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观察台
为何没人愿种种子田
今年４月中旬，葫芦岛市种子公司把繁殖玉米种子的“亲本”送到连山区山神庙乡山东村，但大部分农户都不要。
山东村农民制种已有十多年历史，而且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今年为什么不种了呢？原来，去年初山东村跟市种子公司签订协议，由市种子公司提供繁殖玉米种子的“亲本”和技术，秋后收购玉米种子。但截至１９９６年４月底，市种子公司还有一半多种子款没有兑现给农民。
据山东村村干部反映，由于销出去的玉米种子多半没收回钱来，使３０％的农户尤其是困难户春耕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了解，市种子公司去年底收购玉米种子的资金都已用完，可收购的种子却销不出去（截至今年４月底只销售种子１．７吨，比去年同期减少５８１吨）。资金周转不过来，银行又不给计划外贷款，所以没钱付给农民。
农民把种子卖出去了，钱却回不来，因而对种子公司失去信心，繁殖玉米种子的积极性大受挫伤。
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统计局 孙长荣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编者的话
应当对农民负责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把农村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本报今天刊登的一组来信，涉及农村生产、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王尹乡政府不履行协议，给元龙乡码头村农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问题，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样是对待协议，码头村农民一丝不苟，体现出强烈的信誉感，而王尹乡政府却视协议如儿戏，这不仅是对协议方的不负责任，也是一种违约行为。为了某种原因，随意推诿责任，不履行协议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农民负责，不仅体现在引导农民做什么，为他们提供什么，还必须讲信誉，取得农民的信任。西安农业机械厂过去生产的产品质量好、信誉高，而现在销售到农民手中的几台机器却成了劣质产品，就是很值得深思和总结的。信誉最难赢得，也最易丧失。我们要珍惜信誉，努力把真诚送给农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上不去，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不排除，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应当树立对农民负责的观念，尽责任、尽义务，为农民奔小康加油添力。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观察台
嵊州桑园失宠为哪般
最近，我市有关部门对９个重点产茧乡镇进行了调查。据了解，我市去冬今春已毁桑园６０５３亩，占全市桑园总面积的１２．８％。有的乡镇和村发生大面积毁桑现象。如浦口镇共有桑园４６４０亩，已毁掉１０００亩，占２１．５％；城关镇周塘沿村共有集中连片的桑园１２６亩，已毁掉８１亩，占６４．３％。我市共有桑园４７１３９亩，其中约有３万亩是原来村、队的集体桑园。去冬以来，承包户纷纷把桑园退还给集体，导致这些桑园失管抛荒；也有不少桑园虽未退还给集体，但桑农却不中耕除草，不追施肥料，不治虫防病。许多蚕农反映，去年桑园失管抛荒现象是多年来最严重的，因失管抛荒造成的损失比毁桑损失严重得多。据有关部门分析，蚕农不再爱桑园的原因是，去年蚕茧收购价低，养蚕经济效益差，挫伤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
浙江嵊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楼祥敏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维维杯耳闻目睹新闻图片比赛
献爱心
我校历届毕业生，离校前都把不用的半新衣服、书和辞典等物品，当破烂卖给小贩。今年临近毕业分配，我校电工系发出“为贫困山区的儿童有衣穿、有书看，捐赠图书、衣物”的倡议，得到本届毕业生及在校生的积极响应。
河北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安惠臣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毖后录
信守协议反赔本，谁来负责？
码头村村民损失惨重
５月８日上午，在天水市北道区元龙乡码头村，我们看到，村边路旁、田间地头和房屋场院，到处堆放着洋葱苗子，足有十几万公斤，其中大部分已发黄腐烂，上百位农民情绪激动，指责秦安县王尹乡政府不守信用。
１９９５年８月４日，秦安县王尹乡与北道区元龙乡码头村签订定购洋葱苗子协议书，规定码头村供给王尹乡１５万公斤洋葱苗子，王尹乡保证接收，价格随行就市。协议书上盖着王尹乡人民政府的大红印章，该乡党委书记靳炳彦和北道区元龙乡原党委书记杨富春二人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码头村为认真履行协议，将快成熟的３０多亩黄豆拔掉以落实育洋葱苗面积。在码头村农民的精心培育下，洋葱苗子长势良好，今年清明节前后本应起挖出售，可王尹乡那边却没有动静。码头村派人上门再三催促，王尹乡政府才于４月１４日派一名乡干部带４名村干部来到码头村验收洋葱苗子，走后再无音讯。码头村农民心急如焚，天天翘首盼望秦安来人收购。码头村为保证落实协议书，规定村民不准私自出售，甚至把上门来收购洋葱苗子的外地客商动员走。陕西宝鸡市、甘肃天水市的两个客商曾身带数十万元现款来收购，每公斤出价１．８元，也被村干部撵出了村子。眼看农民的洋葱苗子已错过节令，元龙乡政府前后４次派人上王尹乡要求落实协议。４月３０日，王尹乡传来口信说，５月１日来人收购、拉运洋葱苗子。村里人信以为真，上百户农民纷纷下地，起挖各自的洋葱苗子共约１０多万公斤。结果又等了四五天，仍不见王尹乡的人。５月４日，现任元龙乡党委书记郭世文带领一名副乡长和码头村党支部书记赶往王尹乡政府，再次要求落实协议。５月６日，王尹乡政府才派了一名副乡长和两名村干部来码头村收购。一开始出价每公斤仅１角钱，最后提到每公斤４角钱。这个价，连栽种洋葱苗一半的本钱也收不回来。王尹乡为何如此压价？码头村的农民说：栽种洋葱苗子的节气早过了，他们收购回去当地农民也不会再栽种，为了应付履行协议书，他们便压价收购做做样子。明知赔本，可不卖会赔得更多，码头村农民只好忍痛廉价出售。上百户农民指望靠种卖洋葱苗子赚点钱，没想到却落得一场空，平均每户损失上千元，全村损失达２０万元以上。这件事，使不少农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我们看着愁眉苦脸的受害农民，听着他们声泪俱下的诉说，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认为，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件事的直接责任人——秦安县王尹乡政府都应赔偿码头村农民的经济损失。
甘肃天水日报记者周成德武鸣一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
劣质播种机贻误农时
５月７日，我们去托普铁热克乡波尔克塔勒村采访，发现这个村本应在４月底完成的春播还没有结束。村上的农民气愤地说，今年新购进的播种机太坑人！
今年３月，波尔克塔勒村农机专业户李东群和徐振强，每人向吉木乃县农机公司交了１．５３万元，各自购回一台西安农业机械厂生产的２ＢＦ—２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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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播种机。他们发现，新购的播种机有严重质量问题，当即和其他村４户购同一批劣质播种机的农民一起跟经销单位交涉，并与县农机公司一同向地、县技术监督部门投诉。
为不耽误春播，李东群和徐振强将家中旧播种机拆开，用来补充和更换新播种机上的零件，勉强维持下田作业。这两位农民以前用播种机每天可播种１５０亩以上，今年，李东群的播种机每天只能播五六十亩，徐振强的播种机每天也只能播七八十亩。李东群说，他每天修理播种机的时间比使用播种机的时间还长。由于无法保证播种质量，一些地块只得重播，既影响进度，又浪费粮种和肥料。
西安农业机械厂生产的播种机曾因质量好而受到吉木乃县农民的欢迎。李东群和徐振强１９８３年购买该厂的播种机一直用到１９９５年，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可今年吉木乃县购进该厂生产的６台播种机全都被阿勒泰地区技术监督部门鉴定为劣质产品。
新疆阿勒泰报社李德新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经验交流
选派乡镇机关干部下村任职，好！
１９９４年以来，四川宜宾地区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后从乡镇机关选派优秀年轻干部２１８人到后进村任职（到村任职１８８人，挂职３０人）。从两年多的实践看，这项探索性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个村工作的好坏，主要看村领导班子的素质。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后进村领导班子，可以提高整个班子的素质，解决人才匮乏等问题。珙县曹营乡新村原１１名党员中，６０岁以上的占一多半，虽换了几届支书，村里工作仍无起色。在这种情况下，乡党委从乡机关选派３名干部到该村任村支书、副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半年就改变了后进面貌。
想富无门路是后进村的共同特点。下派干部因文化层次较高，视野、思路较开阔，办法也多，能根据市场需求、本地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状况，找到一条切合村情的经济发展路子。宜宾市宋家乡选派一名干部到万年村任党支部书记，半年多，就带领群众办起了采石场、林场，兴修水渠３８００多米，解决了３个社的照明用电，修公路３５公里，受到群众称赞。
到基层工作可以培养锻炼一批优秀年轻干部。长宁县规定：今后一般应从工作出色、担任过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及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人中提拔乡镇领导干部。去年乡镇换届选举中，全县有５名一般干部到村任职后政绩突出，被推选担任了乡镇党委副书记或副乡镇长。
选派乡镇机关干部到后进村任职，也有一些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一是少数后进村党员干部有抵触情绪，认为上级为村里下派干部是不信任自己，工作上不愿配合。二是少数下派干部在工作中急于创出政绩，搞短期行为，对于如何夯实发展基础考虑不多。三是有的下派干部，担心长期在村里工作会错过在乡镇“进步”的机会，因而下派不到位，工作不安心。
四川宜宾地委组织部 陈凯风李方才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基层见闻
真心实意为农民
——江西省转变后进村工作纪事
本报记者李晋鸿
近些年来，读者向本报反映农村一些干部贪占挪用、大吃大喝、任人唯亲等问题的来信一直比较多。我国农村党员占全体党员的近半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占全国基层党组织总数的４０％以上。能否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好，充分发挥广大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系到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成败。怎样才能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记者不久前去江西采访，从他们的做法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省委领导真抓实干基层干部身体力行
江西省有２１５６个村党支部软弱涣散，集体经济薄弱，干群关系较为紧张。为了彻底改变这些村的面貌，省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出台了一些措施，省委常委每人都有１至２个联系点。省委书记吴官正多次到他蹲点的德安县聂桥镇永丰村走家串户搞调查，有一次一连在村里吃住了１６天。省委领导还亲自督导各项工作，如针对１３个省直单位不及时报送工作组名单、工作组不及时到位或领导不重视等情况，在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电话会上公开点名通报；对去年省直５个包村工作不达标的单位，省委领导亲自找这几个单位的领导和工作组组长开座谈会，分析原因，研究改进措施。省委领导真抓实干，给各地、县的干部带了一个好头。全省地、县两级有１８６４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包干扶助１９２９个后进村。宜丰县委书记毛野德今年３月曾先后９次到蹲点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谋兴村大计。
任务完不成领导去驻村
从去年年初开始，省、地、县各级机关抽调２８９７７名干部组成工作组，下乡包村，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８６４人。这种以机关部门为单位包村的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和中组部的肯定。省、地、县政府还层层对包村部门下达任务书，明确规定“如果第一年所包的村没有明显变化，第二年包村单位的二把手必须下去驻村；如果第二年仍无明显变化，第三年单位一把手必须下去驻村，直至达到目标”。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机关单位的领导自觉地把包村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甚至把包干扶助的村当作“编外处室”，舍得投入人力、财力、物力。九江市广播电视局，去年在接受包干扶助德安县聂桥镇永丰村的任务后，不仅选派了最得力的工作组成员，局领导还经常到村里办公。他们与下属单位共用一辆已跑多年的“天津大发”小面包车，但在资助永丰村的发展上却舍得投入。一年来，共筹措资金４５万元，帮村里办了十几件实事，实现了当年村集体增收３万元，农民人均增收４０７元。
以村为家以苦为乐
各工作组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扑下身子，真抓实干，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省环保局包村工作组组长郭凡同志下村时已５８岁，身体不好，药不离身。当局领导决定让他带队包村一年时，他老伴不解地问：“你一把老骨头啦，一身的病，还下什么乡！”他说：“定了就去，谁叫我是共产党员，是干部。”老伴又说：“共产党员多着呢，你充什么辣子！”他说：“我是代表单位去的，是领导看得起我，如果我干不好，单位没有面子，我没有面子，你哪里有面子呢？我的病你放心，我撑得住。”工作组刚进村时，有的村民对他们颇不以为然，说：“工作组，哼，我见的多哩……”郭凡同志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好自身建设，以实际行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工作组包的婺源县武口乡杨杭村是个“空壳村”，村委会欠债１万余元，干部误工补贴两年发不出；村班子几年没开展工作，名存实亡。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郭凡带领全组同志，深入到各自然村开会、做工作，有时回到住地已是深夜，第二天仍照常工作。由于工作组和群众心连心，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村建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不仅建立健全了村领导班子，而且还帮助村里建起了茶叶加工厂、红砖厂、养鸡场和果林场，年产值达２３．７万元，利润５．８万元。此外，他们还帮助村里安装了闭路电视，新建、修复和扩建了３条村级公路。
像郭凡这样的工作队员，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了群众的心，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通过全省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江西省的村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全省２１５６个后进村共调整支部书记７７７人，调整支部委员１９４０人，配备后备干部６０２９人，发展党员２７４８人。一些“老大难”村得到了治理。８７６个村修建了村部；１１７１个村修建了３９０７．４公里通村公路；１１４５个村兴修了水利工程；１０２５个村修架了１２６３座桥梁；５７９个村架设了９０多万米输电线……２１５６个村共兴办了３７０４个集体企业；集体经济纯收入平均增长１．４６倍；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１１４５．６元，比上年增长３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