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轻松自信的长虹人
本报记者余继军
当“长虹降价风波”铺天盖地地席卷神州的时候，地处巴蜀腹地绵阳的长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却平静如常。在厂区，人们依旧步履匆匆，上下班时依旧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长虹人”上班时一律穿灰蓝色的厂服），只是“产业报国，振兴民族工业”的灯箱广告仿佛更耀眼了些……
６月下旬，记者在长虹厂遇到的每一个“长虹人”，都以一种轻松的神情，自信地告诉你：长虹完全有实力与进口彩电竞争！据业内人士估计，长虹的此番降价，起码要付出１０亿元的代价。“长虹人”何以如此自信？为期６天的采访，记者仿佛找到了其中的奥秘。
产业报国的长虹之魂，在近乎苛刻的半军事化管理与强劲的凝聚力之间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
长虹电子集团公司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即便是记者在厂外宣处同志的陪同下参观厂区，门卫也要认真地“验明正身”才予放行。
在长虹厂的公布栏里，记者看到了一些最近的例子：一个１９８７年分到长虹厂的大学本科生，趁外出办事时到股市操作股票，当即就被辞退；一个在厂里工作了１０多年的工人，因为在上班时间看杂志，被留厂察看一年，每月只发给生活费８０元。
长虹没有“下不为例”。长虹人说得好：“全厂有１万多职工，假如每天每人都来一个下不为例，就要耗去３年的时间，长虹根本耗不起。”而早在１９６７年就分到长虹厂工作、如今已是公司老总的倪润峰对自由散漫的工作作风更有切肤之痛。他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就在于没大没小、没老没少。显然，这不是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而是在呼唤一种“令行禁止”的企业作风。
苛刻的管理并没有伴生牢骚与不满。在长虹采访，记者感受最深的，就是每一个“长虹人”都为自己是长虹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而受罚者则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如此强劲的凝聚力来自长虹“产业报国”的坚定信念。
在长虹，每一个员工都清醒地认识到国产彩电业的危机，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国内彩电与索尼、松下、三星、飞利浦等名牌彩电的合资潮流，也能神色严峻地表达长虹降价以抵制“洋货”的神圣责任。为了保住“长虹”这个品牌，长虹厂曾拒绝了世界２０多家名牌彩电厂的合资要求。
去年夏天，在长虹的大礼堂里，公司召开了一个保卫长虹品牌的迎战动员大会。会上，老总倪润峰号召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与国外品牌竞争，用长虹的“血肉”筑起民族彩电工业新的“长城”。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刚刚结束，全场就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产业报国”的使命激励着每一个长虹员工。他们深知，没有严格的管理，振兴民族工业，创世界名牌，都将成为一句空话并给世人留下笑柄。
创世界名牌的长虹目标，使长虹无论是在对产品质量，还是在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上，都走在了时代前列
在长虹的３个厂区，最醒目的标语莫过于竖立于厂房上的“长虹目标世界名牌”８个大字，而在每一个车间的公布栏里，都写有同样的“质量方针”：顾客是企业永远的衣食父母，质量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名牌对质量的依存关系，就是以这样直观的方式，时刻提醒着长虹的每一个员工。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长虹总是选择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尖端的技术项目。早在１９７４年，当他们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时，他们就试图从美国引进一条生产线；８０年代初，他们从松下买来技术，建成我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从此他们就一直坐在中国彩电工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上。
多年来，长虹每年都将自留资金的６０％用于技术引进和改造。１９９４年，长虹在全国首家引进了美国ＣＡＤ工作站，极大地提高了产品前端设计的质量水平，缩短了设计周期；它还投资上千万元，进口了几十种高精度、多功能的计量仪表，以保证新产品和出厂产品严格按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进行检测；它还投资２亿多元引进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注塑机，使长虹拥有了在亚洲也排得上号的强大注塑能力。长虹还拥有全国电子工业最大的插件群及贴片机群，这项投资３０００美元的世界高精尖技术的引进，使长虹彩电机芯的生产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精确化，使长虹机芯生产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无怪乎有人说，支撑长虹这个“彩电大王”的，是一系列的“小大王”。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长虹坚持把全面质量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建立了公司、生产厂、生产线三级质量管理体制，形成了产品质量层层控制、责任落实到每个员工的质量控制机制；并规定，连续３个月完不成质量指标的单位领导就地免职。玩忽职守，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员工给予除名处分，并始终如一地推行质量“一票否决权”。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公司从设计部门试行年薪制改革，竞争上岗；技术人员从１２项考核入手，试行技术开发部门风险金最高年薪１０万元的目标奋斗数。
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都需要人来运用和遵从。企业越发展，对质量的要求越高，员工素质的高低就越来越起着制约的作用。
１９９３年，长虹在距厂区１５公里的地方买地７８亩，斥资１０００万元，建起了国内设施最先进、管理最严格的职工培训中心。中心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只有周六下午至周日下午的时间学员可以自由支配。从普通职工到领导者，从招聘的劳务工到新分来的大学生，上岗之前都要在这里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一是军训及操行教育，二是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三是操作实习。最后只有考核合格者方能持证上岗。
在长虹的任何一个岗位上，你都能发现行家里手，滥竽充数者在这里已无立锥之地。
“先王蜀中再谋天下”的经营方略，让人充分领会到长虹稳扎稳打的务实心理与出奇制胜的浪漫情怀
长虹的每一次“出击”都给行业和世人带来震撼。１９８９年长虹首次降价，当时的近百家彩电生产厂家很快淘汰近半；１９９５年，当人们再次听到长虹这一品牌时，它已是独步国内的“中国彩电大王”；１９９６年，长虹第二次全面降价，又掀起了轩然大波……
强有力的震撼，来源于实力与机遇的完美组合。稳扎稳打意味着积聚力量，出奇制胜意味着捕捉机遇，长虹的决策者们熟谙此道。
８０年代初，正当国产彩电业踌躇满志地踏上征途时，长虹并没有像有的彩电企业那样四面出击，到沿海甚至海外去铺摊子，而是根据西南地区经济起步不久，电视机市场远未饱和这个现实，提出了步步为营的“根据地战略”，即“立足四川，占领西南，挺进全国，走向世界”。１０余年来，长虹紧紧抓住西南这个大市场，一个县、一个地市的开拓，短短几年，长虹产品就占据了西南８０％的市场。如今，长虹彩电在东北、西南、西北名列第一，分别为１８．６％、３４．１％和２０．９％的市场占有率，是毫无疑问的“全国性”品牌，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牌。
雄厚的实力给了长虹在商战中“闪展腾挪”的“本钱”，在激烈的竞争中，长虹总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赛场上。
１９８８年底，全国大小商家突然停止彩电进货。倪润峰从一家中央级大报上看到了“国家将对彩电征收消费税”的消息，立即明白并不是老百姓不要彩电，而是商家怕消费税落到自己头上。第二天，长虹就抽出上百名员工，奔赴成都、重庆、攀枝花等城市，面向消费者直销。当许多彩电厂家还在驻足观望时，长虹在不到１个月的时间就收回资金１．５亿元。
１９８９年，由于国家征收消费税，彩电价格大幅度上扬，彩电积压相当严重。长虹当机立断，作出了降价３５０元的决定。正当众多彩电厂家纷纷指责长虹的这一举措时，国家正式出台了彩电降价的政策。而当各厂家忙着去执行这一政策时，长虹积压的彩电早已销售一空。
今年３月２６日，长虹又一次作出了降价的惊人之举。这次是在国内市场上进行国际竞争，对手比以往更强大。当记者问及这场“搏战”的胜负，长虹人笑而不答。以长虹雄厚的实力和先声夺人的战术，我们不难猜出微笑后面的答案。３个多月过去了，来自市场的信息表明，长虹降价有效地遏制了洋货的进一步拓展。
采访结束时，记者无意中在一个工作人员手中看到了厚厚的一摞群众来信。这些来信让记者又一次感到了长虹的力量。他们在信中写道：长虹，我们支持你。只要太阳会出现，长虹永远在天边。愿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产业报国”的行列中来。（附图片）
题图：占地１４．６万平方米、拥有１７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的第一厂区。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善用“加减法”
——湖南省临澧县县委书记刘春林一席谈
本报记者何崇元
刘春林，男，４２岁，大学文化，当过教师、中学校长。从１９８３年起历任湖南省常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常德地区科协副主席，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临澧县县长，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任临澧县委书记。
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强化“政绩意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成事几桩”。但是，如果不顾经济实力搞建设，把“政绩”建立在老百姓沉重的不合理负担上，这样的“政绩”我宁肯不要。
农民的负担状况反映一个地方领导的政治立场、政策水平和工作作风。减轻农民负担事关党群关系、政权稳定、民心向背。有的农民形象地把自己比作一棵白菜，说今天你来剥，明天他来剥，担心总有一天会被剥光！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沉重，农民的经济负担成了我最大的心理负担。因此，我们在县级领导班子中统一了“搞建设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的思想，立下“宁愿有些事办不成，也决不向农民多收一分钱”的不成文规矩，要求干部“作风扎实，数字真实，让农民真正富起来”；并把减轻农民负担列入考核各级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有关部门搭车收费，农村领一张结婚证竟要花去１０００多元，群众怨声载道。县委、县政府发现这一问题，当即决定进行专项清理，并以此为突破口，全县清退和取消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２２０多万元。
当然，减轻农民负担不能光停留在一个“减”字上。这几年我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考察时发现，那里农民的负担额度并不比我们这里的低，但农民并没有觉得他们的负担有多重。这说明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必须综合运用“加减法”，即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我相信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让他们拿些钱出来建学校、修公路，他们是乐意的。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我们认真实施“兴工、强农、活商、富农”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把乡镇企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在领导、政策、资金上给予倾斜。去年全县乡镇企业产值达５０多亿元，农民人均增收２６０元。随着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２０％的村向农民免收或减收了各种应收的款项。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承受能力也大为增强。他们就不再觉得合理负担是“负担”了。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一缕新风拂边城
本报记者祝谦
维汉结亲：上将慰问寓深情
去年１０月８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４０周年大庆，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来到住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的个体劳动者牙库甫·卡哈尔家。于永波一进门就乐呵呵地说，咱们维吾尔人有一句谚语：“一次见面是朋友，两次见面是亲戚。我今儿是走亲戚来了。”
上将与平民、汉族与维族，是怎么“结亲”的呢？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牙库甫·卡哈尔是位个体劳动者，生意蚀了本，一家６口全指望妻子努尔尼莎的１２０元劳保工资过日子。努尔尼莎患风湿性心脏病已３年，医疗费欠了２０００多元。雪上加霜的是，牙库甫的父母又相继去世，借了近２０００元的债。两个孩子因为缴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已有不少日子。
就在这时，与牙库甫·卡哈尔家毗邻的新疆军区通信卫星地面站的几位领导来到了他家。军人们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咱们是多年住对门的老邻居了。”听了努尔尼莎的诉说，卫星站的领导说，就是天塌下来，大家伙儿一块顶。民谚说，雪再大埋不住天山。卫星站官兵捐款援助牙库甫的两个孩子上学，又与驻军医院联系让努尔尼莎入院治病，再腾出两间库房，帮牙库甫开了个小饭馆。
孩子上学了，断断续续病了３年的妻子，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工厂，小饭馆的生意也红火起来。大喜过望的牙库甫在饭馆门口贴了一个告示，用维汉两种文字写成，内容是：从古尔邦节这天起，牙库甫饭馆免费为解放军服务。卫星站的领导知道后，死活不同意，硬要牙库甫把告示揭下来。牙库甫急得有点光火：“你说哪有这种道理，难道只许军爱民，不准民拥军？”后来告示虽揭下来了，但部队同志去吃饭，牙库甫还是不收钱。每当卫星站老战士退伍，他们夫妇就送去维吾尔小花帽，女战士离队时，他们就送去民族丝巾。牙库甫逢人便说，黄金不要埋进土里，朋友做的好事要记在心里。
１９９１年８月，自治区召开的双拥大会上，牙库甫·卡哈尔和妻子努尔尼莎的演讲感动了各族代表。报告一结束，出席双拥大会的于永波上将会见了牙库甫·卡哈尔夫妇。临别时，上将给他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从此，于永波上将就有了一门维吾尔族亲戚：牙库甫·卡哈尔。
爱兵如子：一片冰心在玉壶
和平桥居委会主任周秀英有个在本市当兵的儿子。她常想：应该让战士感到边疆也有温暖的家。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和平桥驻军某部是施工部队，由于兵种特殊，缝补衣服成为一大难题。于是，周秀英牵头组织了一支“妈妈队”，拉上洗衣机和缝纫机到部队服务。她把“妈妈队”兵分五路，拆、洗、缝、补、熨一条龙，那场面十分感人。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为了让战士安心服役，周秀英把逢年过节到部队慰问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正月十五送元宵，端午节送粽子，中秋佳节送月饼，八一建军节更是精心准备慰问品，烹饪新疆的风味小吃：粉汤、抓饭、拉条子、凉皮子……战士们说：“周妈妈把新疆的风味小吃让我们尝遍了。”
来自天府之国的战士小周一度适应不了艰苦的军营生活，差一点要“打道回府”。周秀英抽空把他领回家，“家”给了他勇气，小周变得坚强了，各种工作干得出色，年底立了三等功。他逢人就说：“这枚军功章是周妈妈帮我赢得的。”陕西洛南山区入伍的战士李明军体素质差，面对单双杠就发憷。周秀英经常抽空去当“陪练”，做荷包蛋给他补身子。半年后，李明的军体素质提高了，还考上了军校。
部队首长感慨不已：“周秀英走进军营，部队多了个‘政委’，战士多了个妈妈！”周秀英的事迹影响了一方，带动了一片。和平桥一带８个企事业单位均被各级政府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５个驻军部队先后被新疆军区评为拥政爱民先进集体。周秀英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受到国务院表彰。
走出地域：一道曙光耀眼明
５月１７日，乌鲁木齐铁路局火车站启动了“双拥火车站”工程。年轻的站长宗坚告诉记者，“军人优先”全国“通用”。新疆有５４００公里边境线，边防军人驻守荒野大漠、雪域高原，条件十分艰苦，对他们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于是，火车南站作出了承诺：边防军人返乡，保证随到随走，第二天走提供卧铺票；住宾馆价格优惠，打公用电话一律免费。
一方行动，八方呼应。为支援新疆经济建设，驻乌某红军师将赴南疆援建吐鲁番至轮台的光缆工程。出发的消息一传出，１２家单位为红军师筹齐了钢钎、鎯头、十字镐等工具和手套、风镜、毛巾等生活用品。部队施工干得正热火的当口，乌市又组织慰问团，带上生活物资赴前线犒军。红军师提前２５天完成任务，这支从宝塔山走来的红军师的政委感慨万千：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１９９５年９月开始，乌市还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动，由驻军部队评选出优秀士兵，开展“看第二故乡”活动，请这些来到第二故乡的年轻军人代表参观乌鲁木齐的建设成就和名胜古迹，从而加强责任感和保卫边疆的自觉性。
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吴敦夫就拥军问题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他对记者说：“对边疆而言，无军不安，有军无难，军驻民欢；对乌市来说，必须做到：军队驻乌市，兵营无大难。”（附图片）
拥军模范牙库甫与即将离队的老战士话别。窦谦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晚年逢盛世滕蝶飞五洲
——记滕派蝶画传人佟冠亚
本报记者段存章
什么画这么神奇？观众手拿放大镜仔仔细细瞅那活灵活现的蝴蝶，蝶眼有神，蝶翅纹异，蝶须蠕动，喝水时，吃食时，嬉闹时，打斗时，初恋时，各有各的表情。难怪讲解员提醒观众：“请不要用手摸，请不要用手拍，怕惊飞它呀。”
这是当代著名画家、滕派蝶画传人佟冠亚先生首次到南昌举办画展的情景。滕派蝶画的鼻祖，乃创建滕王阁的李元婴，他是唐高祖李渊第２２子，于贞观１３年被封为滕王。滕王的蝶画在当时享有盛誉，有诗曰：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
１９３４年春，２７岁的佟冠亚精选蝶画３０幅，参加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的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师绘画联展，一鸣惊人，作品被社会名流争购一空。佟冠亚获得“蝶叟”、“蝶仙”赞誉。齐白石说他的画“与众不同”。曾与佟家住一条胡同的鲁迅先生说：“这门艺术是祖国的瑰宝，也是缺门、冷门、独门，要好好传下去。”
佟冠亚的老师叫梁冠三。“我开始求梁师收徒时，老师每日凌晨４点起来作画，叫我研墨。每日凌晨２点我就开始研墨，有时１点多就得动手。每次研墨需一两个小时，研得我手发麻，后来由酸到木、到肿，几个月后，渐渐消肿恢复原来状态，再研时就轻松多了。老师作画不用电灯，我还得举蜡烛，一举就是两三个小时，就这样，我整整干了两年。”佟冠亚曾求老师传绝技，老师说：“绝招就在这里，你研墨、举蜡烛，练了眼神，练了手腕，将来不出大毛病，活到１００岁，也能画画。”
佟冠亚生于北京，满洲正黄旗人。他吃尽了乱世的苦头，４０年代兵荒马乱，全家逃离京城，善画花鸟的妻子郑朝珍因受惊染病不幸去世，３岁小女儿也死在逃难途中。他落脚河南开封。“文革”中，红卫兵把他藏画统统抄走，一炬毁之，他一气之下绝食３天。“只要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经过友人的劝导，佟先生才强打精神站起来。
１９８０年，７３岁的佟冠亚从开封市商业部门退休，毅然决定重登画坛。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滕派蝶画重新出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介的广泛关注。１９９２年４月６日，江泽民总书记以佟冠亚的《百蝶图》作为国礼赠送日本友人。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滕派蝶画师徒传钵展在河南省博物馆举办。青年画家佟起来、王小豪成为佟冠亚先生的衣钵传人。佟老笑逐颜开，他说：“我准备画一幅《千蝶图》，送给滕王阁。”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文化早餐”飨学子
本报记者龚永泉杨明方
苏州农校的同学们要吃两顿“早饭”：吃过食堂里的早点，紧接着就是教室里的“文化早餐”。
“文化早餐”是苏州农校学生自我组织、自我锻炼的活动形式。每天上午第一节课之前１０分钟，各个班由两个同学走上讲台向大家发表一番演讲或表演一个小品，同时，校学生会学科部分头检查，对演讲情况和听讲情况分别打分，每月汇总，每学期评比，届时列出全校“排行榜”。班集体的荣誉感，促使主讲者和听讲者都不敢马虎。
苏州农校的“文化早餐”活动始于１９８６年，除了节假日，１０年未曾间断。一批又一批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表达能力由此得到锻炼。最近，记者前往采访，碰到刚刚参加完学校辩论大赛决赛的农学９４（１）班吉永东同学，他所在的农学专业队获得了冠军。吉永东周围的同学说，他刚进校那会儿，走上讲台紧张得不知所措，抓耳挠腮；如今站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变化太大了！即将毕业的会计统计９３（１）班唐莉君同学回想起３年的“文化早餐”，很是留恋。她说，从念一首唐诗到提出一个问题，到“客串”主持人组织大家讨论，“文化早餐”滋养自己成长，慢慢地不再觉得它是一种负担，而是一次展现风采的机会，总巴不得快点轮到自己讲。
苏州农校是一所有８９年历史的国家级重点中专，新近又被农业部评为“全国中等农校教育改革先进单位”，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年轻的校长赵西华认为，学校坚持开展“文化早餐”活动，旨在训练同学们待人接物、谈吐表达的综合能力，因为往往从一个人几分钟的谈话，就可看出其内在素质的高低。经过“文化早餐”的哺育和熏陶，苏州农校的毕业生普遍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如今毕业生中已经出了一批２０多岁的镇长和三十出头的县级领导干部，活跃在江苏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