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李天焕同志
杨成武郑维山旷伏兆吴烈
岁月如流，时光飞逝。李天焕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１０年了。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曾长期与他一起工作，共同战胜艰难困苦，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悠悠往事，涌上心头，更激起对他的无限怀念。
天焕同志１９１２年６月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大山岗村一户佃农家。１６岁即怀着对土豪劣绅的仇恨和对革命的向往，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７岁转为共产党员。曾先后担任村苏维埃委员、少共区委书记、青年模范营政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苏区３次“会剿”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１９３０年冬，天焕同志调入红四方面军，任１２师政治部组织科长、１１师政治部秘书长。１９３２年５月，蒋介石亲率３０万大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我军英勇拚搏，浴血奋战。在坚守悟仙山阵地时，天焕同志带领师部机关人员，顽强抗击，同敌肉搏，声震山谷，河水变色，杀得敌人狼狈溃退。１０月，部队突出重围，转向川陕。前有堵敌，后有追兵，连续激战，形势十分严峻。天焕同志意志坚定，斗志旺盛，以各种形式鼓舞部队，坚持战斗。在１２月翻越积雪盈尺的秦岭时，副师长程世才身负重伤，衣衫单薄，生命垂危，天焕同志毅然脱下棉袄给他穿上。为挽救战友的生命，自己却在寒风中颤抖，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品德。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分兵力，奉命西渡黄河。红３０军作为前卫，从甘肃靖远渡河进入河西走廊。部队刚刚经过长征，未得休整，缺少棉衣和弹药。面对西北军阀“五马”潮水般涌来的骑兵，凛然不惧，斗志昂扬。依托村庄堡寨，同敌人英勇拚杀。在一条山、四十里堡、永昌、倪家营子等地，同优势的敌军昼夜血战。西路军失败后，天焕同志与李先念、程世才率部转入千年冰封的祁连山，冒着零下４０摄氏度的严寒，迎着疾风雪砾，忍着伤痛、饥饿，坚持苦战。在身陷强敌围困的险境，生活艰难至极的情况下，天焕同志毫不灰心丧气，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以身作则，谈笑自若，以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鼓舞部队。经过４０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走出了巍巍祁连山，边打边走，跨越沙漠戈壁，到达星星峡。在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同志迎接下，抵达新疆。天焕同志与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干部一起，从枪林弹雨和生活的绝境中，为中国革命带出了８００余名势可燎原的火种，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
抗日战争年代，天焕同志来到了蜚声中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主任、雁北军分区政治委员、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曾指挥部队参加了使日寇丧胆的百团大战，多次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在此期间，天焕同志从军队到地方、从部队到机关，在频繁的调动中，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表现了共产党员把革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
１９４５年，天焕同志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调任冀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同郭天民司令员率部西征塞外，围困归绥；东进热河，保卫古北口，战斗在长城内外。１９４７年初，天焕同志调任冀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军区前方指挥部任前委书记时，率部转战大清河北，威震平津，打了许多胜仗。协同地方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在部队深入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觉悟和坚定信念。
平津战役开始时，为稳住华北敌军，毛主席命令３兵团撤出归绥之围。部队挥师东进，顶风冒雪，包围了张家口。天焕同志深入部队传达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１２月２２日发起总攻，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１１兵团５个师、２个骑兵旅，共６．５万余人，解放了张家口市。旋即移师北平北郊，包围北平。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赋予３兵团的任务：从东直门至安定门攻城，与２兵团会攻鼓楼，再与东北主力会攻天安门。为此，部队开展了紧张的战前练兵和各项准备，直至和平解放北平。
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命令组成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委，李天焕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公安部队５０多万人，担负着繁重的国家内卫、边防任务。为建设这支新生的武装力量，公安部队党委和天焕同志，牢记毛主席关于“公安部队数量不要大，但政治质量要精”的指示，以及周总理、朱总司令多次谈话中的重托和殷切希望，根据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把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明确提出：公安部队要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中，根据公安部队长期分散执勤的特点，在分散的排上建立了党的分支部，班上普遍建立党小组。部队党员逐步达到了占总人数的３０％，共青团员占５８％。他严格要求部队服从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并坚持由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兼任省、市公安部队政治委员或指导员。
在尖锐复杂的内卫工作中，天焕同志反复强调：保证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是关系革命事业最高利益的大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对国庆大典、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总是同程世才、吴烈同志认真研究，周密部署。为肃清匪患，公安部队在配合解放军歼灭大股土匪武装后，坚持１０年不懈努力，基本上肃清了分散、隐蔽、零星流窜的散匪，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１９５２年７月，澳门葡萄牙当局进行武装挑衅，越境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英帝国主义也趁机以武力相威胁。他与程世才同志遵照周总理指示，支持部队自卫还击，坚决捍卫祖国领土，维护民族尊严，迫使葡方道歉、赔款、撤哨，使帝国主义者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低头认错。１９６３年，为有效打击美蒋武装特务在沿海等地登陆袭扰，天焕同志深入沿海边防哨所，实地研究对策，召开了沿海６省１市边防工作会议，明确斗争重点，调整兵力，加强装备，开展军民联防，使当年登陆的十几股武装特务全部被歼。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发动群众与专门工作相结合，武装警卫、侦察情报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具有中国革命传统特色的人民边防。天焕同志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建立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并任命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他刚刚卸下公安保卫武装的担子，又肩负起建设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重任。天焕同志深知建设和发展我国战略核力量，对实现国防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作用和意义，精神百倍地投入了又一项全新的工作。他虚心向干部和专家请教，深入了解部队情况，抓紧建立领导机关，组建部队，加速作战基地的建设。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建立的第二炮兵，一开始就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之中。天焕同志更加发奋忘我地工作，既抓运动，又不放松工作。机关办公室被造反派封闭了，就借外单位办公，及时处理部队组建、发射训练、阵地工程等各项事宜。甚至白天挨批斗、作检查，晚上干工作。大动乱的干扰破坏，使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遇到重重困难，他心急如焚。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毛主席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在徐向前、许世友同志汇报后，天焕同志激动地向毛主席报告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主席当即指示：“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并明确指示：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会后发布了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召开了二炮部队第一次军政领导干部会议，在杨成武代总长及各总部领导主持下，完成了二炮部队建制的正式交接。天焕同志作了关于战略导弹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明确了部队的性质、任务、建设规划及工作的方针。会后，正当为实现会议所确定的目标而拚命工作的时候，天焕同志却横遭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身入囹圄，被关押长达７年之久，直至１９７９年４月才得到平反。１０年沉冤虽已昭雪，但多年迫害对身心的折磨摧残，已使他重病缠身，无力再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了。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９日，天焕同志逝世于解放军总医院。
天焕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６０年的实践，证明他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人民军队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１９６１年毛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李天焕是个好同志，他在公安部队干得很好。”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在１９６７年３月二炮党委扩大会上曾说：“选调天焕同志任战略导弹部队政治委员，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别看他在群众面前驯驯服服，在敌人面前，在战场上，他是一只老虎。”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莫文骅
今年６月１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６０周年，我作为当年抗大创办初期的一名学员和校领导，抚今追昔，忆及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抗大的关怀，不禁感慨万千。
抗大是毛主席亲自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备、培养、输送干部的军政学府，创办９年，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成为拥有１２所分校，数万名学员的革命“大本营”，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１０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基层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１９３６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毛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５月１４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主持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它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６月１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我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１９３７年１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３人去谈话，要我们到延安创办红大第２期。我们２月到达延安成立红大第二期。学校不久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新加坡等地的华侨青年。
抗大就像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召唤到了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雄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变。更需要吸收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红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毛主席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第三国际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
我们这些红军高级干部与国民党打了１０年，过去是见了“青天白日旗”就打，现在让我们也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共同抗日，思想上的弯子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的。为了帮我们转弯子，毛主席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分析问题鞭辟入里。
毛主席非常的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他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１２月２６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的办法对付，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毛主席的办校作风
抗大是毛主席亲手创办起来的，也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办学校有一套独特的作风。
他既总揽全局，又放手让学校干部大胆工作。在红大时，他兼学校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抗大的教育委员会主任，但一些具体工作都由学校干部去做。在红大时，他让我们几个学员担任学校领导工作，这在我军教育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办学中，毛主席注重抓干部，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抗大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并任命的。１９３７年５月，胡耀邦同志到我们抗大学习，任一队支部书记。有一次，我陪毛主席参加他们的支部大会，坐在边上，胡耀邦那时很年轻，才２２岁，说话很有条理，毛主席就问我这么小的是谁？我说是胡耀邦，是一队的支部书记，从这时起，毛主席注意并记住了胡耀邦同志。那时，抗大校长林彪到前方，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就我们俩负责抗大的工作，而且我还兼政治工作课，工作很忙，想找个人来分担一点我的工作，过了两个月，我提出让胡耀邦同志任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瑞卿同志，请他向毛主席汇报。因毛主席对胡耀邦同志印象不错，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
毛主席很重视学员的作风培养，特别是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和培养。他常对我们说，学员的作风培养好了，到部队后就是一面像样的旗帜。
１９３６年７月，敌人偷袭瓦窑堡后，学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四面群山环绕，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产匮乏。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黝黝的洞口，远远望去，好像蜂窝似的。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没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这些石洞成了我们红大新的校舍。
我们的教室选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又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了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在洞口，我们用石块垒成墙和门，用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平整了场地和道路。这样，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课堂。
我们住的也是石洞，睡的是石头砌成的床铺。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学习却很用功。除了听课，就是自学或讨论。石洞里很暗，我们便在外面看书，看书累了，就漫谈讨论。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捧着书本，俯首石桌，在油灯和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总是把配给的油点光、蜡燃尽才肯上床睡觉。
毛主席对我们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非常赞赏，一天，毛主席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１９３７年３月，毛主席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把它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下来。
毛主席身体力行，对学员关怀备至。在红大时，我们学习很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毛主席知道后，特地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爱护身体，并硬性规定我们星期天不得呆在宿舍。
毛主席还多次为抗大题词，或者亲自给学员复信，勉励抗大的学员们。红军时期管军人俱乐部叫“列宁室”，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九队的学员将列宁室改为“救亡室”。毛主席得知后，亲笔给九队的学员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有的学员碰到一些难题，不好解决，也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总是在百忙中给予答复。有个叫于江的学员，碰到了难题，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为他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主席这种平易的工作作风，为抗大干部和学员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倡导的抗大校风
抗大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校风，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１９３７年４月的一天，林彪从毛主席那里回来，给了我这八个字，字不大，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我叫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八个字放大剪了贴在校门口。从此，这八个字就成了我们抗大的校风。
在抗大，学员和干部不论来自何方，大家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关系非常的融洽。一天生活也非常的紧张有序。抗大的校规也是很严格的。有的事情，毛主席亲自管。黄克功原是个团政委，６队队长，是个很不错的干部。有个女生与他谈恋爱，黄提出要与她结婚，女的不干，黄火了，拔出手枪把这个女生打死了。毛主席要枪毙他。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为他求情，主席不同意，亲自给雷回了一封信。后来还是将黄枪毙了。
抗大是革命的熔炉，也是青年人的天地。因此，课外生活非常的轻松活泼，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领导带头。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四方面军回来，我们赶排了一个文艺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飚同志饰蒋介石，他执意不肯。罗瑞卿同志长得也比较高瘦，后改由他演蒋介石，演的还挺像。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当他穿上借来的老太婆衣服，认真地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时，惟妙惟肖，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除了文化娱乐外，我们还修了篮球场，在球场上埋下４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简陋，但玩得很开心。在抗大时，朱总司令打球的兴致特别高，休息时经常找我们打篮球。他一般是打前锋，我打后卫。我们看他年纪大，就有意让着他点，他带球跑几步，裁判也不吹哨，这样他觉得我们是另眼相看，嫌和我们玩的不过瘾，于是便和女同学一起打球。女同学可不管这些了，有时推他几下，撞他几下，还常常盖他的“帽”，朱总司令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的，因此，女同学们都管他叫“老外婆”。
在延安，最有名气的还是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在延水河畔，在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那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都互相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特别是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一批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批批热血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敌后，奔向前方，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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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牢记陈云同志的殷切教诲
袁宝华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自１９４１年起，我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至今已有５０多年了。１９４１年，我从中央党校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他是部长。１９４５年我从延安到东北，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他是东北局副书记。１９４９年进沈阳，我到东北工业部工作，他是沈阳军管会主任和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后来，他到北京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我于１９５２年跟随周总理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到苏联，谈判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项目。１９５３年我回国后，曾先后到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工作，他则一直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正是因为有以上的经历，所以我和陈云同志接触机会比较多，得到过他许多教诲，至今难以忘怀。尤其在延安，在一个机关，见面多，时间又长，他给我的教育最多，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
陈云同志历来非常重视学习，自己刻苦学习，对干部的学习抓得也很紧。１９４１年春我到中央组织部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学习会。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全体干部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念一段，讨论一段。在讨论中有争论，有质疑，陈云同志有时也亲自向辅导员提问题。接着学习《反杜林论》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读一段，议一段，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这年下半年，中央机关精简，中组部只留下１６人（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２人）。陈云同志仍然是先抓学习，每星期至少学习一个上午，有时学习两个上午，一直未间断。不仅学政治理论、学重要文件，还学自然科学。这几年学习，是我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受益最大、感受最深的一次。１９４４年，陈云同志离开中组部去西北财经办事处做经济工作，仍然是抓学习。每星期他都把当时在延安经济部门和理论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学习理论，讨论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
陈云同志贯彻党的干部路线非常认真，在如何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有卓越的见解。我到中组部后，听到陈云同志一次谈话，他要求我们善于发现每个干部的长处，说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更好地使用干部和发挥干部所长。人总是有长处、有短处的，只有善于发现他的长处，才能发现更多的人才。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按照陈云同志这一指导思想和干部政策，我们对各地来延安的大批干部，都根据他们的长处和优点，向领导提出了使用意见。
重视调查研究是陈云同志的一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提出要用９０％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１０％的时间作决策。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领导机关的责任是出主意和用干部，这两条都需要首先了解情况，所以必须重视调查研究。陈云同志研究根据地党的建设，亲自找从前方来延安的同志谈话；研究非党干部问题，亲自找一些知名的党外人士谈话。做经济工作时，他也常找基层同志调查，并多方听取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常说，中央机关的任务第一条就是了解情况，第二条是掌握政策，第三条才是做本部门的业务工作。
陈云同志的工作方法是亲自抓大事，而放手让干部大胆地去工作。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制定干部政策、重要干部的调配等大事，他都亲自抓。譬如抗日战争后期，东北地区的工作需要加强，需派一批得力干部去东北做地下工作，这些干部的选调都由他亲自审查，并向毛主席汇报。对一般干部的调配工作，他就放手让干部科去处理，由干部科长代他签字盖章。当时，他讲了一句笑话，但却是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他说，中组部精简后人少了，要进行分工，有些人要忙一些，如干部接待调配工作，就像做生意一样，这是门脸，是站柜台的，这一部分人忙些，就可以使另外一部分做调查研究的人不被日常事务所干扰，集中精力去考察和解决一些大的问题。
在工作中，陈云同志非常注意抓干部的思想，经常找时间与干部谈心。整风学习时，每个人都写学习心得。一天晚上，陈云同志亲自提着马灯，从上面一层窑洞下来，到我住的窑洞与我长谈。因为日常工作中我往往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陈云同志一方面鼓励我，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另一方面又批评我，说你还年轻，虽然入党好几年了，但经验和锻炼少，对社会了解不多，严格说还处于幼年状态，不成熟。后来，他在我的学习心得后面批了一段话，其中有“自恃聪敏，自以为是”８个字。这一批示我终生难忘。
陈云同志当时虽然是做干部工作的，但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陈云同志对李富春同志做经济工作很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他还介绍说，林枫同志从晋西北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说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上，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陈云同志当时曾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共产党能够得天下，而要坐稳这个天下，就一定要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有一个饭碗。使人人都有饭吃，就一定要发展经济，把经济工作搞好。后来，陈云同志专门去做经济工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