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加强文艺评论推动创作繁荣
——中国作协文学理论研讨班讨论综述
为了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开展健康的、说理的文艺评论的重要指示，中国作协于６月１７日至２２日在北京举办文学理论研讨班，部分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应邀参加，并结合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和江泽民关于文艺的重要指示，结合我国文学创作和理论现状，就一些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了共识。
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主持研讨活动。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为其服务。文学担负着弘扬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的光荣任务。当代文学面临新的形势，怎样才能担负起这个光荣而又繁重的任务，这是整个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理论界要严肃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翟泰丰说，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繁荣文艺和加强文艺评论的指示精神，总结当前文学理论建设的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大理论建设的引导力度，使我们的文学健康向上，更加繁荣。
研讨班着重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关于理论、评论与创作现状。
评论家张炯说，由于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文学理论界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西方的种种理论思潮纷纷涌入，它一方面扩大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为我们了解和借鉴世界文学理论有益的东西提供了线索，不是坏事，但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课题。通俗文学的发达，是和市场密切相关的，而严肃文学的发展则又受到市场的遏制。近年来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在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对现实的看法和把握上出现偏差。这些问题和情况都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因此加强我们作家队伍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力度，是当务之急。
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樊发稼强调，文艺对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大，认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各种思潮泥沙俱下，西方凶杀影视、鬼怪妖魔的卡通读物，对少年儿童的心灵造成极坏的影响。他说，自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繁荣儿童文学之后，儿童文学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数量上进步很大。但广受儿童喜欢的好作品还不多，有的好作品也进入不了孩子视野，说明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创作上、在评论推荐上、在发行渠道上都存在问题。因此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还应进一步开拓题材、不断创新、提高质量、加强评论、扶持青年作者。
二、关于几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
１．主旋律与多样化。
散文作家吴泰昌认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指导实践，繁荣创作，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促进文艺进一步繁荣，多出精品力作，更好地完成党在新时期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任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文艺需求的方针。主旋律的含义本身既有大力倡导的思想和精神，又包含十分丰富多样化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它完全符合文艺创作自身的规律，目的是希望作家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人民欢迎的好作品。
２．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评论家严昭柱认为，把文艺的规律分成“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说成艺术的“外部规律”，是完全错误的，其结果只能使文艺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所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文艺的一个基本关系，是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的。我们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一、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二、文艺家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三、文艺家要为人民服好务；四、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３．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
评论家蔡毅指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充分认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意义，是塑造好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关键。他认为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主导人们的意识。变革时代，尤其需要崇高的精神主导。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英雄人物形象担负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英雄、新人代表着社会的前进力量。
４．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问题。
评论家李下强调，精神产品生产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十分重要，但还应处理好社会效益与艺术要求之间的关系，即：一是社会效益要有艺术质量做保证；二是要保证作品的时效；三是在精神产品实现两个效益方面，高新科技的利用大有可为；四是文艺创作、评论队伍的建设对保证两个效益的实现十分重要。
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评论家雷达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大主题，又是繁荣文艺的指导方向，是当前文学理论建设必需回答的一个问题。它应包含的特征：一是在为什么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上非常明确，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四是要和世界文学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五是既非与市场绝缘的存在，也非让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文学。六是它既有中国特色，又可以走向世界。
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吴元迈联系中外文学实际，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与生活依据三个方面入手，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即：它首先是继承传统的；其次，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相比，它既有共性——与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服务，又有自己的个性；再次，它是属于民族的。
评论家张同吾则从诗的时代精神、创作方向、艺术功能和审美特征等方面，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特征和内涵。他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文学形态、特征和使命，带有质的规定性，它包容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
评论家曾镇南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是以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为自己最重要的丰富内容的，是充满着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并在其叙事体文学中以现实主义为最重要的创作方法的文学，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也即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
青年评论家吴秉杰则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广阔的概念，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体现出足够的包容性、文学的民族性、现实的导向性、发展的探索性四个方面。因此他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界定为“艺术地反映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历史进程，深刻表现人的精神、心理、矛盾与追求，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民族的、大众的、探索的文学”。
青年评论家张陵侧重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时代性，并把它放在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背景下，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应把社会主义文学和自己民族文化发展联系起来，应具备开放性。
博士生阎延文在论述如何探索民族特色、弘扬时代精神问题时，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属性应有历史性和文化性、现代性和开放性、意识形态性和人民性。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关于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吴元迈认为民族特色是动态的过程和动态的概念，它既包括形式也包括内容，既包括主体方面也包括客体方面，吸收借鉴过去和现在外国的文学成就，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从来是一对休戚与共的孪生姐妹。
２．关于文艺中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非理性问题。新任《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要注意偶然性与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但不是简单地否定它们，而是要充分重视研究它们。偶然性对于创作来说十分重要，人的非理性方面是客观存在，但不能过分强调。必然与偶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着一个度，要把握好分寸感，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
３．关于文学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问题。目前比较活跃的青年女作家毕淑敏认为，文学如何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风范，是写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关键是怎样认识我们的时代。目前，我们的民族正在为实现民族全面振兴而共同奋斗，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市场经济向我们挑战、涌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与人物，科技的发展对文化也有强大的覆盖与影响，这都要求作家下大功夫提高文学产品的质量，要有冷静的心态和锲而不舍的努力，歌颂理想，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念，赞美美好的道德风尚。
翟泰丰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分析了当前文学的基本形势，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提出，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艺术上，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创作方向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创作方针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重在建设，坚持弘扬时代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充分尊重创作个性；在学术问题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创作方法上，坚持不同形式、流派、风格的自由发展。他希望以这次研讨为开端，要形成强大合力，开展健康说理的文学批评，为繁荣文学、加强理论建设做出贡献。（新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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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呼唤讴歌英雄的力作
——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观后
仲呈祥
最近，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３８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部电视剧内涵深广，引人入胜，不仅给人以人生价值真谛的启示，而且帮助人们认清当今改革现实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引导人进入一种审美创造和鉴赏的崇高境界。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最近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深刻阐明的那样：“在现阶段，文艺要反映人民生活的本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好务，就要努力反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伟大时代的精神。这应该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主旋律。”《英雄无悔》就是反映上述“伟大事业”、“伟大实践”和“伟大时代的精神”的一部呼唤时代主旋律的力作。
高天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新时期荧屏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熟识的陌生人”。这个形象不仅闪烁着新时期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夺目光彩，而且充满着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真实、真诚、可敬、可信。置身于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型的伟大变革时期，面对着太多的诱惑，高天坚定地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毅然取崇高而弃卑微，甘愿奉献而放弃索取。他内心深处的“警察情结”，实质上正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时代使命感和敬业精神。重归警队后，他走上南滨市公安局局长的领导岗位。为了保卫南滨市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他团结干警和社会各界力量，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破获二熊”、“治理外来人口”、“建立戒毒所”和“整顿警风重塑警魂”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充分显现了英雄本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作为平常凡人，他在与吴茵茵、狄美华和舒月三位各具个性的女性的情感生活中，灵魂也经历了痛苦的磨练和洗礼，充分展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建构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那些极富生命力的品质，又吸收了改革开放八面来风的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诸多有价值的东西，两者交融、整合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高天形象所内蕴的精深的思想认识意义和崇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值得珍视。近几年，包括电视剧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有一种“淡化政治”、“躲避崇高”、“远离现实”、“消解价值”的美学主张。须知，一个缺少英雄、缺乏崇高的民族，乃是一个没有希望并断难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尤其是我国当今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价值观念发生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讴歌英雄主义和重建崇高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极为紧迫的题中要义。惟其如此，荧屏上的高天形象才赢得了生活中广大观众的齐声喝彩和情感共鸣。这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令荧屏上那些以“玩艺术”的态度“游戏人生”、靠“新手法”呈现无聊生活的“新状态”塑造出来的“痞子式”、“嬉戏式”的人物形象，无地自容。
高天之外，还有钟副厅长、“老材料”、王健民、许雷、方峻、区强等几代公安干警形象和舒月女医生形象，都塑造得有声有色。这些人物，以其进取的人生，共同奏响了一曲昂扬恢宏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颂歌。与英雄形象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狄美华、胡永煌形象。这两个形象，极有新意，颇具警世作用。狄美华不是我们在荧屏上司空见惯了的那种一看开头便能猜出结局的类型化的蜕化变质的企业家形象。相反，她确曾是南国改革大潮中得风气之先者。作为女总经理，为了企业的发展，她可以不惜重金主持豪华宴会，打通关节，而自己却节衣缩食、居住在相当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其人格和品质不能说很差；她对高天久藏心底的一往情深，也不可谓不真。但是，正由于理想信仰的动摇、思想文化准备的不足和法制观念的淡薄，伴随着改革的深化、竞争的加剧，在种种诱惑面前她逐渐放松自律，竟然身不由己地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犯罪的道路。这个形象的蜕变轨迹，真实可信，警策人心！而胡永煌形象问世于荧屏，可以说是我国公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敢不敢从生活的真实出发，经过艺术提炼，把像胡永煌这样的个别身居市公安局副局长高位的腐败分子搬上荧屏，以警世人？这确实需要胆识。我以为，胡永煌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其一，不仅令人信服地艺术地揭示了他主观上如何在名与利的多次诱惑下逐步蜕变的复杂心理历程，而且既深且广地展现了他这种复杂心理历程赖以生存的复杂的客观社会环境。作品对这一点的艺术表现达到了真实、准确、深刻的水准，从而从这一特定的视角揭示出当今社会生活的一种本质。其二，正压住了邪。这不仅因为有了高天等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代表着公安战线威武之师的警风警魂，而且因为有对胡永煌人生最后一幕那神来的一笔———他在正义的感召下，终于幡然悔悟，怀着极其复杂的自责心情奔赴救火现场，扑向火海。这结局，出观众意料之外而又确实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之中，以正压邪，大大加重了胡永煌形象的思想内涵和教育力度。这一形象创造的成功艺术实践证明：问题不在能不能在荧屏上塑造胡永煌这类人物，而在塑造得是否真实、准确、深刻，是否具有典型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以及是否揭示出崇高战胜卑微、正义战胜邪恶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历史发展趋势。
《英雄无悔》作为广东省１９９５年度精神生产重点项目，在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心创作。首先，他们注重调集优秀的创作人才，实现创作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组成一个互补的有强烈精品意识的创作集体，为艺术上力求精湛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他们注重深入生活，坚持对题材资源选择要严、开掘要深、配置要佳，从而以公安战线这一特殊视角为切入点，全面、深刻地反映近几年来广东抓好社会综合治理的真情实貌，力求在思想上做到臻于精深。再次，他们注重遵循长篇电视连续剧特有的审美规律，从精心结构剧本到精心拍摄每一个镜头，再到精心后期制作，做到每集首尾呼应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成功创作了一部较能充分体现长篇电视连续剧美学特征的主旋律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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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思考
练内功出好书
熊治祁
著书和编书，哪一项更难，哪一项更需要学识，大多数人恐怕会说，当然著书更难，更需要学识。但仔细考究一下，这种看法却并不见得完全正确。
别人凭着丰富的学识，呕心沥血写一本著作，你读一遍，设计一下版式，再拿原稿与排出来的清样校对一次，然后付印成书。这是编辑工作吗？当然也是。但这只是一般的、初级的、没有创造性的编辑工作。这样的编辑工作当然并不太难，也用不着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高级的、创造性的编辑工作，还应该包括设计和策划意义重大、独具特色的选题，并对写出的书稿提出具体的、卓有见识的修改意见，甚至亲自动手修改；如果是整理刊行前人的文化成果，则应选择书目和版本、订正错讹、规定编辑凡例等。这样的编辑工作，难道比著书更容易吗？难道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吗？人们常以“为他人作嫁衣裳”比喻编辑工作，因为编辑工作默默无闻的时候居多，确实需要奉献精神。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为他人作嫁衣裳”，还必须具有“敢将十指夸针巧”的本领，否则，别人也就不会劳你“作嫁衣裳”了。
时下也有少数缺乏眼光和学识的编辑人员，在设计和策划选题时总是盯着别人已经出版的书，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却美其名曰“占领市场”。这与某些著述者的剽窃抄袭可谓如出一辙，是没有学识的表现，是一种庸俗行为。
谈到编辑与学识的关系，我们不由得想到我国明代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毛晋。他博览群书，是一位大学者，尤喜罗致天下善本，精心校读，“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以致“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矻矻不休”。他编辑的多种大型丛书、套书，以汲古阁的名义刊刻，成为天下士人信任的善本，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还要提到十七世纪法国的大编辑家狄德罗，他具有广博的学识，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却以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组织当时的一批优秀学者撰写条目，并亲自参加撰写。狄德罗设计、策划并主持编辑的《百科全书》是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之作，从此以后，出版史上才有了这种包罗万象的集合人类各方面知识的大型工具书。狄德罗正是凭着卓越的眼光、丰富的学识，才得以完成这一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意义的工作。
毛晋和狄德罗的经历说明，学识在编辑工作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出版物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各个时期的出版物记录着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文明成果。当今的世界在发展，中国更在飞速前进，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成果空前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眼界高远、学识广博的大编辑家。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出版界也不例外，拟定编辑人才培养计划，这是一件关系到我国未来出版事业发展的大事。
现代编辑家的培养，说到底，还是学识的培养，因为职业道德、坚持出版方向和编辑专业知识应该是被培养的先决条件，这三项达不到要求，就应该不在培养对象之列。有人说一流的作家必须是一位学者；同样，一流的编辑家也必须学识渊博。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出版界能涌现若干具有广泛影响的、热爱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大编辑家。“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如果这一期望变成现实，那么整个出版界的工作就必然会更添风采，得到更大的发展。
（作者为湖南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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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陶然杯”征文揭晓
由中国医药报社与北京医药陶然药品公司联合举办的“陶然杯”征文活动近日揭晓，散文《延河梅》等１２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作品有小小说、诗歌、散文特写，讴歌了医药战线职工创业奋斗的精神，获奖作品都是本行业的业余作者。（武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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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影响的焦虑
刘润为
“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是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迄今为止，诗歌的主题、技巧已经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挖掘殆尽。面对前人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当代诗人们会感到一种类似孙猴子跳不出佛祖手心的焦虑。
那么，有“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应当说是好事，因为它是艺术创新的内驱力。没有超越前人的渴望，作家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文学也就不可能进步。那些只知在前人的影响下过日子的作家，注定是没有一点儿出息的懒汉。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走出这影响。布鲁姆说，采用正当的手段已经不灵，必须是不择手段：一是不择手段地“误读”、“修正”前人，将前人“魔鬼化”；二是在寻找前人不突出的特点中，不择手段地树立自己、壮大自己。总之，一切都要倒着来。
必须肯定，这确实道出了后现代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与“实绩”。洋人的真货色且不去说它，仅是我们的仿后现代派就够人瞧的了。比如，前人说创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他们说创作就是“码字”；前人说文学应当净化人类的灵魂，他们说文学应当“躲避崇高”；前人说“诗言志”，他们说“诗就是驴叫”。为了贬低前人，他们可以将鲁迅指为“鲁祸”，可以将茅盾从“大师”中除名，还可以将屈原涂抹成偷花的老手；为了抬高自己，他们可以把淫书捧为旷世杰作，可以把痞子说成“新白话运动的先驱”，还可以为诗人杀人犯畏罪自杀一掬“悲俊悼杰”的热泪……
人们不禁要问，靠这套当真能一洗“影响的焦虑”么？有人说：能。为了在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可以骂遍前辈批评家，可以用天书一般的“玄语言”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现代主义的大师卡夫卡却说这一套不行。一次，他的青年朋友雅诺赫抱着一堆所谓“创新”之作去找他。他当即就毫不客气地忠告说：“你用这些蜉蝣动物来跟自己过不去。这些时髦书籍大多数不过是‘今天’的不稳定情绪的反映而已。这很快就会泯灭的……‘唯新’的东西本身就是易逝的东西。它今天的美，是为了明天的可笑。这是文学的道路。”
其实，把前人的成就估计得过高、过大、过满，这就未免有些英雄气短。细加思量，前人怎么可能穷尽文学领域的一切呢？生活之河不尽，文学之水也就长流。前人创造的文学无论多么伟大，也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后来的文学肯定须由后人来创造。天道公平，每一代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前提是不要取巧、不要胡来，下苦功夫真功夫去干，像前人那样循着艺术规律去干。借用一句熟语，就是“壮志凌云，脚踏实地”。倘能如此，则庶几一洗“影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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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播剧：新的希望
姜健宏
由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最新推出的广播剧《关于吹牛》和《生命之重》播出后，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这在广播剧式微已久的今天，它给人们带来了思考和启示。
广播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种和传播形式，在中国广播史上留下过光彩的篇章。进入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家庭电视的普及和声像娱乐形式的增多，广播剧受到了冷落。如何完善广播剧的自身素质，调节它的现实适应性从而使其重现往日的风采，遂成为当代广播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日前，中宣部正式将广播剧纳入“五个一工程”的评奖项目，有力地推动了艺术家们对广播剧潜在生命力的发掘与探索，为再度繁荣广播剧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种情形之下，包括《关于吹牛》和《生命之重》在内的一批力作脱颖而出，以崭新的艺术风貌和盎然的内在生机，向人们展示出广播剧探索与创作的可喜成果。
艺术实践表明，强化精品意识，理顺内在机制，努力适应新的审美需求和时代需求，是广播剧逆境求生的关键所在。这首先表现在今天的广播剧创作已经一反以往轻巧玲珑的故态，开始追求思想的深刻和题材的厚重，力图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包容丰富的时代意蕴。从《关于吹牛》一剧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该剧通过一个因盲目估算并虚报葡萄园年获利润而导致的家庭悲剧，揭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与当前新的经济体制的背离和矛盾。作为一个广播短剧，其思想内涵可以说是相当深邃的。其次，由于广播剧的篇幅较小，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情感的表现上一直流于片面和单纯。但《关于吹牛》和《生命之重》两部作品则着意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塑造了杨忠良、乡长、王秋月、电台台长等性格内蕴丰富、情感复杂的人物，使形象饱满、鲜活，富于个性魅力与艺术真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剧都取材于当代东北农村生活，但编导者没有刻意地去追求那种人为的所谓“关东风味”，而是在性格刻画和情感表现准确的前提下，尽量使用比较规范化的生活语言。这使得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播剧，在规范大众语言从而增进其文化素质和品位方面，体现出了它的“本职特色”。
广播剧是一种负载听觉信息的戏剧艺术，它用声音塑造人物，用语言展开剧情，用乐曲烘托情绪，用音响效果制造环境和气氛。较之其他视觉传媒，广播剧更有利于在形象、场景、氛围、色彩等诸多方面给听众营造出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满足其参与的欲望。另外，这两部剧还借鉴了影视艺术技巧，展示剧中的个性化情境和时空交替的戏剧性纪实结构，加强了作品风格上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