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书评)
专栏：
对历史和文学真实的追求
高世迎杨岭
严酷而伟大的时代，壮烈激昂的抗元斗争，造就了一代爱国英雄文天祥。文天祥，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七百多年来，他一直是后人敬仰和仿效的楷模。历经七百多年，我国终于产生了第一部集中描写文天祥一生的历史长篇小说《文天祥》。
作者杨友今在《文天祥》中以历史的“实”显示文学的“真”，使“真”变得更“实”，更鲜活。文天祥的生平，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少年立志、宦海沉浮和起兵抗元。这三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和不同人物命运的种种遭际，作者以史料和民间传说为依据，经过独特的文学体验，从想象大门出来又回到存在世界中进行审视，对历史的“本真”作出了相当忠实的“再现”。作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而在深层意义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
小说在创作中始终围绕历史素材，运用形象思维展开想象，以史实为骨架，化史为诗，饱含激情，从爱国、爱民、爱情等方面，塑造了文天祥这位顶天立地的民族魂的伟岸形象，同时还刻画了元世祖忽必烈、伯颜、素娜、赵昀、贾似道、张世杰、陆秀夫、刘洙、金应、吕武、张汴、杜浒、巩信、赵时赏等历史人物，以及穿插全书的峨眉大侠曾凤与水仙父女，一个个都血肉丰满，神形兼备，跃然纸上。
马克思说：“文学不能只是简单的叙述，还必须深入地剖析它的本质。”历史小说如何做到对史实的描述既真实动人，又充分展示其中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这倒是历史小说的作家们，包括《文天祥》的作者，值得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目标。
（《文天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11版(书评)
专栏：
新奇与魅力同在
李炳银
把创作的题材和视野扩展到社会历史生活的领域，从而使作品在对题材的处理中具备显然的“史志”品格，这是近些年来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种很有价值的新现象。由国防科工委组织作家撰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再一次很有力地显示了此种报告文学创作的新进态势与厚重表现。
《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共七种，分别由彭继超、李鸣生、李培才、彭子强、马成翼、陈怀国和罗来勇执笔，对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试验、火箭卫星发射、航天测控、核潜艇研制建造、常规兵器试验、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及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的历史状况进行了充分而又生动感人的纪实报告。尽管这些作品的内容并不能覆盖我国国防科技工程的所有领域，但它毕竟涉及不少重要的尖端工程项目。因此，读者完全可以视这套丛书为我国国防科技史的文学简编。并且能够从中了解认识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是怎样在统帅人物的运筹下，在科技人员的精心研制及职工的具体实施下，经千难，历万苦，终于在一个基础薄弱、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创造出如今的伟大辉煌的情景。这一套丛书，正是从事业与精神两个侧面，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历史生活和人物作了详略有致、生动形象的文学报告，从而使其在历史真实性、思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的综合上表现出了高格、庄重、丰富的特点。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国防科技战线上的许多生活内容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可知的神秘领域。人们只知道原子弹爆炸、火箭卫星发射、核潜艇下水等一些令人振奋的尖端科学研究的辉煌成果，却完全不了解这些成果产生的过程和创造这些成果的人的情况。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册页在逐渐地掀开，神秘的面纱在慢慢地淡去。这时，人们才有机会接触这样一套国防科技报告文学，才有可能了解和认识许多过去从不知悉的人和事。在国防科技战线，集结着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人物。过去，他们都是些“有名”却又“埋名”的人物；如今，一旦人们把他们的名字与某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连接到一起时，这才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一个个都是些惊雷震天般的角色！像邓稼先之于两弹，赵九章之于火箭卫星，彭士禄之于核潜艇等，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些人长期生活工作在隐蔽环境里，把自己的智慧与生命贡献给民族强盛的伟大事业。这样的精神和行为是非常崇高与伟大的。如今，后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人的历史生活和历史贡献，这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来讲，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正如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丛书序文中所说：“这是一件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见证历史，激励未来，宣传我国军民再造辉煌的事，很有意义。”
这套书给予读者的诱惑与激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题材内容的新颖神奇特点；二是作者们在报告历史生活人物时表现出的生活严峻面貌及人们的激情精神给予读者的感染。前者，是作家们对富于现实作用的历史生活的揭秘与表现；后者则是作家们在历史的动人乐章中抒发出的动人曲调。因此，它的成功，既带有历史纪实的成功，也体现着精神开掘与创造的成功。
（《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第11版(书评)
专栏：学术书苑
戏剧学的有益探索
谢柏梁
赵山林先生的《中国戏剧学通论》，对中国戏剧学予以较为完整的扫描，这是一本阐扬民族文化的学术著作。
中国民族戏剧历经了近千年的岁月沧桑，至今仍以四百余剧种的可观阵容，构成了千姿百态的景观。中国老百姓关于历史文化的知识，关于伦理道德的观念，不少都是从戏曲中得来。宋元以来，与戏曲实践互为补充的戏剧学专著虽然不绝如缕，但与活泼、生动、博大精深的演剧实践比较起来，中国戏剧学相对而言是黯淡无光的。于是有了王骥德、金圣叹和李笠翁等人的发奋著书，古典戏剧学才偶见奇峰崛起。近代曲学以王国维为代表，催发出一定意义上的戏剧学研究成果。但真正蔚为系统的中国戏剧学研究，是在２０世纪末叶才自觉而完整地建树起来。前辈学者为此作出了他们卓越的贡献。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先后有关于中国戏剧学方面的专著问世，由于种种原因，各家专著各有所长，但亦有一定的局限。
赵山林的《中国戏剧学通论》共分“戏剧史学”、“戏剧作法学”、“戏剧音律学”、“戏剧表演学”、“戏剧批评学”和“戏剧文献学”六大部分，比较完整、系统而全面地涉及民族戏曲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卷在手、总揽全局。这是研究中国戏剧学最为通畅的渠道和宽阔的津梁。且不论后来居上，至少是已经蔚为中国民族曲学的全方位景观。比如其中的“戏剧文献学”，对古典戏剧的目录和戏曲选本的解题都进行了细致而充分的解释，对赵琦美、臧懋循、凌濛初等各家的戏剧校订工作又作了精到的品评和分析，这都是古典曲学专著优良传统的继承和阐扬，也是一些专论戏剧批评的理论著作所未能顾及的。再如赵著论及戏曲悲剧论的时候，决不是仅仅搬用西方的悲剧原则之履来套中国悲剧之体，而是从“凄”、“怨”、“悲”、“苦”四个层面，有根有据地探究中国人自身的悲剧本体及其冠履穿戴，这就使人读来心服口服。山林还注意从一般人所忽略的部分去辛勤搜罗、广为取材。例如他曾搜集了万余种戏剧题咏诗，这就使之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地写出了书中的戏曲题咏一节。
长期以来，国学中的“经史子集”，对戏曲作品和戏曲史论专著份额不够，轻视颇多。传统的国学大师们忽视戏曲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迄今为止，当代文学一直有意无意地放逐了当代戏剧，尤其是放逐了戏曲文学。要扭转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必须有系统而扎实的民族戏剧学专著来加以阐发。窃以为《中国戏剧学通论》作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戏剧学通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11版(书评)
专栏：
“珠联璧合”构佳篇
沈苏儒
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外名记者丛书》第一辑的１１位传主中，爱泼斯坦是较具特色的一位。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外国人，但他的那颗“中国心”的炽烈决不下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虽然到１９５７年才正式入中国籍，但可以说他早就是中国人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殊荣中可以得到证实。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和邓颖超同志亲临祝贺他的７０寿辰，当时在国外访问的胡耀邦总书记发来贺信，称他“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１９９５年，江泽民和李瑞环同志又亲临祝贺他的８０寿辰暨在华工作６０年。
但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你会意外地发现，在你面前的“爱老”个子既不魁梧，态度又是那样的谦和，谈吐则十分风趣幽默。如果你有机会同他一起工作，那末你对他的那种勤奋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一定又会肃然起敬。
张彦写的《爱泼斯坦》为你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读了这本书，你就认识了——甚至可以说，结识了——我们大家所敬爱的爱老。
写传记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这套丛书写评传更是不易，因为字数限制在１５万左右，包括“作品选编”在内，而且要传中有评，即对传主事迹要重点突出、特点鲜明。张彦成功地在有限的篇幅内，既概括又生动地记述了爱泼斯坦的８０年成长和奋斗历程及品格特征。
在记事中随处突出传主的人品，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第一章“走过一条奇特的道路”一开始就介绍了爱泼斯坦在两次祝寿会上的不同凡响的“答谢辞”。他那种坚持真理、是非分明的执著和坦诚精神，跃然纸上。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走过这条“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的“奇特的道路”。
爱老有两条“命根子”：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新闻。他的生活内容主要就是这两件事。他从１５岁开始就从事新闻工作，直到现在，从未放下过笔。
张彦在这本评传中以主要篇幅有重点地介绍了爱泼斯坦的记者生涯和成就。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爱泼斯坦生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本书“在抗日烽火中锤炼”一章就是叙述这一时期的。本书的另外数章“对外宣传的大师”、“写人贵在神似”、“记者的基本功”则分别记述爱泼斯坦在这几方面的造诣和经验。最后一章“良师和益友”则是记录了作者和传主的友谊，从中也反映出爱老的品德。各章都充满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读来引人入胜。
张彦同爱老共事４０多年，既相互了解又有很深感情，所以范敬宜在序中说张彦写爱老的评传是“珠联璧合”。我有幸同他们两位长期在一起工作，并拜读了张彦这本《爱泼斯坦》的原稿，对它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爱泼斯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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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短评
认识文化力
杨立群
经济与文化的整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绝不是一个纯经济过程，而是一个越来越重视文化内涵的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如何在经济文化的整合中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如何确认现代化过程中文化所占有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寻求文化力量的支持与牵引？这些问题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并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探索和回答的。由姚玉忠、韩启超、王士航主编的《文化力论》一书就将研究视点放在了这些问题上，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读之颇有启发。
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研究文化理论的著作，它以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探讨为基本视点，将文化放在这一关系框架中加以定位，从而提出了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力”的问题。该书不仅从生产力的视角提出“文化力”问题，而且还阐述了“文化力”所包容的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分析了文化作用于经济的“着力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认为“文化力”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开拓力、导向力、鼓舞力和凝聚力，重视“文化力”的开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该说，该书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文化问题的探讨上，该书论述不流于空泛，不落入涩拙，而是力求把握和发掘文化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该书的研究与探讨具有了可贵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文化力”的实现要在实践的舞台上才能完成。《文化力论》在理论的探讨的同时，又紧紧扣住了实践这一环节，在具体而微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寻觅和认识“文化力”对促进这一运行过程的良性运转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式、作用的条件等等。企业文化是该书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框架下论述文化之于经济的作用时所选定的一个论述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对文化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文化力在一个企业发展中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的命运。现代企业发展中的这种经济与文化互助互动的整合体现出经济与文化谐调发展的现实性价值。因而，企业文化建设愈来愈为有识之士所强调。书中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加以深入剖析，从实际经验出发，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文化力”对具体的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虽然这些结合具体实践的论述有些还缺乏更为深入的开掘，但作为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著作，《文化力论》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文化力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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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
韩庆祥
现代化的事业需要现代化的理论。进入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著述，开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但从总的研究情况看，评介西方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工作做得较多，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工作则很薄弱。因此，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的当务之急。丰子义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正是为加强这一理论薄弱环节而作的一次可喜尝试。
本书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新的领域。作者认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并非我们通常所偏狭地理解的那样，而实际上包含着两大层次：一是本质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阐述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像通常讲的唯物史观就是如此。二是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是这样。长期以来，理论界主要偏重于从本质层次上研究社会发展，而对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很少关注，因而在回答现代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许多问题上，往往是隔靴搔痒，力不从心。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考虑，作者独辟蹊径，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到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上，从而拓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一个新领域，开辟了研究发展问题的新思路。
本书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构架，并对这一构架的主要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展开。虽然作者一再申明，本书“绝不是要构造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而只是“为将来建造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大厦准备材料”，但是通观全书，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在对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整体把握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初步展现了这一理论的大致轮廓。如作者提出，这一理论的研究应主要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研究。具体要考察：现代社会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和特殊过程，它的基本特点和运动规律；现代社会的起因、动力及其过程；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特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道路、模式等。二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研究。具体要考察：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学问题等。全书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的。
本书从表层看似乎是一本着重论述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著作，从深层上看则是一本密切联系现实，直接为现实服务的专著。本书特别着力于对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阐发，如所揭示和概括的马克思有关现代化与发展道路的选择、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运行的转轨、历史传统的调适、人的发展等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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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外名记者丛书》出版
中外新闻史上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用手中的笔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历次重大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新闻工作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社会历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和报人。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之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经验，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外名记者丛书》。
《丛书》对每一位著名记者采取传论和作品精选相结合的体例，使读者在了解名记者成长历史的同时，阅读到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丛书》的第一辑先后收有《萧乾》（傅光明著）、《陆诒》（韩辛茹著）、《邓拓》（王必胜著）、《刘尊棋》（于友著）、《金仲华》（杨学纯著）、《邵飘萍》（孙晓阳著）、《李普曼（美）》（林珊著）、《斯诺（美）》（尹均生、安危著）、《本多胜一（日）》（刘明华著）、《爱泼斯坦》（张彦著）、《王芸生》（周雨著）。
（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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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与书
本色当行不工而工
顾骧
于是之，一代名优，话剧表演艺术大家，这已为世人公认。散文呢？难道艺佳文自好么？他的散文具有自身的独立文学价值，并非仰仗他的艺名。正如他的书法，劲健遒逸，风韵洒脱，自成一家，不像现在流行时尚，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唱通俗歌曲的，一旦有点名气，都成了当然的“书法家”，哪怕那一笔字是“胡乱涂鸦”。
是之散文大多写于花甲前后，但是，考其源，是之的散文才华早在弱冠之年便已显露。这里首先发表的、４０年前写下的《程疯子传》，便是他的散文处女作。程疯子是是之在话剧舞台上创造的不朽的艺术形象，是是之的成名之作。《程疯子传》，是他为创造人物所撰写的角色分析。长久以来，人们都把它简单地视作演员的表演笔记，而忽视了他的文学价值。文章通篇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独特的人物性格，充满沧桑之感的人物命运，有着京味的语言，使你觉得，是之在用形体、语言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程疯子的典型形象之前，为了培植“心象”，已经用文字将程疯子连带时代氛围展现出来了。
质朴平淡是是之散文的艺术风格。魏晋叔在《元曲选》序言里，曾用“本色当行，不工而工”称赞关汉卿，是之引用评析老舍的剧本，认为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以为移用这八个字状是之的散文的艺术风格，也颇得当。他的《信笔写出来的》，真是信马由缰，随意而谈，文章的小题目也别开生面：“开头”，“该写点演戏的事了”，“后头写到哪里去了”，“怎么结束它呢”；仿佛是闲话家常，倾心剖腹，开诚相见，流水行云，不滞不涩，给人以自然、清新、亲切、平易、质朴的美感。
含蓄是是之散文的又一艺术特色。是之演戏注重含蓄。他说：“艺术要让人产生联想，引发欣赏者的再创造，这就非讲含蓄不可。”他的表演，在精炼、有限的形式中，概括了丰富的内涵，观众耐看，有回味，有魅力。有节制的感情，在有限中表现无限，则更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的《’９２·７·１６》是一篇短文，这数字对于是之是一个历史性的难忘日子，是他告别舞台的时辰。演了一辈子戏，到临了凝结在心底的强烈感受，却是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卸装完，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有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真诚的悔。在《祭母文》，在纪念老舍先生，在追忆解放前的艰难日子与“文革”的荒唐岁月的文章里，分明感到他的笔触有节制，隐而不显，而贯注其中的情感潜流则更深沉，令人品味不尽。
是之的散文还有一种“幽默味”。是之散文具有庄谐杂出，潇洒诙谐的特点，有时庄中寓谐，在不经意之间涉笔成趣，增添文章的生动，亲切，风趣。幽默是一种气质，是人生态度。没有才识，没有豁达从容的气度，是幽默不起来的。
是之演戏是大家，写散文也擅胜场，我想有这三点原因：第一，他有较深的文化素养，而非是个只会演戏的艺匠。他反复说过：“好演员没有不好读书的”，“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无知当有趣者”，“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乐的人”。他说，“我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这后一句是自谦。是之自幼家贫失学，虽然曾在辅仁大学“蹭学”，并在册北京大学，但他主要是刻苦自学成材。在困苦的少年时代，他已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书籍，巴金、老舍、曹禺，拉辛、莫里哀、波特莱尔的作品。他钻研历史，阅读《文献通考》之类，甚至迷上了音韵学，硬啃《说文解字》及包尔·巴赛的《比较语言学》。他的法文功底也很不错。在他准备参加电影《鲁迅传》拍摄时，对《鲁迅全集》通读了四遍。第二，话剧也是语言艺术，与文学相通，话剧语言还有比之文字书面语言更为丰富与生动的要求。是之作为演员的二度创造，有幸与老舍、曹禺这些语言大师一起，对剧本语言，进行推敲、锤炼、加工，长期训练，造就了厚实的语言能力功底。第三，人品是散文的魂。是之毕生献身于戏剧，如春蚕抽丝，一往情深。为人坦荡清淳，境界平凡高远，已如上述。他的人品神韵，在散文中潆洄流贯，怎能不使他的作品馨芳袭人呢？
是之已拥有广大的戏剧观众，他同样也会拥有广大的散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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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曹雪芹祖籍考论》问世
王畅先生所著４５万言的《曹雪芹祖籍考论》一书不久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以鲜明的观点和严谨的学风对曹雪芹祖籍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证。作者不仅对曹雪芹祖籍“辽阳说”进行了详尽的辨析，而且还依据翔实的史料，从更为广阔的地域和时空的角度，论证了已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观点。认为被称为所谓“曹雪芹家谱”的《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实际上与曹雪芹上世根本无关，并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支持“丰润说”。
日前，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及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在京联合召开《曹雪芹祖籍考论》出版座谈会，与会３０多位专家、学者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大家认为，在曹雪芹祖籍争论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这部专著的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今后深入开展“红学”、“曹学”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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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人语
“文集热”一议
叶于
凡事过犹不及。出版界的一窝蜂，造成了许多图书刚上市就滞销，图书市场的无序状态，曾为许多业内人和有识之士所不安。
眼下，又听说刮起了“文集热”。一些出版社相继为有些青年小说作者出版“文集”，或三五卷，或七八册，洋洋洒洒，似有“盖棺定论”、“加冕封王”的意思。刚有选题就大作广告，还没有出版就展开宣传，好像整个文坛就那么几位作家在那里扛鼎，谁不出“文集”谁就没了地位似的。
出版作家们的个人集子是件极平常的事。对文学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作家来说，将他们的作品收集整理出版，是对文学和文化事业的贡献，也是出版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出什么样的专集，搞成什么规模，又是极慎重的。中国文坛，数代同堂，当代文学，泱泱数十年。出版作家的文集、全集，主要应着眼于其文学价值，以及能否提供多少文学研究的史料和文献，着眼点应当是文化积累。
十多年来，一些新锐小说家陆续走上文坛，有不少人成绩卓著，令人瞩目。但大多还是在发展和成长中，动辄出“文集”，搞选集，大而全，并不利于青年作家的发展和提高，而且，文集之类有不少缺乏精选，重复的甚多。有了单行本，有了选集，又搞文集，对读者的购买也是个不必要的浪费。现在有一些作者，为了在产量上的“比学赶超”、粗制滥造，爱追求大部头、多卷本，不管是否具备能力，起步就冲刺长篇作品，弄得好像长篇创作易如反掌似的，于是，市面上平庸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这里出版界的不严谨，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导。
据说，现在“文集热”的主角大多是青年作家，新生代、后起之秀，有勇气和锐气，给文坛以活力，也带来希望和前景。不过，对这些刚刚出道甚或还没有出道，仅刚刚冒出了苗头的青年作家们，过于的宠护，总觉得不是件严肃的事，何况不少出版操作者们看重的并不全是作家们的实力，说白了是源于某些商业行为和经济利益的驱使。
即使圈内人，也有不赞成者。冯骥才该是名家了吧，他就不太赞成搞文集的做法，而文化老人钱钟书先生就拒绝出文集，他只是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精选一本，取名为朴朴素素的“钱钟书集”。这对那些热衷于此道的人们，不知有什么样的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