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邓子恢同志做好农业工作
刘江
在《邓子恢文集》、《邓子恢传》、《回忆邓子恢》出版发行和邓子恢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农业战线的同志，十分怀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出巨大功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是我党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农业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关于突出粮食生产、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想
早在５０年代，邓子恢同志就认为我国农村工作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长远、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整个农村经济工作的两个中心任务：即不断增加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他指出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而增产粮食应该摆在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一位。在保证粮棉增产的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生产和农村各业。他还强调要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逐步实行农业技术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在处理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方面，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还是工业的基础，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仍然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农业生产必须有相应的发展，如果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和市场的需要，结果就只有使工业化的速度被迫降低。正确地认识农业的重大作用，正确地处理工农联盟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保证，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在保护农民利益问题上，他一贯坚持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的利益，强调要认真保护农民的所有权和应得的利益，认为这是与农民搞好关系的主要一条。他指出，在税收、价格等方面，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农民有利可图；在规定农民义务时，要照顾到农民实际可能的负担能力，不购过头粮；在征用土地、基建用工上，要合理照顾农民的切身利益。重温他的这些思想，对我们当前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大有裨益。
第二，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针对当时“共产风”盛行，平均主义泛滥，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混乱，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邓子恢同志极力主张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公社、生产大队只起基层政权组织的作用。早在１９５６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他就指出，在合作化迅速发展，全国基本实现了初级化的情况下，应当重视巩固工作，实行生产责任制。随后他多次深入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等地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完善和丰富其生产责任制的思想。他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作为实行责任制的标准和条件。他认为，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是不可能办好的；建立责任制是搞好生产的关键，包产到户是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最好的办法。他把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概括为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并认为责任制不受地区限制，全国各地都可以实行。邓子恢同志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尤其是包产到户的论述，是我们党内第一次把家庭经营在农业上的适应性提高到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把家庭经营看作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来表述，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思想
土地改革以后，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子恢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要通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要坚持积极引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要把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有机结合，做到建立一批，巩固一批，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要按照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群众觉悟、工作基础等不同情况，确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组织形式、规模大小、劳动集体化程度以及经营管理形式等。国家要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工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方针，鼓励和支持农业合作经营的发展。总之，他强调要通过农民乐意接受的种种过渡步骤、过渡形式，使农民有准备地、自然而然地、自觉自愿地进入社会主义。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提出要留下百分之几的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主张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他的这些思想已被历史所证明，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第四，关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
邓子恢同志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直把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最基本的也就是这个。在闽西苏区领导土地革命时，他多次深入龙岩、永定、上杭等地乡村调查，反复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农民群众意见后，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得到毛泽东同志和苏区干部的普遍赞同，并为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所采纳，为解放后全国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他刚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久，就提出领导机关的干部要用大部分时间去做调查研究工作，养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弄清情况不做决定、不发指示的工作作风，并强调这要成为农村工作部的一项制度。邓子恢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十年间，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由于他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重大建议。１９５３年在他主持下分工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等文件，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１９６０年前后，他在多次下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和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即《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成为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制定的著名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简称“六十条”）的重要基础。邓子恢同志的调查研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做农业工作的同志学习。
邓子恢同志的农业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纪念、缅怀邓子恢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思想方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告慰这位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本文作者为农业部部长）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忠心赤胆为人民
——深切怀念田家英同志
林乎加薛驹
田家英同志去世已经３０年了。回首当年，我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认识田家英同志始于５０年代中期，那时他随毛泽东同志多次到杭州，在工作上同我们有所接触。到６０年代初，他奉命到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同我们一起共事的机会就更多了，一起下乡做调查研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起修改文件，一起谈文论史；在工作间隙，还一起逛旧书店，欣赏字画。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们都受到很多教益。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家英同志具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能够说服人，他那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火热的工作精神能够鼓舞人，他那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不随声附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风格能够感动人，他对同志对朋友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情谊能够凝聚人。
（一）
６０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８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１９６１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３人，在３天之内组成３个调查组，每组７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１０到１５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１月２２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这两个组随即迅速行动，于１月２４日到达两个生产队。
调查组进村之前，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实事求是。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他非常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强调要耐心地教育他们，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接着又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经过一段工作，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五风”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鱼米之乡。解放后头几年，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２００公斤报到３００公斤、４００公斤、５００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９．５公斤。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一来，包产指标订到４８９．５公斤，实收只有２１８公斤。１９６０年，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９００公斤、争取１２００公斤，而实际只收了１４５．５公斤。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１９６１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他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子里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近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２１．２７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对于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地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说而已。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采访了不少老农、基层干部，说法各不相同；查帐也是几个数字、互相矛盾。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真情，会计也拿出了第二本帐。事实的真相是自上而下地层层压高指标逼着下面虚报而造成的，大家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是逼着人说假话，使上下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建筑在虚假的基础上。为什么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帐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生动的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措施。
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是调查组首先遇到的尖锐问题，因为在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萌芽”而建立起来的，有个省的领导干部曾经提过不同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和处分。在嘉善和合生产队和富阳五星生产队都办有公共食堂，调查组也是和农民一样到食堂吃稀饭的，尽管农民意见牢骚很多，但不敢明讲。调查组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吞吞吐吐。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同志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她根据在食堂工作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一大堆问题。调查组听了以后，又挨户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多：一是办食堂，搞“一平二调”，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二是把自留地收归食堂作菜地，家畜家禽集中饲养，使社员无法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三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老人小孩难以照顾，生活不方便；四是难管理、漏洞多，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五是食堂浪费粮食严重，把生米变熟饭要过五道滴漏（即从米桶—掏箩—水缸—饭锅—社员的饭篮五道程序都有滴漏），结果１斤米变成８两粥。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调查组把群众的意见如实地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一听说要解散食堂，有些吃惊。他又亲自召开几次座谈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他不顾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状况和农民的意见，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还有一个生产队规模问题，在调查中，许多老农异口同声地反映：办初级社时最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升级并社以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１１个小队，南北十多里，望不到边，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哪里来的劲头搞集体生产。调查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应该调整生产队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当时的小队）；有的同志则怀疑这样做就会“倒退到初级社了”。田家英对此态度很明朗，他认为不应该以过去的框框去谈论什么“前进”、“倒退”，而主要看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生产。他在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郑重地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毛泽东也认为“生产队规模太大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到生产队好”，但是１９６１年３月广州会议上，对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以后经过田家英再次调查试点，到１９６２年２月七千人大会时中央方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这对克服平均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１０天的调查研究，２月６日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３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不仅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这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开始到５月５日结束，历时整１００天。他在调查研究和制订“六十条”中所作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１９５８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充分肯定。田家英功不可没。
（二）
在浙江调查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田家英时刻关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模范。
田家英出身贫寒，从小过着艰苦的日子，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他在嘉善和合生产队调查的时候，目睹农民困难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感慨万千。一天饭后散步时，他背诵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呢！在调查组到达嘉善县魏塘公社的当天晚上，公社书记张行方向他汇报公社的全面情况，从１９５８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放卫星等活动，搞得干部群众非常疲劳，但生产还是逐年下降。田家英边问边谈边记，直到深夜。第二天上午，在张行方的陪同下，田家英步行到和合生产队，在他的要求下被安排在老劳模陈安生家住宿。陈安生子女都在外地，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田家英就在陈安生的床铺对面用稻草打地铺睡觉。安顿下来以后，就开始走村串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察看床头灶头，对老人孩子更加关怀。他连续几天走访了七八家，同老农陈安生、贫农王老五等人拉家常，谈论这个村的过去和现在，从解放前借高利贷、卖青苗，谈到解放后搞土改、互助组、合作社，直到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大搞一平二调……，既谈情况，又提问题，被访问的群众都反映这位田同志待人随和热情，没有半点领导架子。他关怀老人孩子的事迹，更受到当地群众的称道。有一次，他在五星生产队食堂吃中饭时，看见桌上有一碗豆腐，这在当时来说，是不易得到的“佳肴”，他不忍自己享用，便端去送给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吃，并嘱咐当地干部好好照顾老人。
富阳场口公社环二生产队群众对田家英关怀老百姓的事情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队本来不是调查组的调查对象，有一天，在五星生产队调查的同志路遇一个衣衫褴褛的小青年在乞讨，看他饥不可忍，就把他带到住地，先让他喝了几碗粥。他是场口公社环二生产队人，向调查组诉说了环二许多农民外出逃荒讨饭，甚至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田家英得知后，倡议调查组跟踪转移到环二生产队去调查。这个队靠近富春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１９５６年以前，曾经是富阳县的农业先进单位，１９５８年后成了落后队。调查组走进这个队，呈现在面前的是满目凄凉的景象：村庄里看不到炊烟，听不见鸡鸣犬吠，老百姓瘦骨嶙嶙，面有菜色。调查组同志心情沉重，潸然泪下。经调查，这个队已经连续几年闹粮荒，不少人逃荒到江西。好多农民得了浮肿病，有的已经饿死。田家英听了调查组汇报，亲自到这个队调查察访后，心情沉痛地说：“我走过多少农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象。”４月１１日，调查组召集县委负责人、管理区全体党员、生产队长、小学教师和社员代表在叶家祠堂举行会议。田家英在会上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喉咙也哽住了。他揭露了环二生产队一些惨不忍睹的事实，对几个违法乱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干部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批评，对其他干部进行了入情入理的教育。他说，“目前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相信会好起来的。”这时，会场由寂静变成欢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根据田家英的建议，省委、县委对环二生产队加强了领导和扶持，在贯彻“六十条”的过程中，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干部，改选了基层的班子，减了粮食征购任务，发了救济粮，后来又帮助他们建了抽水机站，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面貌逐步改变。
凡是给群众做了好事的人，群众是不会忘记他的。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与调查组同志通信联系。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９日，环二的群众，从广播上和报纸上得悉田家英追悼会的消息后，致信田家英夫人董边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并向她索要了田家英的遗像，放大后挂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旁边题着“田家英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以示永久的纪念。１６年过去了，田家英的遗像还挂在墙上。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寿命长短，能够得到人民的纪念，就是莫大的荣耀。
（三）
田家英最可贵的地方是那种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风格和勇气。他不仅在调查研究中善于实事求是地了解真实情况，而且对党组织、对上级领导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如实反映情况。这种敢于直言，并不是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是经过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可靠材料，再经过分析研究和深思熟虑，然后向党向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够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态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敢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映人民群众的痛苦和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且提出恳切的改进意见，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的一场反右倾斗争，田家英是记忆犹新的。在那场斗争中，他也被当做“右倾”而受到批判。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当时争论的焦点，无非也是产量浮夸、过度密植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时隔一年，在农村调查中，群众反映的还是这些问题。田家英很清楚，如果提出解散食堂的建议，那是要冒风险的。他当时对调查组同志说了交心的话，他说，调查和反映食堂问题，我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如果反映了要打屁股，首先打我的屁股。他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村食堂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毛泽东谈到食堂问题时说了这样一些话：浙江的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食堂做好饭，老百姓打饭回家去吃，饭就凉了，再加上要做菜，回家后还要起火，这边那边都要用柴。办食堂或者办其他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如果不适合情况，比如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那才奇怪呢！后来，田家英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怕受打击，不要盲目执行。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他讲到当时饿病逃荒的情景时动容地说：“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
田家英一直把林则徐的两句话当作他的座右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正是这样做的。即使损害自己也在所不顾，时刻为国家的安危、为群众的疾苦着想，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无私才能无畏。正因为田家英心目中唯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才能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如实地反映情况，提出切实的建议，为民请命，即使是对领袖人物有不同意见，也敢于犯颜直谏。他同我们曾谈论过魏征、海瑞敢于忠言直谏的故事。他说，魏征是李世民为他自己设置的对立面，设置对立面能够使他头脑冷静、少犯错误，这不是坏事情。对那些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人，他是十分鄙视的。他说过，要我写这种文章，剁了我的手指也不干。
１９６１年６月在北京，田家英曾经在他家里，给我们展示他的藏砚，其中有一方端砚的铭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这铭文是他自己起草并请其他同志为他书写和刻石的。他还对我们解释说：“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子做人。”当时我们还不甚理解，现在回忆起来，这铭文正是他的自画像，是他心境的自白，写出他的是非分明，爱憎鲜明，高洁的品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刻画出他的骨气和风格。即使在３０年后的今天，他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气留在人间。
在田家英离开我们以后的３０年，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包括田家英同志的冤情也得到昭雪。如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建设中，需要像田家英那样，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谋利。这样，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才能真正凝聚起来，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去排除前进路上的种种困难，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