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陈丕显同志
叶飞张震
陈丕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和丕显同志是老战友，也是同龄人。多年共事，相知很深。追怀往事，不胜感慨。
（一）
丕显同志１９１６年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一个农民的家庭。他１３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红军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丕显同志随同项英、陈毅同志在赣粤边游击区坚持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斗争环境是异常艰苦的。几天，以至于几周吃不到粮食，严重缺盐，风雨交加，露宿山林也是家常便饭。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要在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的清剿当中，与敌周旋并展开斗争。不少革命先辈，如瞿秋白、刘伯坚等同志，都是在这个时期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丕显同志生前在回忆这一阶段斗争时，讲到过梅岭事件。那是１９３７年５月初，由于叛徒出卖，陈毅同志是凭了高度机敏，才从敌人手里逃脱了出来。敌人围剿了游击队指挥部，项英、丕显等人躲在山坡的草丛之中，敌人放火烧山，只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扑灭了山火，才使项英、丕显等同志幸免于难。当时，陈毅同志日夜伏在丛莽间，在自料必死的万般危急的情况下，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那些诗句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表达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我们和丕显同志这样一批革命青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丕显同志虽然年纪很轻，但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之下，很快就开始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
（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丕显同志都在新四军和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工作。我们就是在这一时期和丕显同志相识，并先后共同战斗在一起，结下了革命的友谊的。新四军初创苏中根据地时期，苏中区党委书记先是陈毅同志，丕显同志任副书记。陈毅同志去苏北后，苏中区党委书记由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同志兼任。当时，叶飞同志担任一师副师长，丕显同志仍担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１９４６年粟裕同志率主力南下后，叶飞同志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丕显同志继续任副书记，两人共住一个院子，当了半年多的邻居。工作上的配合十分默契。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发动群众是坚持抗战的生命线。丕显同志作为苏中根据地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不辞辛苦，奔走于全区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他深入群众斗争的第一线，为发动苏中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发动苏中根据地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活动；为配合主力部队，放手组织地方武装在抗战中大显身手；为组织“三冬”（冬防、冬耕、冬学）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苏中根据地群众发动得好，是我们党和军队得以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坚持斗争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根据所在。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是保障根据地生存，巩固和扩大抗战武装力量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丕显同志一到苏中根据地，就注意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虚心向民主人士请教，在过去只懂得打土豪的简单方法已不适用的情况下，学会并组织了根据地的税收工作。１９４０年，苏中根据地开始收税，其总额仅法币２０万元；１９４１年，苏中根据地财政总收入达法币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４２年即达法币８５５０万元。在１９４３年，苏中根据地积极贯彻党中央指示，在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繁荣，改善了人民生活，解决了我们党、政、军的财政困难问题。１９４４年车桥战役之前，区党委还发出了《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厉行节约，发展生产，成了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丕显同志正是在抓苏中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为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自如地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统一战线工作也特别重要。丕显同志一到苏中，就认真向陈毅等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和韩国钧先生、朱履先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真诚交友的榜样，学习做好统战工作的方法。丕显同志在苏中根据地坚持斗争十年，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的朋友。他与他们真诚相待，遇事常虚心向他们请教，关心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时时处处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正是由于这样，苏中根据地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的事业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开明绅士和进步民主人士的支持。
我们在战争年代都是主要做军事工作的。丕显同志则一直做地方工作。在我们的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丕显同志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对军队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特别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及人民群众，无时无刻也离不开自己的子弟兵。同样，军队也无时无刻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军民关系确实是一种鱼水关系。在抗日战争年代，丕显同志就一直对做好主力部队战斗的后勤工作高度重视。粟裕同志和叶飞同志，一直对丕显同志对军队工作的配合感到十分放心和满意。在解放战争期间，丕显同志仍然一直留在苏中地区坚持斗争。著名的淮海战役准备期间，张震同志奉粟裕同志之命，为战役的后勤准备找丕显同志联系工作。当时，张震同志还不认识丕显同志，他曾请示粟裕同志“怎样和陈丕显同志打交道？”粟裕同志回答：“你跟地方打交道不是很有经验吗，丕显同志非常关心部队，都是老红军，只要说明来意，问题就好办了。”不想，张震同志初见丕显同志，刚刚说明来意，他马上把有关工作布置好了。张震同志很快地就从丕显同志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粮食、担架、民工。在淮海战役中，身为华中工委书记的丕显同志亲自领导以贺希朋为司令、曹荻秋为政委的华中支前司令部，通过巨大而细致的工作，仅在华中地区就动员了民工１０７万人，其中随军民工２２．５万人，担架１．５万多副，小车８万辆，供应粮食０．５５亿公斤。华中地区的军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虽然没有与丕显同志在同一单位共事，丕显同志在上海市工作，叶飞同志在福建省工作，张震同志在华东军区工作。大家都在华东地区，经常在一起开会，相互之间也常来常往。
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丕显同志奉调到上海市工作，他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其后，丕显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为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进上海工业得到合理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丕显同志对作为老区的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始终十分惦念。１９６０年春，应叶飞同志的邀请，丕显同志回到了阔别２８年的福建老家。当他发现老家的乡亲因为受到当年浮夸风的影响而吃不饱饭，生活还很困难时，立刻找家乡干部和群众座谈、了解情况，并及时把事实真相报告给叶飞同志，使福建省委立即采取措施，及时解决了龙岩地区的实际困难。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加上我们的工作也发生了不少问题，丕显同志回家乡，发现问题快，反映得也快，帮助福建的同志及时解决了问题。据说丕显同志从家乡回到上海之后，又迅速在他所负责的上海地区进行了及时的调查研究，也解决了不少上海地区在这一时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丕显同志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丕显同志因在上海工作，受到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亲属也受到株连。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丕显同志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与这两个反党集团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中央决定，并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对部分受到严重冲击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采取保护性措施。当时，华东地区的各省、市第一书记们大都被中央派的专机接到了北京，只有丕显同志由于被张春桥扣住不放，而未能到京。为此，谭震林同志、陈毅同志曾在党中央政治局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即著名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义正辞严地责问张春桥等人。这件事后来成了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蔑成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二月逆流”被批判，也致使丕显同志一直被“四人帮”扣在上海不放。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旬，丕显同志历经劫难之后，终于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安排下被党中央召回北京，被安置在中组部的万寿路招待所。当时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还有宋任穷、叶飞、江华、江渭清、廖志高等一批老同志。（张震同志在总后工作，住得很近，也经常去看望丕显、叶飞及其他老同志）老战友们劫后相逢，比邻而居，真是格外亲切。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丕显同志才恢复工作。他于１９７７年２月先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同年７月调到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
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丕显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１０月调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同志也先后到海军、人大工作。张震同志早在１９７５年调到北京军队系统工作。我们又成了邻居而常有往来；共忆过去的战斗和工作，共同向往党和国家的美好未来。
丕显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深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丕显同志和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特别是小平同志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在我们国家胜利实现。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民主作风长者风范
——怀念邓子恢同志
张爱萍
邓子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个春秋了。每每想到他，或与老战友一起谈及他，就想到他那宽厚长者的形象和令人难忘的民主作风。
１９３０年底，我从上海调往中央苏区途经闽西，因故暂留共青团闽西特委工作时，就听说邓子恢同志１９２９年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１９３０年３月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遗憾的是，当时他被派往闽中和闽东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未能见面。
直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我在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工作时，才得以幸会，并常在工作中有所接触。
１９３３年初夏，政治气候好像比大自然气候来得要快，骤然处于炎夏酷暑之中。在不少领域里纷纷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同志领导的财政部首当其冲。记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一些激烈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表现等等。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青年，都感到这些批判有失公正。印发钞票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怎么能把责任都压到财政部长一个人身上呢？又怎能说成是危及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呢？我们深为邓老不平。万没想到，邓老在对他批判之后的检讨中，态度十分虔诚，把印发钞票以及财政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再三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诚恳要求组织给予严肃处罚，毫无上推下诿之意。面对这一态度，我心想这老同志真不简单！蒙受委屈，毫不争辩，还高姿态地检查。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个人服从组织、勇于承担责任优良作风的体现。不久，他被降职为副部长，但仍然毫无怨言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自那以后，邓老给我的印象更深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就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１９３８年我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时，才知道他在新成立的新四军里任政治部副主任，也才知道此前他同陈毅同志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到豫东敌后，直到１９４０年参加开辟淮北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于１９４１年初奉命回师淮北路东，恢复失地。经过３个多月的战斗，恢复了淮北路东根据地后，我深感要巩固根据地，必须加强地方党和政府建设，以及做好地方群众的工作。而我自感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当时考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者有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于是，我就电请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同志，要求调一位同志来主持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工作。同年５月初，邓子恢同志就调来了。
他到淮北后，很快就成立了淮北区党委，担任区党委书记。接着，又调回了原在这里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领导。在以邓老为首的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淮北区所属各县、乡相继建立了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这就为我们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１９４１年夏，在淮北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的新四军四师，在反伪顽疯狂进攻的战斗中受挫，奉命撤到淮北津浦路东休整。根据中央指示，对这一阶段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入检讨”。
在总结、检讨中，有的同志偏重追究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个人责任，特别那些平时对雪枫同志有意见的人，借此机会大加鞭挞。一些人发言措辞激烈，无限上纲，显然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而作为华中局代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的总结发言就十分恳切、实事求是。他充分肯定了四师三年来及这次反顽斗争中的显著成绩，热情赞扬四师在路西坚持斗争，“对整个华中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配合、推动作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在反顽斗争中确实遭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因主力、干部大部保存，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还有少数党员潜伏在群众中，并保存与部分两面分子的关系，在肖东、宿东还保存着部分地方武装，是将来恢复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反顽斗争中对敌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灵活，未能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等教训。他鼓励彭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记取教训，尽快恢复元气，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他还告诫，不要以个人的恩怨替代党的原则，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讲话，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拥护，对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是很好的安慰和鼓舞，对少数抱有成见者是善意的规劝。会后，邓老被任命为四师政委。
邓老的宽厚和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他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主张或已确定的事情。例如，在这次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邓老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师部驻地半城，商谈问题。邓老告诉我，在四师整顿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建议由我接替雪枫同志任四师师长，他也认为比较合适，就电报华中局和军部。少奇、陈毅同志同意并下达了电令。
这确实出我意料，同时也感到这个决定不妥。于是就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看法：四师正在整顿中，士气大振，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必要作这种改变。此时换人，不利于四师的整顿等等。随即建议邓老转报刘、陈首长，改变这一决定。几经磋商，邓老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上报领导。不久，邓老便电话告我：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
１９４４年９月，彭雪枫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由我接任四师师长。这样，我同邓老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了。
在我们的共同工作期间，邓老更表现出诚挚、尊重和全力支持同级同志的友情和民主作风。他多次表明：作战、训练等所有军事工作，师长可全权负责。为让我大胆管理，放手工作，在军事工作上凡我找他商量或请他决定时，他都是表示同意，并说你决定了就行了。所以，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事，他不仅不干预，还从多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有时我在外地作战，有些事情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在一些决定或文电后边，署上他政委的名字，下发或上报。他都欣然同意，从无异议。尽管这样，即使不在师部一起工作时，我也还是尽可能地以电话、电报或事后向他请示、汇报，同他商量，多听他的意见。也正因为我们军政领导的密切配合，全师上下形成了军政团结、上下一致、同战同乐、奋勇杀敌的局面。在日寇投降前后，我们连续取得了全部收复淮北路东、路西敌伪顽占领区的胜利。尽管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频繁，条件也很艰苦，可我们的相处是愉快、和谐的。
在人生的长河里，我与邓老的共事是短暂的，但他给我的记忆却是久远的。他尊重人、信任人、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民主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尤为重要。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忆邓子恢同志
项南江一真
１９９６年是邓子恢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
邓老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不仅是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党、建军、财经工作和农村工作上所建立的卓越功勋，而且包括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那种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和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这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初期有关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场大争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邓老一向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注意调查研究，坚决反对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在我国农村处于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邓老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改革的主张，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却被指责为路线错误，多次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由于这场长达近１０年的争论，结局是错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致使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程，延误了将近２０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才使农村改革重新走上正轨，并使我国农村发生了人们预想不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我们今天深切怀念邓老光辉一生的时候，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５０年代初期，我们党在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开始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强调自愿互利，稳步前进。这个方针，党内没有分歧。问题出自改造的步骤不一致。一种意见是循序渐进，不要过早动摇和否定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私有基础；另一种意见是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速度，领导不要落在群众的后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已经来到。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特点，整个运动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是健康的。到１９５５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发展，有的同志头脑开始发热，认为原计划全国发展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速度慢了，主张加快发展速度，增加到１３０万个。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批准的发展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并不算慢，因为当时合作化的主要危险不是慢，而是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贪多、贪快、贪高的急躁冒进偏向，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建起了一批条件不够成熟的农业合作社，有的地方发生杀猪宰牛砍树的现象，就是因为农民对此有抵触情绪。
由于邓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我国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心态是很了解的。他认为“一根扁担两只筐，外加一个猪屁股（粪肥）”是我国农村当时的普遍现状。因此，他主张农村合作化的速度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认为经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批准的由６５万个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适宜的，不能再扩大到１３０万个。这个分歧表面上是数量之争，无非是多几十万个或少几十万个，实际上反映了认识根源的差异。
当时邓老对农业合作化的指导方针是：
一、要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稳步发展。
二、要保证自愿互利，保护农民私有权。不宜采取战勤动员的办法，搞归大堆，搞强迫命令。
三、合作社的规模要适当，规模太大，管理困难，农民适应不了。
四、合作化的形式要多种多样，不要清一色，要混一色，不宜百分之百合作化。高级社中可以有初级社，大集体中可以有小集体。
五、生产秩序要相对稳定，不宜不停顿地变动。
这些观点，来自群众的实践，是邓老通过农村调查研究后形成的，是符合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的思想，在党内很有影响，一股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空气已经弥漫开来了。邓老是个善于独立思考、不肯随声附和的人，他决定亲自向中央领导同志陈述自己的观点，试图改变发展１３０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不幸的是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被重视和采纳，反而把邓子恢强调的稳步发展，说成是“小脚女人”走路，批评邓子恢和他主管的农村工作部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甚至说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因而“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这种批评不仅十分武断，而且使党内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在这个压力下，邓子恢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大局又默默承受这一历史冤屈，他继续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探索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子。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不断向党中央如实反映广大农民的心愿。邓老的心，是农民的心；农民的苦，是邓老的苦。
１９５８年秋，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不久，我国农村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城乡经济陷入了空前困难的境地。邓老忧心如焚，先后亲自到山西、河北、江苏等地作调查研究，直接同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他尊重、信任农民，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农民也毫无顾虑地向他反映许多真实情况。他深深感到公社化后农村的平均主义太严重，危害太大。回京后，他当即向党中央建议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克服生产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１９６１年春天，他到广东、福建农村调查后，又向党中央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进一步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他的这些建议，在随后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６０条》中得到了反映。
１９６０年冬至１９６２年，我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解决吃饭问题真正成了头等大事，举国上下都在寻找克服危机的办法。有的地方农民自发推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有的地方推行“责任田”，有的地方干脆分田单干。这些做法，在当时很难被一些领导同志所接受，可是却迅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邓老了解这一情况后，精神为之一振，不断加以赞扬。认为“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可以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当他知道中央领导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也赞成这一做法时，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这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人即使有相同看法，也不敢明确表态。邓老不避前嫌，敢于实事求是，再一次登门找中央领导同志陈述自己的观点。
１９６２年７月一个早晨，邓子恢、陈正人、廖鲁言等同志刚从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回到农村工作部大院。当被问及中央对“包产到户”是什么态度时，邓老异常兴奋地说：“主席同意试一试！”８月间，他满怀希望赶赴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又郑重地向中央推荐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他完全没有料到会上风云突变，“包产到户”引发了我党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政治大风波，邓子恢同志再次遭到严厉批判，被指责为“刮单干风”，是主张“单干”的总代表。而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包产到户”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人们视“包产到户”如虎，谈“户”色变。在这么一个严峻的情况下，邓老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
历史是公正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来自群众，是群众集体智慧的体现。邓老积极倡导“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表明邓老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表明邓老一贯无私无畏、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对他的批判，是一个历史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为邓子恢同志平反昭雪。他为之呼唤、倡导的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已在神州大地广泛推行，逐步完善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又以统一服务为纽带，形成了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如雨后春笋，展示了农村工业化的灿烂前景。农村改革不仅迅速改变了农村面貌，也推动了城市改革，波澜壮阔地向市场经济方向前进。邓老被公认为我国农民运动专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邓子恢同志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是一贯的。３０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在党内一度占了主导地位。推行“贫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在苏区提出“反富农路线”，从而把富农推向与革命对抗的道路，增加了革命的阻力。邓老不随大溜，不跟风。他明确提出“地主也分田”来替代“地主不分田”的政策，给地主以出路，减少革命的阻力。分与不分，一字之差，充分体现了邓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１９４９年邓老奉命主持中南局的全面工作。当时，广阔的中南地区和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刚刚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土匪、散兵游勇同城乡封建恶霸势力相互勾结，猖狂活动。他们破坏工农业生产，扰乱社会治安，造成城乡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中断，城市粮油供应匮乏，物价上涨，人心不稳，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邓子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作从何处着手？工作中心放在哪里？其时，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刚刚作出决议，要把“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同时也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中南，许多同志都认为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无例外地转移到城市，农村工作可以放到次要地位了。邓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组织各级领导正确、全面地理解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从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先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分配土地，解决农村安定问题。同时，抓好城市粮油供应，确保城市工作顺利开展。在城市工作指导方针上，他又大胆提出先从商业入手，以恢复商业为主，搞活商品流通，打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粮食、原料、燃料供应，使工厂尽快开工。由于他有胆有谋，领导有方，抓住了主要矛盾，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混乱的中南地区出色地完成了民主改革、国民经济恢复和人民政权巩固的艰巨任务。并为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一光辉业绩，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高度称赞，也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邓子恢同志青年时代曾经东渡日本留过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始终坚持联系群众，与工农结合。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不追求享受，而以艰苦朴素为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建设时期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仍然如此。他身居高位不像官，完全没有大首长、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平易近人得像个质朴老农。他是我们党公认的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尽管他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向困难和挫折低头。即使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也能照顾大局，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个从闽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不仅闽西人民怀念他，全党全国人民都爱戴他。这么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