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进藏干部篇
孔繁森群像
本报记者江世杰
６月４日，在西藏公路局食堂，与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向阳（藏族）共进晚餐时谈到孔繁森同志，他十分真挚地说：孔繁森同志虽然去世了，但在各个系统中还有许多活着的孔繁森，他们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应该说，是“两路”的建设和通车，造就了西藏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是公路交通这个西藏经济不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为自治区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藏交通厅厅长武继烈说：报道４１年来“两路”的畅通和整个西藏公路事业的发展，也应该好好写写那些响应党的号召自愿进藏工作的技术干部。
“把我的骨灰带回西藏”
林道勋，西藏交通厅总工程师，已不能亲自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位在雪域高原工作、生活了３５年，将全部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献给西藏交通事业的优秀知识分子，已于今年２月２７日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了他５９年的生命历程。林“老总”临终前对他的夫人说：“我十分热爱西藏这片土地，我同西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西藏献身无怨无悔。若有可能，将我的骨灰带回西藏，撒向雅鲁藏布江。”
林道勋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南京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桥梁专业，在西藏先后参与和负责了２０多座大中型桥梁的设计和施工，足迹遍及“世界屋脊”的山山水水。如果一座桥修两年，他两年在工地；如果一座桥造三年，他三年不在家。他说：在西藏高原架桥是艰苦的，艰苦已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川藏公路地质情况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常常让人防不胜防。林道勋不止一次地徒步考察病害地段，研究灾害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许多深受同行们赞赏的预防、治理意见。
７月１５日下午，在拉萨—贡嘎机场公路上的曲水大桥处，林“老总”的骨灰从那里撒入滚滚东流的雅鲁藏布江。
现任西藏公路管理局局长的刘继承，也是位与公路养护打交道３７年的“老西藏”。他于１９５９年７月被组织上选派进藏，参与过抵御叛匪破坏公路的战斗。１９６１年起在川藏公路白马养护段当技术员，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在昌都地区交通局公路工程队担任党委书记兼队长期间，领导修建的２０多座桥梁都被评定为优质工程，多次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地区级的嘉奖。如果说他心灵深处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因为太顾工作，妻子怀孕时无人照顾，生病服药过量，造成他唯一的儿子智力低下，１９岁了生活还不能自理……
子承父业再进藏
川藏公路如果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恐怕要算在１０２道班管区内的“１０２大塌方”了。５月３０日，我们在这里采访了带队执行“保通”任务的林芝公路总段机械化养护队队长王培高。
“１０２大塌方”是一个连续塌方区，三处塌方总长两公里多，从１９９１年发生第一次塌方至今连续不断。原来从路面到山顶有几百米高，现在因为不断塌方已矮了不少。塌方最多时一年中有半年不能通车。５年来，机化队在这里“安营扎寨”保通车，修了塌，塌了修，反复塌，反复修，在无法抗拒的灾害面前坚决不低头。１９９２年堵车时间从上年的１８０天减少到９２天，１９９３年减到７５天。去年为“保通”把两台推土机“累”垮了架，堵车时间减少到２８天。王培高告诉我们，今年３月１７日一次大塌方，近百台汽车不能通过，他们冒着落石抢修道路，推土机驾驶室顶部的钢板被砸了个窟窿，工人们面无惧色继续干，当天就把被堵的车队护送过去了。为了尽可能减少堵车时间，第二天一早，王培高带着生产股副股长等６人，爬上了数百米高的塌方顶部，在开裂处搞小爆破，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得个粉身碎骨，但他们毫无惧色……
王培高３６岁，父亲是５０年代进藏的养路工人。他１６岁时也从四川老家来到西藏，“子承父业”地当了养路工。为了川藏公路的畅通，他把儿子放在已退休回老家的父母身边，一年两年也许都不能见上一面。
像王培高这样的“第二代”，在“两路”上还有很多，青藏公路安多养护段段长郑玉文是他们中间的又一个优秀代表。他父亲１９５６年进藏，１９８８年退休时是安多段的党支部书记，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郑玉文１９７９年来到父亲身边，第二年当了养路工人。安多海拔４９００多米，高寒、缺氧使得刚３６岁的他已疾病缠身，一口牙齿脱落得只剩下７颗……
他把全家搬来援藏
我们在“两路”上见到的孔繁森们，有的比王培高、郑玉文还年轻。前不久被国家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全国建设民族地区杰出青年”称号的西藏公路局公路科科长宋万贵，就是“小青年”中的一个典型。
宋万贵１９８８年７月在重庆交通学院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来到西藏，成为昌都地区交通局的一名技术人员。由于这里技术干部严重不足，他常常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量，一年中至少有２００天在基层解决各种问题。１９９１年４月，通往昌都的川藏北线海拔４８００米的达马拉山发生严重雪灾，山上１５０多部大小车辆和近千名司机、旅客受困，宋万贵奉命带领抢险队前往解救。他在组织道班工人为被困人员送水送饭的同时，一直利用手电光、柴油火把指引４台推土机除雪“保通”，４０多个小时没有合眼。
１９９３年９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徒步翻山越岭２６０余公里，对墨脱公路的环境、地质、灾害、建设难度等进行了１４天的考察，整理了两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和几百幅资料照片，为这条公路的整治和改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按规定，援藏大学生工作满八年就可以调回内地。但在组织上的挽留下，他又说服了远在贵州工作的妻子，带着幼小的儿子一同来支援边疆。现在，他已被聘为交通厅公路工程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还被交通厅推荐为自治区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候选人。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养路工人篇
温馨的橘红色
本报记者江世杰
作者的话
藏族同胞把川藏、青藏两条公路，比作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
在我57年生命历程、16年记者生涯中，今年5、6月间为时24天的川藏、青藏公路之行，被一些朋友视为“壮举”。我与4家兄弟新闻单位的同行，从成都乘吉普车出发入藏，其间共翻越4000米以上的大山16座，跨过湍急的江河11条。在拉萨活动4天后，又冒着六月雪“跑”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道班5231米的青藏公路，到达西宁，总行程超过5100公里，称得上是“雪域高原万里行”。
游龙般逶迤于“世界屋脊”上的川藏、青藏公路，所过之处空气稀薄缺氧，气候恶劣多变，病害灾害频发，有些人视为“险境”、“畏途”。对于面积120万平方公里、不通铁路和水运的雪域高原来说，“两路”通车41年多来，为生活在“地球第三极”的西藏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它承担的客货运量占全自治区的94％以上，成为关系西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拉萨有句顺口溜说：“西藏形势好不好，就看‘两路’汽车跑不跑。”为了保障“两路”运输畅通，41年来，先后有数万名养路工人、武警官兵、交通干部为之贡献了青春和健康，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50年代初建成“两路”并至今仍保畅通，是世界公路发展史上的奇迹，应该永远载入人类筑路的史册。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青海、西藏时为“两路”题词，高度肯定了建设者的革命精神。记者这次采访“两路”，虽然身体受到严重高山反应的折磨，但意志得到了锻炼，面对“金桥”上平凡而伟大的基石，灵魂得到了净化。现将一路上的见闻、感触整理成文，奉献给战斗在川藏、青藏公路上的可敬可爱的人们。
从懂事起，就一直喜欢体现勃勃生机和令人恬静、舒适的绿色。然而，在川藏、青藏公路采访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转而喜欢橘红色了。每天我们的吉普车一上路，我的心里马上就渴望见到这种颜色，总觉得在这随时都可能遭遇危险的地方，惟有这种颜色能给人以镇定、安详、温馨、舒适，能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我知道这是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绪——因为“两路”上身着橘红色标志服的养路工人，真正是“抢险救灾的‘敢死队’”、“‘生命线’的保护神”、“司机旅客的贴心人”……
“无人区”里的道班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养路工人群体，是很有名气的二郎山道班。当年，颂扬解放军第１８军在这里修路的一首歌曲，使二郎山名闻全国；以后，道班工人响亮提出并努力实践的“以养路为业，以道班为家，以艰苦为荣，以助人为乐”的誓言，又被推崇为“二郎山精神”。那天，我们来到靠近山顶的道班房时，雾如小雨，寒气逼人，工人们还穿着毛衣或棉衣。二郎山工区工区长李顺强告诉我们，这座山上除了道班工人，几十里都是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冬天大雪封山，全靠化冰取水；夏天水害断道无法下山，就饭的菜只有盐水和辣椒。今年２月，甘孜州的石渠县发生百年不遇的雪灾，人员和牲畜伤亡严重，二郎山公路上积雪也超过半米厚，而且很快被冻成了又硬又滑的“桐油凌”，推土机也奈何它不得。为了让中央和省慰问团早日到达灾区，道班工人硬是镐刨锹铲干了一个星期，保证了慰问团人员和物资的顺利通过。
雅安公路养护总段的同志，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李顺强的情况。李顺强的父亲也是二郎山道班的工人，在山上干了２６年。他１９岁接父亲退休的班到公路段时，领导考虑他有一定文化水平，要安排他在段上当出纳。而他执意到二郎山当养路工，一干就是１９个年头。
在内地，讲“艰苦为荣”，讲“助人为乐”的人少了，甚至有人连回答别人的问路都要收费。然而，我们的道班工人遇到塌方堵车，总是在忙着抢通道路的同时，把自己的住房、床铺、食品让给司机、旅客。今年５月１１日，西藏工布江达县的一辆汽车在二郎山翻了，正在养路的道班工人马上冒着危险从几十米深的山沟中把受重伤的司机救上来，派人送到山下的天全县医院，养路工冯云品还在医院陪住了５天。李顺强说，司机身上有两万元钱，我们给他收好了，一分都不少。道班工人说，这样的事情每年都发生。
“有我们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我们是５月２５日午后过金沙江进入西藏的。当太阳全部落山、汽车爬上第四座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大山——５００８米的东达拉山时，严重缺氧带来的所有症状：胸闷、心悸、脑门发胀、后脑勺疼、指甲紫黑、精神恍惚等等，都在我这个“老家伙”身上表现出来。
在司机小张的搀扶下，我跟在几位同行的后面，摸黑进入位于４９００多米的２１道班采访。室内生着火炉，灯光如豆，加上４位养路工标志服的橘红色，顿时使我们感到浑身温暖。全道班只有５个人，负责１０公里的养护任务，按交通部的编制少了５个劳力。每天他们要步行到７公里以外的地方取土备料，没有任何机械。每天中午饭就在工地上吃点糌粑，晚上回来自己动手才能吃上热饭，而常年的菜谱是油炸干辣椒。山上没有电，看不上电视，唯一的“夜生活”是边抽烟边聊大天，天天如此。３７岁的班长成林达瓦，干养路工２１年了，妻子在３０多公里外的２４道班养路，一年也难得团聚几次。３０岁的扎雪在山上８年了，妻子在农村老家，一年可享受３０天的探亲假。２０岁的丁真嘉来，也已在这里养路３年……
就是这些平凡的人们，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着很不平凡的事迹。今年３月下旬，东达拉山连降７天大雪，许多货车被堵在路上走不了。道班存粮有限，成林达瓦却对司机们说：有我们吃的，就饿不着你们。刚开始还能吃点干的，后来粮食越来越少就喝稀的。即使如此他们也还要出去破冰铲雪。就在粮食吃光了、柴火烧完了、眼看着要挨冻饿肚的时候，道班工人把路打通了……
５个人干１０个人的活儿，而且干得非常漂亮，可他们的工资收入却不多。最多的是“老资格”的班长７００多元，最少的只４００多元。当记者问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时，４个人想了想，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想要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样上工可以不走路了，省下时间能多干些活儿。再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他们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想多吃点菜，冬天希望段上能多给两车柴火……
午夜，我躺在左贡养路段的招待铺上用手揉着疼得发木的后脑勺想：能不能像实施“希望工程”那样，为川藏公路上至今还在使用马车、地排车的道班，资助一辆翻斗汽车呢？
置生死于度外
川藏、青藏公路经过的地方，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地形、地质、气候情况十分复杂，是国际地质学界公认的“地质灾害博物馆”，再加上“天老爷”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突如其来的飞沙走石、瓢泼大雨、鹅毛大雪，难以察觉的冻土热解、冰川融化，造成沉陷、塌方、水毁、雪崩、泥石流等断道、堵车的严重局面。养路工们置生死于度外，遇险就上、不怕牺牲的精神风貌，多么像民族危亡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日义勇军！
今年３月２０日前后，位于西藏八宿（即白马）县境内、海拔４３５０米的安久拉山地区，一连几天大雪，公路上积雪厚达１．５米，过往客货车辆受阻。２３日一天，在７９至８０道班和８０至８１道班之间，先后发生了两次小的雪崩，将８０道班房附近４公里封成“死路”，堵住１９辆汽车。
３月２４日凌晨５时４０分，大量积雪从对面山上飞速倾泻，把４辆汽车抛向空中摔落下来。７９道班班长嘎玛巴登和８０道班班长伍经仁增、副班长翁塞等立即冲出道班房，一鼓作气从雪堆中救出１７人，其中两人已经死亡。嘎玛巴登立即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八宿县报信，从早上６时３０分出发，直到下午７时３０分，才赶到７７道班，把发生雪崩的消息传到拉萨和北京，大批救援队伍得以尽快赶来。嘎玛巴登脸部和双脚都被冻坏。当我们两个多月后在７９道班采访他时，脸上的冻伤还流着黄水，被冻掉趾甲的双脚还没有痊愈。（附图片）
右上图为今年3月24日安久拉山大雪崩发生后，道班工人在此树起一块警示牌。
下图为武警交通第三支队的官兵在川藏公路松宗大塌方处抢险。
本报记者江世杰摄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交通武警篇
橄榄绿在闪光
本报记者江世杰
吃“皇粮”，花军费，对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在川藏、青藏公路上采访，我们却见到了一支不吃“皇粮”，自创利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特殊队伍——武警交通第一总队所属的３个单位：一支队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地区，治病害，修桥涵，熬沥青，铺路面，一干就是１０多年；三支队自１９９１年起，转到川藏公路断道最为频繁的波密路段整治病害，同时执行“保通”任务；专为改建川藏公路二郎山东坡险路而组建的前龙指挥所，已在这“世界地质灾害博物馆”中最“精彩”的地方，与灾害搏斗了将近４年。
“老虎口”的除夕夜
“车过二郎山，如闯鬼门关；过了‘老虎口’，还有‘鬼招手’；万幸不翻车，也得冻三天。”也许正是汽车司机们的这种感叹，促使决策机关让武警交通一总队组建前龙指挥所，担负起包括“老虎口”、“鬼招手”在内的二郎山隧道前期改建工程。
前龙指挥所政委张迪春中校，以极其平静的语气，向我讲起在这里施工的几百名官兵的一些“小事情”：
这里阴冷潮湿，气候多变，大多数官兵极不情愿地与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鼻孔出血、湿疹、低血压、脱发等疾病结下“不解之缘”。测绘员樊立余，刚来几天就长出一身水泡，接着就是溃破，流黄水。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只是下班后去医务室擦点药。后来长水泡的地方出现浮肿、溃烂、流脓，但他仍然满不在乎，白天爬山涉水测量，晚上挑灯夜战绘图……
１９９４年１月，上级传来命令：为了让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过好春节，务必全力以赴确保二郎山地区道路畅通。军令如山倒！指挥所领导立即带领全体官兵投入“保通”战斗。大雪纷飞，气温低至零下２０多摄氏度。大家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哪里有可能堵车，就到哪里“出击”。当除夕午夜和新的一年交接之时，坚守在工地上的官兵们不约而同地发动起所有施工机械，用雪亮的灯光和隆隆马达，当做烟花爆竹向全国人民恭贺新年。这就是身着橄榄绿的交通兵。
“赶快抽血吧！”
５月２９日下午，是我们采访川藏公路１０天来第一次碰到正在“抢通”的塌方。地点是波密县松宗乡一个两公里长的地段，担负抢险任务的是武警交通第三支队的“王牌”：一连和五连一排。２６日夜里刚塌方，他们在２７日清晨就赶来了，经过三天两夜的顽强拚搏，终于在我们到达后不久，吹响了恢复通行的哨音。
采访中，波密县委书记格桑公布告诉记者：武警三支队不仅在施工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而且真正做到了“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７日，藏族干部扎西平措焦急地找到三支队驻地，说他侄儿正在医院抢救，急需１５００毫升鲜血，可医院没有血库。接待他的邓股长二话没说，马上吹起紧急集合哨，派４０多名官兵及时赶到医院。化验结果只有５名同志与病人血型相同，这就意味着每人要献血３００毫升。按高原地区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得超过２５０毫升。但５位同志说：救人要紧，赶快抽血吧……
８６个英灵
一支队的“大本营”在青海格尔木市。支队政委夏登胜中校告诉记者，在距格尔木市区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革命公墓，它背靠终年银装素裹的昆仑山，面对亘古沉寂的荒漠，唯有车来车往的青藏公路在不远处通过。这里长眠着一支队８６个英勇不屈的灵魂，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不到４０岁，辞世时是一位营长；最小的才１７岁，是二营八连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他给我们简单地讲述了一些墓主人的故事。
——他曾经是张国华将军的警卫，不愿随将军回京到某大机关任职，却留下成了一支队的普通一员。后来当了营长还和战士一样，坚持在第一线挥锹舞镐、风餐露宿。他领导的队伍年年超额完成任务，而自己却日渐消瘦，经常恶心呕吐。通讯员多次劝他去看病，他却不当回事地说：“当兵的，没有那么娇气！”直到有一天他昏倒在工地被强行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是谁也无可奈何的“肝癌晚期”……
——他来自山穷水穷人更穷的地方，参军１４年后成了部队的骨干。就在组织上批准他的妻儿随军但尚未来得及接往部队的时候，他为了抢救两位年轻战士，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通天河里。战友得救了，他却永远和这地球的“第三极”融为一体……
——他１７岁从太湖之滨来到青藏高原，后来得了高原性心脏病。连首长多次强迫他下山治疗，可每次他都软磨硬抗地留在了山上。那天他在工地上倒下时，手中的铁锹还深深地插在冻土里。战友护送他往医院去，他有气无力地对连长说：“不要把我的被包带下山，过几天我病好了就上山来！”当汽车飞驰过昆仑山时，他那颗年轻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生命诚可贵，青春价更高，为了青藏路，两者皆可抛！”这是在一支队官兵中广为流传的一首诗。面对立下并实践这一决心、誓言的人们，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