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银座”何以叫座
刘杰
银座商厦是芜湖百货大楼股份公司创办的商业企业。
芜百作为国有老店，长驻商海不失国营为民特色，因此久负盛誉。记者前年曾撰稿在本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过芜百，碰巧与南京新百的稿件并列见报。
没想到正当芜百暗忖沾了名店之光时，新百冷不丁打上门来，于芜湖市中建起一座连锁店。这下，芜百懵了，仓促之中，拖枪而走，“东施效颦”似地到县城办起连锁店。路子不能说走错了，但芜百因此失却了原有的优势。芜湖人不满，芜百人憋气，经营陷入困境。后经反思，芜百决定迎战新百，就在新百连锁店百米外繁华地段创办了自己的连锁店——银座大厦。嘿！一开张，特红火，当日营业额高达８０多万元。
对此，芜百老总张珊美的痛切分析颇有道理：商场如同战场，“两军对阵勇者胜”，人家叫上阵来，你一枪不放，拱手相让，自然伤了士气，失了民心。一块商贾重地放弃了，还做什么大生意？现在银座一建，夺回了失地，找回了自尊，全市上下，无不支持；适逢浦东开发，带动长江，安徽要建皖江商业走廊，芜湖也要重振商埠雄风，芜百作为商业老大，趁势而上，银座怎能不“叫座”呢？
芜百如此，其他企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很多国有企业本来拥有先进的设备、高明的人才、广阔的市场，只是缺乏审时度势的智慧，呼风唤雨的真功，战胜一切的大勇，往往与大好机遇失之交臂，痛失应有的优势。市场经济乃强者经济，无论谁，要想在严酷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直面现实，不怕挑战，巧借一切有利因素，迅速壮大实力，不断抢占制高点。否则，只有去吃后悔药。芜百的成败得失，正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曹春生是个谜
本报记者何伟
曹春生是个谜。
他是邢台市无人不晓的“大款”，生活的全部内容一度就是如何挣钱然后花掉，怎么突然醉心于救助孤儿？
暴富的个体户捐助福利事业并不少见，何必非要自己创办儿童村并充任３０多名孤儿的“爹爹”？
收孤办学也罢，何必丢下生意不管，以至于变卖汽车房产，痴迷至此？
“曹春生准是疯了。”人们这样议论。他却毫不介意，淡淡地说，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过去，我不理解毛主席这句话，今天，当我由一个职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又从一个百万富翁甘愿倾家荡产成为平民的时候，才对这句话有了真切的理解。
７０年代末，不到３０岁的曹春生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等到别人开始下海，已是百万富翁的他又开始筹谋新的生财之道了。曹春生脑瓜快，胆子大，能挣钱。那些年，他穿昂贵的名牌，进豪华的宾馆，开高级的轿车，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阔”了。
这种一掷千金的日子过了几年，曹春生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难道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幸福？食不过三餐，卧不过五尺，今生今世，应该还有点别的什么？
１９９３年的一天，曹春生从他的游乐场贵宾室送客下山，瞟见几个衣着褴褛、满脸污垢的孩子争抢游客扔弃的啤酒瓶和易拉罐。“不去上学，在这儿捣什么乱！”觉得煞风景的曹春生火了。一个瘦骨嶙嶙的男孩怯生生地回答说：“交不起学费。”端着大老板架子的曹春生打发说：“只要不再来，你们的钱我来交。”
岂料，翌日村干部和家长真的找来了。捐款那天，被请到山沟里的曹春生当场掏出５０００元，同时，他被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震惊了。
沙河市的希小刚，９岁时爸爸农药中毒身亡，妈妈丢下他哥俩跟人走了，无人疼爱的小刚在风雨飘摇之中饱尝生活的苦涩和世态冷暖。
临西县的希小顺生来就未见过妈妈。当爸爸患病撒手人寰时，他只有５岁。沿街乞食，四处流浪，真想象不出那孤苦无靠的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
邢台县的希小花，妈妈精神失常，爸爸神志不清，哥哥又哑又傻，家庭的全部重担压在小花单薄的双肩上。还有希小林，爸爸妈妈送姥姥看病，被一辆急驰的卡车一并撞死。顷刻之间，小林生活的天空坍塌了……
从此，曹春生毅然改变了人生航向。他创办起一所希望小学。在这所学校里，３２个孩子都姓“希”，有一个知冷知暖的“爹爹”，衣食住行费用全免。
离孩子越近，离大款生活越远。曹春生从高档饭店走向地摊小吃，从豪华轿车走进国产吉普，从灯红酒绿的生意场移情孩儿们的吃喝拉撒睡。后来，他索性把希望小学改为儿童村，把“家”从远离城市５０公里的山沟迁到市区。
因为精力顾不上，生意停顿下来。孩子们的开支越来越大，占地４０亩的新村也亟需更多的投入，日感拮据的曹春生索性拍卖家产。先是８辆摩托车，２辆吉普车，２台摄像机，后是爱不释手的“蓝鸟”以及祖上的８间私房。人们不解：看你下次还有啥可卖！
“大款”做了坏事，似乎不难理解，一旦做了好事，人们便要探究一番动机和意图。不理解曹春生的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儿亲友。不熟悉他的人说：曹春生准是享受够了，换个活法。刻薄的人说：曹春生在捞取政治资本哩。
曹春生则坦言：现在有些文章把我拔高了许多，其实，我没那么高尚。最初的动机只是做件好事，没想到欲罢不能。是孩子的不幸和一些领导的鼓励，把我一步步推到今天的位置。
于是他横下心来：不只管一时，而要管到底。今年４月，他把准备在市区建贵族学校的场地改造成儿童村，像国际ＳＯＳ儿童村那样，给孤儿以父母般的爱，给过多品尝生活之苦的孩子以幸福的补偿。
５月的阳光下，我们走进充满爱意的儿童村。蓬乱的头发、陈旧的西装，很难让我们相信面前的曹春生曾是赫赫有名的“大款”。清脆的电子琴声把我们引到希小花的房间。这个曾经不太会笑的小姑娘如今会翻跟头、会吟诗，还会操作电脑。儿童村是朝着高档标准建的。除了一般教学设施外，还有游泳池、音乐室。周日外出，乘的是“依维柯”旅行专车。
有人说：儿童村耗尽了曹春生的财力和精力。他说：我比过去富有了，有谁像我有这么多儿女！
又有人说：从大款到平民，曹春生嘴上不说，心里一定很后悔。他说，只要能给孩子一个家，我就会感到一份渴望已久的踏实。钱多点少点不在乎。（附图片）
题图：曹春生带着孩子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大忙人的业余生活
寄情石画臻佳境
——记解放军一五○医院院长杨中有
本报记者李杰
几年前我在洛阳采访，有幸观看了被誉为“华夏一奇”的杨中有石画艺术作品。
初次参观石画艺术，先是觉得新奇，看后方知，石画艺术就是充分利用各种石头本身的纹理和图案，赋予作者灵感，再稍加笔墨点缀，达到“默契自然”、“妙造自然”的效果。但它有别于那种在石头上人工作画的艺术，也不同于那种纯天然的奇石，而是“天人合一”的艺术。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中国石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石画艺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长。它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其中杨中有石画是石画艺术的代表之作。
杨中有出生于辽宁锦州，东北人的豁达豪爽和对事业孜孜以求的性格，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幼年时他就喜欢书画，尤重山水，屋中四壁常糊满童心之作。后来入小学、中学，几次进美术班学习，加之书读多了，见识广了，胆子也大了，曾幻想将来在艺术天地里有所作为。
不曾料想，鬼使神差，１９６４年杨中有考上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从此步入医道。军医大学毕业后，杨中有从一名普通医生到主任医师，又从医务主任到医院院长。解放军１５０医院原先是个全军有名的“窑洞医院”。１９８９年杨中有上任后，１５０医院迈开新的发展步伐，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军医院优质服务“白求恩杯”竞赛优胜单位。
杨中有为医院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对艺术的炽热之情从未泯灭。业余时间，他常常沉浸在书法、绘画、音乐、文学之中。谈起他对石画艺术的追求，杨中有告诉我，２０年前他在家乡的大凌河畔游玩，发现几块纹理如妙手丹青的美石。捡回家来，目揣心摹，灵感被触动。此后的２０多年间，他在业余时间反复探索，终于在１９８７年向社会推出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石画艺术。
当了院长后，他对石画艺术仍是痴情不变，利用多种机会遍采美石，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了５００多件作品。在这些以河石、海石、大理石为载体的作品中，他把诗、书、画融为一体，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仔细观赏，认真研究杨中有的石画作品，令人步入奇妙的境界。顺乎天然之美，融人工之美于一石之中，既有传统，又有新意。“石中乾坤大，天然灵气多”，这是人们对杨中有石画艺术的评价。
近几年，杨中有的石画作品曾在日本、香港、北京、洛阳等地多次展出，受到广大观众和海内外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推崇。最近，他又完成了１０万字的《中国石画》书稿，并正在筹建“石画艺术馆”，欲将石画艺术发扬光大。（附图片）
下图：杨中有创作的石画《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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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换位”思考决策开窍
——山东省临邑县委书记王佑成一席谈
贾建舟孙法章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王佑成，师专毕业，当过１６年“教书匠”，后任山东省夏津县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９０年调任临邑县委副书记，１９９５年出任“一把手”。此人遇事善于逆向思维。他与记者聊天，畅谈最多的是如何“换位”思考，提高决策水平。
作为县里主要领导，搞好各项决策至关重要。决策正确，深得民心；决策失误，就是失职。我切身感到，面向群众，“换位”思考，问计于民，思路就开阔，决策就开窍。
所谓“换位”思考，并非领导与群众简单地交换一下位置，而是树立群众观点，扑下身子到群众中去寻求良策。某项决策出台之前，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和角度反躬自问，看看我们办的是不是群众想的盼的，用群众拥护不拥护来检验我们的行动。这样，就能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去年秋，我们在调整农民菜园子时，准备大面积推广易栽培、生长周期短的圆葱、甘蓝等“大路菜”品种。为尊重农民意愿和市场规律，我们一班人“换位”思考，纷纷进菜园当菜农，逛菜场当顾客，终于发现圆葱、甘蓝效益低，销路窄。于是就改变思路，广泛引进推广价高畅销的黄瓜、豆角、西红柿、西葫芦等精细蔬菜和结球生菜、木耳菜、荷兰豆等稀有蔬菜。结果，全县２．６万个冬暖式大棚，每个平均收入由４０００元左右增加到６０００元，让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随着工业推行集约管理、农业提倡集约经营，为营造上下“换位”思考的氛围，我们还坚持双向“换位”思考，让群众以领导者、决策者的身份参与决策，当好参谋顾问，使决策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县啤酒厂停产一年多，职工待岗，设备闲置。去年３月，按照县里决策，准备派一名主管厂长，拨一笔流动资金，让企业先转起来。这样做究竟行不行？我们让该厂职工陈述己见，讨论决策。有的职工说：“假如我当县长，就不能派厂长，要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有的职工讲：“假如我是厂长，不能只顾眼前要资金，必须立足长远要政策要机制。”最后，我们改变决策，招聘了厂长，并实行整厂租赁。不到一个月便使企业全面恢复生产，走出困境。我们通过这件事举一反三，大搞外引内联，引进人才２１０名，引进资金９７７３万元，给全县工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换位”思考也不能完全代替“一把手”和“一班人”的独立思考；但独立思考又离不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换位”思考，还促进我们转变工作作风，跳出文山会海，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决策的一手资料，随时随地发现和纠正执行决策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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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特写
人生最后的奉献
——记可敬的捐献遗体志愿者
本报记者龚永泉
南京出现了一批相约谢世后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人数已达３８５人。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８７岁，６０岁以上的占８５％，并有３０多对夫妇。他们的共同意愿是，谢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接受花圈挽幛，不用骨灰盒二次土葬；捐献遗体及可供移植的器官；骨灰用于育树造林。
乐将遗体献社会
“乐将遗体献社会，笑撒骨灰滋青翠。”今年１月，南京农科院６８岁的副研究员皇甫垠会同老友退休干部阮鹏九、退休教师何文郁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了志愿捐献遗体的倡议。
皇甫垠此愿由来已久。出差到外地，他看到青山绿水间不时会冒出一片墓地，白花花的十分刺眼，就向有关部门了解收集有关殡葬改革的情况。据了解，江苏的火化率已达９８％以上，但火化后的骨灰安葬却一直是“老大难”。全省每年死亡人口约４１万，其中火化后二次土葬的占７０％以上，若按每亩地可安置８０至１００个墓穴计算，每年就要占地４０００余亩。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在墓地营造上攀比斗富，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按照教学要求，医学院人体解剖课应是４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南京几所医学院每年需要３００多具遗体供授课用，可由于来源不足，十几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是常事。因此，皇甫垠联络老友决定把捐献遗体当作一项事业来办！
他们从报刊上收集了３０多篇有关遗体、器官捐献及殡葬改革的文章，供有兴趣的老人阅读和有关部门参考。有的自己动手写科普文章在报上发表，一些志愿者还分片进行小组联谊活动。大家说：“志同道合使我们晚年多了一些新朋友，我们的人数会更多，生活会更潇洒！”
老人们的义举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南京市卫生、民政、园林及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召开了志愿捐献遗体论证会，副市长张连发热情肯定它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有利于医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有利于殡葬改革与移风易俗，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有利于推动绿化，要求着手建立捐献遗体的工作程序及制定有关规章，使这一移风易俗的举措走上正规。纪念林也在选址之中，一位科普工作者表示，一旦林址确定，可在林间广植寄生作物，养一批珍稀凤蝶，让彩蝶翩翩起舞，日夜相伴，使之成为新的人文科普景观。
笑谈生死抒胸臆
在皇甫垠家里，记者阅读了一封封辞意恳切的来信，感到分明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专家张直中写道：“死人是不知痛的，让医学院的莘莘学子在死人身上动千刀，是为了他们将来做医生在活人身上动好一刀。”东南大学名誉校长、原江苏省政协主席钱钟韩写道：“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及其社会影响，躯体只是精神运行的载体，逝世后并无独立保存的价值，更不宜与活人争地或增加社会负担，让它最后起点作用吧！”南京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平与老伴抒怀：“人死不能复生，何必浪费钱财和同志们精力，且让人看了悲哀，还是留下美好的印象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笑对死亡。军队离休干部王健及老伴写了副对联：“生则为党，死则为民，朝夕有为，共挽鹿车干革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俯仰无愧，同献残骸报春晖。”８７岁的谢野萍老人则诗情勃发：“我从自然来，仍回自然去。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律。生当树新风，死应除旧习。不办倒头饭，不收奠仪礼。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祭。遗体能利用，烧掉实可惜。捐献医学院，教学增效益。何以寄哀思，留言常记忆。”
志愿者中不乏体弱多病者，他们另有一番心声。南京炼油厂民警中队卓民顺说：“早在１０多年前我就萌生此愿，我患直肠癌２０年了，也许还能活１０年左右，死后遗体献医，实乃最后的贡献。”７２岁的退休干部庄诚庆说：“患心律不齐等症有１０年之久，肥胖体型易得的病我治了不少，因此我的遗体可能有病理研究价值，早有捐献之意，苦于无门，现在如愿以偿。”
有意味的是，捐献遗体也有“子承父志”的。省农行离休干部李守谦写道：“我现年７５岁，３年前患过结肠癌，动了手术，现自愿捐献遗体，子女表示尊重我的意愿，儿子还说将来也要捐献遗体。”
生者不能拖后腿
登记捐献遗体的老人们固然可敬，能尊重老人的遗愿，将自己长辈的遗体送到医学研究殿堂的晚辈们，更需要勇气。皇甫垠告诉记者，一位姓曹的老人打算捐献遗体，可他的两儿一女坚决不同意，说他们担不起“不孝”的罪名，最后只得作罢。
谚云：“逝世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捐献遗体具体实现的关键不在逝者而在生者，南汽退休工程师周其常对此感触尤深。他老伴１０年前因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长期住院治疗，提出死后将遗体捐交解剖。１９９４年老伴去世后，他按其遗愿给医院送去全部家庭病案和护理记录，后来医院寄来了解剖报告，详释了致死的病因。血液科主任写出了两篇论文在杂志上发表，填补了这种病例报告的空白。“但我们仍未能完全脱俗，火化后还是葬入了公墓。我留言子女：死后接受病理解剖，倘为我骨灰合墓，在一个保管期满后，一起取出撒掉或作植树葬，以免后人为祭扫奔忙，还是把纪念留在心底为好。”
可喜的是，登记在册的捐献遗体志愿者中，已有了第一位遗愿实现者。７９岁的鼓楼区委离休干部张黎雨不幸于今年２月１日辞世，亲属遵照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了南京铁道医学院。医学院给家属回赠了纪念证书，证书上写道：“生命亦有涯，百岁亦非久。溘然与世辞，遗体供研究。一切为人民，口碑永不朽。”
记者为此采访了张黎雨的小儿子张沛。张沛在南京木器厂任副厂长。他说，生前善待老人比什么都强。我们经常回去跟父母说说话，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扯扯，使他们感到晚年很充实。自己努力干好工作，也是对老人极大的安慰。至于捐献遗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老人的意愿，老人有这个觉悟，我们就不能拖后腿。事实上，我们按老人的意愿办事，也没有听到什么非议。今年清明节，南京的兄妹相聚，在父亲的遗像前鞠躬寄托哀思，父亲宽阔的心胸让我们肃然起敬。（附图片）
南京市副市长张连发（左）与皇甫垠（右）亲切交谈。张安福摄