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教育)
专栏：
改革办学体制的有益探索
——浙江温州民办教育调查
文新华金志明
人到温州，关心教育的就会为它那迅速发展的民办教育而赞叹。
１９８７年，温州的民办幼儿园５５０所、民办普通高中５所、职业高中７所。１９９５年，温州民办幼儿园为２５６２所，在园幼儿１４．５万人，占全市入园幼儿数的９１％；普通高中为２０所，在校生数为６１３４人，占１５％；初中３所，在校生数为２３１７人，占０．７％；民办特殊学校４所，在校生４６３人，占５２％；职业中学３９所，在校生１１８４５人，占在校生总数的４７％；民办成人学校及培训机构１５０所（处），在校学员１．３万人，承担了全部成人短训任务。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三年间，温州市用于公办教育的财政拨款逐年增长，合计为１１．４亿元，而民间用于民办或私立学校的财力投入约为４亿元，是财政拨款的１／３强。
校园建设“四步曲”
早在８０年代中期，就像当地的私有经济起步于家庭作坊一样，几个热心又熟悉教育的人士凑在一块儿买下或租用一片陋室，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业历程。一旦有了周转资金，他们就开始租用标准教室。当通过一分一厘地节俭和积累（如瑞安私立实验中学的创始人，一位８０多岁的老校长外出开会，连廉价的三轮车也舍不得乘坐，总是以步代车），在温州的私有经济开始走向集约化而有可能集资投入教育时，他们就开始征地，逐步建教学大楼。现在，温州的民办学校又踏上了兴建标准化校园之路。
投资多渠道
温州民办学校在征地、建造校舍方面的投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在民办教育起步时期，主要是个人用家产等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向社会募捐、农民集资和政府的少量助资。
二是在９０年代初，主要是企业联合提供办学经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少量助资、乡（镇）和村以土地形式出资、银行贷款再加上通过历年收取的较低的建校费而积累的资金等。
三是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主要是办学者个人集资、借资、个人企业集团资金、贷款、暂借建校费。
合理收费面向大众
尽管１９９５年温州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已达到５０００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达２０００元，在银行里的私人存款已达１９８亿元，但温州绝大多数民办学校实行“合理收费、暂借建校费”，使绝大多数家庭承担得起，从而使民办教育真正面向大众。
大体有以下具体做法：一是向入学学生家庭暂借建校款，最高不超过每生两万元，一般在一万元左右，毕业时归还；二是收取建校费，一般每生７０００元；三是学杂费比公立学校略高一点；四是对家庭经济困难、来自山区和老区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实行减、免费，对其中家庭困难者，有的学校还实行补助。
那么，人们也许要问，教职员工的收入呢？这里，就以颇有代表性的创办较早的七里岗高级中学为例，它那里的行政人员月工资为８００元，教师为１５００元，工勤人员为５５０元，教师中收入最高的为２０００元左右。
“学做人，学科技，健体强身”
从目前温州民办学校的生源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经过数轮“淘汰”后的落榜生，有的还是在初中有“前科”的学生；然而，就那些学生的家庭而言，大多数仍对子女成长、升学、择业抱有较高期望值。据对某寄宿制学校的３１０名初中生的问卷调查，有２９％的学生家庭希望子女将来能考取重点高中以及名牌大学；２１．３％的学生家庭希望以此来培养子女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的能力；８．１％的家庭希望以此纠正子女的不良习惯。对此，绝大多数民办学校都非常明确：必须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必须尽力教育好每一个学生。
首先，绝大多数民办学校十分重视教学生做人，抓爱国主义教育、行为规范训练、不良行为矫正等。在温州这样一个充满市场竞争、个人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环境里，更注重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培养学生的爱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
其次，它们注意执行国家制定的教学计划，开齐各类教学科目，开足规定课时，加强计算机教学。职业类学校十分重视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教人谋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
再次，它们关心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要求从领导到教师，都要把“爱心”献给学生，尤其是“差生”。
积极鼓励正确引导
一是发挥“润滑”作用，使民办教育发展较快。对它们所用土地，采取无偿提供，允许村、镇以土地入股，与公办学校征地相近或相同的价格等政策；对一些学校购置必备的教学仪器、设备，实行与公办学校相同或相近的价格。
对它们建校经费的部分缺额，采取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政策，仅乐清市近几年就提供了５１０万元的无息或低息贷款。
对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民办学校，给予适当的经费奖励。
对民办学校，给予一定的招生权，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毕业生的学历或技术等级；在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招聘时，根据劳动和人事政策，一视同仁地对待民办学校的毕业生。
对民办学校所需教师，允许公办教师在一定的劳动、人事政策和经过其所在学校批准的前提下，在民办学校兼课或向民办学校流动，并允许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到民办或私立学校应聘，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评先进等与公办学校同等对待。
１９９５年，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考察衢州市的“行知女子职业中学”，当得知一对青年办学者倾其家产而无固定居室时，当即建议省教委、妇联和市政府三家联合奖给他们一套住房。今年１月２６日，徐志纯副省长考察艰苦创业的温州市文成县求知中学，当即决定在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３５万元扶困教育基金中，提取５万元作为该校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奖励基金。同日，省教委分别奖励温州市苍南县一所民办聋哑学校和另一个县的民办盲校５万元和１万元。
二是发挥“导航”作用，使民办教育向正确方向发展。首先是在１９９３年就颁布有关条例，根据条例规定把好审批关，引导民办学校在创办之初就符合国家的教育法规；经费来源关：要求举办者固定资产投资必须在５０万元以上；教育活动场所和教学设备关：要求民办学校必须有自己固定的符合一定标准的教育场所和必要的教学设备，对筹建两年后仍无自建校舍的，责令停止招生；教师队伍关：要求民办学校必须有数量适度的、稳定的、合格的专任教师，聘用的公办教师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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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动态
天津红星路小学成为全国写字实验校
天津红星路小学１３年来坚持将书法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日前被中央教科所定为全国写字课题组实验学校。
从１９８３年起，红星路小学就开始进行书法教育。各年级每周至少设一节写字课，正式排入课表。每天放学后，全校师生共同练字１５分钟。学期末，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作为不同年级的考试内容。学校定期举办书法讲座、竞赛、展览，每年都举办一次书法节。（刘庆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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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动态
上海二百五十万人接受成人教育
今年上海市接受成人教育的总人数达到２５０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２３·６％。
目前，上海成人教育已由过去追求学历教育的单一形式，发展成为由学历教育、继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技能及岗位培训教育等多种形式、多规格、多层次组成的素质教育新格局。到今年６月底，上海已拥有成人高校１０１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１２２所、乡镇文化技术学校２５５所，社会办学已突破１０００所。（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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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资助考上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入学
从今年起，重庆将对考上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一次性资助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以解决其入学难的问题。市总工会主席张宣辕表示，此举将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资助对象是今年秋季入学的国家统招新生（不含自费生和成人高考生）；其家庭属重庆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者。（李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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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校园生活
高等学校的双休日
晓钟天龙雪娟
自去年５月１日起，全国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一年来，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是如何度过每周两天的休息日的呢？近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河南郑州市的几所高校。
“攻关者”：一个脚印一首歌。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发现约有３１％的大学生把双休日都用在了学习上。准备明年考研究生的郑州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张某对我们说：“化学系在我们郑大是一个唯一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系，能在这个系学习已是很大的荣幸，如果再能考上研究生，那真可以说是大学四年，一个脚印一首歌啦。”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计算机机房里，我们发现两名女同学正在调试程序，通过交谈，得知她们并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当问起她们学本专业以外知识的起因时，两位女同学的话让人深思：现在是信息时代，而信息离不开电脑，假如一个大学生连起码的计算机知识都不懂，恐怕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打工者”：减轻父母负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约有２７％的大学生把这两天全部用在了“打工赚钱”上。这些同学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或条件一般的家庭，为了使父母不为自己的学杂费犯愁，他们便走出校门，把双休日变成了“打工日”。在郑州大学门口，我们见到一位准备搞家教的女同学，从她的口中得知，担任家教的报酬是每小时５—１０元，两天下来可以挣六七十余元，足够自己半个月的开销。还有不少同学利用双休日到一些宾馆、饭店洗碗端菜。一位每星期都到一家酒店当服务小姐的女同学对我们说“干这些活虽然累一些，苦一些，但是，从老板手里接过钱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呀！如果用句时髦的话讲，我们这也可以算是‘潇洒走一回’。”
“恋爱者”：说不清楚。据我们了解，现在约有９０％左右的大学生都有了固定的恋爱对象。一到双休日，不少男士都驻足于女生楼下，大声呼叫“心上人”的名字，楼上楼下，相互呼应。是真的柔情似水，还是为了追求时髦，有点让人说也说不清楚。据说，大学生一进校门，辅导员也要求大家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但这一要求在学生脑海中最多存留三五个月，不出半年，有些学生就出双入对了：饭一起吃，课一同上，钱一块花。在中原路一家舞厅门口，我们遇上了两位大学二年级的同学，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俩是从同一个地区考来的，入校不到三个月时，彼此就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恋人了。
“休闲者”：欲说心情好困惑。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２２％左右的学生认为“双休日就是双倍休息日，应当加倍地玩，加倍地乐”。于是，舞场、录像厅、饭店都成了大学生们过双休日经常光顾的地方。双休日一到，大学校园附近的中低档餐馆里总会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光顾。郑州大学一位教授看到饭馆里“吆五喝六”的就餐学生，无奈地叹息道：“这些学生一个晚上的消费，不亚于我们一家一周的消费！”
写到这里，我们想用一位教授的话来结束我们的话题：双休日的实行，给大学生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长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双休日的“误区”，高校的学生会、团委、工会等组织应该在引导学生过好双休日方面做一些探讨，使他们走出误区，把双休日过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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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海月谈
小学校也能做出大贡献
陈兴贵
提起科教兴国，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人们常常想到的是高等院校。谁也不会想到，地处山西吕梁地区的成百上千所小学校的师生，也能在改变当地面貌，帮助当地老乡脱贫致富中做出很大的贡献。
实行农科教结合，是发展我国农业的根本途径。有人将此形象地比喻为：修教育之渠，以科技之水，灌农业之田。这比喻是颇有道理的。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项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如果能用于生产，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可惜的是这些科研成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未有效地用于农业生产的实际。从各地的反映看，影响科研成果转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业劳动者科技素质太差。我国大多数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除自然条件差，生产环境恶劣的客观原因外，当地群众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差，缺乏吸收科研成果和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则是更重要的主观原因。“穷”和“白”相互制约。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把眼光投向教育，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把它作为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一项大工程来抓。因为抓科研成果的转化，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培养和提高第一线广大劳动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质就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扶贫先扶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从根本上讲，知识的扶植，文化的提高，科技意识的强化，人才的培养，比单纯的物质支援，金钱的帮助更有意义，更有实效。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面貌，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地区有很深的体会。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今天所以特别重视教育，特别重视发挥教育在农科教相结合中的作用，深层的原因也正在此。吕梁地区的经验更富说服力。
这里的所谓小学校，前些年也就是一孔或几孔窑洞，一位或几位老师。这里山峦重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然环境恶劣，是全国几个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而历史留给吕梁地区更大的困难是这里群众缺少文化，没有起码的科技知识，农业科研成果推广起来显得格外困难。
吕梁地区的小学校遍布山头。师生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凭借他们掌握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便主动地挑起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他们先在校园里学习，后在自家庭院里实践，再由他们的父兄向大田里推广。他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还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员。仅果树的栽培剪修，菜籽的试种，良种的示范，就使当地群众的收入由人均几十元、几百元增加到上千元。正是他们坚持数年，日积月累，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强化了当地群众的科技意识，造就了当地一大批农业技术的专门人才，充分显示了教育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活力。
受益于教育，受益于文化科学知识的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更加热心投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水平，造就自己的科技人才，这样，就使当地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进入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位于吕梁山腹地的方山县圪叉咀村，仅有３４户人家，１３６口人，如今已有７名大学生，１名研究生，令人鼓舞。
山区教育如何办，如何发挥山区学校在实施农科教结合中的作用？吕梁地区创造的强化校园，发展庭院，扩大田园，以教学基地、实验基地、生产基地为载体发挥作用的经验可供借鉴。这一经验证明，小学校也能在发展经济中做出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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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史钩沉
国子学与国子监
毕全忠
有些谈中国古代教育的文章，把国子监说成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这种说法不准确。实际上，只有明、清两代的国子监才可算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在这之前，国子监并不是学校，而是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
从战国时的齐国开始，讲学的场所称之为“学”，“学”渐渐成了学校的统称。真正可以称得上全国性的国立最高学府的，是从汉武帝时开始建立的太学。东汉时太学学生多达上万名。太学一直延续到元代。太学生既有一般官僚子弟，也有庶民百姓的子弟。西晋时期，门阀政治盛行，影响到教育。公元二七六年，即西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晋王朝开始设立“国子学”，是专收五品以上官僚子弟的贵族学校。这是门阀政治的产物。国子学后来简称“国学”，设“国子祭酒”为校长，但仍隶属于太学。
西晋以后，中央政府又陆续办了“四门学”（也是“通儒”教育）和一些职业教育的学校，如“律学”、“算学”等，国子学也逐渐离太学而独立。中央办的学校多了，教育行政管理成了一项重要的政务，因此，从北朝时期的北齐开始，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叫“国子寺”。“寺”，是古代很多行政机构的通称。但国子寺不管理地方的教育。到隋炀帝时，“国子寺”改称“国子监”，“监”也是很多政府机构的通称。唐朝曾一度改称“成均馆”、“成均监”，以后又恢复为国子监。隋、唐时期，国子监管理的学校有太学、国子学（国学）、四门学这些“通儒”教育学校，以及算学、律学、书学等职业学校。宋代也是这样的体制。
到了元代，上述体制有了变化。除国子监之外，又设立了蒙古国子监；又把太学合到国子学中，太学从此便没有了。但这一改制是国学的太学化，而不是太学国学化，国学成了全国最高学府。明代，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子学与国子监合一，保留的名称是国子监。从此，国子监的行政职能消失，成为教育机构，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清朝沿袭明代这一体制，直到清末建立“学部”，才又有管理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同时取消国子监，成立京师大学堂，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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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育聚焦
教育——
吕梁致富之路
牛廷相
七月的吕梁山正是庄稼旺长的季节，一排排崭新的教学大楼在一片片嫩绿的作物掩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笔者近访吕梁山区，被这块黄土地上教育为脱贫致富服务所表现出的生机和活力所吸引。
没有文化受穷重视教育脱贫
在圪叉咀村，农民吕补元给笔者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俺们老百姓一说读书就摇头，上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回家受穷？如今不同啦！攒钱给孩子娶媳妇，不如出钱供孩子上学。因为上学，即使考不上大专院校也能成为致富的人才啊！因此大伙儿一听到办学校的事，劲大着哩！去年秋季学校翻修没砖，村里人两天时间就义务备齐了。”吕补元的肺腑之言，反映的是吕梁３００万人观念的变化。吕梁是全国１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而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５年的几年时间，全区干部群众集资５．７亿元，占到山西全省“八五”期间集资办学总投入的１／３还多。
人们为什么这样舍得花钱办教育呢？临县黄家峪村支部书记刘乃大讲的一段故事说明了其中的原因：８年前学校仅有两孔土窑洞，一半孩子不上学。１９８８年全村栽了１０００株果树，就是不结果。当时只想，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就发动全村人给树浇水灌粪，谁知越浇灌树越疯长，越结不上果。正当束手无策时，学校校长请来在县果树站工作的老同学，挨家挨户现场指导帮助人们学习修剪和嫁接技术。１９９３年果树就进入盛果期，全村人均收入增加了４００元。农民懂得了教育的重要，１９９４年就修起了一座漂亮的标准化学校，全村９８％的孩子都上了学，９０多个劳动力都成了果树栽培能手。
校园、庭院与田园
山区教育的活力在于和脱贫致富相结合。
位于吕梁山腹地的方山县圪叉咀村，有３４户人家，１３６口人。３０多年前，李健老师在学校办起了农场，种菜种粮，学校逐步解决了学费、书费和文具费，实现了办公、烤火、维修“三自给”。受小农场的启示，李健老师请来县林果技术员指导，办起了小果园、小林场，扩大了小农场，学生除基础教育外，增加了一门农技课。为了使从书本中学的技术直接在生产中得到运用，孩子们督促和指导家长们在各自的小庭院里办起了小果园。３０年不间断，学校集体收入２０余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０元增加到去年的１７１０元。学校除保证“三免费”、“三自给”外，还修了一座漂亮的标准化学校，白天教学生，晚上教农民，实验田里搞示范，各家各户搞推广，走出了一条教育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新路子。学校先后培养出９０名初中生，２５名高中生，８名中专生，７名大学生，１名研究生，小学“四率”达１００％，有３０名农村劳力成为方山县的农技顾问。
地处晋中盆地的交城县大陵庄村，有１６２户，６４０口人，一所完全小学。１９９０年村委会与省农科院签订了１００亩菜籽种植合同，由于村民的传统观念对新技术无动于衷，致使合同成为一纸空文。在此情况下，学校承担了试验任务，当年一茬菜籽收获３０公斤，５００元钱，加上复茬作物，１亩试验田收入２０００元。于是村委会请来农科院技术员，在学校开设技术课。第二年全村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庭院里搞实验，仅此一项全村人均收入６００元。从此以后，每一项新技术都是在学校试验成功后再在全村示范推广。目前，全村仅菜籽、育种两项就达到５００亩，人均收入超１０００元，成为省农科院的菜籽基地。
就这样，短短５年时间，全区３０２２个村委建起了规模不等的“三位一体”基地，占到村委总数的８０％。
关键是要有个好的“带头人”
在吕梁山区，当地干部群众体会最深的，是要实行农科教结合，最重要的是选准一个有知识、有抱负、有责任心的带头人。
康梦雄是一个５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担当起前元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每逢一、三、五，自己给学生讲一节实用技术课，晚上给农民讲文化课、技术课。并做出一条硬性规定：凡是技术课不及格的学生不能毕业。从而使教师、学生、农民都掌握了实用技术。在２０多年的实践中，前元庄学校建成了粮、菜育苗种植基地，优良品种养殖基地，枣树和苹果培育基地。这些基地成为学生和农村劳动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技示范园区。由此形成了普教、职教、成教统筹兼顾，党支部、村委会、校委会三位一体的格局。如今全村每１０个人中就有１名大中专学生，１６—４５周岁的村民全部达到初级专业技术水平，还有３０％的户达到县级科技示范户标准。全村人均收入１１００元以上，被国家教委命名为“全国农村教育先进村”。
第11版(教育)
专栏：
治教之道
治校如治水，宜疏宜导不宜堵；育人如育苗，宜渗宜润不宜揠；授业如控闸，宜操宜纵不宜崩。
——北京西藏中学徐顺刚
大凡治学治校之道，先有振兴之怀抱，再有进德修业之细行，然后有识才之眼、用才之举、容才之度、育才之措。
——陕西柞水县凤镇中学吴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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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开滦矿务局吕家坨矿小学教师赵宝林，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伤致残，下肢高位截瘫。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他以顽强的毅力在床前义务为附近居民区的学生们辅导文化课。图为赵宝林（右）在为学生们辅导文化课。 石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