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商榷
论社会保障债权化
牛仁亮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分流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国有企业的富余职工达１５００万人（据《经济日报》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头版），其分流任务十分艰巨。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改革的轴心，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困扰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大障碍。其关键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千万的富余人员，即人们所称的冗员所需的巨额保障费用无法解决。本文提出的国有企业冗员的社会保障费用债权化的思路，就是试图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安排，来寻求解决当前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出路，以供研究。
一、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社会保障问题
众所周知，失业是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发达国家，即使撇开经济危机中的恶性失业，在公认的正常经济运行状态下，也往往存在着相当幅度的失业率。例如，美国１８９０—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０年间，年平均失业率大约为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已达８％以上。在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失业率高达１０％以上。
在我国转轨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的大量富余人员，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性质不同，但严重影响了深化企业改革的进程。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尽管这些富余人员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培训和工作转换，最终会重新就业，但这种转换、培训以及寻找工作，将会与实际进入再就业状态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是，在这一阶段，会有数以千万计的富余人员处于待业状态，他们并不能中断其消费，其保障生活的费用从何而来？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这一项企业社会保障。然而，这又是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
根据国际经验，以及我国现阶段在冗员状态的职工的基本收益状况，一个待业者的社会保障费用应包括以下四项基本因素：（１）基本生活费用或称最低生活费；（２）工龄贡献补偿；（３）医疗费；（４）职工对家庭其它成员的负担系数。据估测，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富余人员的保障费用总额可能高达几百亿元以至上千亿元以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社会保障费用一般来自四个方面：即国家财政、雇主、工人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益。从长远看，我国社会保障费用的基本来源也将与此一致。但是，目前无法做到。因为，从财政看，几百亿元社会保障费用国家难以承受；从企业看，一方面现在上缴养老统筹金已较困难，另一方面属于亏损的企业，让其再交一大笔保障费用，事实上是在增加其亏损额，且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从在职工人看，筹集足额的待业保障费用，就需职工从工资中提交较大比例，但目前广大职工尚不具备这一能力；从社会保障基金收益看，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保障基金绝对量有限，依靠它的收益作为社会保障费用的基本来源，无济于事。可见，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让富余人员继续留在企业内，这势必影响对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要么开辟新的途径，科学、合理地解决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问题。当然，我们只能选择后者。
二、保障费用的债权化，是历史的选择
其实，历史已留下了选择新途径的可能，即动用国有企业部分存量资产，通过债权方式，实现转轨中待业保障费用的合理过渡。现在，我们设想，国家支付给待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不是现金，而是类似于居民储蓄单一样的等额债权票据，然后他们据此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取得类似于居民储蓄的收益，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此兑换为现金。这就是说，通过一种特定的产权安排，把国家应支付给待业者的社会保障费用（现金）变为国家对其负债。我们称此为社会保障债权化。由于这种安排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已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１．待业人员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待业后得到补偿的数额。这一安排可以使其保障费用的数额不打折扣地补偿给他们。其次，国有企业一部分职工待业后，现实提供给他们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得到足额保障金，但不是现金，而是“存款”或债权；要么得到现金。根据１９９２年全国平均支付给待业者的救济金每月仅约近百元的情况，就不难断言，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用现金的办法，只有足额保障金的一部分。显然，待业人员会选择前者。他们虽没有得到现金，但只要有这笔债权（“存款”单）在手，就能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取得其实际生活所需现金。
２．国家和企业更容易接受。因为无论如何，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应由国家和企业承担。据估算，在国家拿不出每年几百亿元社会保障费用（现金）的情况下，现在通过这种保障费用债权化的安排，每年只需支付约全国保障费用的１／１０左右或几十亿元的债权（“存款”）利息，当然轻松多了。
３．国家把社会保障费用债权化，具备物质基础。国家和企业没有足够现金支付待业保障费用，不等于国家没有足额的财富来解决这一问题。据有关资料，１９９５年国有企业有形资产净值约数万亿元。考虑到无形资产价值、企业所占土地的价值等因素，现在国有企业全部资产的净值要比１９９５年国有企业有形资产净值大得多。相比而言，几百亿元的待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债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字了。
４．把国有企业的部分存量资产，转化为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并没有削弱国有经济实力。从静态看，这一费用总额约为几百亿元，国有企业存量资产明显地减少了这一块；但与此同时，这上千万富余人员在待业前，国有企业每年实际支出的数额要比这一数值大得多。而且不难理解，企业对富余人员支出社会保障费用的根本来源是企业利润，富余人员待业后，随着企业利润的相应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总量也会相应增大。从动态看，这些富余人员被分离出原企业后，经过培训肯定会有多数人员实现再就业。这些劳动力得到有效配置后，将会使国民经济总量大大增加，而国民经济总量必然会有一部分国有经济成分。由此可以断言，不论静态还是动态，把国有企业部分存量资产转化为对待业者的社会保障费用的产权安排，都会增加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而绝不是相反。
三、社会保障费用债权化的构架设想
实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债权化，需要成立以城市为单位的富余人员社会保障中心，具体筹划管理：
１．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待业后，社会保障中心为其建立个人的社会保障费用债权帐户。他们依据债权凭据即可定期从“中心”获得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的债权收益，取得现金。２．选择效益较好的企业为对象，对其存量资产的一部分，以股权形式划转到社会保障中心来，其资产收益作为“中心”支付待业者债权收益的来源。３．对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中心”是落实这一政府行为的机构。虽然，它不直接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它是这笔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即代表全体冗员者占有这笔存量资产。对这些资产保值和增值负责，又是“中心”的基本职能之一。因此，“中心”可通过契约关系以股权形式将这笔资产交给法人经营，并通过银行、审计以及自己的专家机构，监督契约的落实，有效地履行富余人员的社会保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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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辛亥革命没有失败
徐梁伯在《辛亥革命“失败论”质疑》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完成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存在失败的问题。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整个革命运动正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该文提出了衡量界定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三条标准，否定了以往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权作为论断辛亥革命失败论据的科学性。文章认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失败，不能等同于辛亥革命失败。整个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正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旧的中央政治权威崩溃，旧秩序解体，新的政治权威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没有这一段的“乱哄哄”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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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出版座谈会简述
李伦
日前，吉林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召开“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出版座谈会。王锺翰、蔡美彪、王思治、徐艺圃、舒乙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爱新觉罗氏后裔等３０人参加了座谈会。
《全书》共２５０万字，已出１０卷。内容包括爱新觉罗家族史、世谱、轶事、人物、家法礼仪、诗词、书画、文集、养生妙法、遗迹与典籍等。与会者肯定了编纂《全书》的价值。他们指出，自清之后，特别是近２０年来，清史的研究虽形成了热潮，但仅限于断代史及与之相关的满族史的研究，而对其家族史的兴衰及其历史演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爱新觉罗氏家族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她是清代中国的主宰，而且她的历史命运同清朝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又与满族的发展同步进行。故《全书》的出版，可从这一煊赫而辉煌的家族，更能深入地透视一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
与会者认为，在庞大的爱新觉罗氏家族中隐含着极为丰富的清史和满族史的资料。如这个家族内部如何组织，如何协调一致，又诸如家族的家法、族规、习俗、礼仪、教育、养生妙法等，尚不为人们所尽知。而这些是其家族长期保持稳定，能妥善地处理自身的矛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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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
——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
李文海康沛竹
内容提要：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灾荒的多发，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形成了一种往复不已的恶性循环。从清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滥垦滥伐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恶劣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十分困难。孙中山等就谈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在我们国家生态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的今天，先哲们的这些灼见，不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吗？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进入近代以后，情况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灾荒的频繁发生，原因很多。其中，社会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综观中国近代灾荒史，可以看出，生态环境破坏和灾荒的多发，二者既是因，又是果；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形成了一种往复不已的恶性循环。
一、滥垦滥伐，水旱频繁
清中叶以后，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自然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拓荒和开发。由于当时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在增加了大量可耕地的同时，人们也可悲地对大自然进行了破坏性的掠夺。许多地方由于竭泽而渔似的滥垦滥伐，使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积的毁坏，北方广大地区，“弥望濯濯，土失其蔽”。这一切，不能不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恶劣的影响：既严重丧失了调节气候的功能，又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既大大加速了气候干旱化、土壤沙漠化的进程，又使向来并不发达的水利系统因泥沙不断淤塞而削弱了蓄水泄水的能力，最终也就加大了水旱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造成了“十年九荒”、“水则汪洋一片，旱则赤地千里”的严重后果。
黄河在历史上是一条水害极巨的大河。所谓“华夏水患，黄河为大”，一向就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但为什么《清史稿》要特别指出“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呢？这一方面固然同晚清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治黄不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以致河水挟沙日增的结果。道光年间，东河河道总督张井在一个奏折中这样说：“自来当伏秋大汛，河员皆仓皇奔走，救护不遑。及至水落，则以现在可保无虞，不复求刷河身之策。渐至清水不能畅出，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惟仗岁积金钱，抬河于最高之处。”淤沙愈积愈多，河身愈抬愈高，一旦决口，生活在远较河床为低的居民，便有数不清的人惨遭灭顶、葬身鱼腹的命运了。
长江流域的情况也差不多。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魏源曾经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长江本来并不像黄河那样时常发生灾害性洪水。但到晚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魏源作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回答。他认为，长江上游的川陕一带，本有许多老林深谷，由于大批移民和流民的进入，刀耕火种，无土不垦，古老的植被年复一年地遭到严重破坏，“泥沙随雨尽下，故汉之石水斗泥，几同浊河。”（《魏源集》，上册，第３９１页）这就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水道的淤塞，再加上江边居民纷纷在冲积而成的洲渚上筑圩垦田，更加阻塞了水路。这样，长江的水患自然也就日见其严重起来。
近代社会，政治动荡，战乱不绝。每次战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人民群众不仅要直接承受炮火的蹂躏，还要间接承受因战争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灾荒的苦难。例如，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后，许多地区一片废墟，甚至像苏州这样的鱼米之乡，如李鸿章所说，也成为“田野荒芜，遍地荆棘，鸡犬不留，浑似沙漠。”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郑观应则把这个现象同灾荒联系起来，指出从这场战争之后，“燕、齐、晋、豫诸省所有树木斩伐无余，水旱频仍，半由于此。”
二、自然灾害与生态恶化相辅相成
生态环境的破坏，缩短了灾荒发生的周期，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反过来，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又促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史沫特莱１９２９年所写的一段话，也许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既真实又生动的极好说明。当时，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刚刚访问了重灾区河南，她描绘那里的情形是：“好几百万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土地卖给军阀、官僚、地主以求换升斗粮食，甚至连最原始简陋的农具也拿到市场上出售。儿子去当兵吃粮，妇女去帮人为婢。饥饿所逼，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天来了，寒风刮起黄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沙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中国的战歌》）
这既是对灾象的描述，也是对灾因的分析。它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旧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总是旧的灾荒创伤尚未治愈，新的灾荒就往往接踵而至。
在旧中国，只要是稍为大一点的灾荒，往往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恢复不了元气。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经在１８４１、１８４２、１８４３年连续三年发生黄河决口。１８４１年的河南祥符决口，水围开封８个月，“大溜经过村庄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１８４２年的江苏桃源决口，苏北一带“在田秋粮尽被淹没”。１８４３年的河南中牟决口，豫、皖、苏三省数十县“一片汪洋”，“民田庐舍无不受淹”。后来决口虽被堵合，但灾区不仅有大量的人口死亡和流徙，房屋、道路、桥梁、树木被冲毁，被水淹渍的土地则迅速沙化和盐碱化。灾荒带来的破坏，在很长时间里都未能恢复。一直到１０年之后，朝廷还发布了这样一道谕旨：“（陕西布政使）王懿德奏，由京启程，行至河南，见祥符至中牟一带，地宽六十余里，长逾数倍，地皆不毛，居民无养生之路等语。河南自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及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两次黄河漫溢，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迄今已及十年，何以被灾穷民，仍在沙窝搭棚栖止，形容枯槁，凋蔽如前？”（《清文宗实录》，卷２６）其实，这个问题是清朝统治者失职造成的。
旱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许比水灾更为严重。以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为例，这次长达４年的大旱荒，灾区遍及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５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地区，因灾死亡人数达１０００万之多。可见，生态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恢复起来是多么的困难。
三、历史是一面镜子
在近代中国，对于灾荒的成因，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还大抵停留在自然力量甚至超自然力量（老天爷、神）对人类的惩罚这一点上。但是，也有少数有识之士，开始觉察、揭示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之间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前面提到的魏源的议论，就是一例。还有一些人，比他讲得更加深刻一些。这是我国灾荒观发展历史中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为了对比，我们先举出１９３７年秋《申报》上发表的两篇同一主题而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一篇文章说：“夫世有水旱偏灾，似有一定之例，其中自有天道主持，非人力可强。”所以遇到“皇天降旱，惟有安命以顺受而已”，“勿再怨恨犯天，惟当虔诚祷雨”。（《劝民说》）另一篇文章则说：“万不可视水旱之灾而诿为时数之当然，听天命而缺人事，以玩视民瘼而自取罪戾。”该文举外国的事例说，“美国新垦之地，雨泽素稀。近因劝民艺树，而雨亦较多于前”。“埃及国沙多雨少，岁恒涓滴不落，惟赖河渠以资灌溉。３０年来，国君于其地遍植嘉木百万本，望之蔚然，于是雨亦稍加”。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要使风调雨顺，只有“劝民多植树木，既可为引水之资，亦可获十年之利。”（《救旱说》）在当时，能够有后一种认识，应该说是很不简单的了。
关于这个问题，讲得最清楚明确的，要数孙中山先生。他在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之初，就说过这样的话：“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１－２页）后来，他更进一步从灾荒成因的角度，谈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防止旱灾也一样，“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同上书，第９卷，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先哲们的这些灼见，不仅在当时远远高出于社会一般认识，在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的今天，不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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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深化企业改革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李保明唐瑞平
不久前，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企业党组织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有关方面领导、专家和潍坊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协助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情与管理研究所和跨世纪企业管理论坛在潍坊市召开“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的政工干部４０多人，就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交流了经验，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企业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
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企业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山东寿光酿造总厂等单位的代表提出了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承担多方面的重要任务，诸如协调关系，即协调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及其他关系；化解矛盾，即化解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相关的矛盾，做到有矛盾不掩饰、不上交，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予以化解，即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深入细致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企业深化改革的目标、方案，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容易被广大干部职工所接受，推动企业发展，从而振奋职工的敬业精神和调动职工深化企业改革的积极性。
与会者强调，企业改革与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要融会于企业改革的全过程中，要落到实处。越是在改革任务繁重的时候，越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功。对此，有的代表指出，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在此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保证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和关键。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就失去了根基，就难以保证深化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二、企业党建工作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企业的组织形式、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都有了新的变化，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动摇。在企业中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是建立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前提。目前，在企业党组织建设上存在的所谓“取消论”和“虚设论”的思想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才能充分保证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准确、及时地贯彻落实下去。当然，党的组织建设又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做到务实，不喊空话，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改进党建工作。山东海洋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认为，在一个改革的新环境下，党的建设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建设不加强，甚至削弱，就谈不上改进；但不改进，没有创新，一切照搬老一套，即使在主观愿望上想加强，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有的学者指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为武器，遵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到企业改革的实践中去，了解党建工作遇到的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把实践中的大量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再把这些理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用以指导新的党建实践。在新的实践中再总结、再提高。如此不断循环往复，党的建设就会不断在加强中改进，在改进中加强。
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方式方法
与会者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必须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力度，而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又必须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结合各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情理交融，亲切可信，为广大职工所欢迎和接受。
在研讨会上，一些企业代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交流了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方法。山东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结合的经验。首先，对党政干部实行交流，培养和造就一支既懂经营，又重视政工的复合型的干部队伍。其次，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计划与检查制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轨道，参与生产经营大循环，做到与生产经营同时规划、同时安排、同时考核、同时总结。再次，公司内部层层制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管理标准，使思想政治工作走上标准化管理轨道，从而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人员为骨干、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介绍，该公司党委主要抓贯彻落实，主管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培训、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其它有关知识的培训；行政领导根据职工中存在影响生产经营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共青团主要结合生产经营，展开“劳动竞赛”、“岗位练兵”、“双增双节”等活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党、政、工、团紧密围绕生产经营实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机制。江苏中大集团总结了理念开路、情感交融、虚实结合、多种手段并用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山东莱州化工总厂实施了制定角色职责，规范角色行为，进行角色培训，提高角色素质，组织评议、评选最佳角色的角色工程法。郑州铝城实业开发总公司、江苏省无锡远东（集团）公司、武汉东西湖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都介绍了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创造的经验。他们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工作，并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起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会收到实效，否则就会失去目标。与会者认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对企业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生产经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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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评介
石玉林
贫困问题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中国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康晓光著的《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一书的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该书从生态环境、生产条件、生活状况、社会服务、文化心理、流动交往的角度，综合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和成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反贫困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充分借鉴了国际社会的成功的反贫困经验，提出了今后应当实行的反贫困的看法。
该书针对中国国情，综合运用当代经济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的新成果，创立了分析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制定反贫困战略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贫困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生存状态，而影响人类生存状态或生活质量的因素有三大类：社会因素、区域因素和个人因素。据此，作者从成因的角度划分了贫困的三种基本类型，即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作者从成因的角度提出反贫困的三种基本思路，即反制度性贫困、反区域性贫困和反阶层性贫困的思路。本书在理论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但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较好地解释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区域性贫困的成因，为贫困地区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者亲自参与扶贫工作，上述研究成果，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真知。我们应当鼓励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本国，面对现实，参与实践，深入研究，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