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跳动的旋律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舞蹈表演 李松岩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哈尔滨：在音乐中远播声名
哈尔滨日报记者杨晓平本报记者董伟
第二十三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大幕已经缓缓落下，在幕起幕落间，人们对哈尔滨又有了新的认识。
——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院长王世光说，哈尔滨市有着浓郁的音乐氛围和良好的群众音乐基础，本届音乐会规模之大、作品之精、效果之佳在全国罕见。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剧作家江沅球说，哈尔滨全民热爱音乐，观众的欣赏水平堪称一流，希望哈尔滨能建成全国的音乐基地、音乐名城。
——辽宁省芭蕾舞团演员、’９６全国声乐比赛三等奖获得者陈莉君说，哈尔滨让音乐成为城市的代名词，让音乐给城市定位，在全国独树一帜。
在音乐会上，哈尔滨孩子的出色表现为哈尔滨音乐名城建设做了深刻的注解
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哈尔滨的孩子引人注目。人们说，音乐会不仅是艺术家的舞台、群众参与的舞台，还是哈尔滨的未来——孩子们的舞台。
孩子们的出色表现，为哈尔滨音乐名城的建设做了深刻的注解。开幕式上，１００个来自中小学的小提琴手与艺术家共同演奏《友谊地久天长》，让人难以忘怀。尽管他们的演技还很稚嫩，尽管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还不太到位，但毫无疑问，这些孩子为本届音乐会打上了更为鲜明的“哈尔滨”印记。
让外地人折服的是《花儿朵朵》专场，一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具有相当演奏水准的孩子是他们想不到的。孩子们既能演奏一般曲目，也能演奏名家名作，无论是技法还是音乐感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地人还夸哈尔滨的孩子有“灵性”。歌剧《图兰朵》中有部分童声伴唱，市少年宫的１６名学生被选为伴唱小演员，仅几天的时间，孩子们不但背下了从未接触过的意大利语歌词，而且在表演时能很快进入角色，与大人的表演融为一体。
舞台上的孩子是哈尔滨音乐教育成果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哈尔滨至少有５万少年儿童在学习钢琴。在去年的全国钢琴考级中，哈尔滨有近４０００名考生参加。无论是买琴还是学琴，费用都很高，但家长和孩子的热情很高。许多家长并不指望孩子今后成为音乐人才，更多的是想借此培养孩子的素质。
孩子们的表现不但证明了哈尔滨音乐土壤的“丰厚”，也证明了一种文化选择的正确。他们是哈尔滨建设音乐名城的希望，正如王世光所说：“有了这样的孩子，音乐名城将不是空话。”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培养了市民对音乐的感情，锤炼了大众良好的艺术素质，营造了哈尔滨人特有的文化心理
今年４月，音乐会组委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是否会因倡导高雅音乐而失去观众？事实证明，今年的音乐会不是曲高和寡，而是应者云集。
音乐会开幕的当天晚上，五十多台“花车”组成“花车游”，全市有百万人冒雨观看“花车”，经历过这一场面的人无不为之震撼。闭幕的当晚，江畔十里长堤的“消夏晚会”又为群众摆开了舞台，上千名演员参加演出，数十万人观看。
几位外地记者惊叹，开幕有“花车游”，闭幕有“消夏晚会”，“哈尔滨之夏”为群众提供的艺术活动空间如此广阔！在加盟“哈尔滨之夏”的’９６全国声乐比赛中获民族唱法一等奖的吴碧霞，对哈尔滨市民全力支持音乐会的热情感慨万分。出门打的，司机向她介绍“哈尔滨之夏”，演出之前，剧场经理帮助她做发型。她说：“看得出，哈尔滨人是将‘哈尔滨之夏’作为节日来过的。”
群众的参与热情及在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良好风范也出乎人们意料。哈尔滨歌剧院演出《交响音乐会》时，青年宫一至三楼座无虚席，演出过程中观众配合默契。指挥家郑小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对哈尔滨的观众很满意。”歌剧《图兰朵》是用意大利语演唱的，演出时每到高潮，观众都有所反应，演出结束时，掌声长达１０分钟。这既是对艺术家的褒扬，也是市民自身素质的良好体现。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流着眼泪说，这种情形在国内很少看到，哈尔滨的观众真是太好了。
今年６月是哈尔滨的音乐普及月。各专业团体利用业余时间为市民无偿演出，利用各种场合给人们讲解音乐知识。全市７区５县（市）精心策划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小提琴专场、卡拉ＯＫ大赛、消夏晚会比比皆是。道外区别出心裁的邻里楼台对歌，因其形式新颖和参与方便，受到市民称赞。
当音乐艺术教育走出学院、团体，面向大众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无疑会更加强大。正是几十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培养了市民对音乐的感情，锤炼了大众良好的艺术素质，营造了哈尔滨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年复一年的“哈尔滨之夏”，靠音乐的力量传播哈尔滨的美名，使哈尔滨收获着扩大开放的成果
哈尔滨与音乐结缘，一方面得益于哈尔滨人的天分，一方面得益于优越的外部条件。
本世纪初，有几十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在这里经商，哈尔滨也就成为欧洲音乐传入我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党曾派大批艺术团体及文艺工作者来哈尔滨开展文艺工作，给这座具有音乐传统的城市注入了革命的音乐精神。
１９６１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采纳张权、李书年等著名音乐家的建议，举办了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此，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便成为与上海之春、羊城花会齐名的国内三大音乐盛会之一。３０多年来，从哈尔滨走出近千名歌唱家、演奏家，李双江、金铁林、郭颂、冯少先等都是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走上全国乐坛的。大批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著名的《乌苏里船歌》、《我爱你，塞北的雪》等也是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传唱开来的。
历时３５年２３届的“哈尔滨之夏”，不但确立了哈尔滨在全国音乐艺术发展中的地位，也使哈尔滨的城市特色更为鲜明突出。哈尔滨要建成东北亚重要的国际经贸城，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文化，建设音乐名城应该是其重要内涵。
第二十三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动作不同凡响：音乐会由原来的地方承办变为市政府与国家文化部共同举办，这标志着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成为全国性的音乐活动。这显示了哈尔滨人的深邃眼力。
音乐除了具有艺术的魅力外，还具有另外一种神奇的力量。郑绪岚一曲《太阳岛上》使哈尔滨成为国人乃至外国人向往的地方，已让哈尔滨人领教了这种力量。年复一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正是靠着音乐的力量使哈尔滨收获着声名远播、扩大开放的成果。
然而，谈到如何通过音乐塑造城市风格，哈尔滨市市长汪光焘说，一个城市要有一个城市的精神。通过音乐基地建设形成城市风格，不是举办几届音乐会就能成功的，它需要做长期扎实的基础性工作。群众的参与才是音乐艺术发展的依托和支撑，只有使群众的音乐素养得到提高，才有专业团体水平的提高，才有取之不尽的后备人才，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城市的音乐氛围，才有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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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自加压力实干富民
——河南省宁陵县县委书记高道春一席谈
本报记者李杰
今年４４岁的高道春，当过兵，搞过新闻报道，曾担任军分区宣传科长、人武部政委。１９８９年起历任宁陵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任职数载，他对工作的要求一直十分明确，自加压力，实干富民。
为什么要自加压力？对于我来说，能否让宁陵５５万父老乡亲过上幸福生活，是职责所在，是党性的要求。心头的压力就源于此。在宁陵工作那么多年，我反复强调：不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党员干部就不是好党员、好干部。作为一级党委，如果不能带领群众治穷致富，上愧于党，下愧于民。耽误了人民的事业就是千古罪人。这些年，通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全县党员干部树立了艰苦奋斗、真抓实干、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正是由于抓好了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负重加压，拼搏进取，与全县人民共同奋斗。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实现１０．３亿元，财政收入９１３７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０６４元。就全国扶持的贫困县这个家底来讲，进步不小。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未来任重道远。要在“九五”期间加快自身发展步伐，缩小同富裕地区的差距，我心头的压力可以说是有增无减。我们决定突出抓好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懂经济、会管理的优秀党政干部队伍，一支思想好、觉悟高、有经济头脑、群众信赖的基层干部队伍，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一支科技干部队伍，一支高素质的营销人员队伍和一支外经外贸队伍。（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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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村故事
上访农民送锦旗
窦占玺张宝元
６月中旬的一天，山西省河曲县城。３０多位农民敲锣打鼓，把书有“勤政为民，除恶扶善”的十几面锦旗送到县委、县纪委、检察院和农业局。
县直机关的不少人认识这些送旗人，他们曾是蹲在县委大楼前告状的梁家碛村上访户。知情人纳闷儿：这些上访户为何给县里送来了锦旗呢？
梁家碛村坐落在黄河岸边，依山、临河、傍路，是农业生产、水利、运输条件较好的村子。９０年代初，县里相继在这里建起电石厂、二电厂等企业，在黄河上建起了浮桥，改造了河偏（关）公路。建厂用地，国家补偿村里２０多万元。村民们的想法是：抓住通路通桥建厂的机遇，用人均５００元的这２０多万元资金，或在黄河滩造地，或办企业。
可几年过去，村里既没有办起一个企业，也没造下一分地。那么，这２０多万元征地款花到哪里去了？村民要求公布帐目，村干部置之不理，村民和村干部讲理，村干部威胁恐吓，甚至指使痞子捣乱。群众愤怒了：“全村４００多口人守着１１０亩地，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大家群情奋激：“只要共产党在，天下总有个说理的地方！”２０多个村民集体上访，找了信访局、纪委和检察院，找到了县纪委书记和分管纪检、政法的县委副书记。
两位领导感到案情严重，立即向县委书记王建华作了汇报。县委常委会上，县委“一班人”拍案而起：查！
县纪委派出调查组到了梁家碛，经初步调查核实，确认村支书、主任合伙挪用公款５万元倒贩水泥，从中谋取私利的事实。在工作组的督促下，村委不得已公布了１０年未公布的帐目。
县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抓住梁家碛的案子一查到底，以此来推动全县农村的“整顿财务、整顿信访秩序、整顿治安秩序、整顿班子”的工作。
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梁家碛村的问题一目了然。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全村收入征地款２３万元，支出１９万元。在这些支出中，唯一一项让群众认可的支出是给学校买桌凳和火炉的５０００多元支出，其他支出全是非生产性支出。
工作组还通过内查外调，查出村支书、主任采取收入不入帐的方法合伙贪污１．３万元，虚报冒领和多吃多占集体资金３７００元以及侵占集体的被褥、水泵、扩音设备等财产的问题。
梁家碛村的案子揭了，村支书已被逮捕，检察机关将对其提起公诉，村主任、会计被开除党籍，取保候审。工作组帮助村里追回了这３名村干部的全部非法所得和挪用款项，收回了被村干部长期侵占的集体财产，帮助村里建了帐，规范了民主理财制度，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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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贵在信守承诺
肖荻
时下，继烟台市推出卓有成效的社会承诺规范服务之后，承诺之声遍及各行各业，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广大消费者对此有几分喜，又有几分忧。
应该说，各行各业向服务对象作公开承诺，也可算得一种勇敢。古语云：“一诺千金”，即指诺言之信实可贵。楚人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李太白有诗句：“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错刀是古代钱名，一刀值五千钱。古人这些说法颇有商品经济味道，其参照物都是钱，而诺言之可贵更超过钱。
然而，在郑重其事地向社会作出承诺之后，是把信守承诺看作比黄金万两都重要呢，还是把原先的承诺作为赶时髦的幌子，一到较真儿的时候，出尔反尔，重利轻义呢？这两种表现眼下都有不少实例。天津某家自行车厂向社会公开承诺：所售产品自开具发票之日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一年内出现自行车架、前叉开焊、脱焊、断裂，经鉴定确属质量问题，更换同型号自行车一辆。这类现象果然发生了，当消费者忐忑不安找了去，厂家鉴定后果然信守诺言。但是，也有与此相反的现象。某人才公司许下种种诺言，收了求职者的服务费却溜之大吉，使本来就生计困窘的下岗者如雪上添霜，此等承诺不过是一种骗术而已。
“轻诺者必寡信”。这一古语可以说一言洞穿了纷纭的世态。世上有一种人，到处许愿，张口闭口：“这事交给我，您就甭管了。”当他捞到好处后早把诺言丢进了垃圾箱。事实上，打开头许愿时他压根儿就没想兑现。轻易许诺的人常常就是最容易欺骗人的人，使他人在物质损失之外还多一层感情上的伤痛。为此，倒是有必要提醒那些作出社会承诺的人：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归根结蒂是为人民服务，信守诺言才是万金难买的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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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同舟共济民为本
安徽省泾县县委书记刘志祥一席谈
本报记者柳晓森
刘志祥，１９５５年出生于工人家庭。安徽省委党校毕业。下过乡，当过农民。曾任绩溪县县长，１９９６年５月调任“宣纸之乡”泾县县委书记。
我到泾县任职仅３个月，便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在人力无法抗拒的灾害面前，全县没有因领导失职造成不必要的差错和损失。尤其让我感动和鼓舞的是，干部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传统在灾害面前得到继承和发扬，这成为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推动力。
在抗洪期间，我们坚持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领导到位，工作到位，防汛力量组织到位，必需物资到位。这“五到位”要求我们在人民群众遭受危险时深入到他们中去，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
６月３０日，青弋江两岸乡镇和县城近两万人受洪水围困。县委、县政府领导马上到第一线，组织力量转移灾民，和湍急的洪水抢时间，比速度，没有让一个群众被水冲走。及时发放粮、款，没有一个灾民缺食少衣和有病得不到治疗。而许多干部家被水淹，亲人被困，自己不在家人身边而被他们埋怨。
洪水给我县带来很大的损失，洪水之后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也很多。生产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跑乡村，跑厂矿、重灾企业，和群众一起苦干。让我感动的是，广大职工在灾害面前表现出舍小家而顾大家的高尚品质。皖南电机厂职工２４小时不停工，仅一周时间，灾后的第一批产品就交到用户手中。全县包括宣纸厂在内的企业都在一周内迅速恢复或部分恢复了生产。
洪水无情，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干部和他们的家庭也同样受到威胁。这时能不能在心中首先想到群众，走进群众中去，和他们战斗在一起，同舟共济，对我们干部的党性和政治觉悟是更严峻的考验。只要我们干部和群众坐在同一条船里，同呼吸，共命运，不管水有多大，浪有多高，船也不会翻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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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物志
崇敬乡贤
本报记者范伟国
在有“太湖气魄，西子风光”之称的宁波东钱湖畔，日前矗立起一幢建筑面积为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它依山傍水，绿树环绕，幽静优雅。这就是鄞县人民政府投资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建造的周尧昆虫博物馆，也是国内第一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昆虫博物馆。
紧靠宁波市区的鄞县，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有现代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的翁文灏，当代书法大家之一的沙孟海，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童第周，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等等，而周尧以昆虫学家知名于世，立于众乡贤之列。
今年８５岁的周尧，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戴着近视镜，雍容儒雅。也许是长期野外工作的缘故，如此高龄还十分精神。他是西北农业大学的终身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在５６年的漫长岁月中，他致力于昆虫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作出开拓性贡献：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农业昆虫学、昆虫形态学及昆虫学史等研究体系，发现、记述新种３５０余种，创办并主编《昆虫分类学报》，同时培养了昆虫学各个门类的优秀人才。这些成就，任何一个人只要完成一项，就足以不虚一生，而周老却都集于一身。
以前的世界昆虫学史上，没有“中国”两字，周老青灯一盏，博览了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地方志７０００余册，沙里淘金，数易其稿，于１９８０年完成《中国昆虫史》，考证出益虫饲养、害虫防治、生物学、形态学的研究，中国较欧美早了好几个世纪。著作问世后，被世界昆虫学界和生物史坛誉为“不朽之作”，荣获“全国科技史优秀著作一等奖”。
１９９１年，周老主编《中国蝶类志》，团结了全国的蝴蝶专家，历时３年完成，全书有１００万字（周老撰写了３０万字），５０００张彩色图片，成为国际科技图书的珍品。
由于贡献卓著，周老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国家科技进步优秀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荣获亚洲农业研究发展基金金奖和国际科技世界语“绿色宇宙”奖。周老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在科学界广泛传颂，在周老任教半个多世纪的陕西省更为人们所崇敬。
１９９３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拟在西安建造周尧昆虫博物馆，鄞县县委、县政府得悉这一消息后，经过努力争取，终于将这一殊荣“抢”了过来。鄞县领导认为，这一来可以弘扬周老的业绩，表达家乡对游子的褒扬；二来能激励新一代学子奋发进取，为国奉献。这样的精神文明投资值！
周尧昆虫博物馆的筹建，得到了海内外科学界的广泛支持，西北农大的专家和职工几乎搜集了周先生自３０年代开始的６０多年中全部的著作资料。美国昆虫学家蔡希灼博士、姜淮章教授，台湾昆虫学界权威贡谷绅教授都赠送了珍贵的资料、标本。国际昆虫协会秘书长说，为中国当代的一位昆虫学家建造博物馆，不能不使人钦佩你们目光远大。
周老在他的众多弟子陪同下出席了开馆仪式，他激动地说，家乡的父老乡亲鼓励我、期望我，并给了我不少帮助，我永远感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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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乒乓球与小山鸡
程曦刘义
“因为乒乓球才有了今天江西定南近７万只大小山鸡”，这话听了让人颇感兴趣。于是，记者来到与广东毗邻的定南县鹅公乡凤凰岭上。
远远望去，凤凰岭上真是“凤凰”飞。山鸡的咯咯声和斑斓翅膀的拍打声回荡在苍翠的山野，如不是绳网纵横，人们会以为这里是山鸡的自然生息地。
山鸡的主人是高中毕业生冯显林。说来话长，冯显林开始养殖山鸡时并不顺利。到了山鸡发情、交配、产蛋的季节，他每次走进鸡房，拾到的都是空空的蛋壳。为了解开这个谜，冯显林一连熬了好几夜，蹲在鸡房里看了个明白。原来，蛋一落地，母鸡转身就啄，不一会儿蛋就被吃个精光。冯显林好不心痛，他灵机一动，跑到商店买了２０个乒乓球放到鸡房。母鸡误认为那滑溜的乒乓球是蛋，怎么也吃不动，便慢慢改掉了啄蛋的习惯。
定南的山鸡养殖业就是从乒乓球进鸡房开始的。一对山鸡可卖１００元左右，就连刚出壳的小山鸡一只也能卖到１０元。山鸡大部分销往沿海和港澳等地区，冯显林成了山鸡养殖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