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田园情趣淡淡来
“富有田园情趣的山水画家”张守涛先生的《守涛画集》三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一系列画集的数百幅作品把装饰趣味和洒脱的笔墨融为一体，把我们时而带到崔嵬壮观的华山、泰山，又时而来到温馨如诗的农家小院；既有活泼脱俗的花鸟，又有笔墨洗练而又趣味横生的人物故事。作品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精神的孜孜追求。张守涛是我国第一位按系列连续出版个人作品专辑的画家。（一周）（附图片）
（下图：漓江晴晓）
第10版(文化)
专栏：
“家庭影院”暖童心
近日，重庆永荣矿区数千名过暑假的孩子在家里就能看到父辈熟悉的“嘎子”、“冬子”、“小萝卜头”等少年银幕形象。该矿区有线电视台的“家庭影院”开播以来，在孩子们心里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投入一百多万元资金，改造了有线电视系统。（杨朝荣）
第10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童心”不老
——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所所长孙云晓
孟扬
人们说，少年儿童时期是人生的春天。而步入不惑之年的孙云晓依旧拥有这份“春光”。在迈出校门后的２０多年中，工作岗位在变换，但他事业的圆周始终围绕着“孩子”这个圆心。“我跟孩子有缘”，他笑言。
孙云晓把自己的工作经历概括成两个难忘的九年。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在《中国少年报》、《中国儿童报》工作。记者生涯让他有机会和很多孩子交上了朋友。他探访过优秀少年、儿童画家的成长足迹，当过“知心姐姐”，解答过孩子的疑问，用心体味着童心世界的缤纷色彩。１９８７年调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至今又是一个九年。研究工作促使他从理论上对一些曾经困惑不解的现象进行再思考。尤其是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揭示了中日草原夏令营中暴露出来的国人教育观念上的某些误区，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近两年，他还应邀在２０多个城市为中小学教师和家长演讲３００余场。演讲结束后，总有成群的家长围住他提出各种关心的问题。
让孩子们拥有瑰丽的“人生春天”，这是孙云晓的梦想与期待。他觉得，这梦想、这期待是对他童年生活的最好补偿。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刚刚懂事，便经历了丧母的悲痛。读完小学３年级，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热浪潮下，他一个孩子竟能做出在胸膛上掐出“忠”字的怪异举动，想来令人心痛。
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在孙云晓那间被书籍占去了很大空间的书房里，我倾听着他对儿童教育的理解。“全中国的家长虽然没在一起开过会，但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孩子说，只要你学习好，什么都不要你管！”孙云晓风趣的话语透着忧虑，“家长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可每年能升入大学的人数只占同龄人的４％，应试教育的后果是让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以灰溜溜的心情走上社会。”据统计，小学生每日的家务劳动时间，美国是１．２小时，韩国０．７小时，法国０．６小时，英国０．５小时，中国只有０．２小时。在我们的孩子中已经出现了不会劳动，不会交往，不关心别人，不会寻找快乐的现象。社会上还有一些人要钱不要下一代，用低级无聊的图书、游戏和劣质的玩具、食品对儿童的身体、情感造成伤害。作为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大量的成人信息塞入儿童的头脑，令他们目眩。应试教育、家庭的过度保护、儿童所受到的“现代伤害”，是压在孩子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孙云晓带有忧患意识的思索中沉积着他对儿童的殷殷关切之情。
近年来，他和同事组织了“北京老三届子女教育研讨会”，进行了“儿童与媒介”、“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的启示”、“儿童人格状况”等专项调查，探寻让孩子成材的道路，结论是宽松与平等是成材的保障，初中阶段和高中毕业以后是成材的两个重要时期。他所主编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倡导３—５个家庭合作进行“星星河·快乐家园”和“假日小队”活动。家庭与家庭联合起来，以大家庭的智慧和氛围，解决小家庭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困难。独生子女有了兄弟姐妹，在群体中克服了自我中心的毛病，学会了合作、谦让、克制、宽容。在给这种大家庭命名时，孙云晓想到，一个孩子是一颗星，明亮却寂寞；当星星聚在一起，便汇成了一条快乐的“星星河”。
孩子的世界因为大人的爱而更温馨，大人的世界因为孩子的可爱而更美好，儿童教育工作是令人陶醉的事业。在孙云晓看来，童心不会老，他在童心世界的耕耘不会停止，因为拥有“春天”是一种幸福。每次，当他戴上红领巾同孩子在一起，他都会笑得那么开心。（附图片）
第10版(文化)
专栏：读者快递
呼唤国产影视副产品
据报道，自迪斯尼在１９８７年发行电影《小鱼仙》后，其产品系列（录影带、玩具、服装）为迪斯尼带来丰厚利润，竟然相当于票房收益。
而《新恐龙战队》因为电视系列片早已家喻户晓，其电影副产品系列１９９４年为制作公司赚取超过１０亿美元的利润，仅玩具产品的销售额就达３亿美元。美国在上个圣诞节，所有的《新恐龙战队》玩具全告售罄，甚至有游客到世界各地搜罗有关玩具。
由此，笔者联想到了国内。《三毛流浪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前几年把它搬上银幕后，好像一切经济活动均告结束。实际上，一样东西一旦被广而告之，这家喻户晓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经济能量，至少它不再需要商人为之花费巨额的广告费用，就能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而且，这些副产品也是文化载体，能扩大影视播映的社会效果。前几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凡是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知道王启明织的羊毛衫，然而，好像却没有一个商人想到用这个无形的广告去推销羊毛衫。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也举不尽，到处是黄金，就看你想不想得到，敢不敢捡？
（小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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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数学家眺望世界的窗口
在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促进下，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与南开数学所达成协议，创立《组合年刊》这一国际数学杂志，编辑部设在南开数学所，并由３２岁的青年组合数学家陈永川教授任执行编辑。这是中国数学界迈向国际学术舞台的重要一步。（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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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从容出入书斋
——记“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之一陆建华
王永红
在上海复旦大学，陆建华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在天津南开大学，陆建华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陆建华被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三个中国最大的都市，陆建华完成了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
像许多年长的学者所期望的那样，毕业后留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陆建华应该选择读书人的“正途”：端坐书斋，潜心学术，著书立说，传诸后世。然而，精力过人的陆建华并未将书斋视作自己唯一的生存空间，一面在书斋中笔耕不辍，构建学术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面徜徉于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从实践中提炼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年轻的社会学博士挥洒自如地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社会学界成绩骄人的青年学者，三尺讲坛上纵横时事、传播社会学知识的学术讲演人，电视屏幕上娓娓道来、风趣儒雅的读书节目主持人。
言谈举止中可以发觉，陆建华首先将自己定位在学者的形象上。在参加今年的“第二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时，作为第一位当选的社会科学学者，陆建华曾用“有理、有效、有勇气”向评委陈述自己的治学和做人态度。他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在学理的层面上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进而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在基本的理论框架内“有勇气”进行创新。
１９９０年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者论文竞赛，陆建华以一篇《中国工人对企业管理者的高期望》摘取最高奖。１９９２年，陆建华获第一届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成果评比优秀奖。１９９２年后，陆建华开始进行宏观的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与另一位社会学家一起主编国家“八五”课题《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变革，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横亘在世人面前，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不了许多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对社会学知识的需求量前所未有地激增。陆建华被请上了三尺讲坛，向领导干部讲演，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讲演，向海外人士讲演。陆建华意在通过这样的学术讲演活动向人们提供分析问题的一种思路，而非既定之结论。这样的学术讲演实质上是学术传播活动，听者拓宽思路、豁然开朗；讲演者保持与现实的接触、与公众的交流。
关注社会的焦点、难点、热点，深入工矿企业、农村山区进行社会调查，始终与变化中的时代保持密切接触，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性，这正是陆建华的学术研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强实践价值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学术讲演距离书斋还不算远的话，在电视荧屏上主持节目则是陆建华走得较远的一个角色。从北京有线电视二台的“读书现场”中，观众发现屏幕上的陆建华气定神闲、轻松自然，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主持人。陆建华还出现在其他的大众传媒中，他走进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他为各种报刊撰写文章。走出书斋，陆建华体味到了极大的乐趣。
出入书斋，无论是专攻之术业，还是“客串”之角色，陆建华都轻轻松松地担负起来，“轻松”背后想来还有大量的“功课”要做。前辈学者规劝陆建华专心学术，凭他的“聪明劲儿”定能在社会学研究上取得精深造诣；家人朋友珍惜陆建华的“经商天分”，认定他在商海竞争中会有一番作为。而在陆建华心目中，书斋给了他宁静的空间，在中国社会学界“人少、钱少、经验少、理论工具不够”的现状下，陆建华能够在书斋中投身学术；天性不甘寂寞的陆建华，在书斋外经历了理论与现实的交流和碰撞之后，变得冷静、务实和成熟，学术研究也得以持续发展。陆建华将所有善意的劝说都视作对自己的厚爱和砥砺，依然十分从容地出入书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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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百态
从“隔山买牛”到运作市场
新华书店总店建立批发市场
改革征订发行方式，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图书发行体制，这是新华书店面对市场竞争作出的抉择。为把这一抉择付诸实施，新华书店总店批发市场不久前正式开业。
这座位于北京北礼士路的批发市场设有两座宽敞明亮的批发大厅，一座为社科厅，一座为科技厅，共有营业面积２６００平方米。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图书现货批发集散中心。批发市场既有仓储经营的特点，又有超市购物的特色。市场设有书台、货架，按类别陈列不同版别的图书，顾客可推车选书，结算由计算机处理。两个大厅刚开张，就有２９２家出版社７０００余种图书陈列，丰富的图书品种可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 （廖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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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基因
——顾朴光教授和他的《中国面具史》
本报记者祝华新
大概直到１９８７年，许多京城文化人才认识“傩”这个字，并知道它是我国古代流传极广的文化事象。这一年，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了贵州民间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傩戏面具。也就在那时，贵州民族学院的顾朴光从贵州傩戏面具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五彩斑斓的面具文化。在实地考察国内各边远地区后，他东渡日本。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陈列着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面具，却没有中国面具的一席之地。在悲愤加警策的心境中四易其稿，他终于奉献给读者这本被纳入新闻出版署“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中国面具史》。他的一双儿女也被动员起来，根据各种书刊或照片资料，描摹出书中近３００幅黑白插图。贵州省出版基金委员会为该书顺利面世提供了资助。
我国上古时代的面具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方相氏在驱傩活动中佩带的“黄金四目”面具了。但由于历代典籍对这种面具的记载语焉不详，迄今地下尚未出土，它就成了面具史上的千古之谜。顾朴光披阅群书，详加钩沉，认定方相氏面具由假面和假头两部分组成。假面的原型是与黄帝同时代的三苗先祖蚩尤。相传蚩尤相貌丑怪、狰狞可怖，但勇武善战，是金属武器的发明者，民间奉为“兵主”。假头则是黄帝部落的图腾物熊首。方相氏把当时最强大的两个部落的图腾合为一体，才具有驱鬼逐疫的强大力量。至于“黄金四目”，实际上是假头的二目加上假面的二目。古代神话中的许多英雄和神祗，眼睛的数目皆多于常人。如二郎神、雷神为三目，仓颉为四目，帝舜重瞳亦为四目，黄帝四面为八目。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方相氏佩带“四目面具”，乃是先民眼睛崇拜的一种表现。
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苦于自己相貌过于俊美，上阵时总要戴上面具。乐舞《兰陵王》表现他“指挥击刺之容”，刚健豪放，可惜唐代以后在我国逐渐湮没。中古和近古制作的陵王面具传入日本。有日本学者认为这种面具源于印度，而我国学者以前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加以反驳。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该书指出：陵王面具最具鲜明特征的是眼睛和下腭可以自由活动，这种面具在印度未有发现，在中国却并不罕见。动眼吊腭类面具定型在南北朝至唐代之间，后来一方面远渡重洋传播到日本，一方面向南流布到滇、黔，云贵傩戏中至今仍可见到，而在中原地区反而失传了。陵王面具顶端蹲伏着一条长有翅膀之龙，这种龙并非源于印度，其原型系我国秦汉至隋唐间的“应龙”，属于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艺术母题。
顾教授感叹：中国面具曾经长期活跃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如狩猎、战争、巫术、祭祀、丧葬、求雨、舞蹈、戏剧、镇宅、装饰、图腾崇拜、成丁仪式等，其使用范围之广、社会功能之多，世所罕见！的确，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仅在故纸堆中做道场。搜集和体察那些隐伏在民间的生动而鲜活的文化事象，从中同样可以寻觅出中华民族千年一脉生生不息的文化精魂。有人预言民俗学是世纪之交文化研究中的“显学”，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附图片）
日本乐舞中的陵王形象，颇有兰陵王指挥击刺之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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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之见
怎一个“玩”字了得？
马立诚
“玩”字最近轰轰烈烈起来，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时时灌到耳中的就有：玩文学、玩电视、玩生意乃至玩文化等等，不一而足。
我对于生意是外行。不过偶尔翻翻松下、ＩＢＭ、包玉刚或联想的创业史，并非“玩”字所能概括。我认识的企业家不多，一个个操心有余，睡觉都不踏实，遑论“玩生意”？生意不谈，且说说相近的文学吧。
嘴上说的都是“玩”字，也许有的人刻意强调自己潇洒从容、游刃有余，或者别有隐衷也未可知。然而，说的人多了，流弊所及，就难免变成词典上所谓“用不严肃的态度对待”之意了，这就是平常说的玩弄。
最近，电视里播出一位年轻女作家的访谈节目，大部分回答还是蛮有智慧的，但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写”时，回答却是一句“游戏文字嘛！”这里的“游戏”，就是“玩”。大概在电视上说话，不好直白，迂回了一下。看她说这话时的表情，似有些不自然。或许非其本意，只是赶时髦，“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不过由此可看出“玩”字在当下文坛的势力，亦可见它的为害之广。不管怎样，反正我听到这里，顿时倒了胃口，不敢再拜读她的大作。作家玩的第一对象固然是文字，但读者同时也可能被殃及，哪个读者愿意被“涮”呢？
也许因为“玩”的旗帜大张，近来文学书出了不少，但大家感觉可读的不多。有些作品胡编乱凑，有些作品内容猥琐，有些作品肤浅地玩世，有些作品更等而下之一味满足感官刺激。有追求、有思想的读者对于这一套“玩”法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作品的市场也日渐萎缩。
文学作品的要义是真诚。“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这是古人的话。王国维说他喜欢“以血书”的文章，这话虽然夸张，亦可领会其对真情真意的执著。费孝通曾说过，写文章是为了打动对方，“要像写情书一样来写”，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使以“玩”的外表出现的《西游记》、《阿Ｑ正传》，我们仍不难感受到其深刻的真诚。这正是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素质。
一位朋友写文章说：“中国字里唯有一个‘玩’字最令人神往，最令人开心，最令人丢不开，最令人欲罢不能！”这话有别开生面之处。然而，就文学创作来说，过分钟情和浸润于“玩”字，甚至用“玩”字来概括文学创作的过程，会有始料不及的后果产生，这是应该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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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消费大家谈
电视２４小时播出的短长
张西明
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电视台通宵直播赛场实况，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近年来，各地电视台除了在播出的节目内容和风格形式上下了很多功夫外，还在播出时间安排上作了一些尝试，其中２４小时播出电视节目这一努力尤其值得注意。
北京电视台第一套６频道实行２４小时播出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效应。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面总有不夜的地点，如机场、车站、饭店等，这些地方有人需要看电视。节假日喜欢夜生活的人也需要看电视。据北京电视台“午夜娱乐城”栏目抽样调查，午夜的收视率为１％—４％，大约有２０—８０万人在收看。而该台２１频道第二套节目在晚间黄金时间的收视率也就在４％—１０％左右。
北京大宾馆多，而以前某些大宾馆后半夜总是播放ＣＮＮ、ＢＢＣ、香港卫视台的节目。北京电视台２４小时播出电视节目，打破了海外电视台独占夜间频道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电视节目的播出时间也会随之不断延长。创办我国自己的２４小时节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但是，电视业的发展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２４小时播出节目的经济耗费特别大，而节目的夜间段经济效益并不高。尽管２４小时播出电视节目满足了一些人想夜间看电视的需要，提高了节目资源的利用率，但目前各地各台实际情况不一样，这种做法还不宜立即推广。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省级电视台每套节目全天播出１５—１８小时，已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习惯是到了晚上１１点之后就要陆续休息。至于那些上夜班的人，根本就不应该看电视。离退休人员也不会有多少人夜间看电视，因为夜间看电视对身体健康不利。
资金、技术力量都很雄厚的上海电视台，一方面认为２４小时播出电视节目会有人看，但另一方面感到对这些观众的构成及节目需要还缺少调查研究。所以上海电视台长期以来只播到凌晨２点，没有考虑立即实现２４小时播出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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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全国扇子艺术大展一瞥
关山月作
苏兴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