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雪屋
杨光第
起于打鼓山雪峰底下的那场风暴，裹着雪，吼叫着，像只凶猛的野兽，腾空而起，先是把那原本耀眼的太阳遮住，而后，又折转身子，突然扎下，把雪全部抖落在刚刚爬上山腰的几个红军战士身上，就这样，他们被埋在雪地里。
风暴过后，宣传员王吉文从雪里拱出。他用手啪啪拍打着帽顶上、军装上，还有后背背着的干粮袋儿行李卷儿稻草捆儿上的落雪，这时，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灰上衣上的红领章，就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艳。
老天爷闹鬼罗！才只２０岁的王吉文，望着那飞旋而去的风暴，蹙缩一下眉毛，眯缝起眼睛，狠狠地啐了一口，像在赌气似的诅咒一句。他回过身子，搭眼往后瞄瞄，忽然发觉，他的小老乡吴欢不见了。
吴欢小他一岁，个子也没他高，上山前就发烧。营长原想要他跟别的伤员一起留在山下。他不干，这么跟吉文一道，也上了山。现在，这场突然袭来的风暴把他们打散了。
吉文想喊他一声，却怎么也喊不出。他没想到，这雪山上，透气儿这么难。正焦躁着，却见离他不远的雪地裂开了缝，接着，吴欢打雪里探出头来。
吉文喜出望外，急忙过去，伸手把他从雪里拽出，随后，贴他耳边低低地说了一句，“坚持最后几分钟，马上就到山顶峰！”架着他的膀子，往山上走。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这支队伍，在雪地上缓慢地行进，脚步变得越发的沉重了。他们手脚并用，几乎是在爬行。太阳已经跌下山去，巍峨的山峰，陡然变得灰暗变得古怪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冷风，紧贴着山坡，掀起一股股雪流，呼呼响着，打着旋儿冒着烟儿，在战士的手脚间，唰唰地流过。拔脚时留下的深窝，转眼间，就给雪流填平，不留一点痕迹。他们实在迈不动步了。
就在这时，营长传下一道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宿营。
吉文怕吴欢撑不住。队伍一停下，他就帮吴欢把稻草捆铺到雪地上，让他坐在上头。然后，把行李卷打开，扯出被单，给吴欢裹在身上。尽管这样，吴欢还是冷得不行。身子哆嗦，像筛糠，牙骨敲得（口得）（口得）响，脸色发紫，不时张嘴，一下一下地上下（扌到）气儿……
这样吃憋不行！吉文拍了下自己的脑壳，就一个人踏着雪，咯吱咯吱，来到积雪的陡坡前，停下脚步，瞄了瞄，便把背上的砍刀抽出，甩开膀子，嚓嚓嚓劈了起来。刀把上的红绫子，在半空中，飞过来又飞过去，像飘忽不定的火苗儿。
“你——在——干什么？”吴欢带着湖北口音吃力地抬起头问。
“劈雪，我想造一个雪屋。”吉文答。
“雪屋？”吴欢似乎再无力说什么，头又耷拉下去。
吉文就像一个老到的泥水匠，用他那把系着红绫子的砍刀，在雕筑着他的一个关于雪屋的构想。他要让战友吴欢住进这个能挡风遮雪的雪屋里，不再遭受寒冷和风暴的袭击。
雪屋造好了。吉文收起那把系着红绫子的砍刀，回到吴欢旁边，他发现，吴欢已改换了姿势，不再坐着，而是放平了身板，躺倒在那里。
“吴欢，进雪屋吧！”“吴欢，你困么？”“吴欢！”
吉文连唤三声，吴欢还是没有醒。他没迟疑，揭开被单看，只见吴欢那张脸，像蜡，泛着惨白的光，两眼紧闭着，吴欢已经逝世。
吉文哭了，他直起腰，将吴欢抱进雪屋。他把他放在铺了稻草的雪床上，帮他戴好八角帽，结好风纪扣，帮他放好干粮袋和那把系着红绫子的砍刀，帮他把被单盖在身上，然后退后半步，敬了一个军礼……
雪山上又响起了军号声。队伍开始下山了。
吉文赶上队伍。他把吴欢的事向营长作了汇报。营长脸色严峻。当他看到吉文那消瘦的脸和挂在脸上的泪痕时，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顺着王吉文的视线，想看看雪屋，却又给骤起的风暴湮没……
（作者单位：吉林省辽源市药品检验所）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凭吊虎门
孙为刚
久违了，虎门！
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您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地方。您是那场侵略战争的见证，您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象征。正是那场可耻的战争，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留下了让每一个中国人没齿难忘的民族创伤。
虎门海滩，不会忘记那场震惊中外的壮举。
１８３９年６月３日，海滩晴空万里，海面怒涛翻滚，数十艘水师战船旌旗飞扬，炮口高昂。庄严而热烈的虎门海滩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精神抖擞的中国军民，川流不息地将一箱箱收缴的鸦片倒在两个１５丈见方的销烟池，一团团白色的烟雾从池中翻卷而起，人们挥舞着汗巾、笠帽、农具、刀枪，欢呼雀跃，欣喜若狂。２３天时间里，１００多万公斤鸦片化为滚滚白烟。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今天，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汉白玉基座的浮雕上，凝固了这一历史的画面。
虎门炮台，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场面。
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清晨，英国侵略者突然袭击虎门外沙角、大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誓与炮台共存亡。《清史稿》记载：“及英舰来犯，连升率子长鹏及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炮毙敌数百，卒无援，殁于阵，长鹏赴水死。敌以连升战最猛，脔其尸。”陈连升父子和六百壮士炮台捐躯，凶残的侵略者连死去的陈连升也不放过，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其兽行令人发指！
就在陈连升父子壮烈捐躯不久，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又血染虎门。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英军以密集炮火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挺立炮位，“大呼督励士卒，士卒呼声撼山，海水沸扬，杳冥昼晦”。战斗从清晨直至黄昏，关天培浑身负伤十余处，衣甲帽盔都被鲜血染红，而投降派坐拥广州，不发援兵。关天培自知炮台难保，唤过跟随多年的老仆人，命他护送提督印去广州，不让大印落入敌手。在这之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已将自己的几颗落齿、几件旧衣装于小匣，捎回江苏老家，表达了誓与虎门共存亡的决心。当老仆人将大印交与总督，再返回虎门寻找老将军时，关天培和他的四百壮士已全部战死在虎门炮台……
虎门炮台的硝烟未散，将士们血迹未干，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在英帝国主义的一艘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银两，五口通商……
山河破碎，长歌当哭。血染炮台的将士们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翻阅历史这壮烈的一幕幕，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情都无法平静。从南洋到北洋，从沿海到沿江，清政府用人民的血汗修筑了数百座炮台，安装了数千门大炮，仅虎门一带，就构筑炮台６０余座，安装大炮数百门。海疆山河险峻，炮台森严壁垒，防卫不可谓不严。从陈连升到关天培，将士们视死如归，浴血奋战，士气不可谓不勇。可为什么一座座炮台失守，一片片国土沦丧？《南京条约》、《望厦条约》，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
“落后就要挨打”。历史的烙印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胸膛上。
虎门，您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证人，您不会忘记那令人屈辱的过去，也一定记住了扬眉吐气的今天。当年林则徐销烟的海滩，如今修建成了虎门公园。站在当年的炮台山上，可以看到人民空军的雄鹰在蓝天翱翔，人民海军的舰艇在海面游弋。让我们斟一杯醇醇的白酒，洒在英雄们血染的地方，让我们告慰将士们的在天之灵：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我们将收回香港，五星红旗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含笑九泉的将士们，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举世瞩目的一天。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黄河水
冷冰鑫
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像母亲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
我出身于长江南岸，王安石用“春风又绿”几个字，写活了这片诗域画境。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伴随我来到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使祖国两条大河之水同时在我的血管里汇流。
我供职的机关坐落在黄河岸边，天天在滨河路经过，日日都望见黄河的浪波。如锦似缎的黄河水色是我永远喜爱的风景，我曾经写过很多以黄河为吟咏对象的抒情诗篇，黄河母亲的塑像成为我心灵圣殿中供奉的至高无上的诗神。
当秋雁南飞，长空横列着一字型或人字型的雁阵时，黄河中间的沙洲上，便有成群结队的越冬候鸟飞临。兰州人民十分珍爱这些来自远方的贵客，将人、鸟、山、水和谐地摄入同一画面。候鸟的光临，说明黄河的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工业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们的生存环境越变越好了。保护环境，是人类生存得更加幸福的前提，优雅的地域，优美的绿洲和荡漾的碧水，使人心域清静。我们这么大的祖国，不注重环境和保护水资源，吃了大亏的已不少。如蚌埠市的人们，用的淮河水，因污染过重，人们排队买矿泉水生活，而经济承担不起时，就买井水，大街小巷提着桶和盆的人为水而奔忙，多么沉痛的一幅生活情景。我们在黄河边，要更加爱惜这天上之水，各个方面对黄河水加以保护，也许不久的将来，一碧如洗的天空四季都能看到百鸟翱翔，绿树婆娑的滩头又会出现垂钓者的身影，而著名的黄河鲤鱼将重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由西向东横贯神州八千里的黄河自古以来就备受赞誉，可是阅遍大河上下，兰州是黄河水从市中心流过的唯一城市，这是兰州的骄傲，也是兰州人的自豪。许多外地的朋友非常羡慕兰州人，因为黄河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即使天下大旱，兰州也不会闹水荒。据报载，黄河下游山东段近几年要断流两个月之久，一到枯水期，不但船只搁浅，而且各种车辆过河床如履平地。这无疑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号，它警示人们：必须珍惜水力资源，必须控制水土流失，必须兴修水利，否则，黄河将失去入海口，成为一条季节性的内陆河！为了合理利用水力资源，让黄河最大限度地为人类造福，在黄河上游，在兰州周围，已经建起了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等大中型水电站，让滚滚水流化作了源源电能。一条条大坝在造成“高峡出平湖”的胜景奇观的同时，使浑浊的河水澄清了许多。水清好行船，仅在黄河兰州段，就有快艇、游轮、画舫等各种游船，偶尔也有羊皮筏子。节假日，看百舸争流，听汽笛应答，十分赏心悦目。特别是忘情地泛舟河心，使人顿生浦江乘船，海河观景的美好感觉。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
人与枪
吴铁壁张梅珍
父亲吴先恩（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永远离开我们已整整９年了。这位从大别山深处走来的农民儿子，戎马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只是留下了几十盘讲述革命征程的录音带。在纪念长征胜利６０周年之际，我们又打开录音机，聆听父亲用浓重的红安口音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长征的时候，我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四方面军在川西、川北地区徘徊了近一年。１９３６年６月，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我们会师。在粉碎了张国焘的罪恶阴谋后，兵分三路继续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我们兵站部跟随朱总司令指挥的左纵队行动。部队昼夜行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准备过水草地。我们知道，草地不仅旷无人烟，而且是充满陷阱的沼泽，一不小心就有灭顶之灾。先头部队行进还很艰难，况且我们兵站部还担负着运物资、带枪械、抬伤员的任务，困难程度就更大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如何把伤员安全带出草地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我们一直为此事发愁。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朱总司令把我找去，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兵站部有多少伤病员？”
“６００多。”我回答。“有几副担架？”“１００多。”“有多少骡马？”“２００多匹。”“有没有能坚持走的伤员？”“绝大多数都不能走了。”我低下了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爬雪山、过草地，道路越来越艰险，不生病的人越来越少，我正为运送伤员的事着急上火。
朱总司令蹙着眉头，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突然停住脚，抬起头来问道：“２００匹牲口驮的都是什么？”“全部是枪支。”“能不能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员？”“但是……这么多枪支又怎么办？”“把枪支统统毁掉！”
“这……”我犹豫了一下，审慎地说：“按照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条生命，毁枪要受处分。”
“嗯，这个规定好。”朱总司令走到我面前，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同志，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说到这里，总司令以拳击掌，坚定地说：“好，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
我心里算计着：把驮枪支的牲口全部驮伤病员，还有１００多伤病员驮不走。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地向总司令做了汇报。只见朱总司令沉思了一下，就亲自给部队打电话：“喂，我是朱德，有个困难要请大家帮忙喽。兵站部伤病员多，担架少，各单位都要算算帐，把能抽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领导同志有两匹牲口的抽一匹，年轻力壮的，可以两人轮流骑一匹，也抽出一匹来。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伤病员全部带走。”
听到总司令这番话，我的眼眶湿润了。总司令真是和战士心连心呀！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总司令在关键时刻给我们解决了实际困难；担心的是前边就是雪山草地，牲口是最宝贵的交通工具，怕下边执行命令打折扣。
出乎我的意料，朱总司令的一个电话，八方响应。总司令又果断地对我说：“你马上回去接受牲口。我这里有三匹牲口，你也牵一匹去。”“不，不。”我又激动，又着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首长岁数大了，文件又多，这匹牲口不能抽。”
“怎么，我刚下达的命令，自己就不执行了？你不收，回头我派人给你送来。”说着又把话题一转，极为亲切极为关怀地说：“先恩同志，这批伤病员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你一定要照顾好。明天拂晓部队就要出发，你快回去检查落实情况，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记住，我对你下个命令：一个伤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是没有阶级感情，我要处分你！”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把伤病员全部带走！”
从总司令那里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听到朱总司令的指示，都很兴奋。我们分头行动，有的处理枪支，有的分配牲口，一直忙到深夜。经过清点，各部队送来的骡马加牦牛，一共１５０匹。我刚想在草铺上休息一下，一看天快亮了，就急忙朝集结地奔去。
队伍整装待发。我看见朱总司令派来的两位参谋也在前后忙活。他们见到我就说：“吴部长，总司令放心不下，派我们来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乐呵呵地说：“没了，没了，最大的困难首长给我们解决了。”
离开阿坝，过了嗄曲河，就进入了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草地。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艰难行进。这里是高原，空气稀薄，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气候变化无常，忽而狂风，忽而暴雨，忽而冰雹。然而，红军战士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终于顺利地走出了水草地，圆满地完成了朱总司令交给的任务。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总医院）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保定大旗杆
卞毓方
一座定海神针似的岗台立在十字街口的中心，——比喻虽说有点蹩脚，但我并不想把它换成别的。这是５月里的一天，时近中午，我和陪同的业余作家啸阳，把车停在街口的西南角，然后就沿人行便道来回散步，间或停下来，瞧一眼岗台上那位精神十足的交警。交警高而瘦，红扑扑的脸膛叫太阳一耀，显得分外年轻。指挥却颇老到，一招一式，无不透出果断、娴熟。啸阳说，这是警校的学员，来这儿实习的。
“你说汤敏增肯定会来？”我问。
“放心，保准会来。”
啸阳现在称得上是汤敏增的崇拜者了。说起他俩的相熟，还有一出“戏”。三年前，啸阳复员转业到这城市，每日上下班，都要从这一带的十字街口过。天长日久，他自然认识这位保定市家喻户晓的优秀交警，后者潇洒而又充满乐感的指挥，热情而又直透人心底的喊话，都曾使他心动。但是，两人并没有任何交往。直到有一天下班途中，他骑车不留神闯了红灯，猛抬头，看到岗台上跳下一位彪形大汉，那就是汤副支队长——汤敏增。
啸阳心底猛一咯噔，硬着头皮等待挨。
汤敏增走上前来，叭地立正，敬了个礼。“你一贯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向你表示感谢。”话一出口，令啸阳大感意外。但听他接着说，“您刚才是想问题了吧，没注意红灯，以后千万要注意呀！”
啸阳心底腾起一阵热浪，为汤敏增的精细观察与和蔼可亲。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既然你敬我一尺，我又何妨敬你一丈。啸阳当即还礼，下了保证：
“谢谢，以后一定注意，一定！”
打那以后，啸阳对大汤，在尊敬之外，油然又添了一分亲近。每日经过岗台，只要瞅见他在，都要挥手致意。对于报纸上，电台里，尤其是民间播扬的关于大汤的故事，更是留心收集。那热中程度，只有铁杆球迷的心态可以与之相比。
这会儿，趁等待的功夫，啸阳又向我唠起大汤的轶事。说到兴奋处，他是手舞足蹈，绘声绘色。若不是已有了先入之见，我一定以为是在听黄宏或赵本山的小品。比如，他讲大汤如何严格执法，一丝不苟，就说有一天（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啦），他未婚妻的老弟，也就是他的准小舅子，骑车载人，过这岗时没下车，你猜后座上载的是谁？正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大汤倒好，不仅没有放行，反而把小舅子喊下车，给予严厉批评，并责成他写出深刻的检讨。又比如，他讲大汤如何和群众亲如鱼水，心心相印，就说有一次，一位大娘找到这岗台，恰巧大汤不在，她就在旁边久等，值班的交警问她有什么事，能不能代为转告，大娘说哩：“俺听那位汤同志喊话特别热乎，他一定肯帮俺老百姓的忙，俺么，也没啥特别的大事，就是想请他帮俺闺女找个合适的对象。”
我就是听了啸阳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荐，又听了在公安部供职的一位老友的介绍，才定下这番采访。我长期在知识圈、企业圈徘徊，比较熟悉他们的生命方式，交警的生命状态与生活品味，对我还是一个神秘的问号。昨晚六点半我驱车赶到保定，当即会同啸阳，直奔汤敏增的家。孰料主人公不在。“嫂子，事先跟大哥打了招呼的，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家？”啸阳有点失望。“他每天下了班，总要先去岗台转转。”汤敏增的爱人郑桂萍露出几许抱歉，“这会儿，大概又是叫啥事绊住了呗。”
那就等吧。边等，边和郑女士闲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聊，又扯出了有关郑女士，不，有关汤敏增全家，一嘟噜一嘟噜的陈年往事——
结婚这么多年，老汤哪一次下了班就回家？郑女士说，她对这事，压根儿不抱奢望。除了一次例外。那时住平房，有晚，她下班回家，碰上土暖气炉出了故障。心想，老汤在街头灌了一天的西北风，不能让他回家再挨冻，就自己动手修。她学老汤的派势，把烧得通红的砖，从炉上一块块扒下来，扔到盛满凉水的洗衣盆中浸，浸透了，再捞出重砌。从前看老汤干这活，似乎很容易，轮到自己动手，竟千难万难。光说那洗衣盆里腾出的热气和灶膛里喷出的炭灰，一蓬蓬扑到脸上，钻进眼里，就弄得她狼狈不堪……这时门咣的一响，“丈夫回来了！”她喜出望外，大张开双臂，转身就去迎接。到门口一看，门是大开着，里外却无人。嗨，是捣蛋的风，把门给吹开了！
我其实不希望你们采访，你们越说他好，就越把他往难处逼。郑女士苦笑，人都没三头六臂，他那么干，就是在拚命，拚自己的命，也拚咱娘儿俩的命。她说起有年冬天，孩子发高烧，多日不退，到得年三十，又发展为全身抽搐，不得不送医院急救。她本人，也劳累过度，一头栽倒在病房。醒来时，已是大年初一早晨五点，躺在内科的病床。这时，全身虚弱得不想动弹，护士也制止她起身。可是，想到在儿子身旁守了一夜的丈夫，七点，要按时上岗，就又强撑着爬了起来。见了大汤，还装出一副轻松，直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去吧。
说从来没闹过别扭，也不是。不过，最后总是自己妥协。说到这儿，郑女士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你想，她说老汤每天在日头底下值勤，手势要打上万次，那衬衣，一会儿就叫汗湿透，有时都能拧出水来，哪天不要帮他洗好几遍！由于冬天常下凉水，她落下了关节疼。一次，病犯得厉害，去医院瞧大夫。楼上楼下，她看到人家丈夫扶着妻子，父母抱着孩子，心中不免凄凉，转而激起一阵阵呕吐。回家，见到老汤，不由地大哭起来，边哭边数落。老汤自觉理亏，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毛巾为她擦泪。她哭着，哭着，看着老汤茫然失措的傻相，又禁不住心一软，转而嗔怪说：“还不把湿衣脱了，我这就去洗。”
…………
这就是一位成功男士背后的女性风景。倘若没有她们在后台作出的巨大牺牲，绝对是牺牲，男士们在前台的演出，就不会有那般意气自豪，那般顾盼从容。
遗憾，遗憾我已熄了诗的炉火。如果我能把当代的李白杜甫们请来，一定要劝他们暂且丢弃男角，而为她献上一组颂诗。
昨晚，就这么和郑女士聊呀聊的，直到九点，也没等到汤敏增，倒是等到了他一个电话。听说我们直接找到家来了，汤敏增在电话中连声道歉，说是本想早点回来的，途中碰到一位邯郸来的老大爷问路，那地在郊区，不好找，他就送老大爷一程，不曾想回城时自行车瘪了胎，只好一步步推着走。……
看情形，一时半刻是回不来了。我就向郑女士告辞，顺便借了一些资料，关于汤敏增的，带回招待所慢慢翻。
感谢这批资料，它帮我打发了独处的寂寞。资料分两大类，一是剪报，二是群众来信。剪报我已熟悉，多属人物通讯，总是一加二、二加一的，炒来炒去，差不多。唯有苦笑。只有苦笑。但愿我能咬破茧子，至少是咬破自己的茧子，但愿。信件很多，也很可爱。他们完全把汤敏增看成了一个全能，万能，无事不管，无德不备，无善不举，因而也对他无话不谈，无苦不诉，无欲不提。我们的公众形象在哪儿出了问题，我想。或是我们的沟通系统在哪还需要完善，我又想。
其中有一封，特别引起我的思索。写信的是外地一位厂长。他说，以前，他总感到厂里的人心趋于浮动、浮躁，似乎一丁点儿小事，就会引起一场风波。他把问题归结为群众觉悟太低，动不动就开会批评。效果呢，适得其反，愈批评，人心愈是不稳。自从那次路过保定，听了汤敏增的文明喊话，目睹了他处理违章人员的经过，茅塞大开。回去后，他就开始反省自己的不足。现在，他学会了凡事尽量站在群众的角度上想一想。这么一想，果然大有好处，极有好处。处理事情，就比较心平气和。许多老大难的问题，也都慢慢得以理顺。
我为这位厂长感慨，也为汤敏增的这种“特异功能”感慨。是所谓触类旁通吧，看来，领导水平高低，表面体现为工作方式，根子还是在对民众的爱心。
昨晚睡得很迟。今晨，一觉醒来，七点多了。早餐后，我与啸阳一起去市交警支队找大汤。再次扑空——他去市里开会了。于是，我就请啸阳导游，先去看了闻名遐迩的保定大旗杆，直隶总督署，继游莲池书院，大慈阁，古城墙，顺道也看了看交通秩序。我不能说这儿的秩序比起北京或济南或上海好在哪儿又差在哪儿，不能，因为我以前从不注意。这回注意了，我只能说，很好，确实不错。
１１点半，我俩把车停在这处较大的十字街口。啸阳说，这里靠近市委、市政府，是保定一处要道。大汤当初就常站这岗，现在，虽然走上领导岗位了，又是全国劳模，十佳民警之一，十四大代表，但只要不出差，每天上下班交通高峰期，他肯定会来这儿检查、指挥。啸阳还说，他那次闯红灯的“幸遇”，就发生在这地点。
啸阳的推断没有落空，１２点欠一刻，我们等待已久的主人公，这位身高一米八三的赳赳大汉，果然来到岗台。汤敏增一出现，随着他那既有军人之威严、刚劲，又有音乐指挥之潇洒、奔放的“汤氏手势”，十字街口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车流、人流，立刻就有了韵律、节奏，有了鱼贯前进，井然有序的灵感。这场景我好像在哪儿看过，是在首都音乐厅，或是在世界杯足球赛的绿茵场，在巴西的狂欢节。狂欢节？是的，把一个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极具杂乱，极易冲突的交叉路口，变成一道人人含笑，个个气朗，规行矩步，动静起伏的彩色河流，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欢乐！孙武倘若打这儿过，只怕会改写他的兵法。贝多芬倘若打这儿过，只怕会谱出新的《热情》奏鸣曲。这时，我相信，即使有一场沙尘卷来，暴雨袭来，眼前的秩序也不会乱。因为，不仅仅是这一时半刻，而是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的导引，人们的心头已经有了雷打不动的规范，有了天经地义的坐标。
——正是源于那短短几分钟的观察，我的心头，耸起了一根颇具文化品味和文明底色的旗杆。我相信顿悟，现在就拿它作这篇报道的标题，并大胆略去以后对汤敏增的直接采访；因为，既为旗杆，他那直贯虚空的风采，即使像这样远远地瞄上一眼，也应已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