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建筑呼唤评论
——建筑评论研讨会综述
杨永生
不久前，《建筑师》杂志在深圳召开了一次建筑评论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建筑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他们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
一、建筑评论大有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建规模比较宏大。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总体上看，建筑设计的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提高建筑设计水平，着力开展建筑评论，就日益显得十分重要了。通过这次讨论，学者们认为，建筑评论对分析建筑作品，研究建筑创作理论与思想，总结建筑设计经验，从而推动建筑创作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对提高广大公众的建筑意识，提高其建筑鉴赏能力，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毋庸置疑，发现有才华的建筑师，也是建筑评论的任务之一。正如一位建筑师指出的：“建筑评论与建筑创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文化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说到底，建筑评论无非是通过全面而不是片面的、实事求是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分析和评价，让人们理解其优劣，从而杜绝低劣建筑的蔓延，使其失去市场。
学者们指出，建筑评论是有它的特点的。建筑评论与文艺评论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建筑评论的对象的实物，有多方面的复杂背景。评论者应该对评论的对象，有深入了解，全面掌握图纸资料，并身临其境进行考察。但限于条件，往往难以做到这些。况且，越是引起社会注视的重大建筑（往往由于它们有重要意义，能够起到导向的作用），越是难于公开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论，欲加品评的专家顾虑重重，这就有待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推动建筑评论的开展。不可忽视，专业评论固然重要，社会评论更加重要。甚至有人说过：“建筑本来是应该由建筑家以外的人来加以批评的。”
与会学者一致呼吁，除专业报刊开辟建筑评论专栏外，重要的是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报刊也应拿出相当的篇幅刊登建筑评论文章，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避免误导。有的学者指出，建筑的社会性导致公众的关注，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建筑学知识及个人感情与愿望等等的局限，就需要舆论引导，而建筑师也十分需要舆论的支持。建筑要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但不应以“喜闻乐见”为唯一的标准。例如，巴黎埃菲尔铁塔曾被３００余名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莫泊桑、小仲马在内）联名指责，上书政府，要求尽快拆除。经过历史的考验，现在的埃菲尔铁塔不仅是喜闻乐见的，而且成了巴黎象征性的建筑。此外，开展建筑评论除了动员传播媒介之外，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建筑热点问题
评论研讨会还就当前建筑界以及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建筑热点问题，进行了学术性的研讨。
（１）关于高层建筑的帽子形式问题。５０年代初期，在建筑界乃至社会上开展了一次从上而下的批判大屋顶的运动，重点是从反浪费的角度批判的。可是，谁也未料到，国庆１０周年的工程有些是大屋顶，却又倍受赞扬。更没有人想到，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以来，北京的大屋顶建筑又一次空前地繁荣起来，从城里到城外还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亭子爬上了高层建筑。对此，有的学者指出，就创作来说，从形式到思想，它是束缚人的，而且造价高，太浪费。当前，高层建筑上戴帽子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北京、深圳等地高层建筑的帽子形式颇多，不仅有大屋顶式、亭子式，还有碉堡式以及随意构成式，不一而足。而上海的高层建筑却有不少是没有帽子的，也并不丑陋，也没给人以方盒子之感。由此可见，戴帽子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当然，也并不要泛泛地斥责高层帽子，而是希望不要乱戴，尤其是不要扣一些粗制滥造的怪里怪气的帽子。
（２）关于“以形式为本位的创新”和“易操作行为”的问题。研究近现代建筑的学者们在分析了我国近现代以形式为本位的倾向后指出，在我们的创作背景中，确实有个虽然没有公开号召，但是一直在起引导作用的以形式为“本位”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无形导向，再加上有的建筑师对西方现代建筑的似通非通，对先进建筑缺乏深解，是导致８０年代末以来建筑手法标新立异、一些建筑具有新颖性、易操作，却忽视建筑基本要素的直接根源。这是指目前建筑设计市场上把建筑当拼贴，把建筑当作任人打扮的东西等滥用建筑手法的行为，使得相当一批建筑浪费资财，品位日下。
（３）评所谓“２０年后不落后的跨世纪建筑”。近年来，所谓“２０年后不落后的建筑设计”的呼声不绝于耳，于是就提高标准，扩大规模，提出要用玻璃幕墙、铝合金墙板、抛光金属板，搞大天窗、观光梯、高大中庭等等，不一而足。与会学者指出，建筑标准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不可超越，超前消费只能使经济落后；有人盲目强调建筑标准要与国际接轨，却未计算其代价，须知我国还要抗御自然灾害，还要花大力气搞“希望工程”和“安居工程”。
与会学者认为，２０年后人们对建筑的要求如何，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口袋里有几个钱，就忘乎所以，头脑发热，急功近利。几十年来，我们吃头脑发热的亏不算少，也不算小，应该汲取那些惨痛的教训。
（４）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学者们指出，建筑从过去的传统发展到现代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增加，不断减少，不断积累，不断代谢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某些传统经过岁月锤炼，粗劣的废弃了，精妙的保留了。随着时代不同，又会有些传统不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虽为昔日“精华”，实已转化为今日之“糟粕”。因此，希望建筑师们突破传统局限，并与现代科技和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构思上、造型上、艺术上进行突破，反映出现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用要求和审美意识。
与会学者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设计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一些负面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盲目追随国外建筑思潮，赶时髦，随波逐流；在创作中东抄西抄，明抄暗抄，大抄特抄之风十分普遍；生搬硬套，不伦不类，如此发展下去，肯定难于出现精品建筑，也难于在实践中提高自己，整体建筑设计水平也就难以提高了。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论中介组织的中介作用
张理泉郭朝先
内容提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各类中介组织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证。中介组织是指各类行业协会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事务所一类的民间性服务组织。它们以第三者的身份独立、客观、公正地从事各类服务活动，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存在着管理混乱、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中介组织不“中”等突出问题。为此，对中介组织的建立要进行分类指导，并要完善其有关法律，规范和约束中介组织的行为，推进其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中介组织得到广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各类中介组织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证，而正确认识各类中介组织的性质，合理发挥它们的职能和作用，又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但也要看到，当前现实中却存在着中介组织的发展混乱和办事不公正等问题。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中介组织不仅不能发挥作用，而且还会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一、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中介组织是指各类行业协会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财务咨询公司等民间性服务组织。这些中介组织受用户的委托，以第三者身份独立、客观、公正地从事各类服务以及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财务咨询等活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中介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双向服务，引导企业合理发展；有的为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中的改组、改制进行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界定产权；有的为上市的股份公司编制面向社会的财务报表和进行财务审计，以保证股市的正常运转；有的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对国有独资企业或国家控股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的帮助企业处理日常财务业务、税收代理、培训人员；有的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帮助市场了解企业，为企业信誉提供佐证；有的为外商提供企业的咨询信息、吸引外商投资，促进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等等。
虽然中介组织是接受用户的委托，为用户服务的，并要按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向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它们提供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服务工作却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必然要对社会各方产生重要影响。投资人根据有关信息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有关信息了解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政府部门根据有关信息掌握企业的应缴税款及其能力，等等。这就要求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必须客观公正。为此，中介组织必须以第三者即不与委托它的用户及这些信息的使用人具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能独立地从事审计、资产评估等活动。中介组织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对于维护社会各方的权益，保持市场秩序的稳定有序，监督企业活动，促进企业更好的经营，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介组织赢得了“市场经济卫士”的美誉。
二、当前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类中介组织，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能够开展全方位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监督网络。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却存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其主要表现，一是非法执业。有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未经有关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就私自开业。二是执业活动不严肃、不规范，甚至从事非法活动。如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提供的资料不全等情况下，也为其提供验资佐证。有的资产评估机构任意变动评估日期，帮助企业逃避国家的检查。三是政府行政部门与中介机构不分，不少政府部门设立了中介机构。这些政府部门把中介机构当作自己的附属物或“代言人”，甚至成为它们搞创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有的中介机构要求挂靠政府行政部门，以便谋求特权和保护。行政机构与中介机构不分，往往还会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中介机构为了谋求行政部门的保护，就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不正当手段，将自己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估和审计结果，也可能用不正当手段将自己同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都会妨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四是趋利忘义，只把成立中介机构看成一个赚钱的门路，乱收费，或竞相压价、互抢生意。进行中介活动需要有硬件和软件的投入，而且往往需要有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它是市场经济的纽带，收费是合理的，但应当加强价格管理，实行明码标价。为了多拉客户、多赚钱，不顾规定，有的事务所随意降低收费标准，这是一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三、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的条件
中介组织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应从政策上、体制上寻找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和约束中介组织从组建到开展各项服务工作都能采取公正态度，真正发挥中介作用。
中介组织的建立要进行分类指导，不能一哄而起。中介组织按照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但按大类划分，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各种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商会等“双向服务型”中介组织，它们一方面为会员单位乃至全行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又是政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另一类是会计师、律师、审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等“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它们的职责是对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保证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并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情况和经营成果实施有效的检查监督，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前者可称为“社会团体”性中介组织，后者可称为“企业”性中介组织。“社会团体”性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要同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及市场体系建设通盘考虑，同步进行；“企业”性中介组织，特别是社会急需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事务所以及公正仲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等的组建和发展，除考虑社会需要外，关键是要做好资格审查，以使人员素质、工作条件、财力保障等方面符合从业所规定的要求。
当前存在的中介组织不“中”的问题，同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中介组织不分，权力介入中介组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致有的中介组织凭借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作后盾，搞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画地为牢”，使企业不能自由选择中介机构，中介机构也不能自由选择企业，导致中介机构不能公平竞争，也失去其执业的公正性；一些中介机构由于受行政权力的干预，故意弄虚作假、漏项目、转移资产、隐瞒或低估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些行政部门领导往往对中介机构和人员提出限时限价的评估要求，致使评估质量难以保证，评估资产价值难以科学合理；一些中介组织所以敢于从事非法营业活动，除了经济的驱动之外，受到行政权力部门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介组织必须脱离政府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使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中介机构脱钩，去掉中介机构的行政色彩，是正确发挥中介组织作用的关键环节之一。
中介组织要有序运转，才能够正确发挥中介作用。为此，要完善中介组织的有关法律，规范和约束中介组织的行为。这就是要加强市场中介组织的法律建设，明确各类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功能以及资格确认的法律程序；要加强对中介组织运作的法制化、制度化管理。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各类中介组织的职责规范和行为规则，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和价格管理与监督，堵塞漏洞，以约束中介组织的行为；还要加强对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其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以推进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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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
朱大渭
在商潮中出现“名人效应”后，各地名人之争愈演愈烈，使中外游人无所适从。这里以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为例，略抒浅见，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我国是一个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史的伟大国家，历史上有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历史名人的出生地及其一生活动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以供后人瞻仰。但由于名胜古迹，或来源于正史，或出自野史，或见于笔记小说，或根据民间传说，因而必然有真有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借名人遗迹开发旅游业，以带动经济发展，从而出现了所谓“名人效应”。名人遗迹既然有真有假，这就出现了“名人效应”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名胜古迹是真是假，各地都可以利用其搞旅游，使其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名人效应”又牵涉到历史的真实性，如果从历史真实来要求，那就属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范畴，就必须实事求是，讲信史。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问题，不容许真假不分，是非不明。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随着商潮翻滚愈演愈烈的名人争夺战中，应当维护历史的尊严。也就是说，我们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以及利用名人及其遗迹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都必须坚持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具有科学价值，也才具有说服力。可以说，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包括史事和历史规律）理解得越准确越深刻，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越高，它为现实和未来美好前途的斗争，更具有自觉性，更充满信心。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有南阳邓县隆中（属今襄樊市）说，有南阳郡治宛县（今南阳市）说，究竟谁正确呢？以历史真实而论，无疑是前者。仅在诸葛亮死后３００余年内，记述他躬耕邓县隆中有重要资料为证。如王隐《蜀记》说：“晋永兴（３０４—３０６年）中，镇南将军（驻襄阳）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外，《晋书·李密传》、《晋书·习凿齿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古籍都明确指出，诸葛亮躬耕地只有一处，即邓县隆中，而无任何疑点。所以，《通鉴》据此断定说：“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应当注意，上述资料以王隐《蜀记》撰写最早，《蜀记》资料实为王隐父铨所搜集。据证实，王铨从２５岁搜集整理《蜀记》材料时，离诸葛亮躬耕隆中只有６５年，离诸葛亮死只有３８年。而且王氏父子皆为史学名家，他们的记载最具有权威性。习凿齿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襄阳人，襄阳离邓县隆中只有１０公里。他所活动的时代，离诸葛亮死只有１００余年，其记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为家乡近代史事。《汉晋春秋》所记也最有说服力。郦道元参阅他们的资料，又经过实地考察，再次追述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的史实，可谓证据确凿充分，毋庸置疑。
再从当时荆州政治军事形势，以及诸葛亮躬耕时所结交的亲友来考察。诸葛亮在隆中躬耕１０年（建安２年至１２年）时期，荆州牧刘表所控制的以襄阳为中心的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况且襄阳地区为“水陆之冲”，东西南北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对全国政治军事信息很灵通，因而一大批文人学士聚集襄阳。诸葛亮在１０年躬耕时期，结交了不少才高识广的师友，如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庞统、马良，以及长辈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人，其中有的是襄阳人，有的在襄阳地区活动。他们的帮助和教诲，对诸葛亮从１７岁到２７岁政治思想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从蜀国建国纲领《隆中对》的完整提出，充分证明了诸葛亮在邓县隆中１０年，观察天下大势，并向师友学习研讨，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已完全成熟。后来，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还亲切地回忆当年躬耕时的友人说：“昔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厚，以及诸葛亮受益之深。同时，诸葛亮的大姐嫁襄阳大族蒯祺为妻，二姐嫁庞德公之子山民为妻，他本人娶刘表内亲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诸葛亮躬耕时已同襄阳地区的刘表势力和其他名士，结成一种超过师友情谊的亲缘关系。他的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长期在邓县隆中躬耕，离刘表荆州治所襄阳很近，才有可能形成。
诸葛亮躬耕时期，南阳郡治宛县的政治军事形势如何呢？从建安元年（１７０年）冬到四年（１７３年）冬，南阳宛县为张济张绣势力范围，其间建安二年（１７１年）春到三年（１７２年）四月，曹操连续三次征张绣，双方激战于南阳宛县和穰县一带。建安四年（１７３年）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后，从此南阳郡北部地区包括宛县在内，成为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叔父玄于建安二年携家带口到荆州依附老友刘表，自然应去刘表所统辖的政治环境安定、文人学士云集的襄阳，而绝对不会去兵荒马乱的南阳宛县。建安四年冬以后，诸葛亮更不会去他始终认为是主要政敌的曹操势力范围躬耕。而且南阳宛县离襄阳有１２０公里之遥，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步行大约要三天，往返需要六天。假如诸葛亮在南阳宛县躬耕，上述社会关系岂能建立？刘备建安七年（１７６年）以后退屯新野、樊城，又何能去政敌曹操辖区“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辅佐他呢？
诸葛亮躬耕隆中，前面我们只列举了少数重要资料，实际上从隋唐到明清还有大量文献有同样的记载。从西晋到元初约１０００余年间，各类资料讲诸葛亮躬耕地，只有邓县隆中一说，别无他处。到了元代前期，南阳县志和府志开始出现了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的记载，随之便产生了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试想，如果诸葛亮确实躬耕南阳宛县，在１０００余年漫长的岁月里，既不见文献只字提及，又无任何遗物保留，这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诸葛亮躬耕南阳宛县说，何以在元代出现呢？这可能同诸葛亮的地位上升有关。在宋以前，虽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一般评论他时，大致把他同管仲、萧何、曹参等名相相比。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南，与蜀汉相似，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尊崇蜀汉，将诸葛亮提高到与实行儒家理想政治“王道”的夏、商、周三代名相傅说、姜太公相比。傅说辅商王武丁中兴，姜太公辅周武王灭商，建立起周朝。这样一来，诸葛亮在封建时代将相中的地位，可算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国历史上常有拉名人作本地人，或在本地活动以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风气；恰好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没有细讲在南阳郡邓县隆中，又可为人所利用。于是诸葛亮这位历史人物，就被南阳人看中了，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躬耕地。但在史学界都知道新的躬耕地是不真实的，所以在一切正规历史书中，都持诸葛亮躬耕邓县隆中说，而别无疑义。
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文化部公布襄樊为重点文化名城（国发［１９８６］１０４号文）及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发［１９９４］４号文件）两个文件中，都明确地指出襄樊市古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同时还附有史学界专家论证书，我本人曾参加论证工作。由此可见，史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的共识，已为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决策的依据。
最后应当指出，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但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襄樊和南阳两地武侯祠和其他有关文物，都是中华大地上闻名遐迩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如果重此轻彼，或互争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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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情况与动向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１９９６）》评介
周叔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快，工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令世人瞩目。我国工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其微观工业基础、部门结构、地区布局、技术状况、宏观调控以及其他内外部条件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及时了解工业发展的全面情况，并能掌握其发展趋势。人们也早就盼望每年有一本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出版。但是，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已出版了多种版本的经济发展报告，至今却尚无一本能够满足以上要求，及时反映中国工业发展全貌的报告问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组织撰写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１９９６）》，填补了这一空白。
《报告》相当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和现状，是正确认识中国工业发展，进一步研究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参考书。
《报告》除总论外，分为产业篇、地区篇、企业篇，按２１个专题全面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和问题。《报告》把重点放在１９９５年的工业发展上，但由于１９９５年是“八五”计划最后一年，这个报告又是第一本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所以也回顾了“八五”时期的情况，并适当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总结了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经验，揭示了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同时展望了“九五”时期的前景。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统计局和各个工业管理部门有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使报告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数字可靠。
《报告》着力描述、反映中国工业在两个“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出现的重大变化，选择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和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对于大家关心的我国东西部差别问题，《报告》设置了“区域差异的演变与成因”、“沿海工业的优势与问题”、“中西部工业的态势与潜力”等专题，并分别设专栏介绍了“邓小平的区域经济观”、“江泽民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棉纺织业的区域转移”、“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衡量指标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还附有专家评出的“八五”和１９９５年中国工业发展的十件大事和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中国工业发展大事记。
《报告》不仅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而且着力于问题的分析。由于编写人员都是研究有关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该问题的研究，因而《报告》每个部分都有较深入的分析。作者没有回避一些敏感问题，而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得出结论。例如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方向”专题中，作者分析了改革以来我国工业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指出国有企业比重下降，非国有企业比重上升，同时也指出非国有经济中“贡献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报告》对国有企业、股份公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现状和前景都提出了中肯的见解。此外，《报告》在确定内容和安排章节上都力求能够反映工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每章除正文和提要以外，还设有若干专栏刊载有关的案例、史料和其他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这些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方便外国人阅读，主报告和每章的提要都译成了英文。作为我国第一本工业发展报告，有许多编写问题还有待于探讨。因此，《报告》难免有不够完善和成熟的地方，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相信，这会在今后继续出版的报告中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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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革命与改良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作者指出，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作者认为，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摘自一九九六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