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5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建设过硬的战略导弹部队
——纪念第二炮兵组建三十周年
杨国梁隋永举
历经30年峥嵘岁月,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走过了一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历程。二炮部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团结奋战,披荆斩棘,开拓奋进的创业史。30年创业与建设的成就,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厚爱和支持,也凝结着一代代官兵为国防现代化事业艰苦奋斗的崇高追求。艰苦奋斗,不仅是二炮部队光辉历程的写照和基本经验,而且成为新形势下激励官兵献身导弹事业的光辉旗帜和强大动力,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创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是历史的选择。50年代中期,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封锁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企图利用手中的核武器把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踩到脚下。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威胁、核讹诈,党中央、中央军委毅然作出了发展我国核力量,创建战略导弹部队的重大决策。严峻的历史条件注定这支部队必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诞生成长,要求创奠基业的第一代导弹健儿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去实现我们党不信邪、不怕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展现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1957年12月9日,担负导弹专业培训任务的炮兵教导大队正式组建,从全军各部队选调的数百名优秀官兵在这里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他们克服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缺乏驾驭武器装备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训练装备的关键性部件不配套,与援教援训人员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第一期训练任务,全部达到优秀标准。此后经一年多的独立培训,为导弹部队的诞生而培养的首批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也在经受困难的考验中孕育、成长起来。
首批战略导弹部队初建时期,正值国家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突变的国际风云,都曾使战略导弹部队面临夭折的危险。党中央、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及人民群众,时刻地关怀着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周恩来总理亲自操办调拨粮食解决官兵的生活困难,军委、总部首长深入各部队现场解决训练和建设的难题,相关各条战线、各部门都主动把困难留给自己,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让路。深切的关怀和支持,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官兵艰苦创业、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许多官兵拖着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浮肿的身躯,一边生产自救,一边加紧训练。为克服没有教材的困难,第一支导弹部队组织官兵在四面透风的车库里,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靠啃野菜团子,凭记忆和零散的笔记,苦战3个月,整理编写出三十多种专业技术教材。训练缺乏装备器材,官兵们又自己动手制作模拟、代训器材。用麻绳当电缆,用木板铁皮做成导弹模型,用柳条编成火箭发动机模型,用萝卜、黄泥刻制成导弹零部件,进行形象直观的教学训练。正是靠这些简陋的器材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训练方式,锻造了用青春和热血捍卫民族尊严的导弹官兵,开创了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的伟大基业。1963年10月至11月,组建仅4年的战略导弹部队,就成功地发射2枚我国自己生产的战略导弹。世界为之瞩目,为之震惊。
1966年7月1日,随着我国导弹核武器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导弹部队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的我军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正式成立。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使这支战略力量的建设尽快形成规模,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作用,广大官兵高擎艰苦奋斗的光辉旗帜,排除干扰,自加压力,负重奋进。数万工程建筑和安装部队官兵,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长年战斗在深山、高原、戈壁、荒漠,经受着苦累伤残的考验,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为部队训练和作战创造了基本条件。各作战和保障部队的官兵,坚持为党和国家分忧,发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自力更生、勤俭练兵,自己动手建营房,建训练场,并针对缺少实弹发射锻炼的情况,在国防科研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参加和承担一部分武器定型试验任务,在严寒、高温、高原等恶劣环境中,自觉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训练和摔打,加速二炮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志愿到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基层部队创业建功。为二炮部队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二炮正式组建后的10年间,先后圆满完成了数十次导弹发射任务。
(二)
二炮部队艰苦创业的历程,是同全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进程紧密地融会在一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和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二炮部队的艰苦奋斗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深入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改革创新,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导弹部队建设新路子。
为了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加快战略导弹部队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二炮党委在80年代初专门作出决定,在部队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以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为核心的“爱二炮、爱阵地、爱本职”的“三爱”教育,用艰苦奋斗去凝聚军心,激励广大官兵建设精干有效的战略导弹部队的顽强斗志。在艰苦奋斗精神的鼓舞下,广大官兵克服艰苦环境条件下训练、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经受住了改革过程中关系调整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和顽强拚搏的战斗作风。许多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知识分子,不为高薪聘请所动,矢志不渝地扎根深山高原戈壁,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建功立业;所属院校历届毕业学员100%服从组织分配,100%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科技干部勇于进取,刻苦攻关,一大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有的填补了国内军内空白,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正是凭着广大官兵不辱使命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拓创业的自觉行动,使二炮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1984年10月1日,第二炮兵组成战略导弹方队,参加建国35周年庆祝大会和盛大阅兵式,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的检阅。党和人民的亲切勉励使广大官兵备受鼓舞和鞭策,一个以积极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加速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精干有效的战略导弹部队为目标的新的创业活动在全部队蓬勃兴起。各部队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战斗力为标准,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积极探索和平时期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规律,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二炮现代化建设作战阵地初步完善配套,整体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一批能打、能防、能储存、能生活的作战阵地,装备了各种型号的导弹武器,指挥、通信、侦察等作战保障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多次组织较大规模的实兵实弹战役演习并取得成功,导弹发射成功率连续10年达100%;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实现了新的突破,初步形成比较系统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和不同作战样式、不同型号导弹的战法体系,新兵训练初步实现基地化和先训后补,训练手段初步实现模拟化;初步形成平战结合的后勤保障体系,主要方向和重点部队的保障得到加强,部队物质文化条件有较大改善;基本形成了适应未来战争特点的三级武器装备保障体系,武器装备的使用管理趋向科学合理,不仅独立完成了各型号战略导弹武器装备的整修和延寿试验,并在参与新型号武器的论证研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成就,是广大官兵艰苦创业的结晶,闪耀着执著追求、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
(三)
进入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第二炮兵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关心、十分重视。中央军委确立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赋予二炮部队艰巨而繁重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军委主席江泽民还多次亲临二炮机关和作战部队视察,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广大官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建设全面过硬的战略导弹部队”。新的形势和任务,激励着广大官兵高扬艰苦奋斗的旗帜,始终保持我军的政治本色。
二炮各级党委遵循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嘱托和期望,全面落实“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江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凝聚军心,激励斗志。广大官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中,坚定不移地把个人理想前途融于国家发展、民族利益和部队建设事业之中,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不为金钱所惑,不计个人得失,自觉以牺牲奉献为本,以艰苦创业为荣,立足本职热忱实践江主席倡导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典型,如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军习武标兵”荣誉称号的某旅排长曾蛟、“献身国防现代化事业的模范科技干部”荣誉称号的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黄炳华、被称誉为“人民好公仆”的某部政委姚念学等,就是其突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集中展现了新一代导弹官兵拚搏创业的精神风貌。
经过多年奋斗,二炮部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要求相比,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距。为了加速作好军事斗争准备,广大官兵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在阵地上、在训练中、在发射场艰苦工作,再创新业,认真履行着继往开来的跨世纪重任。针对使命和任务艰巨的特点,自觉锤炼吃苦耐劳、顽强拚搏的奋斗精神,针对导弹专业技术复杂的特点,自觉磨练知难而进、刻苦钻研的顽强意志;针对武器装备精密度高的特点,自觉养成稳准严细、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针对导弹训练整体性强的特点,自觉培养顾全大局、密切协同的优良作风,使部队全面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去年7月和今年3月,二炮部队奉命向东海、南海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并取得圆满成功,充分展示了二炮部队良好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表明二炮部队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忆往昔岁月多艰,看未来任重道远。二炮组建30年的历史证明,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就没有战略导弹部队光荣的昨天和今天,也不会有更加辉煌的明天。艰苦奋斗精神,必将激励着二炮新一代创业者,为实现“建设全面过硬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不息。
(作者分别为二炮司令员、政委)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郭化若同志
宋任穷
半年多以前,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郭化若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当我赶到他的住所去吊唁时,不禁泪眼模糊,难以自抑。
化若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是经历70年戎马生涯的老战士,是我军初创时期就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他身经百战,几遭坎坷,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是闻名军内的一员儒将。他在对敌作战和军队建设方面建立的历史功勋,在军事理论、军事教育、军事科研方面做出的不朽业绩,在哲学、史学、书法、诗词等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都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留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
我和化若同志的相识开始于1934年。那年春天,我从红五军团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化若同志就在该科任军事教员。这个科是训练军队高级干部的,学员总共才一二十名,其中有程子华、张宗逊、郭天民、杜中美、袁良辉等同志。化若同志教的课程是“参谋工作”,讲课内容丰富生动,讲得也很有条理,大家听得很有兴趣。我们还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向他请教,他也回答得很好。他的课所以讲得好,是因为他一贯重视理论学习,同时又有多年参谋工作的实践经验。从1930年初开始,化若同志就先后在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担任参谋处长,1931年5月又升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兼总前委秘书长,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同志身边工作,以出色的参谋业务襄赞军机,深受朱毛首长的器重。此后,他因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职务一降再降,直至调到红大当教员。不久,又以托派嫌疑为由,将他无端开除了党籍。他虽身处逆境,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工作,而且成绩卓著,有口皆碑,确实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长征路上,我和化若同志走到了一起。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红军大学和其他三所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了红军干部团。陈赓同志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化若同志分配在司令部当作战科长。当时,坐骑很少,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配备有马,实际上更多的时间是照顾伤病员骑的。化若同志只能徒步行走,他出发时脚后跟正患溃疡,走不多远就化脓、流血水,疼得钻心,到了遵义才稍有好转。作为作战科长,他不仅不能掉队,还要拚命往前赶。到了宿营地,别的同志可以休息一下,他却要忙着号房子、写宿营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快到黎平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机枪扫射,部队行进受阻。陈赓同志和我正在商量派谁去击退敌人时,化若同志主动请缨,带了部队前去迎战,采取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的战法,很快就把敌人击退了。过了大渡河以后,团里又让他带一个营在后面作掩护。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随干部团行动。化若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保护董老、徐老等安全地过了雪山草地。化若同志背着含冤受屈的沉重包袱,忍着病痛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出色的工作,和我们一起走完了漫漫征途。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化若同志是很重感情的人,无论对上级、对战友或对部下,都非常热情,关怀备至。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长征前期担任干部团参谋长的钟伟剑同志,当年和化若同志亲密无间,情同手足。钟伟剑同志牺牲以后,化若同志对他的亲属一直非常关怀。1979年,钟伟剑同志留在农村的一个女儿叫值难,因患癌症赶到北京来治疗,化若同志知道后,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晚辈体贴入微,每次去医院都派车接送她,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钟伟剑的夫人告诉我这件事时,内心是很感激的。
化若同志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早在抗战初期,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了研究《孙子兵法》的专著,可以说是我党我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孙子兵法》的开拓者。此后几十年间,他又根据新的材料和新的情况,对《孙子兵法》进行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出新作问世。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化若同志的《孙子译注》以后,他将此新著馈赠予我。我在感激之余,仔细翻阅研读,感到备受启发,得益匪浅。化若同志被国内外誉为中国威望最高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今年8月10日,是化若同志九二诞辰,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时刻想着人民
——回忆周总理勤俭建国的一件小事
卜一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地址确定在中南海南海区域勤政殿、政事堂地区(原李宗仁北平行辕旧址),出入大门定为西长安街新华门。政务院办公地址确定在中海区域(原北平市政府旧址),出入大门定在府右街,原北平市政府旧门。新华门比较完整,稍加整修、油饰,悬挂了国徽,门前竖立了升旗旗杆。府右街西门则很破烂,作为政务院大门颇不适宜。
1950年领导决定,在府右街西门原址新建一座政务院大门。当时我就找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商定由该院总工程师张开济同志进行设计,很快设计图纸就完成了,工程预算也编制出来了。大门为中国古建筑式三门洞出入型式,基座为汉白玉须弥座,墙身为大块磨砖对缝墙,门顶为起脊斜山屋顶,绿琉璃瓦顶面。我把这份图纸拿给当时的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周子健同志审阅,子健同志说:“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务院的大门,政治意义重大,我不好做决定,还是报请总理审阅吧!”经我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秘书何谦同志联系,请示总理有无时间。
不久的一天夜晚一点多钟的时候,何谦同志通知我去汇报政务院西大门的设计情况,我当即带了图纸、预算等资料,到了西花厅总理的办公室。总理很和蔼地叫我坐下,然后问我:“图纸带来了吗?”我马上把设计图纸摊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总理审视一番以后问我:“预算编出来了吗?”我说:“编出来了。”总理又问:“预算总额一共多少钱?”我说:“七千多万元。”(当时人民币一万元等于币制改革后的一元,按现在币值算即等于七千多元。)总理皱了皱眉,态度很严肃地问我:“啊!七千多万元折合多少斤小米呀?”我说:“约合七万多斤小米。”(当时小米价每斤约一千元,合现在一角钱)。接着问我:“七万多斤小米需要多少农民一年的生产呀?又能够让多少农民吃用一年呀?这些你都算过没有啊?”总理的声调庄重而严肃,但又和蔼可亲。接着继续说:“我们办任何一件事,首先都应想到中国的五亿农民,(当时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农民),想想农民的生活,农民的吃饭穿衣,想到这些,就会办一切事情都能从俭打算,这个大门的设计,你再和工程师好好研究一下吧!”
总理的一席话,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他没有直接批评大门的造价高,更没有直接批评我的错误,他态度和蔼,但又十分严肃的教育我,如何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使我感到又温暖又羞愧,我拿了图纸走出西花厅,回到办公室(当时我任中南修建公司经理),一夜没能入睡,天明上班后,即到北京建筑设计院,找了张开济总工程师,重新修改了设计,把大理石须弥座改成了普通的花岗石,顶部的绿琉璃瓦改成了普通的灰合瓦,所需材料尽量利用修缮中南海旧房时拆下的旧料,在张开济总工程师通力合作下,修成了目前坐落在府右街的国务院西门,工程结算下来花了不足五千元。
伟大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时刻关心着人民!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朱学范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我们民革德高望重的名誉主席朱学范同志,因病久治无效,于1996年1月7日在京逝世。我们为失去这位敬爱的老领导而深感悲痛。
朱学范同志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统一奋斗了一生,为民革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执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们,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朱学范同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他亲身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代,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人生道路。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朱学范同志的经历便是这一论断的证明。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都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审时度势,作出正确抉择,最终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朱学范同志的政治生涯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青年时期因家贫辍学,在上海当邮政工人,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特别是对遭受外国资本家欺压和剥削的中国工人,更是寄予无限同情。因此,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不断探索中国工人运动的正确道路,逐步认识到,在旧中国,工人运动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必须同民族事业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乃至中国人民的解放,首先必须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和平、民主、平等的社会。从此,他努力争取和团结所联系的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组织邮政职工战地救护队,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八·一三”上海保卫战开始,他率领工人武装别动队参加战斗。
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加抗战。他排除各种干扰,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会和陕甘宁边区工会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并先后同边区工会代表邓发、刘宁一等一道出席国际劳工会议,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事迹,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各国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朱学范同志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劳动协会工人保护会场,保护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等爱国民主人士。他毅然拒绝出席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因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解除职务,并受到通缉。他被迫避居香港,国民党特务又制造车祸,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一切,并没有使朱学范同志屈服,他更加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继续斗争。
朱学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并肩战斗。在他担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和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期间,同事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合作共事,互相支持。他与领导工人运动的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李立三、邓发、刘少奇、陈云、刘宁一等,有过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他们很大的影响和帮助。特别是在重庆期间,他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更是受到莫大的鼓舞。他从亲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全民族的真正代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因而自觉地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
1948年初,在刘宁一同志的帮助下,朱学范同志毅然奔赴东北解放区,是最早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抵哈尔滨的第二天,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伟大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复电对他的革命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热烈欢迎。不久,他又和陆续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坚决反对中间路线,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早日成功,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此后,他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出席第一届政协大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朱学范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为民革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底,朱学范同志出走香港以后,与在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同志等一起,开始酝酿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把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政府的斗争。朱学范同志参加了筹备小组的工作,并被指定为组织工作委员会筹备主任,负责民革《组织总章》的起草。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朱学范同志奔走联络,折冲樽俎,协调各方面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借出国开会之便,前往美国旧金山征求冯玉祥将军的意见,得到冯将军的大力支持。
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开幕,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朱学范同志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他积极推动民革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为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继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长期担任邮电部部长职务,但仍对民革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学范同志遭到“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在身心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他仍然意志坚定,始终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文革”结束,他参加民革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后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兼任民革中央组织部长。在恢复民革组织活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引进工作骨干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7年,他担任民革中央主席以后,领导全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积极参政议政,开展民主监督,取得显著的成绩。他热情支持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以开展咨询服务、兴办业余学校、进行智力支边扶贫等多种方式,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他高度重视民革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民革与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他强调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革的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民革的前途”。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后,已经生病住院的朱学范同志对这个文件极为关心和重视,撰写文章热情赞扬和支持,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民主党派的一件大事。他号召民革全体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文件精神,履行好参政党的职责,推动我国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工作中,朱学范同志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他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生活,为人平易谦和,是一位善良慈祥的忠厚长者。他以自己高尚的品德、坚定的政治信仰、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全党的爱戴和尊敬。
朱学范同志一贯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经常强调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工作的重点,民革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作出贡献。他多次发表文章和对台讲话,表达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他积极与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建立联系,鼓励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他为推动两岸实现“三通”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79年就提出两岸首先实现通邮的建议。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然时刻关心祖国统一问题,反复嘱咐前去看望他的民革同志,一定要恪遵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朱学范同志的政治节操和思想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民革全体党员要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为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朱学范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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