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
期待更好的一页
——写在中国交响乐团集训音乐会后
谌强
中国交响乐团组建以及陈佐湟出任其艺术总监和指挥之初，我在对陈佐湟的采访中，可以感受到他为乐团艺术建设和发展定下的目标：在他和全团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交响乐团将成为中国最好的一支交响乐团，并力争尽快成为一支具有世界水准的职业乐团。
如果把陈佐湟的这两个期待看作是“近期”和“远期”两个台阶，并借用来表明我对中国交响乐团的评价的话，看过乐团７月举行的五场集训汇报音乐会后，我以为，中国交响乐团已经开始踏上第一个台阶，而距第二个台阶尚有不小的距离。
五场集训汇报音乐会，包括三套弦乐曲目和两套管乐曲目，从总体看来，其水准无疑是好于此前的原中央乐团的。音乐会给我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乐团通过考核与聘任，聚集了更优秀的乐手，而且更在于乐团通过严格的分声部训练，在音乐会上呈现出来的那种职业化意味。这一点，在弦乐音乐会上尤为突出。
或许是由于原中央乐团管乐弱于弦乐的基础并未根本改变，因此，此次管乐音乐会所呈现出来的水准和风貌，如果我们将其与以往相比，当然有了明显的进步，譬如音乐会中没有以前时不时有一次的那种“炸”的感觉，甚至可以说开始让人感受到各种乐器组的不同音色，但严格说，在音乐整体中所表现出来的层次还不够清晰和丰富。当然，当我们考虑到乐手们集训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两周，而且距９月６日乐团的首次正式亮相尚有一段时间，我们的遗憾就会变得淡一些，两场管乐音乐会的后一场好于前一场的事实，便是让我自慰的理由。
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三场弦乐音乐会，我所感到的欣慰更为强烈一些。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觉得弦乐手们在音乐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给了我一种开始走出磨合期、开始有了一种在演奏中可能“出彩”的感觉。虽然三场音乐会中，有的曲目的演奏还缺少我所期待的那种温暖、圆润的色彩，显得直白了一些，但同时也有像舒伯特《回旋曲·小提琴和弦乐队》、德沃夏克《Ｅ大调夜曲》等令人为之击节的演奏。我同时注意到这样一点，虽然最后一场的演出不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曲目的演奏“出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乐手们的水准起伏不定，比较一下曲目便可以说明这一点。最后一场的德彪西、马勒、布里顿等作曲家的作品，较之前两场的曲目难度更大一些，这正说明中国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正在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我们期待着中国交响乐团从集训汇报音乐会中可喜的第一步开始，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第4版(副刊)
专栏：经典唱片
谈谈肖邦的精选作品ＣＤ
耿纯
肖邦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１８１０年生于热拉佐瓦沃拉，１８４９年于法国巴黎辞世。一生中虽只有短暂的３９年，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
肖邦１２岁，拜华沙音乐学院院长约琴夫·埃尔斯纳为师，学习和声与对位。１５岁时，正式出版Ｃ小调《回旋曲》。
从那时起，便开始发表大量的创作并在维也纳、巴黎、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地演出，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肖邦一生中创作出钢琴协奏曲、回旋曲、室内乐、钢琴与大提琴大二重协奏曲、１７首波兰歌曲、钢琴叙事曲、练习曲、前奏曲、夜曲、圆舞曲、１０首波罗乃茨舞曲和５５首玛祖卡舞曲，以及其它的作品。
肖邦的作品，旋律优美流畅，技巧、和声等运用浑然天成，以至后来像鲁宾斯坦、霍洛维茨等钢琴大师，都弹奏出版过肖邦的钢琴作品。肖邦的钢琴作品，亦成为所有研习钢琴的人的必修课。肖邦虽被称之为浪漫的钢琴诗人，但他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谨，他的音乐作品，一般也仅以曲式、作品类型等进行编号，很少另加作品名称。
在肖邦的精选作品ＣＤ中，共收录了波罗乃茨、玛祖卡、华尔兹、夜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等１８段音乐作品，总长度达７４分４７秒。
其演奏阵容整齐、庞大。其中有尤金·奥曼迪指挥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和普列文棒下的伦敦爱乐交响乐团。担任钢琴演奏的有菲利浦、阿克斯、里卡多等名家。
该片的录音品质亦属上乘。钢琴的琴声清澈、透明但不干不紧。当管弦乐队出现时，层次分明，音色饱满热情。尤其是最后一段《第二钢琴协奏曲》，钢琴与乐队配合默契，无论是对乐曲的处理，还是音色、音量的平衡，均很见功力。
该片浓缩了肖邦作品的精华。通过肖邦精选作品ＣＤ，就可以在你面前树立起一个有血有肉的、极为真实的肖邦的形象。
该片由ｓｏｎｙ公司出版。
片号是：ＭＬＫ６４０５７。
第4版(副刊)
专栏：绿丹兰杯征文
雀儿窝·桃花寨
王万金
春节以前，我们去造访雀儿窝·桃花寨。
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由冕宁、大桥、拖乌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如今已变成了一○八国道线。奔驰的小车把艰险与坎坷抛到遥远的历史。青藏高原南下的雪风，呼啸着擦过车窗。灰蒙蒙的天压着冷峻的山岩，空中有极微小然而却很坚硬的雪霰飘落下来，沙沙有声。久居山乡的人都知道，下这种雪霰的天气是极冷的。我们一下车，便躲进拖乌乡政府的屋子里，围着火盆，一边烤火，一边喝酒，驱除透骨的寒气。
“桃花寨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公路边的山窝窝里。因为那里山势险峻，修公路时把它绕开了。”年轻的乡长，一个懂文化的彝族小伙子，一边给我们斟酒，一边回答说，“这桃花寨原来叫雀儿窝，彝语意思是生长刺槐的地方。汉语则是形容山寨之小的。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冕宁县城接见彝族代表古基达列，刘伯承率领先遣部队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果基小叶丹）‘彝海结盟’。之后，中央红军过雀儿窝、拖乌山，向大渡河安顺场进发。当红军来到这个桃花盛开的小山寨时，黄镇画了一幅速写叫桃花寨。从此，这个名字便嵌入地球上的红飘带中。”
小路转过一座山，经过一块满是银灰色砂砾的扇形坝子，然后像蚯蚓一般爬上山梁。四山合围成一个“雀儿窝”，这里住着３０多户人家，屋瓦盖着低矮的篱笆墙，错落有致地散布在缓坡上。满寨子的山墙和树架子上，挂满一串串金黄硕大的玉米棒和干菜、干草；黄狗、黑狗、花狗都摇头摆尾地吠叫；男人叼着烟杆，女人抱着奶娃，孙子扶着婆婆，挤在路上，站在院坝，稀奇地看着远方来客，使这个寂静的山寨有了几分热闹和喧哗。
雀儿窝·桃花寨，苦涩的山桃树早已被淘汰。山上山下一片片花椒林，被冻得紫红的枝条顽强地抵御着严寒的袭击，在冷风中酝酿大红袍花椒的清香。正在修新瓦房的村长阿硕阿嘎，停下手中的活路，让我们围着火塘，对我们介绍说：“这几年，雀儿窝一抓粮食，二抓花椒。今年人均有粮４１５公斤。全村有挂果花椒树１３３４０株，产２．２５万公斤花椒，收入６．５万元。建卡贫困户２５户１３５人，人均收入５３７元，都已经摆脱了贫困。”
树围子那边的晒场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男人在弹羊毛，女人背着娃娃拧线线，有说有笑的，那么平和、恬静。
村长带我们拜访了当年见过红军的曲木乌吉老阿妈。这位８４岁的老人耳聪目明，笑露出满口白牙。她坐在火塘上方，不停地为我们加薪拨火，烤得大家暖洋洋的。老人指着堂屋右侧的沙发、茶几，以及内室里蚊帐笼着的绣花被盖，还有门边装满粮食的粮柜子、竹楼上吊着许多腌腊肉，笑眯着双眼对我们说：“以前住的茅草房，一头是牛羊圈，一头是锅庄，又黑又脏又臭，一家人席地而眠，哪有现在这么敞亮、舒坦？”曲木乌吉老阿妈从深沉的回忆中，打捞起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她说雀儿窝的人，个个强悍勇武，当年用土枪长矛打败过国民党的一个连，缴了他们的枪，剥了他们的黄马褂，让他们灰溜溜地大逃亡。她说，红军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军队，都跑到山上躲起来。后来通司（翻译）说，红军不是打彝人的，是彝人的朋友。大家才半信半疑地摸回了山寨。回家一看，没有谁受损失，连烧柴用水都放了银元。那么大的队伍没踩坏一棵庄稼。大家又惊又喜，抱着大红公鸡送红军，送毛主席。开初有人抢了几枝红军的枪，都十分羞愧地还给了红军。老阿妈说，当年红军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今天共产党为人民办好事，制定好政策让彝家过好日子，大家敬香火的时候都念叨着，要把好政策永远留在彝家。
这是不是神话和迷信？我被老阿妈的真诚和纯朴所感动，我陷入深深的沉思，我胸中涌动着五千年历史的巨浪：中华民族从茹毛饮血的荒蛮步入现代文明的今天，有多少朋党的聚散，有多少朝代的兴衰，有谁能像共产党一样，真正与人民同心律共凉热？人民把对共产党及其传统和政策上升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这是一种内聚内在的伟大，一种自强不息的感召，一种民族哲思的仪式，一种民族文化的升华，这是一个享有平等、自由、康乐和幸福的民族在饮水思源时唱的一首最真挚的颂诗。
诙谐的村长在我们离开山寨时还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打算集资修小电站，有了动力再办粮油加工厂。以后天天有肉吃，天天有钱花，出门有车坐，进门看电视，安逸得很！”
啊，雀儿窝，冬天也是热烘烘的！我感觉到了春的脉息，在寂静的山野间律动。
第4版(副刊)
专栏：
缺斤短两的商家语言
吴锦才
商人总是把自己的东西说得格外好，直弄得自己用语的含金量也跟着发了酵。可是，一诺应该千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把话说得过分好听，让人比照实物觉得距离很大，反过来就不免有听话上当之感。某些商人语言在时下已成一种特别流派的“行话”，而且是需要普通人特别警惕的“行话”。
房地产商急着把砸在手中的房子卖出去，显得很焦急，有的就说：推窗可见“立体风景”。我初读这个说法的广告，一时回不过味来，想不出风景一旦“立体”，会是个什么样子？回头想通了，才醒过神来：天下哪一道风景不是“立体”的呢？如果不是，只能说明看风景的人眼睛出了问题。
时下广告中的夸张语很多。京西有个饭店招普通市民去度“大周末”，说是你只要花上几百元钱，就可以享受种种好处：豪华床上安眠，免费管饱早餐，游泳池向你开放……这都不稀奇，但到最后加上的一条“优惠”，却出了个大大的惊人之笔：入住期间，可以免费打市内电话。我先是以为自己的眼睛看花了：是不是免费打长途电话？细一看，并非长途。想想真绝：你如果连基本的市内电话都不让人打，你还叫“星级饭店”吗？
最令人气愤不过的是“买一赠一”这个说法。两个“一”字本来是含金量相同的，商家却不按照正常人的正常理解，而是硬按赚钱迷了心窍的商人自己的理解，将这一句话中的两个“一”字，分出大与小两个不同的范畴。买上千元一套的衣服，说“赠一”，结果赠你一双袜子（算商人大方，还没赠你一只袜子）；更厉害的，竟把招徕做到这种地步：买一件羊毛衫，买一赠一，赠的是一张券；可以免费洗熨一件衣或一件裤的券！
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特别用语。中国文字有着一字多用、解法甚多的特点，这在文学上用用尚可，而在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往来中则不见得好。因为多解往往带来使用上的不准确。现在，不知是一大批中文系毕业生都下海进了商场的原因，还是原来的一大批老板这两年上了“汉语文字水平提高班”的原因，商家用文字游戏来骗不那么精通文字的普通消费者的习气，竟是如此普及。最能吸引购买者的天花乱坠的文字都写上了街头，最有利于商家赚钱的解释却都牢牢抓在商家自己手里。
他们怎么写、怎么说，如果说还是商家自己的自由的话，我们不信它就是了。可是，我们的社会对文字中出现的如此乱象，似乎并不太在意，而且，有时还好像把商家创造的新解释变作了全社会最规范的说法。如“火腿”这个词，我们过去多少年来都习惯把“将鲜猪的后腿，经过腌制、洗晒、晾挂三个工序而制成的食品”（《辞海》的解释）当作火腿的定义；外国人也这么理解：“新鲜的或经过盐渍、烟熏和干燥过程腌制的猪后腿”（《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而现在，满街卖的只要含有一部分肉的像肠子一样的东西都被厂家称作了“火腿肠”，淀粉少一点的干脆就自称作“火腿”。食品包装上这么写着，店家的标签牌上也这么写着，购买者大概也得这么叫，否则，你说“我买那个‘含有一部分肉的像肠子一样的东西’”，售货员一定是不给你拿的。商家创造的这种新式语言，渐渐主导了社会的习惯。北京的《精品购物指南》报对这种“火腿”作检测时，对火腿的定义是“火腿是用纯瘦肉做的，成品是块肉”。其实，检测结果发现，连这个大大作了偷工减料处理的定义也没有做到，有一种所谓的“火腿”中淀粉含量竟达１０．４２％。语言已经偷工减料，做出来的东西还要再偷一次工、再减一次料。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用有力的手段对商业用语作一番科学的规范呢？我想，今后各地、各级的工商局应该有专门的人员对厂家、商人所用的语言都进行审查。不光查他们的广告，也查他们的说明书和包装物，不让有骗人之嫌的曲解语出现在商业场合；在法律上，也应该明确将商家有意曲解文字造成消费者购买中严重误解的行为，定为“欺诈罪”。另外要补充的一点是：审查这些文字的队伍中，应该包括各级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专家，如果地方小，没有这机构的话，则不妨聘请本地有影响的语文教师作为工商局顾问参与其事。
第4版(副刊)
专栏：
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展在京举办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展览７月３０日起在北京故宫承乾宫展出。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久享“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１９８１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鹿洞书院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书院现存宋代至民国初年的碑刻１５７通，摩崖题刻５７方。碑刻中有修复记、诗词歌赋、讲义、教规、学田记、教思碑记、游记以及名人题词等。这次在京展出其中有代表性的６３件碑刻和题刻的拓片。
第4版(副刊)
专栏：
《北京纪事》开展优稿评选活动
一本好的刊物，离不开作者和读者。《北京纪事》改刊后两年多来在作者的努力和读者的支持下，立足北京，面向全国，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生，发表了一些融新闻性、文学性于一体的纪实佳作。为感谢作者和读者的厚爱，更为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北京纪事》杂志社与中国天平经济文化发展公司合作，将从今年八月号开始举办优稿评选活动，并渴望得到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
此外，为顺应当前广大群众对足球文化的需求，《北京纪事·国安专刊９６珍藏版》也于近日面世，受到国安球迷的欢迎。该刊首次全面介绍国安球员，配有大幅精致彩色照片，并附个人小档案，主力队员均有文章介绍。
北京球迷千千万万，有在比赛开始前面向国旗高唱国歌的动人场面，也有“国骂”“京骂”不绝于耳的不文明之举。该刊目的在于弘扬“永远争第一”的拚搏精神，对球迷的情绪进行正确引导。（锋）
第4版(副刊)
专栏：
青年美术家发起“诚信艺助”活动
两位青年美术家邹文和刘人岛日前在北京策划并实施了一项名为“诚信艺助”的社会艺术活动——活动的发起人即组织者向国内的许多著名或不著名的美术家及艺术品收藏家征求无偿出借他们的艺术品。在履行了一系列有关手续（包括装裱保管、公证、保险等）后，这些作品将被无偿地出借给提出陈列申请的第三方，而第三方可以是任何拥有中国公民权的自然人或合法法人。第三方仅凭征集到５０个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信誉签名，以示该申请人在已往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诚信”名誉，那么这位申请人即有资格将此次活动中征集来的任何一件艺术品借走一定时期供其展示或欣赏，哪怕该件艺术品在市场上价值连城。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组织者试图尽量回避通行的法律契约，让参与各方都本着“诚信”的道义原则行事，其目的据称有二：一是这项活动不具任何商业性，使得任何一个参与者只要具有“诚信”名誉，即可将高雅而高贵的艺术品拿去欣赏，从而促使艺术品回归到大众中。第二个目的是以此项活动来检测证实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的道义力量水准，看看人们单凭道义约束能否完成一项包含崇高价值的艺术活动。
目前，首批供出借的艺术品中已有朱屺瞻的早期油画及张正宇、张仃、白雪石、沈鹏、韩美林、吴祖光、肖劳、许麟庐、宋文治等人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已经公证机关公证。
第4版(副刊)
专栏：
王路宾、张潭、岑川三人书画展
王路宾、张潭、岑川三人书画展，八月八日至八月十三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王路宾、张潭已年逾八旬。王、张二人三十年代求学于北京时，便喜好诗、书、画并颇具才情。“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他们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解放后，二人身居领导岗位，闲暇以笔墨为趣学艺不辍，离休后更专攻丹青。王路宾学王夫之、王羲之擅长行草；张潭当年曾就读于北平艺专并师从齐白石，暮年笔下花鸟鱼虫渐得白石遗风。岑川也已是六旬老人，他年少时便拜在金石家朱复戡门下，主攻大篆、行草，其作品运笔遒劲雄浑有力，风格独特。此次共展出作品近二百幅。展出由北京大学、北京美术学会、北京建设大学、深圳齐鲁经济文化促进会共同主办。（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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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与人
我与《黄河大合唱》
严良堃
我指挥《黄河大合唱》已经五十多年了，为它付出了不少的汗水，但是《黄河》也培养了我。我今年七十多岁了，按孔夫子的说法，“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我感觉到我的艺术修养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与音乐结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小的志愿不是搞音乐，那时我的数学比较好，常考１００分，我当时非常希望能够学工。抗日战争改变了一代人的理想和命运，很多人的前途都重新安排了。北方沦陷以后，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还有各地的文化人士都到了武汉，冼星海也随上海的“流亡演剧队”到了武汉，在那里从事群众歌咏运动。１９３８年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领导武汉的抗日宣传活动。郭沫若是三厅的厅长。当时三厅有田汉、洪深、冯乃超、张曙、林路等人，参加抗日歌咏工作的还有盛家伦、刘雪庵等，当时的武汉可谓人才荟萃。我们的学校也开展了歌咏运动，我就是由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大潮卷进了音乐队伍。
当时我１４岁多，正在念初中，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群声歌咏队”，隶属于在武汉地区活动的青年救国团，是党的外围青年组织。我们常去街头做抗日宣传讲演，讲演开始前就叫我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这样就开始了我的指挥生涯，到现在已经５５年了，这“不解之缘”是日本鬼子强迫我结下的。后来参加了孩子剧团，这是在周副主席、郭沫若关心、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抗日儿童的团体。我当时在团里也演戏，也唱歌，也表演舞蹈，除了这些，主要就是打拍子了。后来武汉也沦陷了，我们也跟着撤退，经过长沙、桂林、柳州、贵阳，１９３９年１月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１９４０年我１７岁时，我们孩子剧团第一次在重庆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是由我来指挥的。从那时演《黄河》，到现在已经５３年了，我的整个音乐演出生涯可以说就是在《黄河》声中成长起来的。
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孩子剧团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１９４２年秋后就被迫解散了。孩子剧团解散后，我考入国立音乐院，在理论作曲系学习。教我们的有江定仙、陈田鹤、吴伯超、李抱忱；教钢琴的是易开基、李翠贞；教提琴的是张洪岛；声乐教师有黄友葵、胡然，他们在那里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才对新中国的音乐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回忆起来，我最初学指挥时的老师有两个人。一个是冼星海，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他的很多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你的基本功一定要扎实，要把手的每个关节都练习得很灵活，但上台不要卖弄，不要表现音乐之外的东西。这点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我的第二个老师是吴伯超，他是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当时是音乐院的院长。他教了我半年，教的时候也没有教具，就对着谱子，嘴巴当乐器，手上打拍子，不像现在有钢琴。我跟他也学了不少的知识，开阔了眼界。我的指挥的基本业务要领主要是这两个老师教的。
指挥专业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除了老师教，主要还要靠自己多看、多观摹、多实践，然后吸收领会，没有实践是不行的。对于基本功要刻苦练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教我学习指挥的最后两位老师是苏联的弗·沙可洛夫和尼·阿诺索夫，那是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沙可洛夫对我要求很严格，他说，指挥的关键是做好音乐进行的准备工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指挥的“工作岗位”就在预备拍上。因此，指挥时要简明准确。阿诺索夫则告诉我，指挥时心中要有作品的全部曲谱，不要按每个小节来打拍子，应根据音乐的整体结构来引导音乐的进行。
我因为从事指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指挥《黄河大合唱》有五十多年，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也有将近４０年了，有的人把我叫做黄河、贝九“专业户”，也积累了不少其他曲目。
１９９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都在演唱当年的歌曲，来庆祝这一人民战争、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从新年伊始，就为《黄河》的演出四处奔忙。４月份，我带中央乐团合唱团访问马来西亚，在９个城市里，共演出了１１场《黄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的场面极为感人。６月，北京市委举办了前所未有的万人《黄河大合唱》，是由北京５０所高校的大学生演唱的，在北京及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的演出，更是一次对青年学生的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同学通过演唱《黄河》，增强了对我们中国这一苦难历史和人民英勇战斗精神的了解，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演出后他们激动地说：“通过演唱《黄河大合唱》，我们更加热爱祖国，我们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１０月份，又在广州，组织全市近百个合唱团参加的１．５万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达到了有史以来演唱《黄河》规模的顶峰。８月，我又带领中央乐团合唱团访问美国，在纽约林肯中心指挥大陆、港台、海外３００多华人演唱《黄河大合唱》，达到了在美国东方人音乐演出的最大规模。很多华人从上百英里外的城市，有的甚至从其他国家赶来聆听这场音乐会，演出的场面非常感人。９月份，我两次赴台湾演出《黄河》，演出的场面盛况空前……
去年我还在国内其他城市演出了《黄河》，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共有３６场，这是我有生以来指挥《黄河》最多的一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所蕴含的民族爱国精神和音乐的强烈感染力对人民的感动。
第4版(副刊)
专栏：
金色池塘 彭小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