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物志
乡间标语见民心
本报记者段存章
从郑州到平顶山采访的路上，我隔着车窗玻璃观望乡村墙头标语，偶见农民发出的呼声：
“谁富谁光荣，谁穷谁无能。”
“不嫁文盲夫，不娶文盲妻。”
“一生生一，一生幸福。”
第一条标语，乍看有些刺激和绝对，农家贫穷原因多种多样，并非都是无能，但谁富谁光荣是时代的进步，想起当年“谁穷谁光荣，谁富谁挨批”，今天喊句“富光荣穷无能”也可理解。但是，“富光荣”的专业户不要忘记“穷无能”的人家，应提倡富帮穷，富带穷，光荣更光荣，无能变有能，共同奔小康。
第二条标语反映出农民找对象看重知识，当然文盲也不是找不到老婆和丈夫。一般说，有文化的夫妻容易富，文盲夫妻受穷多。一位有知识的农民说：“肩上有力养一口，心上有力养百口”，这说明苦力与智力的不同，能力差别之大。据农村调查，一般小学毕业的农民收入比文盲高，初中毕业的农民收入又比小学毕业的农民高，高中毕业的农民收入比初中毕业的农民更高。知识可以创造财富，不找文盲对象就是怕受穷。农民懂得了治穷先治愚，好！
加上第三条标语，农村实行计划生育，一般经济宽裕、文化素质高的农民落实节育措施较自觉，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江苏华西村农民的话），不就一生幸福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善于“滚雪球”的人
本报记者程曦
今年４月１５日，对欧阳效芳来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江西赣南南方有色金属冶炼厂的经营权即日起正式移交给他。这是他第十次“收购”一家亏损企业。
欧阳效芳与共和国同龄，革命老区江西于都县人。因家里经济困难，他很早辍学，外出帮人挑捡钨砂，卖草药，摆地摊，挣点小钱帮衬家计。１９岁到钨矿做工，虚心讨教，硬是学得一套开风钻、放炮、找矿、选矿的技术，尤其是找矿，练就了一手“绝活”。
１９７８年，改革的春风吹动了欧阳效芳的心。他带着昔日一道捡钨砂的小伙伴组成“于都群联工程队”，到了福建清流北坑钨矿。为了在北坑站稳脚跟，他变卖家当，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和老矿工为群联工程队传授技术，使大多数队员掌握了爆破、风钻、选矿、电工等专业技术。１９８５年８月，亏损１００多万元的北坑钨矿发不出工资，眼看就要垮了，欧阳效芳又变卖家产，投资承包了北坑钨矿三中段，提前二年半完成了任务，救活了这个矿。群联工程队作风正，守信用，效率高，价格低，找矿准，得到福建冶金系统领导的称赞。
１９９１年，于都葛坳铅锌矿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县领导想到了欧阳效芳。面对家乡父老的盛情邀请，欧阳效芳义无反顾，一头扎进矿山，更新设备，培训人员，终使葛坳矿扭亏为盈。
上犹县焦里铅锌矿支撑不下去了，赣州行署专员也叫欧阳效芳“想想办法”。他去接管经营后，又救活了这家矿。
于都罐头厂，一直是让人牵肠挂肚、为之头痛的亏损企业。县里为了盘活资金创办新企业，请欧阳效芳去租赁该企业资产，接收原有职工。１９９５年春，欧阳效芳租赁成功后，把它转为赣东冶炼厂的一个车间，现在这里已拥有赣南最先进的矿产品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分离、提炼，生产铅、锌精粉、电解铅、电极铜和金、银、锑、铟等稀有贵重金属，年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工人月工资平均五六百元。
靠不断承包、租赁、收购亏损企业，欧阳效芳创办起民营企业金达公司。他先后从全国各地冶金行业高薪聘请九位国内外有名的铜锌加工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金达公司的技术顾问，帮助培训骨干，进行现场指导，还选派数批骨干到有关厂家跟班劳动，学习生产技术。金达公司的“绝活”就在于能使矿产品回收率达到８０％以上，而收购前那些冶金企业的矿产品回收率只有５０—６０％。
欧阳效芳承包、租赁、收购那些亏损企业后，实行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和职工离退休制度，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干部、工人同工同酬，实行能上能下的人事管理制度。无论国营、集体职工，还是招聘的职工，都感到企业是一个既有严格制度，又有人情温暖的大家庭，干事业舒心通气，有奔头。
１９９３年，欧阳效芳纳税１０１万元，在全省民营企业中排名第一，县委、县政府奖给他一辆小车，这在全省是第一次；１９９４年，欧阳效芳纳税２０６万元，在全省还是第一，县委、县政府又奖他２８万元；１９９５年，欧阳效芳纳税３２４．５万元，在全省仍是第一。欧阳效芳致富不忘社会，近些年来，他一共捐助社会公益事业１００多万元。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官莫图虚热闹
——山东省夏津县委书记刘炳义一席谈
本报记者贾建舟刘磊
刘炳义，４６岁，１９８３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任山东省乐陵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陵县县委副书记等职。１９９２年９月起任夏津县委书记。
担任县级领导多年，我最深的体会就是，任何时候头脑都不能发热，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不能盲从，更不能“一哄而起”。这几年，棉花生产普遍滑坡，许多地方都嫌种棉花不划算，不愿种棉花了。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没有跟风而动，而是经过认真调研，认定夏津还是得大做棉花文章。我们夏津８３万亩耕地，大多是沙薄盐碱地，降水量又小，种什么也不如种棉花；加上夏津历来就有种棉花的传统，历史上就有“银夏津”的说法。几百年来，老百姓已积累了丰富的植棉经验，这正是我们夏津的优势，我们何苦要丢掉自己的长处，跟着别人跑呢？所以这几年，全县的棉田面积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扩大。同时，我们又抓了棉花的区域化种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事实证明，发展棉花这条路走对了，夏津的老百姓依靠棉花走上了脱贫路。从１９９２年到去年，短短三年里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两倍多。现在，棉花收入已占到农民纯收入的６０％以上。
“为官头脑莫发热”，这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在基层当领导，为尽快出政绩，大搞“政绩工程”，是最要不得的。夏津还是个经济欠发达县，这两年老百姓刚过上好日子，经不起折腾。我当然也想要政绩，但我觉得，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最大的政绩。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宁可少办几件事情，也不能加重农民负担。但该上的项目还得上，怎么办？靠改革。就拿我们的县城改造来说，几年前我们县城还是破破烂烂，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前几年，有领导同志来夏津，对我们说：你们这儿哪像个县城，简直是个村子！这件事对我们刺激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我们决定采取开发与建设并举的办法进行城区改造。结果没向老百姓集资一分钱，整齐漂亮的街道建起来了。就这样，这两年我们完成了县城改造、程控电话开通等十件大事，但农民负担却没有加重，反映农民负担的来信、来访每年减少５０％。
去年底要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如果按照乡镇报上来的数字汇总上报，我们县在市里就能拿名次。但我头脑没发热，重新组织农调队等部门到下边去核查，一个村一个村地核实，结果挤掉了２００多元的“水分”。其实，我不是不想拿名次，但我是想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去拿名次，而不是图个虚名。（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长征路上铸丰碑
——川西北高原纪行
新华社记者成建本报记者梁小琴
巍巍雪宝顶，奔腾大渡河，茫茫大草原。川西北高原，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入夏，我们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长途跋涉３６００多公里，跃入我们眼帘的是在雪山深处、草原腹地、大渡河上，新建起的一条条公路和一座座大桥。
在这片广袤的地区，除了凉山州的西昌等几个县市外，都没有铁路、水路、航空，公路交通是唯一的现代运输方式。这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森林、中药材、水能和大量的铁、铜和黄金。然而，由于公路状况差，许多地方只有原始的古骡马道，坐在“金川”上的老百姓仍然摆脱不了世代的贫瘠。
“无路资源只是草，通了公路才成宝”，“路通百业兴”。一路上，我们几乎处处都能看见筑路的热潮。在德昌至西昌的公路上，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正在现场指挥。他就是红军的后代、３６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曲木史哈。谈起路来他异常兴奋地说，现在凉山还较穷，但州里已决定，“九五”期间要投入十多亿元，新改建上等级的骨架公路１６００公里。
在松潘和南坪县，我们眼里的县长穿着沾满泥浆的胶鞋，书记的草帽下是黝黑的脸庞。他们一开口就是九环线工程。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区黄龙、九寨沟就在这两个县境内。但由于４００多公里的山路难行，从成都出发单程要两到三天，使当年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闻而却步。１９９３年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四川省决定修建从成都经松潘到南坪九寨沟，再从平武、江油回成都的九寨环线公路改建工程，全线长９００公里，按山岭重丘二级路标准建设，总投资约５亿元。目前已完成１７０公里，今年还将铺路１００公里，到１９９８年全线完工后，从成都出发只需一天就可到达九寨沟。
我们来到汉源县宜东区，副县长黄万钧介绍，这个有５万多人的宜东区，除樱桃外，还盛产苹果、梨，由于过去没有公路，许多水果熟了只能掉在地下，烂在土里。１９９４年，县里投资１４００万元修通九襄至宜东的公路。水果不仅远销云南、贵州、兰州等地，县里还建起了４家水果加工厂，年加工能力达１万吨。仅因交通的改善，每年就给农民增加收入５００万元。
在四川会理和云南禄劝县的交界处，有一个古渡口，当年毛泽东在此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诗句，它就是著名的皎平渡。１９３５年，中央红军３万余人在此用７只小木船，过了９天９夜。１９９１年，由交通部、云南省和四川省共同投资９２０万元，架起了一座近３００米长的斜拉桥，使昆明到这里的距离缩短了１００多公里。昔日的古渡口变得车水马龙，拉着铁矿石、煤炭、蔬菜的汽车来来往往。经济交往的增多，使会理县的通安镇和禄劝县的皎西乡成了新兴的小集镇，昔日两省的“死角”地带日渐繁荣起来。
川西北高原之行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同时也留下几许沉重。从康定出发，经瓦丹路到丹巴，这是我们此行一天走的最短的路程——１３７公里，却用了最长的时间——８小时４０分。这条１９８３年才建成通车的路在洪水和山地灾害的肆虐下已变得千疮百孔，高低不平的路面使汽车在上面像一个蹒跚的老太婆。在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要修开发丰富资源的经济路，一方面又要照顾那些更偏远地方的扶贫路，资金不足，以何为先？
川西北，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川西北，奔小康任重而道远。
（附图片）
改造过的雅安地区飞仙关至宝兴公路。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历史性的跨越
——关于农民与电话的报告
本报记者杜若原
五六年前，一位美国教授指着教室里的电话，对他的中国留学生说，这里的每部电话都能拨通世界各地，其炫耀与自傲之情溢于言表。
光阴倏忽，短短几年时间，江汉平原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已有了美国教授的那份自豪。在湖北省石首市楚源精细化工公司的办公桌上，董事长杨志成的电话可以随意拨通多国客户；与他的电话讯号同时走出国界的，是公司畅销国际市场的化工产品……
一部电话的价值
监利县龚场镇明星村以盛产西瓜、辣椒出名。今年西瓜上市时，种植大户周明星家满载西瓜的汽车即将驶往武汉；在不经意间，他随手给湖南岳阳的一位熟人打了个电话，得知岳阳瓜市价格高于武汉，当即改变瓜车方向。这一次，周明星多赚了２０００元。
毗邻的黄穴镇，农家土鸡远销广州。运销专业户把家中的电话视为“至宝”，他要随时掌握广州市场行情：鸡多了无处存放，也难销，鸡少了怕别人钻空子抢市场，必须掐准时机按时送货。
我们听到钟祥市一位农民巧用电话的故事。同盟村农民陈朋生，在得到广东上等香菇价格上涨的信息后，通过电话与邻近三县联系，最后在河南西峡县找到两吨合格产品，立即装运广州卖出５２万元，赚了２０万元。他从广州返回路过福建招安县，碰到李子上市，一个电话打到湖北荆门，得知那里李子批发价高出招安两倍，于是带回６吨李子，只花１０多元电话费便赚了１万多元。
荆沙市邮电局长刘宗绣告诉记者，目前农村装电话心切的是这几种人：种养殖专业户、运销专业户、个体工商户、乡村企业主和外出经商、打工的人，这是农村市场经济意识活跃的群体。
在荆州纪南乡，民间一首顺口溜唱道：程控电话进了百姓家，农民用上“大哥大”，ＢＰ机皮带上挂，联系业务坐在家里打电话……虽然一部电话的投入只有１０００多元，但它产生的效益却难以估算。农民说，装上电话，等于装上了千里眼，好比插上致富的金翅膀。
小康路上信息桥
“信息是财富，通讯奔小康。”当穷乡僻壤的资源优势依托信息载体走入市场时，就会产生许多奇迹。
地处大别山区的麻城市三河镇，农民素有植桑养蚕的传统。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镇里的缫丝厂处境艰难。去年８月，缫丝厂咬牙装了５部电话，以此掌握江浙市场行情。不出１０天，厂方就捕捉到一次好商机，销出缫丝多卖了１０万元。蕲春县九棵松乡石英砂矿藏丰富，正是靠着便捷的通信，村办的石英矿厂敲开了外国企业的大门，沉睡的资源成了商品。
封闭和蒙昧，曾经阻挡了农民追求文明、富裕的步履，他们被困在土地上，为温饱而艰难奋争。今天，一根电线逾越高山深壑，将产与销、农民与市场联结起来。在荆楚大地，因为通了电话而冒出的西瓜村、辣椒村、蔬菜村、甲鱼村比比皆是。
记者看到，那些产业结构调整快、社会化生产程度高的乡村，也就是通讯发展快的地方。枝城市杨家畈村，是名播遐迩的电话村，电话给这个村带来三次腾跃：由最初的柑桔村发展到全省最大的扫帚、洗把专业村，进而办起了钢铁厂，８５％的农户盖起了漂亮的楼房。
在农民迈向小康的路上，电话是无处不达的桥梁。
田野上的形象工程
鄂豫两省交界处有个景观：两个孟楼镇连成一体，却分属河南邓州市和湖北老河口市；前者称为老街，后者称为新街。两相比较，自然老街历史悠久，市场繁荣，经济活跃。
然而，小小电话竟改变了两个孟楼的命运。１９９２年以前，他们使用的都是“摇把子”；１９９３年，湖北孟楼率先开通程控电话。冲着对外联络快捷的优势，台资企业金玛珠宝公司毅然在湖北孟楼落户。这一发便不可收，外地商人陆续在此建起彩印厂、皮革厂、造纸厂；许多集体、个体企业主也随之而来……１９９５年，湖北孟楼乡镇企业总产值７．１亿元，比１９９３年增长３．２倍。
无疑，是通讯的发展造就了湖北孟楼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农村干部认识到，通讯的畅通与否，已是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各级地方政府乃至村组，对此给予了全力支持。
松滋市纸厂河镇为了实现村村通电话，镇委、镇政府将准备购买小汽车和盖办公楼的资金支援农话建设。监利县最贫困的观音乡，在筹资困难的情况下，无偿划拨地皮修建新邮局；乡党委书记动员机关干部暂停发放工资，筹措２０万元投入程控电话工程。
在许多县市、乡镇，电话工程被视为一项“形象工程”——它不仅使政令畅通，还为农村防洪救灾、社会治安和处置特殊情况提供了便利。今年７月，监利县突遇历史最大洪涝灾害，地处长江干堤之外的三洲镇长时间被高水位围困。沟子、熊洲等村发生溃口险情后，若是靠人跑步报险，少说也要两个小时；现在用电话报险，１０分钟内部队即赶到现场；数千群众和防汛机械、器材迅速到位，很快化险为夷。
一家负债万家受益
仅仅三四年时间，农村电话从摇把子时代迈进传输数字化、交换程控化时代，确是历史性的跨越。湖北省邮电局局长梁清章说，湖北农话的发展，可谓三年三大步。１９９３年底，全省农话用户仅９．７万；１９９４年净增８．２万户，一年几乎相当于前３０年的总和；去年放号达１９．４万户，今年上半年放号再创新纪录，达到１４．８万户，发展速度居全国前四名。
这位邮电专家说，三年前，省邮电部门敏锐地预测到，在城市电信的带动下，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农话必然步入快速发展期。于是，省邮电局向省政府申请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从１９９４年起，省政府每年拿出２０００万元，省局拿出３０００万元，用于补助农话建设贷款贴息，每年可以获得５亿元贷款，全省农话由此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
省邮电局农话处负责人王其藩、赖庸生告诉记者，１９９４年，松滋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电话自动化；１９９５年，石首市第一个达到村村通电话。目前全省１４１５个乡镇（区），除少数边远地区乡镇外，已全部实现程控化；３．２万个村中，已有１．４万个通了电话。
由于农话具有“点多、线长、面广、投资大”的特点，邮电部门多是负债建设、经营。然而，占领并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其前景必然光明。更何况，一家吃亏，万家受益，农话这个宏伟的现代化工程，它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又岂能用金钱来计算！（附图片）
湖北省邮电局局长梁清章（前排右一）在襄樊的程控机房。陈绍球摄
喜看仙桃织布湾农民用上“大哥大”陈绍球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切勿“拔苗助长”
刘杰
想当初，改革开放之风刚吹到合肥，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破土而出。这棵小苗植根于合肥科技城之沃土，又兼有灵活的运营机制，一时蓬蓬勃勃，名扬四方。
不久，上边有的领导却火烧火燎地要他们放开眼界，敢于贷款，规模越大越好。现代所马不停蹄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准的ＶＣＤ影碟，举贷兴办了中外合资的万燕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厂房盖好了，设备进来了，手头也空了。千呼万唤流动资金，偏又不见“芝麻开门”，大大影响了产品的市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管淑清日前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说了句令人为之震动的话：“那些领导要是少点‘拔苗助长’的急躁心理就好了。”
禾苗生长有着漫长的过程，其间离不开雨露滋润，阳光沐浴，也需要人们的细心管理，否则很难顺利地生根、开花、结果。而“拔苗助长”只能使苗枯死。企业发展壮大同样需要一定的运行周期，同样需要方方面面的关心帮助，特别是政府部门，应给予服务和引导。
其实不唯“万燕”遭“拔”之害，在采访中，记者常常听到一些企业家诉苦，说是某些政府官员或不懂装懂，或急于求成，不是积极地引导服务企业，而是要么瞎指挥，胡摆弄，要么大包大揽，越俎代庖，盲目地令企业“赶洋追星”，弄得企业无所适从，以致走入困境。这是极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
政府对于企业，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撒手不管，正确的办法，是按照大局所需，依据经济规律和各种法规，帮助企业循序渐进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所幸的是，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和万燕公司在受拔伤根后并没“枯苗”，他们从万般惶惑中很快醒悟，迅速振作。省、市党政领导也给予有力支持，帮助它与广播电影电视部、广播电视科研院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始大规模开发比ＶＣＤ更为先进的、市场前景广阔的ＤＶＢ新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家由政府指定的数字ＫＵ波段卫星接收机的生产厂家。“万燕”迎着阳光，又像海燕般展翅高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