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讨会综述
雷咸成
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为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献计献策,中共中央党校近日在京召开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八十余人紧紧围绕如何解决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探讨
与会者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一思路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抓大放小”的重点在于“抓大”,其理由是,企业改革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集中财力物力抓好一批大型企业,这就等于抓住了国有经济的大头,有利于加快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抓大放小”的重点应是“放小”,其理由是,小型国有企业量大面广,对地、市、县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搞活国有小型企业是解决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中许多难点问题的重要环节。要尽快通过兼并、联合、公司制改造、实行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等多种形式,搞活国有小型企业。
与会的部分学者还分别提出了几种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搞活国有企业。这种思路认为,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用一种或几种改革模式和方法,就能把整个国有经济搞活,必须从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前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问题;另一个是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因此,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首先从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入手,再解决其存在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把国有企业改革搞好。二是从政府改革入手,解决产权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的不合适的管理、国有资产无人负责,作为国有资产代表者的政府理应成为改革的对象。产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三是先设权、后分立、再改制。先设权即对国有资产进行初始界定,使固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机构以资产所有者的身份来推动改革;后分立即以调整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层次,实现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再改制即以割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其成为具有独立资格的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能动性市场主体。
二、如何理解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提出来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句话”,即“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不能今天强调这个,明天强调那个,要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理解和把握。
与会者在讨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特征时,都赞成“四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应总体把握,但在从哪里入手、以什么为重点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问题上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四句话”中产权明晰是核心问题,只有产权明晰了,才能谈责权明确,政企才有可能分开,如果产权不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都无从谈起。至于管理问题,始终贯穿于整个经济活动的过程,管理首先是决策,产权不明晰,谁来决策。因此,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还是要解决产权问题,必须从明晰产权入手。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计划经济体制仍在起作用,政府作为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组织管理整个国有经济活动,这种政企不分的经济运行机制使企业丧失了经营自主权,造成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因此,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第三种观点认为,当前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主要是管理没跟上,凡是管理搞得好的企业,经济效益就高。从宏观管理来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三句话都可以包括在管理之中,只有加强管理,实现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才能真正把国有企业改革搞好,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操作问题
有的学者总结出当前公司制改造、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认为,当前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所有者仍然缺位;二是多元化主体呈现虚置状态;三是董事、董事长、董事会形同虚设;四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已成惯例,难以形成制约关系;五是现行干部制度与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原则的矛盾;六是厂长(经理)未完成从“企业管理官员”向职业化企业家的转化;七是“代理成本”高昂、“代理关系”不健全;八是监事会活动不规范,发挥作用差;九是新老三会矛盾重重。相应的对策一是要保证所有者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确实在位;二是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组建规范化的公司;三是强化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四是建立职业企业家队伍;五是解决好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六是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和职工的民主管理作用。
在讨论如何理顺政企关系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政企不分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政府职能不合理问题,又有企业机制不完善问题,还有具体改革措施执行不力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上下结合、分类推进、形式多样的原则来调整政企关系,实现政企分开。第二种观点认为,政企不分的根源来自于政府,主要是政府职能扭曲、机构繁杂、管理方式落后;政企不分在企业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政府行为不规范造成的。因此,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必须从政府改革入手,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改变管理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政企难以分开难就难在国有企业的“物质生活关系”本身,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国有企业的现状,即改变国有资产的组织形式,或者说改变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投资结构。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其政企就会自然分开了。
在研讨如何加强企业管理时,提出了四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企业能否搞好、搞活,关键在于管理者,因此,大力培养企业家队伍,造就合格的管理者是加强企业管理的关键。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秩序不好是国有企业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进行有序的管理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后能否有活力,取决于企业员工,即管理者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而积极性的发挥程度又有赖于他们对所在企业的关切程度,因此,提高国有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是搞好国有企业管理的关键环节。第四种观点认为,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在于党组织和厂长(经理)关系不顺,互相扯皮,因此,通过协调书记与厂长(经理)的关系,使他们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才能把国有企业管理好。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关于“煤与非煤并重”战略思路
赵经彻
我国煤炭企业突出的问题是人员多、效率低。1993年以来,为了减人提效,分流人员,全国煤炭企业开始把发展多种经营提到与煤炭主业同等重要的地位。而1992年兖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率先提出了实施“煤与非煤并重”的发展战略,不仅为分流富余人员和煤炭企业的改制、改组找到了途径,而且使经济总量有了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很大转变。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总结,人们认为,这个战略思路是我国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很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以供研究与借鉴。
一、“煤与非煤并重”战略的提出
据调查资料,澳大利亚年产2亿吨煤,职工只有3万人;同样生产1吨煤用人,我国煤炭企业比澳大利亚等国家多40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企业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且由于国家亏损补贴不足,国有煤矿难以维持再生产。1978年国家出资几十亿美元进口100套综采设备,使用10年后,许多矿务局竟没有更新重置的能力。所谓“煤与非煤并重”的战略思路,就是打破煤炭企业只能挖煤的观念,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尽快找到与国际惯例接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现实途径,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国际上讲的煤矿是专业生产单位,也就是煤矿生产系统和选煤厂,而我国煤炭企业最大的内在问题是企业办社会,这使其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我国煤炭企业是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医院到食堂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而世界发达国家的煤炭企业则是高度的专业化、集约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巨额的资金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目前我国煤炭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实现高度集约化、专业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企业办社会的这一部分,主要是后勤服务性质的,其经费由企业提供。由于非煤产业人员除少量人员为煤炭生产、生活服务外,大部分人员可以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因而把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从其内部迅速分离开来,并在分离的初期给予人才、资金、政策上的扶持,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实现企业内部的专业化、集约化生产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只有市场经济比较完善了,国家经济建设有了更大发展,才有可能把企业负担的社会职能全部交给社会,实现煤炭企业专业化、集约化生产。但是,现在不考虑逐步解决企业社会化的问题,企业的发展是很难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经济指标与煤矿“小社会”粘连在一起,煤矿吃煤炭企业的“大锅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企业走上市场,并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就要有可比的统计和考核体系。兖州矿业实施“煤与非煤并重”发展战略表明,只有按照市场经济运转规律,在企业内部进行改组,才能确定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运转方式,以及追赶或超过世界同类一流企业的时间和措施。从其实施这个发展战略来看,它有利于把煤和非煤企业,以及企业的整体效益进行量化考核,确立明确的目标体系和指导政策,也有利于富余人员分流。同时,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整体效益是受资源递减规律的影响,因而在矿井青壮年时期就开辟新的不以煤炭为依托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替代产业,才可能确保煤炭企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战略目标的中心环节
实施“煤与非煤并重”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为了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煤炭生产必须从技术改造与创新入手,大力提高职工的科技文化素质,实现人机的最佳结合,走出一条工作面人员少、综采工作面单产高、煤炭生产效益好的生产集约化的路子。
依靠科技进步是促进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重点。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我国煤炭企业的综采设备大部分是8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设备老化困扰着煤炭生产的发展。兖州矿业通过抓综机设备维修竞赛、综机设备大修理和综机系统培训等环节,使综采开机率逐年提高。综采放顶煤是一种效率高、成本低、见效快的先进采煤方法。从1993年起,该矿把大力发展先进方法作为高产高效和矿井建设的突破口,取得了重大成绩。该矿业兴隆庄矿综采一队年产原煤达300多万吨,南屯矿综采二队年产原煤达315万多吨,开创了全国综采队年产最高纪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江泽民总书记得悉后说:“两个综采队年产量达到了300万吨,这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是十分值得庆贺的。综采有了很大成绩,我感到非常高兴。”(见1996年4月23日,本报报道)因此,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是提高煤炭生产规模效益的现实途径。
与此相关的是,为了适应实施以出口煤为导向的外向型经营战略,在完善矿井质量体系的基础上,必须强化“名牌”意识,实施名牌战略。这就要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煤炭生产的全过程、全员控制系统,实现以高质量促进高效益的目标。同时,优先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煤炭项目,促进煤炭产业向高水平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可能为加快出口煤炭基地建设、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启动非煤产业发展
我们对非煤炭生产不太熟悉,无论从人才上、资金上、项目上都显得十分匮乏。因此,在非煤产业的发展上必须进行认真摸索,通过启动非煤产业,发展替代产业。这就必须把发展非煤产业作为我国煤炭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任务,像抓煤炭生产那样抓好非煤产业,为非煤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较有力的组织等方面的保障。
在实际工作中,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按照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向市场、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要求,调整煤炭产业结构,促进非煤产业发展。为此,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正确处理好煤与非煤的关系,努力提高煤炭生产的规模,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非煤产业的发展。二是要坚持内外结合,实施外向带动,即不断地吸收国内外的新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资金优势,作为加快非煤产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为此,要发挥经济技术开发、多种经营、运销、物资等实体和有关部门的“龙头”作用,发展外向型经济,并有力地推动了非煤产业上规模、上质量、上档次。三是要在投资结构上,坚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和低消耗的“三高一低”的产业或产品倾斜,对有发展前景的非煤产业项目、产品,给予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创立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如以煤焦、制气为主的煤化工产业,以及以煤矿防爆电器为核心的电子电气产业等。只要各煤炭企业能够构建非煤产业支柱,生产名优产品,必然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其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方向发展。
非煤产业要想取得大发展,关键在于让其自主自强,自我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各煤炭企业实际出发,加大内部改革力度,切实转换经营机制。一是要按照“放水养鱼”的思路,对已进入衰老期的矿井赋予优惠政策和自主权,把其所属单位推上创办经济实体的轨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衰老矿区走上脱贫解困的新路。实践证明,走这条路子的效果是好的。二是要对非煤产业系统大胆实行“转机改制”。如将矿属非煤产业单位重组为若干个公司,经济上与煤炭主业脱钩,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非煤产业的滚动发展。三是要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关键在于培养和吸引人才。这就要在推行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引入人才竞争机制,推行厂长(经理)通过竞争上岗,使一大批懂管理、会经营的优秀人才走上领导的岗位,推进非煤产业从以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集约型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尽快实现煤炭企业总体扭亏。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简评
骆为龙
中国是世界的日本学研究大国,不但起始最早而且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对于先人丰富的宝贵资料及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因无人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汇集,以致今日国人知之甚少,用之不多,使得我们先人所积累的许多宝贵材料一直湮没无闻,未能发挥其作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李书成主编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一书,收集了我国自秦汉以来至1993年3月31日为止,曾经在我国(包括台湾、香港)出版的日本学文献目录3万余条,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军事、法律、语言、文学、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综合及附录等部分,全书300万字。主编精通日本语言、文化等,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查阅了大量的报刊。参加此项工作者约有50名专家、学者,历时3年,才完成这一部巨著。
该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型的日本学研究资料汇编,在世界同类文献中也是少见的。该书就其收集时间的跨度及地区的广度都是全国最长最广的。尤其可贵的是,该书收集了大量古代有关论著及台湾、香港等地难于收集的资料,从而填补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空白,这不仅为了解和发展我国的日本学研究,也为世界各国的日本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南和资料根据。同时,在编排方面,该书分类合理、纲目精确、条目清晰、先后有序,书后的目录索引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查询。
该书出版不久即受到国内外普遍重视和赞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张香山先生为该书的出版题词,称《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出版“对中国日本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力委员会会长源了圆先生来函表示祝贺,称它是“对日中文化交流一大贡献”。众多的日本学研究专家、同行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现实使用价值的、有益于国内外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科学地评价儒学的作用
吕明灼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人把解决社会消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传统儒学的复兴上,试图从儒学中寻找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事实上,儒学具有利和弊的二重性作用。对其积极作用评价既要充分又不过分,对其消极影响既不忽视又不夸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一贯认为应尊重历史、珍视传统,必须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儒学研究比较活跃,有人称为“儒学热”,特别是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术界与商界开始把儒学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而给予积极评价。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说明儒学的哪些内容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哪些优秀传统可以与现代经济建设结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儒学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些经营哲学
儒学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儒学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根基。它不仅有利于祖国与台湾的和平统一,有利于港澳的回归,而且也有利于维系港台及海外5000余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吸引他们对祖国大陆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支持。据统计,对大陆投资的80%来自海外华人就是明证。儒学强调的“德化”、“礼治”及权威,有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社会政治稳定便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美国学者的研究证明,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者,儒学的崇德重教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学中的许多传统美德如公而忘私、勤劳节俭、严己宽人、谦虚礼貌、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等,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借鉴意义。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与特点。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以德取胜”、“以德为本”。可以说,道德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灵魂,是拥有市场、吸引顾客的关键。所以,“儒商”成为现代中国企业家或经营管理者追求的时尚。儒学中就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如儒学的义利观。针对社会“重利轻义”的倾向,儒学提出“重义轻利”的思想,强调要“见利思义”、“取利有道”,要求“利”必须合乎“义”的规范,既要“有利可图”,又不“唯利是图”。儒学的诚信思想也成为当今企业经营的信条。“诚招天下客”,“人无信不立”,“信用就是金钱”等已被经商成功的实践所证明。这种诚信原则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秘诀”。还有,儒学的双向关怀原则、特别是推己及人思想也被市场经济所重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思想,在经商中被推广为“以情促销”、“一片爱心献给顾客”,收到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效果。这些原则被西方商界称之为经商的“黄金法则”。由此可见,儒学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营哲学。
儒学是一种将血缘宗法关系社会化的伦理精神。这种家族主义伦理与广泛的家庭联系对市场经济起重大作用。因为,家庭亲情与伦理推动着人们将外在的道德义务自愿地转化为内在的责任感,并进而升华为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且以家庭为中心的情感关系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延伸拓展成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并由此而产生文化上的凝聚力、渗透力与相溶力等,可在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中创造举世瞩目的业绩。所以,家族集体主义被认为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在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经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认为是儒学文化圈国家与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在国内,这种家族主义在私营企业及个体经济中也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这种家族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同时,儒学一贯尚贤重教,这对市场经济有特别突出的意义。先进国家的经验是,重视教育和科技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我们提出的“科教兴国”及“人才资本论”,也是对儒家优良传统的坚持与继承。
“儒学热”该降温
应该看到,传统儒学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一定矛盾,并显示出某些突出缺陷与不足。其一,封建性。儒学与封建政治结为一体,并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重的封建性,且影响至今。如等级思想、宗法观念、家长作风、封建特权、官本位制及重男轻女等。儒学伦理也被称为封建礼教。这些与儒学相联系的封建思想观念严重侵蚀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肌体。有的论者不同意谈儒学的封建性,但怎么能否定儒学的封建性这一事实呢?所以,我们还有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的任务。其二,保守性。历史上儒学曾有一定开放性,吸收佛道思想,充实与改造自己,但在政治思想上是保守主义的。它的根本要求与出发点就是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对政治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依附性和求稳定固秩序、轻发展斥变革的特点,很少创新;对于农业经济的看法,儒学的守土守乡观念严重,追求“桃花源”式的封闭型理想国。还有,其处事原则是“中庸”,不求进取,不敢超群、拔尖、先进;思维方式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就连修养也强调内省,形成人们的内向型性格等等。这种保守性使人们惰性十足,走停滞或爬行之路。其三,抑个性。儒学伦理核心是要求被治者对治者的绝对服从与牺牲,使个人的自主性丧失殆尽,严重影响了个人主动性的发挥与个性特长的发展,泯灭了个人的创造精神。其四,轻经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一直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从商言利者被认为是背离正道的小人,而受到社会的鄙视。这种传统的迂腐观严重影响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主义迟迟不能转化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五,贬低科学。儒学传统哲学一直“重道轻器”。它把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视为“道”、“体”,把天文地理、方技数术看作“器”、“末”,主张“道体器用”、“道本器末”,把科学技术放到了从属的地位,从而严重束缚了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重精神轻物质、重社会轻自然、重人情轻法治等思想,都不利于当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总之,儒学的根本缺点是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这和市场经济要求的平等、竞争、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有的人认为儒学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能使中国经济腾飞并再显中国古代辉煌,是不科学的。
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近年来,由于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使一些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腐败之风蔓延,假冒伪劣肆虐。于是,有人在惊呼世风日下之际,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传统儒学的复兴上,试图从儒学中寻找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儒学,治理中国、复兴儒学救中国等主张,掀起了一股“儒学热”。这自然受到了严肃的儒学研究者的抵制,认为这股“热”应该降温。对孔子儒学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应看到即使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儒学仍有利与弊的二重性作用;对其积极作用评价既要充分又不过分,对其消极影响既不忽视又不夸大。
有的学者所以把民族希望寄托在儒学的复兴上,除了传统儒学的盲目自大心理作祟外,在观点与方法论上恐怕有一种泛道德主义与文化史观思想作怪。他们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道德问题,然后又把道德的作用加以夸大,上升为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这是当代新儒家的一个根本缺点。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至上论,认为在民族国家问题上,文化问题是超过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本;民族文化复兴才能实现民族自救;文化是超越国家民族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是新儒家片面夸大儒学作用的理论基础。
那么,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什么作为其精神支柱呢?这精神支柱决不是什么新儒学,而是还在形成过程中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和其他优秀文化而创造的一种新文化。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一贯认为应尊重历史、珍视传统。但无论中西,传统都有精华与糟粕。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必须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辩证发展。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继承不是搞复古主义,而是为了创新。要综合创新,就必须对儒学等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精神,科学地给予新诠释,使其融入现代社会、适应时代需要;必须吸纳外来新文化,包括世界上人类共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融会中西,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并在与不同文化的平等交流中愈发显示出自身的民族特性。继承、创新,目的是为了发展。只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在再造中华辉煌、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的明天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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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推动商务代理制健康发展
——《商务代理指导》评介
陈伟光
在商务活动中,如何调动生产和流通两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合理的社会分工,使资源配置合理化,经济效益最大化,一直是人们关注、探索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推行代理制是业已证明的较好形式。在我国,各种商务代理制目前进入运作阶段,这将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商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商务代理指导》(曹厚昌著)一书,适应了改革与发展形势的需要,也是近年来出版的为数不多的这类专著中,理论性和实用价值较强的一本书。该书从法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来研究商务代理的理论和实务。这是因为,现代商务代理活动的开展和功能的发挥,必须依靠法律的力量来实现,求助于法律来维护,而各种商务代理制度是商务活动中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的法律表现。在理论上,对代理的法学和经济法有关基本理论知识、经济学中委托——代理理论、商务代理的功能等,都作了言简意明的阐述。对商务活动如商品销售、进出口贸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广告、旅游、知识产权、拍卖、房地产等各种具体代理形式的规则及操作做了较详细的阐述。该书紧密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论述了销售代理和对外贸易代理中的有关问题。作者强调在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推行销售代理,势在必行,并探讨了销售代理的推行对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意义。应当指出,商务代理活动的具体业务涉及范围较广,内容丰富,但作者能把握重点,有针对性地通过简明扼要的文字,向读者作介绍,这实非易事,而该书则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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