是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次活动推出的40首新创歌曲感受到一股不同于前的“清俊之风”。我们力图使这一批歌曲在内容、语言、音乐上贴近现代儿童生活，富于个性和时代特色。当然不可能借一次活动就把一切完美起来，只期望通过这次行动使更多的“词曲精英”加入到儿童音乐的创作中来，使我们的儿童能通过音乐及时感受时代、感受成人世界给予的关怀。
这次的竞唱活动是一次全国二十余家省市电视台的联合行动，依然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演唱组合，同时，又新增了师生演唱组和同学演唱组。其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交流、促进师生同学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平等对话。和睦的人际关系、轻松的生活氛围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
感谢《新童谣竞唱》的所有参与者和支持者，他们当中有电视界的同事，有许多著名的词、曲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正如任卫新同志所说，为孩子即是为明天。有幸参与设计明天的工作是多么幸福，而设计的过程也是自我陶冶的过程。因为孩子不仅索取，他更给予！
第4版(副刊)
专栏：
《层林秋韵》作者孟凡玉（女），1951年生于北京，自幼受家庭熏陶，酷嗜丹青。初习人物，继转花鸟。她笔下的虎，在写实的基础上集纳百兽灵气，静如磐石，动如疾风。她将虎这一百兽之王的傲骨神威、雄强博大的阳刚之美，生动地表现出来。《层林秋韵》是她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