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民主党派的良师益友
费孝通
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李维汉同志百年诞辰时，缅怀他为祖国和人民所创建的功绩，是十分有意义的。
李维汉同志在我国各民主党派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民主党派中老一代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威望和友谊，是建立在李维汉同志不懈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懈地为实践和开拓爱国统一战线这一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础上的。李维汉同志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领导工作，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的统一战线有过深刻的研究，并在实践中作出了榜样。早在１９４２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为贯彻“三三”制，同边区政府党外的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真诚合作共事。他从１９４８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到１９６４年底去职，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１６年之久，直接领导着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学习李维汉同志一贯重视理论学习，一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李维汉同志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的理论功力十分深厚，但又不是空讲理论，而是善于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６０年代初，他在工作之余，深入研究理论，先后写出了七篇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文章，其中《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和《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两文，影响很大。他的论述甚多，是我们研究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学习李维汉同志重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的精神。他常说，调查研究的方法，是他在延安时期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来的。１９５６年初，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知识分子所发生的变化，多次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提出了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的意见。同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同志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提出的依据，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１９６２年，他提出我国统一战线已起了根本变化，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但这些通过调查研究后得出的正确论断，在拨乱反正以后才得到承认。
我们要学习李维汉同志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李维汉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和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凡是正确的意见，他坚信不移；凡是错误的做法，他予以改正，不因个人的得失为进退。１９７８年，他写信给中央，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要复查平反，被中央采纳。他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我和李维汉同志相识于１９４９年初。当时我从北平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去会见党中央的领导人，受到李维汉同志的接待。他的严谨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党的负责干部，我把他看得很高；他又那么热情坦诚，我又把他看得很亲。此后，我因从事民族问题的研究和民盟的活动，和他来往甚多。他虽是一位党的领导人，但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都愿意和他交朋友，向他讲心里话。他虽然工作繁忙，仍然时常抽出时间到知识分子家里去走访，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解决知识分子的难题。１９６０年，他亲自安排三位非党教授担任北京某大学副校长。他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在纪念李维汉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李维汉同志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风范，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李维汉同志
经叔平
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今天，在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刻，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必将激励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做好新时期工商联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维汉同志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指导我们工商界为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李维汉同志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从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的结合上，指导我们工商界接受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最后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工商界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李维汉同志讲政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他依照毛主席关于工商界要“认识社会发展，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利用一切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工商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促进了我们工商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李维汉同志号召工商界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并指导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他将政治的原则性与策略的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工商界既严格要求，又不强加于人，提倡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推行“和风细雨”、讲究实效、耐心细致的方法。李维汉同志广交深交工商界朋友，坦诚相待，披肝沥胆，成为工商界的良师益友。我们工商业者最终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包含了李维汉同志付出的心血。李维汉同志参与制定并身体力行地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工商界的崇敬和爱戴。
李维汉同志十分重视、关怀和指导工商联的工作。１９５０年３月他就指出，“工商联是重要的人民团体，并且是我们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工商联建立初期的１９５２年和工商联处于转折时期的１９５６年底，李维汉同志主持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和《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规范了工商联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作用、组织、任务和党的领导，成为了工商联的建立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李维汉同志还直接参与了建立全国工商联的筹备领导工作。全国工商联的历次重大活动，李维汉同志均亲自出席，并不时地从理论政策的高度提出把握方向的重要意见。他既坚持党对工商联的领导，又注重发挥工商联自身的积极性，自主地开展工作。总之，李维汉同志既贯彻了共产党对工商联的方针政策，又充分发挥工商联的积极作用，通过工商联对工商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工商联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过去同党团结合作几十年中的成绩，是同李维汉同志分不开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工商联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在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时刻，我们更加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参与国是的政治协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协助党和国家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他们当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就一定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今年６月２日是李维汉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为此举行了座谈会。这里刊登的是部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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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工作的著名理论家
陈虹
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纪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李维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李维汉同志是我党早期开展民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早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就担任过定边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是党中央指定的民族工作的第一任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李维汉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为我党成功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和采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李维汉同志的建议作出的重大决策。一九四九年，在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了李维汉同志的意见。李维汉同志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具体情况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应在统一的国家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国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标志着我国解决民族问题走上了法制的轨道。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明确地载入了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政治制度。
李维汉同志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早在延安时期，他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就举办过少数民族班、回民班，以后，他任陕北公学校长，又在陕北公学设立了民族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所民族学院，专门培养民族干部。建国后，李维汉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精神，亲自起草了《培养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提出了“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和技术干部为辅”的方针，并于一九五○年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上通过实施。这两个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对促进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对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对加快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维汉同志为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五一年四月，党中央、毛主席委派李维汉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李维汉同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进入了团结进步、发展繁荣的新时期。
李维汉同志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建树，来源于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来源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如建国初期的《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经验总结》、《关于和平改革的八条看法》，六十年代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各民族的解放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等。李维汉同志的这些著作，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中国的民族问题，阐述了党的民族纲领和主要政策，奠定了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基础。这些理论和政策，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对指导解决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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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李兆麟同志遇害五十周年
钟子云
李兆麟同志是在１９４６年３月９日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而牺牲的。他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东北指挥抗日联军和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中，表现了指挥才能。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无愧于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我和兆麟同志初次见面是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上旬。当时，我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命令，带部分干部去哈尔滨工作。而那时兆麟同志已随苏联红军在１９４５年８月中旬先期到达哈尔滨。他配合苏联红军接收了滨江省地区和哈尔滨市政权，并组织了部分县区的保安部队，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生产和生活秩序。我到哈尔滨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正式组建了滨江地区（包括哈尔滨市）１４个县市范围的中国共产党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党委工作纲要（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第一次以中共的名义公开发表的文告。此时，兆麟同志被苏军任命为滨江省副省长和中央滨江地区工委委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６日，滨江地区工委撤消后，正式成立了哈尔滨市委，兆麟又参加了市委的工作，与此同时，以陈云同志为首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兆麟同志被任命为北满分局的委员，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和哈尔滨市委一起主管哈尔滨和苏军的一些交往工作。在此期间也组建了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主管松江省所属的１４县的工作。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下旬，苏军根据雅尔塔协定准备将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政权移交国民党，此时兆麟同志即辞去了滨江省政府副省长的职务，专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主要是帮助苏军进行各项工作，同时也在市委做其他工作。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国民党正式宣布接收松江省（滨江省改名为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所属各级政权工作，并宣布国民党省市政府同时成立。哈市委即决定兆麟同志除专职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外，还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代表身份与国民党的松江省省长关吉玉和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公开交往。
苏联政府决定将哈市及松江省政权交给国民党接收后，中共中央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和一切武装部队被迫撤离哈尔滨，转移到宾县和三肇地区。而哈尔滨市委及其所属的一些机关团体，如哈尔滨日报社、市总工会、妇联、中苏友好协会等，都留在哈市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工作。这时兆麟同志除专职中苏友协和市委工作外，也同国民党进行交往。特别是１９４５年双十协定后，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同国民党进行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我们在哈尔滨市同国民党交往增多，遇到的问题也很复杂。
苏军允许国民党接收省市政权的条件，即只是允许他们的１００余名文职人员和近３００名武装保安部队经过空运来哈尔滨接收。国民党接收省市政府的各级机关之后，除去发布一些公告和无足轻重的法规外，主要做些阴谋暗害，发展国民党员，组织特务组织和地下军等。而他们所接收的松江省政权，除省政府在哈直接设置的各厅局机构外，其他一无所有。因该省所属松江地区的１４县的县级政权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国民党无力接管各县工作。因此松江省的１４县的党政军工作，是在中共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
驻在哈尔滨市的市委在中共北满分局直接领导下，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要和苏军驻哈市的领导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国民党接收哈市政权后，中共哈尔滨市委能公开半公开的坚持工作，是与苏军的热情帮助分不开的。当时，兆麟同志是苏军任命的正式军官（少校），是随红军一起进入哈市的，他对苏军的各级领导都比较熟悉。而我是作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委派代表和苏军进行联系的。以后陈云同志来哈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兆麟和我仍是他们的联络员。凡是遇到和苏军交往中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陈云同志都派我们进行联系和转达。在这方面，兆麟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次是双十协定之后，和国民党进行的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是在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一是在城市与国民党进行各种公开和半公开的斗争。当时在哈市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党需要和国民党公开来往，相互协商在哈市地区一切可以合作的问题，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我党所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工、农、青、妇和工商会等公开宣传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国的战争形势等，以广泛争取社会群众来拥护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市委决定兆麟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进行交往，而我以中共哈市书记的身份，有时也和兆麟同志一起接见接收大员中的主要负责人。而日常更多的和国民党的交往主要是兆麟同志。
１９４６年１月，我党在全国范围内除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外，进行着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就是围绕着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这个主题，各革命根据地都尽量争取当选代表的名额和其他根据地的合法地位。这个时候兆麟同志和国民党接收大员接触更加频繁。兆麟同志每次和杨绰庵接头都是由杨的秘书孙格龄负责联系、接待，已来往多次。３月９日，孙格龄以杨绰庵的名义将他骗到水道街后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兆麟同志的牺牲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战友。
兆麟同志到哈尔滨后，在任职滨江省副省长和中苏友协会长的近半年的时间内，对滨江省地区和哈尔滨市内主要工商业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及社会的开明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全市各界人民为兆麟同志举行了为期３天的遗体告别，召开了１０万人追悼大会。当他的灵柩离开中苏友协机关由中央大街绕到道里新城大街（现在的尚志大街），近１０万名群众在悲痛、愤懑的气氛中秩序井然地目送着兆麟同志的遗体送往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
兆麟同志牺牲后，哈市地方党和政府及哈市人民为了对兆麟同志永久怀念，将道里的水道街改为兆麟大街，道里公园改为兆麟公园，将水道街的小学和中学分别改为兆麟小学和兆麟中学，以示志念。
兆麟同志在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抗战初期，还是在以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第六军任职期间，以及任三路军总指挥时期，都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政治工作的领导者。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领导东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和日寇浴血作战十余年，给日寇汉奸以沉重的打击。最后跟随苏联红军反攻东北，打垮了日本侵略者，使东北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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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李维汉同志
萧克
今年６月２日是李维汉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想起这位在建党初期就有声望，并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革命家，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１９２６年９月，我随北伐军打到两湖，就从当时的报刊上，看到毛泽东、蔡和森、郭亮、李维汉、夏曦等人的名字和他们写的文章。他们是湖南有名的共产党人，深受当地群众的崇敬。我那时年轻，对这些湖南共产党名人更为景仰。通过了解，我才知道，李维汉曾与毛泽东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工作，新民学会在湖南成立时，他是最初参加学会的１４名成员之一。１９１９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随团一起远渡重洋，到法国去寻找马列主义。１９２１年底，他又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并任组织委员。１９２２年底，李维汉结束了将近３年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接替调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从１９２４年开始，他就经常以罗迈的笔名在《湘江》半月刊、《新民周报》、《战士》周报等报刊上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我曾看到过他写的一篇题为《湖南革命的出路》的文章，他明确提出“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的观点。后来，又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南昌起义时的文告中，读到与罗迈的文章相同的观点，我思想上认为中国农民要土地革命才有出路，这种观点最初的引导者是李维汉。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我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工作。两个苏区就隔着一条赣江，中央苏区经常有人带报刊、文件过来。有一时期我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和《斗争》杂志上，看到有罗迈的文章，后来，任弼时同志来到湘赣苏区。他告诉我，李维汉在八七会议前是中央政治局５位常委之一，参与决策了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这些事，并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听了弼时的这些介绍，我对他更怀敬意。
第一次见到李维汉，是在长征到了陕北以后。有一天，敌人的飞机轰炸延安，我们都跑到防空壕里躲避。一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向我介绍身边一位体魄魁梧的中年人，说是李维汉同志。就在躲飞机的间隙，我与李维汉聊了起来，谈到延安和陕北地区，他说要多办学校，大量吸收大后方青年学生来上学，既壮大我们的力量，又能大量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几天以后，有些陆续从湖南来的青年找到我，要求入抗日军校。我对他们说，陕北公学有一位理论水平很高、知识十分渊博、革命资历深，又有战争经验的校长，你们去那里一定能学到革命的学问。听了我的介绍，他们进了陕北公学，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分赴敌后各根据地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前线南征北战，与李维汉难得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的。这期间，他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理论文章。其中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任统战部部长，积极团结党内外民主人士和各种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他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首倡者和坚决执行者，为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与李维汉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逝世前的半个月。当时，贵州的同志托我找李维汉为夏曦的墓碑题字。我到了李维汉的家里，见到已８８岁高龄的他，身体相当虚弱，但一谈起夏曦，他精神振奋起来，满口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说夏曦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对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这个字我一定题。谁料到，我走后他便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不久，便与世长辞了。字，他终于没能写成，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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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政协工作的开拓者
杨汝岱
李维汉同志曾担任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兼第一组组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第二、三、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为人民政协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领导人之一。
我们深切怀念李维汉同志，因为他为人民政协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当时李维汉同志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一九四八年九月后改为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新政协开始筹备后，他兼任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长和第一小组组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五个方面六百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广泛团结的新阵容，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圆满召开做了繁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人民政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无先例可循。李维汉同志在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秘书长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在他的建议和组织下，全国政协成立学习委员会和学习座谈会，适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学习政治理论的要求；创办社会主义学院，吸收旧军政界上层人士、高级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分期分批进行短期离职学习；举办双周座谈会，增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和沟通；设立文化俱乐部，丰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文化生活。
我们深切怀念李维汉同志，因为他为党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的不断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李维汉同志十分注重政策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具有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他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统一战线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按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统一战线的总部。他认为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工作可做，并列举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和作用，包括扩大团结，进行政治协商，调整关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组织学习，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征集文史资料，处理人民来信等等。他曾对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过分析和研究，指出政治协商是我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其好处在于既能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尊重占少数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尊重这部分人民的民主权利，则是统一战线获得巩固和扩大的必要条件。
我们深切怀念李维汉同志，还因为他坚持和倡导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和合作共事的优良作风。在党的八大上，李维汉同志提出：要在宪法的基础上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他指出这些民主传统主要是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他多次提倡在政协要发扬民主。他说，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可以发表各种意见，总之，政协要民主、自由一些，随便一点，像个民主之家！他认为应当扩大和发展人民政协的民主生活。他说：我们需要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多次要求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独立思考。并规定在开展学习活动时，实行自觉自愿、独立思想、自由辩论的“三自”原则，不查历史，不查思想，不举行考试，不做鉴定。他提议在“神仙会”中，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