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眼睛向内”是搞好国有企业的现实途径
李连义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员多、负担重、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骨干作用的发挥，而且还关系到党中央提出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沈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
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能力
把满足用户需要作为国有企业经营工作的出发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越来越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取决于用户的需要。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主动权，就要紧紧把握市场的脉搏，以市场为导向。几年来，“沈变”公司打破了几十年一贯制的生产模式，按照用户需要组织生产，切实改变“坐家等客”的经营模式，在全国各大省区设立办事处，实施“一条龙”服务；同时把办事处、信息网络从国内建到国外，并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原则理顺内部关系。因此，全公司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实行有针对性的承包经营，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办社会成为一大特色，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状况却成了国有企业的沉重负担。因此，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分离的措施是引入市场机制，使非生产性单位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近几年来，“沈变”公司对１０个非生产性单位加大改革力度，实行包工资、奖金、费用的承包，对个别创收能力强的单位还进行住房、医药费等项承包，实行“自负盈亏”。１９９５年，“沈变”公司非生产性单位承包创收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大大减轻了全公司的负担。
划清国有企业与厂办集体企业的经济关系，分灶吃饭。厂办集体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伴而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子弟兵”越来越成为主办厂的沉重负担。为了让厂办集体企业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路子，“沈变”公司大胆地给厂办集体企业３０００余名职工“断奶”，鼓励他们上设备、上新产品，贷给流动资金，对财产实行租赁经营。短短几年，厂办集体企业发生了根本变化，１９９５年其总产值达１．３亿元。
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增强企业凝聚力
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好，往往和职工积极性偏低、精神涣散、缺乏凝聚力有关。只有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国有企业才可能充满生机和活力。为此，“沈变”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多年来，“沈变”公司注重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总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沈变”公司的行政、党群组织都围绕经济工作这一中心，从不同侧面开展工作，致使各方面工作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沈变”公司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些关键产品列入“共产党员工程”，一些急、难、险、重任务，党员带头干，不仅树立了党员在职工中的新形象，而且增强了党员职工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其次，充分调动各层次的积极性。“沈变”公司在用人上、奖金分配上，给予基层单位充分的自主权，对广大中层干部放手大胆使用；同时，把企业大政方针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均交职代会讨论，增强职工参与意识，并把增加职工收入作为年度行政工作目标之一。“沈变”公司由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连续三年提前完成全年各项任务，产量突破设计生产能力。
第三，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沈变”公司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切实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在企业困难时，他们开展“重振‘沈变’雄风”活动，焕发“严、紧、细、实，勇争一流”的企业精神，鼓舞职工战胜困难；在企业形势好的情况下，针对职工中出现的自满情绪，他们教育职工“居安思危”。他们还在职工中开展“主人翁”工程和各种形式的立功竞赛活动，鼓励青年岗位成材，企业领导还定期向职工讲形势，开各种形式的对话会，树立和表彰先进人物等。通过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职工懂得了“厂兴我荣”的深刻道理，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工作。
发挥技术优势，开发拳头产品
加速产品更新换代，不断开发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的有效保证。长期以来，“沈变”公司把科技进步放到战略位置，加大科技投入，引进了日本、法国的先进技术以及美国、德国、瑞士的先进设备，注重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其国产化基地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作用。１０年间“沈变”公司开发出低损耗、低噪音变压器等新产品３６８种，促进了一些产品更新换代，产品总体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目前，“沈变”公司１１０千伏以上的变压器市场覆盖率超过８０％，占有率近一半；产品和技术还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创汇累计８０００多万美元。“沈变”公司还与全国同行业１０多家企业联合，不仅对兄弟厂家技术水平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利用转让技术所得的资金投入科研活动，加快产品开发的步伐。
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沈变”公司以人为本，坚持开发人才、培养人才、管理人才并重的思路，有效实施人才战略，培养了一支拥有２０００多人的专业技术队伍；同时，还制定了２１个管理条例。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技术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眼睛向内，紧密结合本企业实际，切实采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措施，国有大中型企业不仅能够搞活，而且必将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6版(理论)
专栏：
加强我国广告市场建设
潘大钧
中国广告市场现状透视
现代广告业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知识、技术、人才密集的信息产业。广告市场是广告业赖以运作的基础，是市场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告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１９７８年以前，我国没有广告市场；１９７９年国内广告业恢复时，全国年广告营业额只有１０００多万元；然而，到１９９５年，我国广告营业额已达到２７３．７７亿元。在世界广告增长率排名表上，我国列于首位。同时，经过工商管理机关依法确认的广告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成倍增加。１９７９年广告经营单位只有１０余家、从业人员１０００多人，到１９９５年猛增到４．８万家、４７万人，既有国有、集体企业，也有个体、私营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遍及全国各个角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告业不但成为沟通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而且成为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参与竞争、引导消费的有效方式，许多企业投入广告的费用与日俱增。现在，我国每年广告费达百万元、千万元的企业大批涌现，广告费上亿元的广告主也已出现。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投入技术设备更新的资金逐年增加，高新技术、先进设备不断运用于广告活动的各个环节。
当前，我国广告市场层次由低到高、从零星市场交易转向立体化市场网络。广告经营者由单纯的媒体代理或仅作设计、制作服务，逐步转变为从市场调查入手、以创意为中心、策划为主导的全面综合服务。广告媒体单位发布广告从限制多、渠道窄、发布量少到拓宽渠道、增加传播容量、加快发布速度，使广告流通量大幅增长。广告作品在创意策划、美学思想、艺术情趣和文化品位上实现高层次的飞跃。广告市场规则从无到有、渐趋完善。广告业恢复伊始，广告市场运行规则仅是一些不完备的地方性法规。针对广告市场的混乱局面，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发布广告管理暂行条例，政府各部委也陆续发布一批关于广告运作的专项规定，使广告宣传、广告经营活动有了可遵循的全国统一规范。１９８７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广告管理条例，广告市场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如今我国第一部广告法颁布实施，我国广告市场已经完全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然而，毋庸讳言，我国广告市场尚不成熟，还存在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广告市场上虚假广告、违法经营两大公害屡禁不止，依然猖獗。这不仅严重地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损害广告业的形象，破坏着广告市场。二是广告市场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无序状态：不正当竞争、部门垄断广告业务、广告承揽与发布一体化、广告审查形同虚设等，既阻碍广告业健康发展，也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两大问题，是与广告市场建设滞后密切相关的。为了健康地发展中国现代广告业，要刻不容缓地加快建设广告市场。
中国广告市场走势展望
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广告市场首推中国。然而，我国广告市场的巨大潜力尚未充分开发出来。众多经济发达国家在垂涎我国市场的同时，也都紧盯着潜力巨大、颇有诱惑力的我国广告市场。我国广告市场的走势，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广告市场发展国际化。当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已见端倪，竞争无国界已成事实。广告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是现代广告业发展的一大特征。它与跨国公司和现代高科技的出现、发展紧密联系着，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国内广告市场与国际广告市场衔接，趋向国际化，已成定势。
广告市场竞争白热化。眼下，在广告市场内，已出现两大竞争趋势：一是广告主之间在争夺市场中作为商战组成部分的广告战；二是广告业内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之间为争夺广告主、广告受众在广告市场上的广告战。走上国际竞争大舞台的我国广告业，在广告市场上卷入白热化的竞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广告市场运作规范化。现代广告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依据科学制度规范广告行为。随着中国广告业蓬勃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完善，势必要求我国广告业在吸收国外科学有效的广告运作经验的同时，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广告市场，使我国的广告市场向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广告市场管理法制化。在广告市场上活动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以及广告受众，存在着复杂的经营、交换、利益甚至产权关系，存在着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若无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司法保障，广告市场就不可能健康发育和正常运行。依法管理广告市场，是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广告市场实现法制化管理也是必然趋势。
中国广告市场建设思路
为加速培育和发展我国广告市场，要切实依据广告市场运行规律，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全面增强广告市场意识。要全面地从广告管理者的管理思想上，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经营观念上和广告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人员的工作要求上，增强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强化市场责任意识，树立大市场观，注意广告市场中的人生价值观导向，把我国广告市场建设成为开放、统一、有序、公平、竞争的现代广告市场。
全方位规范广告市场主体行为。一要确立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真正的广告市场主体地位；二要贯彻以广告法为核心的广告法律体系，全面规范广告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和行为，维护广告市场公平竞争的有序化运行；三要认真组织执法检查，切实做到执法到位、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四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广告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
全面提高广告质量。广告产品质量、广告发布质量、广告服务质量，反映着广告市场的面貌和内容。以真实性为基础的、高文化品位、有艺术魅力的广告作品和优质、全方位的服务与传播，是健康有序的广告市场的一个标志。在建设广告市场过程中，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博采众长，提高广告作品这一属于知识形态的智力产品的创意、策划、设计、制作和发布水平。二要完善广告监控系统，建立广告审查人员管理制度，实行层层监督管理责任制。三要建立国际水准的广告质量研究评定权威机构，制定广告质量标准体系，技术进步标准体系和考核办法。
全力完善广告市场经营机制。一是采取有力措施，用市场机制吸引一切有利于广告业发展的知识、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并使它们得以合理配置。二是努力推行广告代理制这一国际通行的广告经营体制，逐步在广告业内建立科学的和权利、义务、责任明晰的运作机制，解决经营职能交叉、功能错位和替代问题。三是完善广告业有序运行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指导协调服务体系，实现广告行业结构的优化和利益结构的合理，并在此机制下形成较为稳定的广告经营、广告宣传和广告市场的新秩序。
强化广告市场的管理。一要改革广告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机关职能的转变，用科学的政策实现有效的管理，做到“管”，有制度、有章法、有力度；“活”，有导向、不放弃原则、不软弱、不放任自流；并崇尚法制，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二要正确界定管理内容，包括微观上的监督广告市场主体的行为，治理市场环境，整顿市场秩序，惩处违法广告、违法分子；宏观上的战略决策、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法规完善和运作协调；以及指导加强基础管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保障体系。三要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指导加强行业自律。
全面开展广告人才培养。在建设广告市场中，既需重视技术设备的更新以提高物的素质，更需要强化人才培养以提高人的素质。因此，要增加智力投资，走人才教育兴业的路子，建立广告人才培训中心；建立广告科学研究、开发基地，大力倡导广告理论研究风气，走科技兴业的路子，完善广告系统的咨询信息网络，开发信息资源。
第6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关于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思考
施肇域
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纲要》，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奋斗目标、改革开放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跨世纪重大建设项目等方面进行了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不仅使第二步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进一步具体化和准确化，并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近期目标明确化了。
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人们通常把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目标理解为：以１９８０年为基数，第一步，到８０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到１９８７年就已经基本实现。所以，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如何重点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任务。１９９０年底，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着重提出了从温饱走向小康的具体蓝图。随后，在正式表述小康目标所需要的翻番任务时，说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即在１９８７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纲要》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法，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把“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２０００年，在我国人口将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既更全面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小康思想，又更科学客观地反映了小康水平的实际要求。１９７９年底，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时，是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１０００美元。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２５０美元左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是１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正式确定按国民生产总值（当时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计算２０年翻两番的任务。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只有在人口增长率为零的前提下，即到２０００年人口仍然保持在１９８０年的１０亿左右，才能达到人均１０００美元。可是，按照当时人口年均增长１２．５‰计算，２０年后我国人口（未包括台湾）将达到１２亿左右。这样一来，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就不可能同时带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根据这个情况，邓小平同志在一些讲话、谈话中，将“人均１０００美元”，改为“人均８００美元”。后来，考虑到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完全有可能超过１万亿美元，邓小平同志采用了“人均８００到１０００美元”的说法。１９８７年３月８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８００到１０００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
在小康目标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联系起来考虑，这样做既科学客观，又实事求是。因为，如果只按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计算，那么由于人口增长，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小康标准就要降低；反之，如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计算，那么由于人口增加，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小康指标就要突破。因此，只有坚持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统一，才能真正体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小康水平的质量。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１９９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显示：１９９５年国民生产总值达５７６５０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１９８０年的４．３倍，提前５年实现经济总量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了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国策，原来要到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口才增长到１２亿的设想也提前５年实现了。《纲要》的新贡献，就是在考虑到今后５年还将增加约１亿人口的压力下，积极稳妥地提出了“九五”期间将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
关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问题
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１９８６年底以前，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下个世纪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时说，到２１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１９８７年２月以后，小平同志把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目标确定为：到２１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１９８７年８月，小平同志又作了进一步明确表述：“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３０年到５０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里，小平同志就只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不再提人均４０００美元了。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同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在确定和表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时指出：“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在表述第三步战略目标时，为何不用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的提法呢？
第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只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同志在最初设计第三步战略目标时，也是拿当时典型的中等发达国家作对比的。
第二，我们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到下世纪中叶才能达到。所以，在确定第三步战略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到下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１５亿之多的因素，而且要考虑到整个世界经济也在同时继续发展的因素。
第三，从计算上说，预见长达几十年的发展战略目标，只能是轮廓性的，不必要也不可能提前几十年就把各项主要指标估算出来并确定下来。因为在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可变的因素。
关于加速发展的追赶战略
随着对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逐步完善，邓小平同志逐步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追赶战略，即抓住时机，加速发展，力争使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有一个飞跃。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他又谈道，“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６日他又强调：“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
进入９０年代之后，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动，邓小平同志一再提出要抓住机遇。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又谈道，“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０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台阶式”发展战略。他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他又说：“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将他这几年不断思索的加速发展的追赶战略，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透辟的发挥。他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而后继续前进。他总结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纲要》明确提出了到２０１０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第一次对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第一小步走多远、怎么走作了具体的、明确的规定，这是《纲要》的又一新贡献。
鉴于过去急于求成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同时，一再强调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党也一直努力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并及时总结经验。《纲要》指出，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样，就能够争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第6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简介
范安白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一书，最近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之一。国家计委为此作为一个重点课题进行了研究。本书就是这个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主编。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国民经济总体分配格局及其变化，居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城乡、部门、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差距与趋势，居民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建立合理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外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其政策等。（黄文）
第6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走向世界的求索》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罗元铮教授撰写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求索》一书，现已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改革开放篇、发展求索篇和世界经济篇三大部分。该书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角度，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改革开放篇中可以看到，作者早在１９７７年４月发表的《自力更生与洋为中用》中，就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这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１９７８年初，作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绝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它必然要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否则生产和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尤其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状态的我国，更应该参加到国际经济交流中去。１９８５年作者明确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是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各国在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性。作者在１９８６年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开放》一文中呼吁：我国“要建立一个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
从发展求索篇中可以看到，作者把研究课题放到转变国内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以及国际经济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的。为跟上时代的步伐，作者重点研究当代前沿问题和趋势问题等相关领域，因而众多的选题均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超前性。例如，作者为配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应该采取的方针、原则和要注意的问题。又如，作者以西方一些国家通过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理有据地批评了“通货膨胀无害论”等观点。该书收录的《从欧洲归来的思考》一文，是作者１９８８年在政协专门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其中针对社会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痛陈时弊，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作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关注，该书认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对策。此外，《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当前形势下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刻不容缓》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均收入该书。
世界经济篇是该书内容更为丰富的一篇。由于作者长期跟踪世界经济领域中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因此该书收录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该书涉及了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向，美日欧经济摩擦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与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及其战略选择，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世界经济课题的研究中，始终立足于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