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不泯英雄志
包明德
如同战士坚守阵地，英雄保卫疆土一样，文学这个精神岗位历来也是多壮志，出英雄的地方。像屈原、鲁迅、闻一多，像歌德、雪莱、普希金，等等，就都是充溢着英雄风格的作家和诗人。有人概括说文学家算得上是“英雄”，印度圣雄甘地就称誉泰戈尔为“伟大的哨兵”。在一些国家，当哪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作家逝世时，往往被谥之以“民族英雄”而举国悼念。文学，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英雄意蕴和英雄作为也正是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
正因为具有英雄意志和英雄品格，优秀文学才能够激励人们投身于光明正义的事业，才带给人们鼓舞和启迪，才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生美好，才成为人们精神的重要寄托。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在战场上牺牲的英雄，身边的遗物往往就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或是他们喜爱的一本什么书。列宁在当年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中，枕边总是放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拿破仑酷爱歌德的传世佳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他不仅读过多遍，而且在金戈铁马的征程上，也随身携带着这本书。人们赞誉陈景润“移动了群山”。文学家同科学家一样，都要在混沌的生活现象中点燃起圣火，都在探索宇宙和生命的真谛。优秀文学对于人精神心灵或振聋发聩、或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恰如移动群山一样雄奇壮观。作品《英雄无悔》和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感奋着千百万公安战士的心灵，激励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无怨无悔地奋斗。文学艺术所具有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不可或缺的，是无以替代的。
文学作品所体现的英雄精神，既见诸作品的文品，也体现于作家的人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来自时代的感召和生活的土壤，来自作家的理想品格和奋斗追求，来自作家崇高的责任感和良知，来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心和体察，来自作家不屈不挠的意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既是屈原的精神和品格，也是《离骚》、《九歌》之魂魄。鲁迅一生有志于国人的文明优化和振作崛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为着精神的守望，他耗尽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泰戈尔说：“真理是严酷的，我喜爱这个严酷，它永不欺骗。”正是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民的同情，促使他披着硝烟创作出光辉的诗篇，成为伟大的精神战士。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成英雄，作家和诗人没有多少个鲁迅、泰戈尔。只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扑朔迷离的生活和文学潮流中，砥砺文学的英雄意志，撑起文学崇高的这杆坐标，回味一下文学的神圣和庄严，有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文学的意义、功能和作用，有利于鉴别某种偏颇的理论调门和创作倾向，有利于文学自身克服某种“自卑心结”和浮躁情绪。有人推断说当代中国文学“已开始嘲笑诗情，嘲弄悲情，嘲弄崇高，许多小说家的审美兴趣从英雄王国移向侏儒王国、痞子王国”，“悲感已被颓感所代替”等等。肯定或助长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就失去学理意味和客观准则，倒像是揉搓撕踩文学，拿文学来怄气撒野。若真这样，文字废料和精神垃圾就要泛滥，文学就要被冲向死角，文学那永恒的魅力和神圣的使命就会被湮灭。
“板桥不见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经济的竞争，伴随着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竞争。视点转移，不意味着精神的迷失。越是宽松自由的生活，越需要精神的脊梁。多元的文化状态，才更需要指点迷津和整合的呼喊。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文学一定能占领时代的制高点，放射更加壮美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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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丁玲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丁玲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在长治市举办。会议讨论了丁玲作为二十世纪革命作家与我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关系以及丁玲作品的审美价值等问题。（社文）
△《没有家园的灵魂》研讨会深圳青年作家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近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深圳特区报、中华文学选刊、十月杂志社联合于北京召开了该作品的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这部十八万字的报告文学以“探微”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案犯的灵魂深处，深刻地剖析了一个依靠个人奋斗逐步走向成功，又在欲望的驱使下坠入深渊的灵魂轨迹。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贪污腐败现象坚决打击的意志和决心。（文一）
△“东北亚文化采风”活动由沈阳好世界文化沙龙主办的“东北亚文化采风”活动近日举行。一批作家、学者参加了沈阳、大连等地文化学术活动，讨论了关东文化与现代审美关系。有关领导同作家们进行座谈。（木木）
△中国法制文学发展研讨会由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法制文艺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法制文学——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前景研讨会，最近在内蒙古举行，有关方面专家、作家武和平、赵黎平、于洪笙等作了专题发言。（伟）
△姝娟作品讨论会由作家出版社举办。与会者对作者的诗集《冰月亮》表现的大自然风物和纯真的童年情感以及纯净明丽的风格等进行了讨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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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民族历史的自我解剖和反思
——日本“战后派文学”评介
李德纯
岁月蹉跎，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已逾半个世纪，与某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相反，日本人民和有识之士对那场战争给予了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反思，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战后派对长达半个世纪法西斯横暴镇压的批判锋芒。
在战后派作家中，野间宏无疑是应当首先被提及的。他在《真空地带》中，描写上等兵木谷被卷进军需官之间的贪赃枉法纠葛，并因反对战争成为思想犯，饱尝铁窗之苦，蒙冤遭贬后被驱赶到危厄迹象已彰的太平洋前线，控诉非人境况促成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痈疽。梅崎春生的《太阳深处》，刻画了军国主义把人变成战争机器所产生的扭曲心理和畸形关系，对日军濒临疯狂的非理性兽类欲念的揭露纤毫毕见。他的《激烈摇摆的风筝》，对主人公辗转于太原、内蒙古、港台等中国战场的冷峻审视，在获悉换防东南亚送死，在军营自我毁灭，烘托他对军国主义的背叛意识。大冈升平的《野火》，描绘日军在菲律宾弹尽粮绝，自相残杀，哙啖自己同类身上肉的惨酷，折射出日军在无秩序境况下集体行为的残忍。以上小说令人不禁想起但丁《神曲》中的一段话：“我将引导你经历永劫之邦，在那里你可以听见绝望的呼声，看见受苦的灵魂。”
通过普通士兵的眼睛，近距离地描写军国主义崩溃前夕士兵思乡厌战情绪，使长期受法西斯政权片面宣传蒙蔽的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也是战后派关注并创作的一个热点。梅崎春生的《樱岛》，以日本投降前夕的九州南端的海军基地樱岛为舞台，用几名通信兵面对军事失利、内外交困的惶恐不安，戳穿了战前官方编造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一作家的《太阳深处》再现了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和理解的１９４５年春夏之交，由于日军节节失利所受到的震惊和随之而产生的绝望，说明日军并非“武运长久”和“战果辉煌”。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通过普通士兵被俘后的心理反差和客观实际的落差，针砭长期禁锢日本民族魂和武士道“杀身成仁”的愚民政策，而让读者进入更高层次的思考。
把笔触深入到青年知识分子在法西斯肆虐岁月，身心经受摧残磨难，稿纸上流淌的是战后派作家心中的缕缕情丝和面对十字架的思考。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以“七七事变”前后的京都大学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地下活动被捕惨死狱中的经历，概括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中村真一郎的《死亡的阴影下》，以上流社会的沙龙和社交生活为素材，通过对战前情感的逆向流动，倾吐充溢人们胸间的厚重沧桑感和忧患意识，使作品蒙上一层感时伤世的悲凉。埴谷雄高的《死灵》，描述青年学生在白色恐怖下参加进步活动的挫折与困惑，欢乐与痛苦，因充满痛苦更显得庄严。
饱含愤怒与沉痛反思，反映人们在战后初期坎坷崎岖生活道路上有气无力的挣扎，以及复员归来的旧军人在人生另一级台阶面前重定地位的艰难，其素材的语义表征和题材的精神蕴含，昭示着战争的刻痕难以被岁月的沉积所掩的寓意。展现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的文学天地，是东京近郊某个不被人注意的阴暗破败角落，透过辗转在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挣扎在战后初期贫困下的身影，勾勒出平民百姓承受战争浩劫的深重灾难。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主人公北山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疮痍满目的祖国，同一名战争未亡人邂逅，从她脸上的一块红斑，联想到东南亚战场的红月亮，从而回忆起在红月亮映照下的夜行军。一名二等兵奄奄一息，向北山求援遭到拒绝而骸抛荒野。战后，北山对此深感内疚，带着强烈的自审忏悔意识，主动熄灭了刚刚点燃起的爱情火焰。梅崎春生的《幻化》，主人公旧军人在激烈变化的战后生活中，不仅丝毫没有侥幸生还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反而从战前的精神不平衡，竟然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战后派通过亲身经历的某个阶段的一些活动，从一个侧面探讨在战场和监狱面临生死攸关时刻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他们在战后文学发展的特殊历史时刻，融进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冷峻思索和透视，在推动当时落后于时代的上层建筑向民主、和平转化，对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同时，也应当指出，如果战后派能够摆脱单一价值取向和浅层的艺术思维，对那场战争作出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乃至文化和人性的综合把握，可能会更好地完成对人性的沉沦与升华、毁灭与重建过程的深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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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
——《南方有嘉木》的启示
吴秉杰
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王旭峰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好作品。它着力地描写杭州一个茶人世家三代人——杭九斋、杭天醉及杭嘉和、嘉平等的生活道路、命运与追求，历史跨度几达７０年，而重点又在本世纪风起云涌、澎湃激荡的二十多年，它真正的意义便可以说是孕“国史”与“茶史”之中，借一个茶人世家的兴衰史映出了社会演变史，或者说，把历史风云、革命的发展通过杭氏家族的兴衰经历而艺术地体现了出来。《南方有嘉木》的故事结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它超越传统的一面在于这种结构的开放性，时代的内容融入到了不同人的生活、思想、精神的发展之中，这便使它具有了时间上不断延展的意义和空间上广泛辐射的意义。我觉得，重要的并不仅仅是作品情节线索所留下的历史多姿多彩的足迹，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与此相应的精神的或情感的线索，它们共同地构成了作品的结构；而一切人物性格的创造与配置，民族文化的表现与心灵的开掘，隐喻和象征等等，都是附着于这样的结构之中的。这儿，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长篇创作有着某种共通的或启迪的意义：
一、镌刻在心碑上的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对于时代生活有宏大的、整体的把握，形成某种成体系性的审美认识，因而对于它所表现的生活便更需要一个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长篇创作总是与“历史”有着难解之缘。建国后６０年代前后著名的长篇小说，如“三红一创”、《青春之歌》等，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表现的都是“过去生活”的历史。当然未必是古代历史，它也可以是和当代人休戚相关的、正在运行着的历史过程。但文学审美的本性决定了它所表现的必定是镌刻在心碑上的历史，而不是史籍记载方式、事件连缀而成的历史。它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着重于表现心灵史、精神史和情感史，以此体现出主体的眼光，抉发出与现实一致的价值联系。《南方有嘉木》的当代性意义，就源于这样的镌刻在心碑上的历史发现。
小说生动地塑造了三组人物：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和是维系着茶人民族传统的三代人，它们代表了民族性格中正直而又平和的一面；林藕初、沈爱绿、方冷西一组女性形象，主要表现了南方妇女操持生计的能干，生命的顽强与坚韧，与杭氏家族一体的生存道路；吴茶清、赵寄客、杭嘉平等不同时期的革命者形象，则进一步地反映了革命在摸索与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杭九斋性格懦弱，不满于现实又受制于现实，最后在痛苦的沉沦中不能自拔。杭天醉的身上集中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人格的两面性，品茗赋诗，儒雅风流又胸怀天下，正直、冲动又软弱无能，无奈中便想坐禅逃情；但他与同盟会的把兄赵寄客的交往，从嗜好鸦片中挣脱了出来而没有重蹈乃父的前辙，表明他终于睁开了眼看世界，让人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哨音。第三代的杭嘉和更具有性格沉稳、内敛和实践的能力。他既肩负起了茶人世家的责任，又支持嘉平到革命漩涡中去闯荡，面对挫折而再次奋起，让人看到了新的曙光。《南方有嘉木》中的历史意识表现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新的觉醒和不断地走向成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刻在心碑上的历史才有了不同的光泽，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二、文化的开掘和爱国主义。《南方有嘉木》提供了大量的茶文化知识性内容，包括茶叶的品种、品性，历史的衍变和流传，南方的茶楼、茶庄、生活习俗，以及曼生壶、兔毫盏等茶具文物，无不写来栩栩动人，读之饶有情趣。然而，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小说审美的文化开掘来说，文化的载体主要反映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从物质性的茶文化到精神性的茶文化，它们映照着民族的人格、精神、气质和心理；而忘忧茶庄半个多世纪的沉浮历史和杭氏家族数代人的风雨命运，更是体现了这种由静态到动态的活的文化。
民族文化成果代表着民族的历史，记录着民族的实践，它进而还反映民族的生存方式、精神情感方式、理想和追求。小说创作中的文化的开掘和爱国主义情怀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南方有嘉木》的文化开掘把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结合了起来。前两者是把地域性的文化特色联系与上升到了民族的普遍价值；后者则又是在文化反思中，体现出深刻的历史逻辑；而这些，常常是当前一部分长篇创作所缺乏的。人们不能冷漠的、不带感情色彩地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忧愤深广与慷慨悲歌，深情礼赞或婉转抒发，都可能是爱国主义感情的表现。说爱国主义是文化开掘的深层内核，它在《南方有嘉木》中则是伴随着历史，附着于人物，渗透于故事的推衍中，自然地流淌了出来。
三、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南方的“嘉木”不只是指茶，也是指的民族的风骨、意志和品格。小说中的“鸦片”与“茶叶”相对，鸦片是害人的，茶叶则是益人的。小说暗示，“茶性”亦“人性”，亦“民族性”，它是和平的，杭嘉和、杭嘉平兄弟的名字也隐喻了这一点，但他们最后选择了革命。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时代精神统一了起来。吴茶清、赵寄客、杭嘉平等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北伐，直至大革命失败后的１９２８年，先后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最后选择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也充分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时代精神中包孕了民族的要求、人民的心声，这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沟通广大读者的艺术的感染力。
《南方有嘉木》在艺术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情节密度大，情感容量大，写来舒展而又从容，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体现了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的好作品。它并不刻意求新奇，却在创作中自然地出新、出奇，为当代长篇创作又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田园终不芜精神殊可归
——当前文艺发展问题的若干断想
范咏戈
当代文学艺术真的会成为一座精神的“废园”吗？
这种提问对于当代文艺来说是尖锐和痛苦的，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文学艺术应该是一种将光明投向人们心灵的行为。它帮助人们以精神的方式掌握世界。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固然不同于纯粹的物质存在物，甚至也不同于纯粹的精神存在物。它是充满着导向实践活动、激发人的实践意志的特殊存在物。一方面，它创造并引导人们去实现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它创造并引导人们去追求“大写的自我”。前者包括关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反映社会理想；后者包括帮助人们完善道德、启迪心智、提高审美修养。托尔斯泰说得好：“如果对我说，现在的孩子们在２０年后，会因为我写的小说而哭、而笑、而热爱生活，那我愿以毕生的精力来写它。”
这些，决定了不能把文学艺术中的精神导向看作是文学艺术的一般问题；决定了作家作为播洒阳光者，首先要使自己心里布满阳光。
进入９０年代，“理想”、“崇高”、“美的力量”这些文学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却多少变得尴尬起来。为数甚众的作品不再倾诉文艺的理想与崇高，很少言说文艺的高贵与尊严；对现实热情的丧失带来了对商品化文艺的趋同，对文艺律他作用的冷淡导致了痞子文学闲适文学的泛滥。比如一个时期来，文艺创作由于躲避现实而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历史题材热”；一些“翻炒历史”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历史观陈旧，人物形象塑造单薄，在“戏说”的掩饰下对历史进行随意的胡编乱造，加之情节的冗长拖沓，使沉溺其中的人陷入知识和审美的误导；有的出版机构全面认同所谓市场规则，如将《水浒》改名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将《西游记》换成《男僧和女兵们》出版；不少作家放弃了先前对现实的承诺与信仰，站到所谓抽象玄空的“生命体验”的大旗下，实则是割断作品与社会的联系，表现纯生理的“体验”。如有的长篇小说，内容提要上公然这样写道：“一个人结了五次婚，娶了四个老婆，死了三个，两个给他戴了绿帽子”；另一部长篇小说开宗明义即说：“本书有性描写。作者认为，性，不仅是生命激情的根源，也是艺术激情的根源。最好的艺术无不是性的最艺术的表现。性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认识价值与欣赏价值。”有标明为“新女性体验小说”的长篇，写的是女学生甘当“第三者”与男教师的“性体验”；有标榜“立体现代主义”的小说，通篇写乱伦的“美感”。文学的非文学化，艺术的非艺术化，归根到底还在于作家艺术家的自轻自贱。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一些作家艺术家鄙视理想精神，放逐崇高和伟大，放弃了对大地的亲近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进入了游戏文字和“闲适快乐”之中。这正如一位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假如作家艺术家在该他哭的时候却在笑，在该他笑的时候却在哭，那将是时代的悲哀。
我们的社会已经并继续朝着物的富足发展。但文艺终归是一种精神产品，依据精神生态学的要求，市场规则和工业化原理不可能接管文艺的一切。在社会转型期，文艺多元化，创作者和欣赏者的选择多元化也是必然的，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选择认识生活、获取思想营养的作品。有人仅以文艺为消遣，有人视文艺为游戏亦无可厚非。但是，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对人类的整体困扰，对于世俗地生活着的人来说可以不去格外关注，对于艺术地生活着的作家艺术家却必须施以极大关注。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都是曲折的，许多世风日下的问题，也都是在现代化的这块宝地上滋生出的。而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总离不开对现代社会弊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却正是为人性的丰富，道德的净化做贡献。海明威说得好：一个作家应该具有两种品质：正义感和不会被任何震惊所摧垮的洞察生活全部龌龊的能力。颓废和色情文化并不反映商品化社会的现实，它只能映现生活中的末流。作家的使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尽全力去发掘人与人之间的纯正关系。二战后，人们首先对美国文学产生悲观。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则说：“我相信，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连绵不断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文学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其实又何止一个福克纳。１９７１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评语是：“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活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所有这些都再明白不过地回答了“文艺究竟应该是什么？”文艺应是对现实的提升和对人类精神的关怀。文艺除去它的娱乐闲适作用，还应当“有用”。这种“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恩格斯指出，精神文化领域的“宗教、哲学等等”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文艺和道德也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文艺和道德不同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它们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力机构和强制性。虽有文艺法庭、道德法庭的说法，但那是指文艺和道德的舆论作用，并没有真正的法庭存在。但文艺和道德具有特殊的社会作用，道德力量是靠社会舆论和内心驱使来实现的，是靠调动人的内在矛盾的积极力量来实现的。所以反映道德内容的文艺是通过思想教育来规范人的思想，其影响和收获虽不及法律、行政、经济、权力的强制来得快捷，却比它们深远和牢固。它作用范围更广，在法律、纪律无法干预的领域，文艺却可能进入。
文艺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助力，要力挽当代文学艺术不致变成一座精神的“废园”，当前就要更高地举起主旋律的旗帜，认真做到江泽民主席说的：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认真响应江主席最近所作的要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优秀作品的号召。
在文艺“重建家园”的工程中，一些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之作对当前社会精神状态作出调试的努力已经和正在引起社会关注，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激活”一度低迷的文艺现实。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以其题材重大、内容与现实结合的紧密以及剧中塑造的代理市长、市委书记、反贪局长等一系列成功的正面形象征服和感染了亿万观众，使人们从文艺作品中看到了党所领导的反腐倡廉斗争的希望，树立了信心。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通过对公安局长高天扼顽铲腐的斗争中曲折命运的展现，讴歌了公安战线上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使人们从作品中受到极大的时代正气的鼓舞。同时以公安战线为窗口，成功地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进程和重大矛盾，成为讴歌改革开放的一幅历史画卷。这些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毫无例外地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作家们热烈地拥抱现实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主题；二是遵循着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美是应当如此的生活”的创作原则，不是堆砌生活或只盯着生活中的垃圾，而是升华生活，创造出人民所渴望的美的生活来。近年来还有一些严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是非鲜明地表达了对生活的评价和积极的价值取向。
不只一位哲人、文学家说过：假如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文学，我们的生活就会乏味。文学艺术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也应是高尚者的事业。当我们不再希望在别人那儿发现理性时，我们也不再有理性。罗丹在称赞了提香、普桑、蒲热、华多、乌东以及雕塑《马赛曲》的吕德这些法兰西艺术大师后指出：“这些法兰西的大师，他们先后把法兰西灵魂的某些面磨练得发光：这一个是秩序，那一个是毅力，再一个是优美，另一个是精神，还有一个是英雄主义。他们大家全在表现生活和自由的愉快，而且通过这些形象保持我们民族的特点。……他们确实是创造者和引导者。”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个时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扬民族的人文精神，需要文学艺术为改革开放大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假若我们这样努力做了，时代和人民将会感谢我们——“人类心灵的阳光播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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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史的新收获
——复旦版《中国文学史》评介
张世昌
时间，以严酷的方式淘洗着文学作品，而漫长的历史，已使文学家族累积的名篇足以支持这样的结论：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在于其感情打动人的程度；而其动人的程度则首先在于这种感情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
今年，由著名学者章培恒教授和骆玉明教授主持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三卷本，１１０万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热销的学术专著，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在这部著作中，从文学的价值规律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梳理。一向不被重视的汉代辞赋和六朝诗歌受到了高度评价；一些在过去史著中备受推崇的作家作品，新版编著者从“史”的眼光舍取，比如对唐宋诸家散文，对清代偏重思想学理的作家作品，都围绕着文学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方面，在思想内涵同艺术形式的总体上评价。恰如主编之一的章培恒先生认为：“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给人们的，应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的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营养，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
因此，新编《中国文学史》在其所致力的描述文学与人性关系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上，无疑是相当通俗透彻和成功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使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达到这样的深度：不但能够给予具体的文学作品以恰当的评价，而且能对文学的本质及其规律作出符合实际的、最具概括力的描述——优秀的作品总是能深刻揭示人生面貌，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
以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为例，新编《中国文学史》指出，倘把从元末至清末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两拍”、《儒林外史》、《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排成一个系列，就可发现其发展趋向是传奇性不断减少，故事情节逐渐淡化，人物性格越来越平凡，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越来越富于真实感。显然，这种发展是人们自我关注、自我审视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在对文学史进行编年断代的评述之时，著者不同于一般史著，尤为注重“论”的分量，勾勒一个时期文学状貌，以论说阐述带史料史实的列举。
文学史的任务自然是“清理和描述文学演变的过程和探讨其发展规律”，但这种演变过程和规律的探索，以及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的确认，对于文学创作本身无疑也有重大的启示作用。这是新编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