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身边事
巴黎被“困”记
杨学锋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辆老型号的大众牌面包车，在访问德国十几天的奔波中没有出事，却在我们从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返回巴黎市区的途中“抛锚”了。当开车的赵先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说“档全乱了”时，我的心也乱了。因为这不光要耽误我们在巴黎的行程，还将意味着明天赶飞机时没有车送了。
最急的，还是为我们开车的赵昌来先生。这位来自台湾省、在德国特里尔留学的“打工”研究生，头上立刻冒出了汗水：“这可怎么办？！”
忽然，他像记起了什么，在车上的工具盒里翻了起来。“有了！幸亏带在身边！”看他那惊喜的样子，我们却似在云里雾里。
赵先生拿着一叠印刷精美的单子告诉我们，在德国，他加入了一个“驾驶员俱乐部”，这是一个带有保险性质的组织。凡加入该组织者，每年只要交上３０马克（折人民币不到２００元），便可享受该机构的保险。如果驾驶的车（不管属不属于你）在半路上抛锚，该组织接到电话后会很快派拖车将有故障的车送到修理厂，并派一辆相同大小的车让你完成行程。待你办完事情后，他们再用修好的车将车换回。
赵先生说：“如果是在德国的任何一地，只要我一个电话，半小时就可解决问题，可这是在法国，不知道能不能行。我们去找部电话，与德国联系一下再说。”
５月初午后３点半钟的巴黎市郊，已有些闷热。加上被困在路上，代表团成员个个焦虑万分。为了躲避太阳，有几位干脆跑到附近一个小树林乘凉。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赵先生和范先生匆匆赶了回来：“我们已经和德国有关机构联系上了，那边说该俱乐部在巴黎没有分支机构，只好让远在法国南部的分支机构来处理这件事情。估计需要些时间，你们先乘地铁回市里，晚上７点在埃菲尔铁塔北侧集合。”
在他们的指点下，我们将信将疑地乘上了地铁……
在巴黎市区观光游览，几个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当我们如约赶到埃菲尔铁塔北侧，已经是夕阳西下。我们在路边看着手表：６点５０……７点！看来赵先生的“保险”没戏了！
我们正焦虑不安，突然，一辆新型乳白色雷诺面包车停在我们跟前。只见赵先生兴冲冲地从车里招手：“我们来了！”
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
上车后，赵先生告诉说：“要不是拖车找错了地方，我们来得可能早些。”原来俱乐部在法国南部的分支机构接到通知后立即带着拖车找到他们，把那辆大众车拖到了修理厂，又让赵先生到俱乐部指定的出租车公司开回了这辆雷诺面包车。
面包车上的高级音响播放着欢快的乐曲，仿佛诉说着我们被“困”遇“救”的心情。
赵昌来先生还告诉我们，要不是我们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他还可以享受由俱乐部负担的三星级宾馆的食宿。
第二天一早，赵先生驾驶着雷诺面包车把我们送到欧洲第一大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然后继续开着这辆车回德国去了。他告诉我们不必担心两辆车的交换。等那边把车修好，会有人找来换的。
事后，我对德国社会保险体系的信誉、效率和方便，引起深深的沉思……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政坛内幕
肯尼迪，金钱铺就总统路
马小宁
对今天的美国人而言，约翰·菲兹吉拉德·肯尼迪的名字仍有神奇的魔力。然而当你亲眼目睹了前不久在纽约拍卖市场上以数百万美元成交的肯尼迪家族言行大事记后，你不得不承认，历史与狂热崇拜肯尼迪的美国人开了个悲剧性的玩笑。
父亲坐镇购买议员
肯尼迪本无意从政，甚至自认为没有这个能力，但父亲乔对他说，“你别无选择”。尤其是１９４４年他的哥哥在伦敦执行一次空袭任务中阵亡后，父亲的希望变成了无法抗拒的命令。在此后的１６年间，肯尼迪家族把通过开银行、贩运私酒和操纵股票市场聚敛的至少５亿美元都投资在缺乏自信、生性怯懦的肯尼迪身上，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政坛明星。
肯尼迪开始竞选众议员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为大战胜利而骄傲的美国人渴望英雄，而肯尼迪就被望子成龙的父亲不失时机地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１９４３年，在美军服役的肯尼迪救了他所在的失事鱼雷艇ＰＴ—１０９号上的船员。他在战时任美驻英大使的父亲借ＰＴ—１０９号大做文章，并为儿子精心挑选了天主教势力强大的波士顿作为政治生涯的起点。当时，一位前市长占据着该市议员的席位，但乔委托助手付给他１．２万美元，令他心甘情愿地让出了议员席位。
乔以已逝长子的名义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以此为掩护向肯尼迪所在选区的天主教机构大量投资，积累政治资本。乔私下还用现金行贿、拉选票。曾在一家竞选机构工作过的戴维德·帕沃斯回忆说，乔的助手总是在洗手间给他塞现金。乔甚至用钱买看门人的投票。
肯尼迪首先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开始准备竞选众议员。他的父亲再次为竞选注入资金。据知情人估计，乔至少向竞选活动捐赠了３０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２２０万美元。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５日，肯尼迪终于以７１．９％的赞成票当选众议员。
１９５２年，按照乔的安排，肯尼迪开始了他从政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与共和党内大名鼎鼎的亨利·卡伯特竞争参议员的席位。
这场争夺到头来还是靠金钱决定胜负。当地的金融家约翰·福克斯非常讨厌肯尼迪，他拥有颇有影响的《波士顿邮报》。当乔得知他陷入财政困境时，毅然决定在选举前两天和他见面。结果该邮报完全倒向了肯尼迪一边。作为回报，福克斯在乔那里得到了急需的５０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２７０万美元）。
乔还用钱来疏通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据曾当过美国众院议长的托马斯·奥尼尔回忆，肯尼迪的使者带着鼓鼓的钱袋来到该州，对那里的行政长官说：“我来自芝加哥，我还要往南走，我热爱肯尼迪这个年轻人，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拯救这个国家，也将造福西弗吉尼亚州人。”之后他给了这些长官每人３０００或５０００美元，并承诺，“如果你能带着你辖区的选民投肯尼迪的票，在我返回的路上还会再给你奖金”。
１９６０年夏天，民主党在洛杉矶召开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７月１３日，肯尼迪赢得了党内提名。
乔清楚地知道“谁是重要的人物，谁是幕后的老板”。为了增加肯尼迪的政治资本，乔还付给那些愿意和肯尼迪合影的政治家１０００美元的报酬，并帮助肯尼迪获得了纽约、布朗克斯、加州和费城的老资格政治家们的支持。尤其关键的是，他赢得了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的支持。
金钱包装媒体宣传
与此同时，肯尼迪家族发起了宣传攻势。乔运用金钱操纵了媒体，新闻记者是他收买的对象。他经常送珠宝给女性专栏作家，男性得到的则是现金。
早在政治领袖们谈论总统候选人的“包装”之前，乔已对肯尼迪的形象作了精心的设计。他请新英格兰的一名著名电视制作人给肯尼迪讲有关上镜的技巧。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的一天，乔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共进午餐时，告诉主教他最近的两项活动，一是花７．５万美元买了一匹名马；二是花７．５万美元让肯尼迪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日，肯尼迪那张永远在微笑的脸第一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封面文章还把肯尼迪吹捧为该年度民主党内最杰出的人物。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报纸杂志上出现一系列有关肯尼迪健康的文章。肯尼迪被描写成身体极其健康的人，但实际上，肯尼迪疾病缠身。早在１９４７年肯尼迪就被诊断患有艾迪生氏病，他的胃也不好，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品。此外，他还长期遭受着在哈佛读书时染上的淋病并发症的困扰。
１９６０年１月，肯尼迪正式宣布竞选总统。竞选中，肯尼迪运用父亲安排他学习的电视技巧，得票数远远高于其竞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但到１１月８日选举日这一天，他们之间的差距戏剧性地接近了。这时，早已事先被乔买通的理查德·戴利市长所辖的芝加哥选区的投票情况起了关键性作用，肯尼迪最终以０．１％的微弱多数战胜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３５届总统。
代价自然不菲。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幸福》杂志将乔列为全美１６名巨富之列时，其资产估计为２—４亿美元。１９６０年４月，该杂志对其资产的估计降为２—３亿美元。乔曾对朋友说，“如果钱能帮助肯尼迪，１亿美元算得了什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瑙鲁拾贝
张兵
４月９日上午１０时整，瑙鲁航空公司波音７３７—４００型飞机从基里巴斯国际机场准时起飞，载着１００多名乘客，向南纬０度３０分、距赤道只有４１公里的瑙鲁共和国飞去。
我早就从国内杂志上读到过关于瑙鲁的情况，知道它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南太平洋小岛。全国只有２４平方公里，人口不足９０００人，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瑙鲁国旗为该国的特点做了很好的注脚：旗帜上的大片蓝色代表浩淼的大海，一条象征赤道的粗黄线横贯旗的中部，紧靠黄线的左下方有一颗耀眼的１２角白星，那就是瑙鲁。１２个角是瑙鲁现有１２个部族的象征。我对瑙鲁的了解仅止于此……
航空小姐报告飞机已临近瑙鲁，我急忙从舷窗下望，只见在蓝色大洋中，一颗轮廓清晰的椭圆形白珍珠在骄阳下熠熠发光。
因在瑙鲁停留时间只有半天，我们一到住地便租了辆车开始环岛旅行。
正好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全岛放假，很少见到人影走动，只有我们一辆车，在环岛的公路上孤零零、慢悠悠地走着，不到２０分钟，又回到了旅馆大门口。原来这条全国最长的环岛公路只有１５公里，真是个袖珍岛国。
瑙鲁以“鸟粪立国”，我可是亲眼所见了。我们到了正在采掘的磷酸盐矿场，也目睹了多处废弃的磷酸盐矿工地，全岛白色的矿石随处可见，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场。难怪国旗上那颗象征瑙鲁的星是白色的，难怪从高空俯瞰到的是颗白珍珠。
由于瑙鲁地处赤道，又被大洋紧紧环绕，为鸟类栖息提供了天然丰富的海洋食物。年复一年，岛上聚积了大量鸟粪。经过千万年的成矿作用，变成了今天的磷酸盐矿。除了沿海低地之外，瑙鲁全岛覆盖着厚约６—１０米的矿层，有的地方厚达１５米，是一种天然磷肥，是瑙鲁最大宗的出口物资。储量１亿吨，已开采７０００多万吨了，其开采量居世界第５位。别看瑙鲁国小人少，却是世界上人均最富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在１万美元以上，家家有汽车、摩托车，户户有电视、电话。
当我们驱车“搜索”岛上的景物时，竟然在岛西侧海边，发现了一片海上缩微“桂林山水”。山峰不似桂林的那般陡峭、高大，只是突兀在海面上，却也构成了梦幻般的美景。原来它们大概也是海岸的一部分，在经年累月的海浪冲击下，有的矿物质被溶解了，留下了这些光怪陆离的岩石，脱离了主岛，被抛撒在海面上……
听当地人讲，瑙鲁最早为一火山小岛，岛中间有一火山口，现已成湖。名为布瓦达拉宫湖，开始我曾错读为“布达拉宫”，到了湖边，还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绕上心头，它确实有点超凡脱俗。湖不大，直径约５０米，椰林环绕，红瓦白墙的民居倒映在湖中，几只白色小鸟在湖面上追逐嬉戏。同伴们皆惊诧，大自然何以能如此巧夺天工，给这白色的岛屿镶上了一块缀有绿边的水晶般的明镜，真为瑙鲁风光增色不少。于是我们戏称它为“瑙鲁公园”。沉醉在美景中的人们最想找人分享，恰恰来了四位骑自行车的瑙鲁少年，他们围拢来，饶有兴味地看我们拍照，于是我们便把这四位仙子也拥进了镜头……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阿尔杰什苑散记
梁晓华
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沿高速公路向西北驱车１７０多公里，看到路旁参天的古树，就知道阿尔杰什县城到了。阿尔杰什苑的修道院教堂以辉煌的建筑艺术和传说而闻名遐迩。
罗马尼亚有个尽人皆知的关于阿尔杰什苑修道院教堂的传说。相传瓦拉几亚公国的巴萨拉布大公要建一座世间最美丽的教堂，便在阿尔杰什河畔选址，勒令当时最好的工匠马诺列和另外九名瓦匠建造，并威胁说建不起教堂就将他们埋入地基。马诺列不辞辛苦，率众人吃住在工地，日夜施工。可是，白天辛辛苦苦砌起的墙，一到夜晚就塌，他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如此数日，愁煞了马诺列。这天夜里，马诺列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传来，告诉他，翌日清晨，谁的妻子或姐妹最先来工地上送饭，就得把她砌进墙里。他惊醒后，把梦中的一切告诉大家。大伙起誓，说这是天意，别无选择。
天亮了。马诺列和伙伴们都暗自祈祷，盼家人晚些来送饭。然而，同每天一样，马诺列首先看见自己的妻子阿娜挎着饭篮子缓缓走来。他求来风，飞沙走石，吓不退她；他乞来雨，大雨滂沱，也挡不住她。马诺列扶妻子站在墙基中间，开始在她两边砌墙。妻子阿娜笑着让他别开玩笑，他不停手；妻子说她怀着身孕，墙壁挤得她透不过气，他也不罢休。妻子被墙封住了，最后连她的哭泣声都听不见了。
教堂如期完工。大公不想让马诺列等再建出更漂亮的修道院，命令撤去脚手架和梯子。马诺列和众人从高高的教堂顶上纵身跳下。在他们坠身的地方，涌出一泓清泉。那泉潺潺有声，如泣如诉。如今，这眼“马诺列泉”仍在阿尔杰什苑教堂旁流淌着。传说泉水是咸的，是阿娜的泪水流成。我们打上来一桶，用小碗盛起，只见水清照人，尝一口，只觉甘甜泠洌。
阿尔杰什苑教堂为拜占庭建筑风格，主体为四方形青石结构，显得庄重而古朴。教堂上部有两大两小圆顶尖塔四座。两小塔的窗和塔身浮雕像扭转的“麻花”，分别向中间倾斜，给人一种旋转的动感，仿佛马诺列和妻子团聚，正要冲向前拥抱在一起。教堂周身镶满方形和圆形的花纹雕刻，华丽而壮观，在春日的阳光下，宛若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提起马诺列的传说，担任解说的神学教授笑道，这是东正教中对妇女参与社会生活并作出贡献的一种赞美。
教堂的大主教告诉我们，教堂１５１７年建成后，曾被战火焚毁，经过多次重建。最近的一次是１８世纪末，由两位著名的法国和罗马尼亚建筑师共同主持，保留了原建筑的艺术风格和大部分珍贵的壁画。
沿阿尔杰什河谷盘山而上，一座高１６５米的水电站大坝矗立在深山峡谷中间。朋友告诉我们，这就是维德拉鲁水电站。水电站建于６０年代，它的库容蓄水量和发电量今天仍是罗马尼亚首屈一指的。大坝边的山峰上，有一座钢铁巨人的模型。只见他高举起双臂，两手各擎一道闪电的造型，显得威风凛凛，表现了罗马尼亚当代的“马诺列”征服大自然的勇气。
在阿尔杰什陶瓷厂的展室里，琳琅满目的精美陶瓷器皿和工艺品令我们目不暇接。工厂的女经理向我们介绍，该厂有职工１５００人，８０％是女工。该厂属国有企业，经过企业改造后，职工拥有该厂一定的股份。由于赢利或亏损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利益，因此生产积极性提高。目前，厂里的经理及车间各级领导均由选举产生，干部专业化、年轻化。为扩大生产，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该厂职工上下一心，减少股份分红，扩大资金积累，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每年作市场调查，研究新产品和花色品种。该厂６０％的产品出口到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欧洲和亚洲国家，每年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经理说，她的厂每年还从中国进口少量陶土，生产特种工艺陶瓷。
在阿尔杰什苑，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的过去和今天，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勤劳、智慧和献身精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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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康有为与“悲罗吉辣”
胡锡进
康有为很可能是踏访贝尔格莱德（原译悲罗吉辣）的第一个中国人。关于他１９０８年（光绪三十四年）的那次旅行，我是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中偶然读到的。
在贝尔格莱德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中文版康氏欧洲１１国游记（中国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编者并未提及康氏的巴尔干之行。我托人到北京图书馆查线索，朋友们从《不忍杂志汇编》中查到康氏《欧东阿连五国游记》的《游塞尔维亚京悲罗吉辣》一文，万里文传与我。同时传来的有文中附带的两张贝尔格莱德百年前的照片，照片上有塞、英文铅印小字，旁有手写中文说明，标明“戊申六月登焉”，与文中记述的康氏游历时间吻合。由此看来，照片很可能是康氏当时带回的，中文说明是他本人的手迹。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托足海外１５年，游历欧美诸国，自称要“遍尝百草”，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他的各种游记有个基本特点，即见闻夹裹着议论，而这种议论又往往借题发挥，直接或间接表达他对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其保皇思想亦时有流露。游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国家，是在游历西、中欧１１国之后。康氏在文中称赞塞尔维亚“可治十余万兵而胜突厥”，疾呼“百数十倍于塞尔维亚、布加利亚（保加利亚）之中国，而何畏于大地乎”。感叹“如吾国一县耳”的塞尔维亚开大学４８年，“奈何以吾四万万人之大国而亦限于—大学乎，岂非愚甚。”与此同时，康氏持其见多识广，来自泱泱大国，又对塞尔维亚的落后作了带有文化沙文主义味道的描述。其中还有一段话说：“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尔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我国乡曲行劫富家，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这段议论，实在是昭示康氏忠君思想的败笔。鲁迅在其１９３３年所作的《谚语》一文中写道：“南海圣人康有为……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所含讽刺，针对的是康氏整体上的保守思想。
康氏在塞尔维亚停留的时间估计不会太长，但《悲罗吉辣》一文包容了塞尔维亚政治、历史及民俗诸多内容，并有对贝尔格莱德市容和重要古迹的具体描述。康氏记述的贝尔格莱德已被历史淹没，笔者查阅了塞尔维亚科学院保存的历史资料，包括大量古老的城市照片，抛开康氏的议论，文章对见闻的笔录在整体上是准确的。康氏称当时的塞尔维亚为“农民之国”，“以兵立国”，贝尔格莱德“全京人民十余万”，沿多瑙河与奥匈帝国对峙，城市“道泥泞，室屋卑污……唯王宫一街稍可观”，都是贝尔格莱德世纪初的实情。此外，康氏称塞尔维亚“民性简易而质朴，不尚欧风”，社会尊老，“男尊而女卑”，人们好饮酒，“多谈空想之政论”，国家南部“居民交易有定时定地”，这些记述都是相当准确的。康文中只有极少几处误记。
康氏游贝尔格莱德时，值塞尔维亚获完全独立仅３０年，当时的贝尔格莱德还有几十处清真寺，全塞尔维亚出现第一间欧式卧室也只有６０多年，塞尔维亚文化正处于摆脱土耳其影响、回归欧洲文明的阶段。康氏的游记，成为东方人留在塞尔维亚历史中的一份宝贵资料。本世纪初，极少有东方人踏访贝尔格莱德，印度诗人泰戈尔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但那已是１９２６年的事情，比康氏晚到近２０年。塞尔维亚几位学者朋友听说康文后，都产生浓厚兴趣。以康氏游记对比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可以看出，城市沿着当年的几条主要街道向外扩展，市中心仍在多瑙河边的卡莱梅格丹古堡附近，康氏提到的许多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王宫和大学故楼得以幸存，不过已淹没在新起的建筑海洋中了。塞尔维亚城市最古老的建筑往往是教堂及清真寺，但未引起康氏的注意。康氏对塞尔维亚的主要兴趣是政治，以及支撑着这个巴尔干小国政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他写游记，用的是一双政治家的眼睛。
康有为是个复杂的人物，贝尔格莱德是个复杂的城市。康氏鼓吹君主立宪，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恰是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并未引起康氏的好感，大概是因为塞尔维亚当时独立不久，又是个小国，经济落后。本世纪中，塞尔维亚经历了５次战争，贝尔格莱德多次遭到轰炸，新老伤口交合在一起，但发展仍不失为它的历史主脉。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已是有２００万人口的巴尔干大都会。康文记述的当时国王彼得一世在位１５年，经历３场战争，相传退位后死在一张行军床上。他最后３年的故居已经相当破败，满院荒草。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康有为走后的事情。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奥运撷趣
东道主漫不经心一错再错
在１９００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上，由于东道主的漫不经心产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在铁饼比赛中，匈牙利的鲁道夫·包埃尔以３６．０４米获得冠军。当他站到领奖台上准备领奖时，场上升起的不是匈牙利国旗，演奏的也不是匈牙利国歌，而是宗教乐曲《向主欢呼》。这位平时不易激动的小伙子禁不住勃然大怒，跳下领奖台向法国官员提出抗议。坚持在未准备好匈牙利国歌和国旗时决不回到领奖台上去。终于，国旗挂好了，乐队也领到了新的乐谱。包埃尔又一次神采奕奕地登上领奖台。当包埃尔向匈牙利国旗行注目礼时，却听到乐队演奏的是奥地利国歌。全场又一次哗然。包埃尔再也不能容忍这一错再错所蒙受的耻辱，愤然起程离开了巴黎。（之二）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小幽默
警察：先生，请耐心点儿。在我同事到来之前，我必须保护现场。
（原载德国《欧伦施皮格尔》杂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西班牙马德里中心广场徐建中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